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
一、 历史背景：清朝统治下的“外藩”
在清朝之前，蒙古各部虽然时有内部分裂和征战，但总体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政治和文化联系。清朝建立后，通过武力征服和羁縻政策，将蒙古各部纳入其统治体系。蒙古被划分为内札萨克（内蒙古）和外札萨克（外蒙古）。“外蒙古”主要指喀尔喀蒙古，包括今蒙古国的主要疆域。
在清朝统治下，外蒙古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各部首领世袭，但在重大事务上需要得到清朝的册封和认可。清朝主要通过驻藏大臣、理藩院等机构管理蒙古事务，并实行“羁縻”政策，即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自治，但不给予完全的主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对蒙古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尤其是在19世纪末，由于内忧外患，清朝的统治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二、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寻求自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涌动，中国也未能例外。在外蒙古，僧侣、贵族和知识分子也开始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开始反思清朝的统治，并寻求摆脱外部控制，实现民族自决。
甲午战争（18941895）和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清朝的衰弱。这促使外蒙古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依靠清朝已无法保障其利益，需要寻求新的出路。
三、 俄国势力的渗入与“保护”
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出于其地缘政治战略和扩张野心，对中国东北和外蒙古地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俄国通过经济援助、文化交流，以及在当地设置领事馆等方式，逐步扩大其在蒙古的影响力。
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际，俄国开始以外蒙古“保护者”的姿态出现。1907年，俄国与英国签订《英俄协约》，在一定程度上划分了势力范围，俄国获得了在中亚和蒙古地区的优先利益。
四、 辛亥革命与外蒙古的“独立”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这一政治动荡成为了外蒙古宣布“独立”的契机。
1911年12月1日，在外蒙古喇嘛教上层人士和俄国人的支持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宣布外蒙古“独立”，并建立了“大蒙古国”，他本人称帝。
然而，这次“独立”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尤其是在中国，北洋政府并未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试图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
五、 中俄在蒙古地区的博弈与《边境协定》
辛亥革命后，中国曾试图派兵进入外蒙古，但遭到了俄国的阻挠。1913年11月5日，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声明》，中国承认外蒙古在“中国主权”内享有“自治”。这意味着中国名义上仍拥有外蒙古的主权，但实际上给予了其高度自治权，并承认了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六、 十月革命与外蒙古的新局面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内战。这对外蒙古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俄国内战期间，白俄军队进入外蒙古，并与蒙古的亲华势力联合，试图推翻哲布尊丹巴政权。1920年，中国北洋政府趁机派兵进入外蒙古，驱逐了俄国势力，并废除了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再次将其纳入中国的直接管辖之下。
七、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苏联的影响
然而，随着苏联红军的介入，外蒙古的局势再次发生变化。1921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苏赫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后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组建了“临时政府”。同年7月，苏赫巴托尔率领的革命军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击败了白俄军队，并重新控制了库伦。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苏联成为蒙古实际上的保护者。
八、 中国在联合国承认外蒙古独立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得到了苏联的坚决支持。尽管中国在名义上始终未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在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下，特别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调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并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在1950年代，中国进一步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支持蒙古的独立地位。
关键因素总结：
清朝的衰弱： 导致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下降。
民族主义的兴起： 促使蒙古各界寻求民族自决。
俄国（后来的苏联）的强大地缘政治利益和军事干预： 是蒙古独立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
中国国内政治动荡： 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的无力以及国共内战，使得中国无法有效维护对蒙古的主权。
国际格局的变化：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得大国博弈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
外蒙古的独立，是一段充满历史曲折的篇章，它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虽然中国在早期曾试图维护其主权，但最终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下，未能阻止外蒙古走向独立的道路，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承认了这一现实。
网友意见
最近外蒙古的事又吵起来，所以去知网上看了一下论文。就一个感受——凭我带清和北洋政府的骚操作，外蒙想不run也难。
来看看我带清的新政。
但并不是说蒙古旧统治阶级一门心思抱俄爹的大腿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
如果说外蒙古的旧统治阶级为了独立可以联俄制华，而当另一种威胁到来的时候又会回过头谋求北京的庇护。
历史机遇这不就来了，那北洋政府是怎么操作的呢?
如果徐公只是强硬地让外蒙撤治，那也只是惹恼了统治阶级，but。。。
但是徐公的操作，还是不如张大帅厉害。
如果说蒙古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蒙古的独立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操纵的，那以普通蒙古人的视角怎么看呢?
带清新政的时候被刮了一次地皮，徐树铮外蒙撤治的时候又被刮了一次地皮，恩琴占领库伦的时候就不见人了，还是苏俄帮忙救火。简直就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要你这中央有何用?
