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萨菲王朝后，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都实行世俗统治，而不是政教合一，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萨菲王朝，一个在16世纪建立的强大波斯帝国，它的一大鲜明特征就是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并赋予宗教领袖（乌里玛，即教士阶层）极大的权力。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身合法性，积极推动什叶派的普及和神权统治。教士们不仅掌握宗教解释权，还在司法、教育等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但即便是萨菲王朝，其世俗王权也并非完全被宗教权力架空，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和制衡。
世俗化趋势的萌芽与酝酿：历史的张力
萨菲王朝的世俗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其衰落和外部压力不断增大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来的。究其原因，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审视：
1. 内部的政治与经济困境： 到了萨菲王朝晚期，腐败、内部权力斗争以及经济凋敝等问题日益严重。这削弱了中央集权，也为外部势力提供了干预的机会。当一个政权因内耗而显得软弱时，人们自然会寻求新的、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2. 外部的殖民扩张压力： 18世纪以后，欧洲列强如俄罗斯和英国在波斯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这些殖民者本身是以世俗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实体，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带来的现代军事技术、经济模式和政治思想，对波斯原有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其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实力，都让波斯精英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制度。
3. 启蒙思想的传入与启迪： 尽管波斯与西方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有距离，但随着贸易和外交的增多，西方的启蒙思想，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崇，逐渐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波斯。这些思想强调理性、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与神权政治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波斯内部的改革者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恺加王朝的世俗化尝试与挑战
在萨菲王朝灭亡后，恺加王朝（1789年1925年）逐步崛起并统治波斯。恺加王朝的统治者们，在继承王权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改革的难题。
外部压力的加剧： 恺加王朝的统治时期，恰逢俄罗斯和英国在波斯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关键时期。这两大帝国通过战争、条约和经济渗透，不断瓜分波斯的权益，使得波斯在国际舞台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为了与这些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抗衡，恺加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包括军事、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现代化。
对宗教权力的制衡： 恺加王朝的统治者们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但他们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抵御外侮，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那些可能与外国势力勾结或阻碍改革的宗教派系的影响力。他们开始试图将司法、教育等权力从教士手中收归国家。
“欧洲模式”的借鉴： 恺加王朝的一些开明君主和政治精英，在接触西方世界后，对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法律体系、现代化的军队和有效的行政机构，这些都需要一个强大的、世俗化的中央政府来主导。因此，他们开始推行一些模仿欧洲的法律改革，试图建立一个更加集权的、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
世俗统治的局限性： 然而，恺加王朝的世俗化尝试充满了曲折和局限。一方面，由于王朝自身的腐败和无能，改革往往流于表面，无法触及根本。另一方面，强大的宗教势力仍然盘根错节，他们对世俗化的改革普遍持抵制态度，并利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来反对国王的权威。此外，外国势力的干涉也使得恺加王朝的改革举步维艰。在面对内部改革呼声和外部干涉的压力下，恺加王朝的世俗化进程是步履蹒跚的。
巴列维王朝的全面世俗化推行
到了20世纪初，随着 رضا خان（礼萨·汗）的崛起和建立巴列维王朝（1925年1979年），波斯的世俗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更为激进和全面的阶段。礼萨·汗本人就是一位强硬的改革者，他出身于军队，深知国家强大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强力巩固中央权力： 礼萨·汗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旧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削弱了宗教领袖和传统部落的影响力。他统一了法律体系，将许多由教士掌握的司法和教育权力收归国家。
国家主导的改革： 巴列维王朝将现代化的目标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他们大力推行教育改革，鼓励发展科学技术，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些改革都绕不开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国家意志，世俗化成为必要手段。
压制宗教影响力： 礼萨·汗及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沙阿”）时期，对宗教的世俗化态度更为明显。他们试图将宗教从公共领域拉回到私人领域，限制教士的政治干预。例如，推行西式着装，改革司法，甚至在某些时期鼓励妇女解放和脱下头巾，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宗教习俗，引起了部分宗教人士的不满。
民族主义的驱动： 巴列维王朝大力宣扬伊朗的古代波斯文明和民族主义，试图以此作为团结国民、对抗西方文化影响的工具。这种对古代辉煌的追溯，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一定的张力，为世俗化改革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撑。
