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和【范文程、张弘范、张邦昌、洪承畴等人】一样为异族效力，我们觉得后几个是汉奸，而王猛不是呢？
要理解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点来分析：
一、 效力的“异族”政权的性质和历史背景
王猛效力的前秦： 王猛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这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前秦是由氐族建立的政权，但其统治下的北方，汉族 population 是主体，且前秦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族的文化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前秦在王猛辅佐下，一度统一了北方，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虽然这个统一最终因淝水之战而破裂。从当时的时空背景看，北方许多政权都在争夺正统地位，氐族前秦并非纯粹的“异族压迫”，也带有统一和整合的色彩。
范文程、张弘范、洪承畴效力的后金/清朝： 他们效力的对象是满洲族建立的后金，后来发展为清朝。满洲族相对而言，其民族构成、文化习俗与汉族差异更大。而且，清朝入关灭明，确实是“异族”征服了汉族建立的王朝。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精英的选择就显得尤为复杂。
张邦昌的特殊性： 张邦昌的情况又有些不同，他是在北宋灭亡后，在金朝扶持下短暂地充当了伪楚政权的皇帝。他的行为更多是在国家灭亡、政权瓦解的极端混乱时期，作为宋朝的臣子，却选择了与灭国者合作，并试图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政权。这与王猛那种在现有政权框架下辅佐君主有所不同。
二、 效力行为的动机和历史后果
王猛的“匡扶汉室”的潜在意图与历史贡献： 王猛是汉族人，他辅佐的是氐族建立的前秦。虽然苻坚是氐族人，但王猛的目的是要通过辅佐苻坚来“扫平六合”，统一天下，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来治理国家。很多人认为，王猛的动机并非单纯的为了“异族”政权，而是希望借此机会结束北方的战乱，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推行汉法，任用汉族官员，对前秦的汉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抱负并非是让汉族屈服于“异族”。
范文程、张弘范、洪承畴等人的历史评价：
范文程 在满清早期，以其对汉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政治才能，为清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人才支持，尤其是在笼络汉族士人和制定政策方面。他的贡献使得清朝能够更有效地统治广大汉族地区。
张弘范 是元朝名将，他在元朝灭南宋的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方式和文化与汉族差异很大，且蒙古族征服中国并非是以“统一”或“融合”为主要目标，而更多是征服与统治。
洪承畴 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先是明朝重臣，后降清。他降清后，在清朝的统治，尤其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巩固清朝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行为被很多人视为背弃了明朝的“汉族”政权。
张邦昌的争议性： 张邦昌的行为，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被视为“国贼”、“奸臣”。他的“受命称尊”直接导致了北宋的彻底覆灭，并在金朝撤兵后，又被金人重新扶持，最终因为内部斗争和金人的干预而下台。他并没有起到稳定局势、保护百姓的作用，反而成了政治傀儡，其行为被认为是汉奸行为的典型。
三、 历史评价的标准和视角
“汉奸”的定义与时代背景： “汉奸”这个词汇，通常是指背叛汉族利益、出卖汉族政权、投靠并服务于侵略或压迫汉族的外族统治者的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代入现代民族主义的视角，认为为“异族”政权效力就是汉奸。
王猛的“中国化”努力： 王猛辅佐的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但逐渐被汉文化影响的政权，并且他本人也积极推动“汉化”进程，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这种行为在很多历史学家和读者看来，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以更宏观的“中国”概念来思考问题。他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背叛自己的民族，而是希望在一个新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国家统一的追求。
后几位的境遇与选择的复杂性： 范文程、张弘范、洪承畴等人的选择，往往发生在民族矛盾尖锐、国家政权崩溃的背景下。他们的行为虽然客观上巩固了“异族”政权的统治，但要一概而论地定性为“汉奸”也可能过于简单。例如，范文程的很多策略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融合汉族人口，减少冲突，其出发点可以有多种解读。洪承畴的降清虽然备受争议，但也有其个人的政治考量和对时局的判断。
民族身份与政治忠诚的区分： 我们需要区分个人的民族身份和他在特定政治集团中的忠诚对象。王猛是汉人，但辅佐的是氐族政权；范文程、洪承畴也是汉人，但辅佐的是满族政权。关键在于，他们效力的政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姿态出现，以及他们个人的行为是否以出卖民族根本利益为代价。
总结来说，王猛之所以不像范文程、张弘范、张邦昌、洪承畴等人那样被普遍认为是汉奸，原因在于：
1. 王猛的政治抱负和历史贡献： 他以汉族人的身份，辅佐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但正在进行汉化的政权，其目的是统一中国、结束分裂，其行为被视为更具建设性和国家整体性的考量。
2. 对历史事件和政治背景的理解： 魏晋南北朝的北方政权格局复杂，民族融合与冲突并存，王猛的效力行为不能简单地类比于清朝入关后汉族精英为满清效力。
3. 评价标准的侧重：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会侧重他们的政治理想、对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影响，以及行为是否出于公心而非私利。王猛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相对更为正面。
4. “汉奸”定义的历史演变： “汉奸”的概念和用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下的含义也可能有所不同。
当然，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总有其复杂性。我们之所以对王猛有更高的评价，是因为他的行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认为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而不是单纯地服务于某个特定的“异族”统治者。而像张邦昌这样的行为，则因为其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和人民的苦难，被视为更为明确的背叛。对于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则存在更复杂的讨论空间，他们的行为在巩固了“异族”统治的同时，也可能包含着对当时局势的考量和对某种秩序的维护，尽管这与我们的民族立场有所冲突。
所以，这并非是简单地回避“异族”概念，而是要深入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历史后果。这是一种更加 nuanced 的历史观，也是我们认识过去的关键。
网友意见
五胡中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西晋的编户，而氐人由于是农耕民族，在生产方式上和汉人一致，所以汉化更早，例如生活在武都郡附近的白马氐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被纳入编户了。
《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蛮夷曰道”，汉朝的行政区域中有“道”这一级，用来划分少数民族聚居地，武都郡下辖九个县：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修成道、下辨道，称道者五；又武都别名武都道，沮别名沮道，河池虽然无道之名，但《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称氐人“居于河池，一名仇池”。也就是说武都郡下辖的九个县，有八个是氐人分布的区域。而《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如果不计算氐族人口，仅上禄一县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可以充分说明早在西汉时期生活在武都郡的氐人已经被中央政府纳入户口。
除武都郡外，广汉郡有刚氐道、甸氐道；蜀郡有湔氐道；广汉郡的阴平道也是因为氐羌混居得名，景帝时期陇西郡就有了氐道县、羌道县。苻坚祖上生活在天水郡的略阳道，也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行政区域，换句话说，人家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国公民了。
再举个例子，氐人三大姓：苻、杨、吕，除此之外还有齐、仇、啖、隗、苟、李、梁、董、单、徐、赵、毛、姜、盖、魏、邵、屠、焦、王、彭、强、雷、苏、费、窦、石、卫、樊、伏、张、韩等大姓，以上诸姓中，只有苻、啖、强是旧氐人姓，姜、赵、杨、吕是天水汉人大姓，董、张是武威汉人大姓，焦、徐、樊、彭是巴中汉人大姓，梁、雷是安定汉人大姓，剩下的也基本上都是汉姓。氐人的汉化程度可见一斑。
人家都这样了，你还把他们当异族，说不过去吧。
九品之中，无汝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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