更不用说45年独立公投前，蒋记民国对外蒙的影响也只剩地图开疆了。
蒙古独立其主因是外蒙强烈的独立愿望，寻求外国帮助则是其手段，而带清和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则是重要推力。
倒果为因，认为沙俄和其后的苏联导致外蒙古独立的人，也不先瞅瞅带清和北洋政府干得啥破事。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恼）
有朋友想了解外蒙古清党的事，所以我也查了资料。首先要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一个从联合政府向社会主义政府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矛盾多，阶级斗争严峻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样的大杂烩自然不可能铁板一块。
但是你要说共产国际对蒙古是全面控制的，那也不现实。
还有些经典再现
而当蒙古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更多的矛盾自然会表现出来。
首先是清党，从政治上瓦解旧封建阶级的力量。
然后是征收庙产和土地，瓦解其经济基础。
而这种激进的政策也使得反动阶级反扑。
说苏联和共产国际管得太多，作风有些粗糙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非得把苏联和共产国际描得像乌鸦一样黑，很难不让人怀疑屁股和喇嘛以及封建领主坐到一块了。
知友 @虽9死其犹未悔 说的当然不错，【凭我带清和北洋政府的骚操作，外蒙想不run也难。】
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外蒙地区、外蒙人民对带清和北洋政府的恶感，会让他们最终将中华（中国）一并舍弃呢？
若说对带清的厌恶，邹容可谓恨之入骨，不共戴天，但他并未放弃中华（中国），他在《革命军》全书最后仍然呼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若说于民国政府（KMT）的仇恨，TG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多少战友烈士死于屠刀之下。但TG也并未放弃中华（中国），在江西苏区建立的仍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此何人哉？于“中华”二字视若千钧，虽百死而不易；彼何人哉？于“中华”二字弃若敝屣，不屑一顾。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外蒙事实独立在北洋时期，而最后能够名实合一，固然有国际压力，但 蒋公的个人意志占了相当分量。1937年 蒋公即有支持外蒙独立的表示，而从1945年到1953年， 蒋公及其政府始终持支持和承认外蒙独立立场（并不是在1949年就转变）。
蒋公意欲承认外蒙独立其实很早。《 蒋中正总统困勉记》记载，1936年4月2日， 蒋公尚表示：
俄态日露，已逼我无依违两可之余地，更不可有乘机取巧之观念，唯有以事实与我革命主义为重，似无所用其徘徊也。二、外蒙之领土与主权，非使俄承认不可！
然而到了1937年4月23日，《 蒋中正总统困勉记》记载， 蒋公表示可以承认外蒙为永久独立国：
应与俄协商，先解决外蒙与中国直接谈判问题；并由中俄两国共同宣言，承认外蒙为永久独立国。
这说明，同意外蒙独立，在 蒋公内心深处，是可商量的。
到了1945年7月5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在日记中写道：
接阅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斯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外蒙独立在主义与道义上论，皆无问题，但今日俄国之要，却非蒙古之真独立耳！
可见， 蒋公从“主义”和“道义”上均不反对外蒙独立， 蒋公关心的是这个筹码换回的东西是否足够多。
1949年8月31日，行政院决议向联大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然而在外长叶公超呈报的控苏案纲领中，并未否定外蒙独立，而是指责苏联“蔑视外蒙独立，并助其侵略我国边境（如白塔山事件）”。显然，无论是“蔑视”还是“侵略”，都是将外蒙视为一个独立国家的。
1951年2月25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追忆承认外蒙为其主动，而非受苏美胁迫：
回忆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乃为我政府对国内民族及对国际最重要政策之一，而完全出于我主动，决非为外力胁迫稍有被动之情势，惟未能坚持待东北主权完全收回后方予其独立为憾。今后反共抗俄战争之外交政策，应以收回外蒙古或由我托管为最主要之方针也，惟恐舍之易而收之难矣，奈何！然既可由我舍之，自可由我收之，惟在能否自强奋斗耳。
1952年1月29日，控苏案通过，《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当天在日记中表示当年承认外蒙独立乃是信守诺言的举动，并不后悔：
控苏案通过时，美代表库珀说明我国曾作极大让步，并始终遵守诺言及义务之句，以及俄国控制东北后，以此为侵韩之根据地等语，出之于美国代表之口，殊觉（最足）自慰。因当时俄入东北接收日本投降时之残暴与欺诈，明知其条约为无效，尤其对于外蒙问题，当时已有很多理由，不必履行承认其独立之诺言，余仍予以承认，此乃人人认为余最蠢拙之举动，但余对马歇尔及哈尔说明余既有诺言，承认外蒙独立，余仍不以俄国各种失信不义之举，而改变我诺言。余仍依照诺言实施，不问其俄国今后之是否能守其约也。盖弱国外交更应守信重诺，即使明知其于我大害，甚至危及国本，亦不得不遵守信约，总使其此后无瑕可击，即使败亡蒙耻，亦不能使其有丝毫之借口，以为我咎由自取也。
1953年2月10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在研究废除《中苏友好条约》时，仍然准备继续承认外蒙独立，草拟《扶予外蒙独立宣言》：
废除『野尔达』密约（按：即「雅尔塔密约」）时，即声明废除中苏友好协定及扶予外蒙独立宣言的准备。以今日外蒙人民完全已被俄帝所奴役，外蒙土地已成为俄帝之附庸范属，而无独立自由之可言也。故必须实与当时宣言之宗旨相反，故应予废除。但将来对外蒙独立自由之威胁消除，确能保证其独立自由以后，当仍予其独立自由也。
不过到了20日， 蒋公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承认外蒙独立。24日，“立法院”通过“废除中苏友好条约案”，25日，《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 蒋公在日记中写道：
从此不惟东北铁路与旅大主权已无问题，即外蒙独立问题亦因之取消，仍属于我国之领土。以外蒙独立只在中苏友好条约中换文之附件，其他并无任何证书也。此乃为余政治事业中一大憾，自此亦可以湔除矣。八年忍辱，四年苦斗，证明凡不合理之冤屈与苦痛，只要能卧薪尝胆、雪耻图强，则最后自必邀天眷佑，达成其报仇复国之目的。
从这些材料推测， 蒋公不再承认外蒙独立更像是“三年反攻”失败，朝鲜战争大局已定下的政治操作；假使国府尚有反攻希望，估计 蒋公是不会变更态度的。即便如此，60年代初，台湾当局也在联合国放水蒙古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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