与西方价值观的融合： 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倾向于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世俗化统治、市场经济、甚至一些西方价值观的引入，都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为何走向世俗统治？
总而言之，萨菲王朝后，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之所以都走向世俗统治，而非回归政教合一，其原因是一个多层次、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可以概括为：
1. 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性： 面对日益强大的欧洲殖民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压力，波斯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具凝聚力的国家机器来维护主权和发展。世俗化的中央集权政府，比政教合一的模式更能适应现代国际政治的规则。
2. 内部改革的动力： 腐败、低效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促使波斯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寻求改革。世俗化的改革，例如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发展现代教育，被认为是提升国家能力的关键。
3. 思想文化的转变： 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对波斯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神权统治的合法性，并对理性和科学的价值产生认同。
4. 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无论是恺加王朝有限的尝试，还是巴列维王朝的全面推行，世俗化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步骤。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这种世俗化并非没有阻力，特别是巴列维王朝激进的世俗化政策，为后来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宗教势力在民众中仍有深厚基础，强行压制宗教的影响力，反而可能激化矛盾。这种历史张力，也正是伊朗近现代史最引人入胜，也最令人深思的地方。
网友意见
萨法维王朝后期，尤其是在阿巴斯二世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奇兹尔巴什土库曼红头部落贵族，阿巴斯二世等沙阿支持“萨德尔”势力壮大，即官僚与什叶派宗教学者，把许多奇兹尔巴什的土地收回，成为王室领地，也就是王室主要的收入来源。萨德尔不仅承担他们的行政管理与宗教义务，还负责为沙阿管理王室领地，沙阿给予这些人特权，以拉拢他们压制奇兹尔巴什，这使得他们的经济、政治实力增强。
然而奇兹尔巴什骑兵虽然经常干涉政权，废立沙阿，但是毕竟作战勇猛，在阿巴斯二世等沙阿进行打击，收回其军事采邑后，萨法维新的军事力量，由萨德尔管理却很腐败和虚弱，不如这些奇兹尔巴什勇猛。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的后果，有点像宋朝。后来阿富汗人叛乱，进攻并包围伊斯法罕，萨德尔享受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却不肯尽其义务，沿途波斯军队一触即溃，无力抵抗，最后伊斯法罕粮尽援绝，陷落于阿富汗人。
18世纪的伊朗大部分时期处于战乱之中，阿夫沙尔的纳迪尔沙击败阿富汗人，后来他又自己废除了萨法维王朝的沙阿，自己建立了阿夫沙尔王朝。后来纳迪尔沙遇刺，阿夫沙尔王朝衰落，卡里姆汗的赞德王朝又兴起。最后被阿伽.穆罕默德的恺加王朝取代。总之从萨法维王朝后期陷入战乱，沙阿们多来自于部落，在战争中主要靠个人军事能力与威望这种“克里斯玛”进行统治，而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一旦纳迪尔沙、卡里姆汗这样的雄主去世，就很容易陷入混乱，各地部落首领、军阀纷起作乱。
与此同时，什叶派的乌里玛则势力扩大，如果说萨法维的伊斯玛仪一世先是以苏菲教团：萨菲教团的首领身份夺取权力，后来由独尊什叶派为国教，甚至从黎巴嫩引进宗教学者，通过长期的强制手段让什叶派成为伊朗的主流信仰。那么在18世纪的动乱中，王权的削弱，则使得乌里玛势力膨胀，在战乱中沙阿们作为部落军事领袖，缺乏治国的文化与知识，乌里玛更多承担了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义务，他们通过捐赠、购买、赏赐等手段获得大量的瓦克夫（宗教土地），享有免税特权，并且用瓦克夫土地收入支持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服务职能，在伊朗民众中获得极高的影响力。
18世纪也是现在伊朗什叶派的等级制度形成的时候，尤其是形成大阿亚图拉为首的等级制度，大阿亚图拉往下的乌里玛宗教学者等级分明，通过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和上级的提拔获得晋升。而且这一时期，大阿亚图拉与乌里玛们，还有乌里玛与信众们，也形成了建立在宗教上密切的联系，一种从属关系，大阿亚图拉可以通过其号召力动员信众，成为沙阿们忌惮的力量。
所以恺加王朝建立后，一方面是沙阿这样的君主，理论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获得乌里玛的支持，包括加冕，戴上象征君权神授的王冠，而且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乌里玛还会举行“效忠”仪式，宣扬沙阿的合法性，让人们相信沙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要求信众忠于沙阿，加强王权。
另一方面，乌里玛也依靠自己在18世纪积累的政治权力与瓦克夫土地这样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与王权发生矛盾。和奥斯曼不同，奥斯曼苏丹本人也同时具有哈里发的身份，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奥斯曼的宗教学者受到奥斯曼政府的控制程度更高，尤其是废除耶尼切里的吉祥事件之后，马哈茂德二世打击拜克塔什教团，并将乌里玛转化成领取国家工资的事实上的官僚机构成员，虽然奥斯曼也有瓦克夫，但是奥斯曼乌里玛享有的政治自治权与经济自给能力远低于伊朗。
恺加王朝的乌里玛，与各阶层，尤其是巴扎商人联系密切，巴扎商人依靠乌里玛提供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而乌里玛则依靠巴扎商人的捐赠，获得经济支持。在19世纪，伊朗与俄国、英国作战，屡次失败，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纳斯尔丁.沙阿时期，关税降低，西方的廉价工业商品涌入，冲击伊朗本土工商业，纳斯尔丁.沙阿的改革又需要大量资金，欠下大量债务，使其向外国公司和银行出卖一些商品的垄断特权，尤其是1890年将烟草垄断特权出售给英国，使其获得了在伊朗境内对烟草的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垄断特权。这些都侵害了传统的巴扎商人以及乌里玛的利益，使得其联合起来，反对沙阿的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
1891年，以现代伊斯兰教著名改革家阿富汗尼为首，恺加王朝的乌里玛、巴扎商人，通过赞助报刊，制造舆论批判纳斯尔丁.沙阿出卖烟草垄断特权的行为，利用他们在信众中的号召力，对英国控制的烟草贸易进行抵制，动员民众向沙阿施压。这就是著名的烟草抵制运动，是伊朗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最后纳斯尔丁.沙阿被迫取消了出售特权，但也派人抓捕参与者。后来纳斯尔丁.沙阿被阿富汗尼的学生刺杀。
1906年，伊朗又发生宪政革命，乌里玛、巴扎商人以及一些知识精英联合起来反对沙阿的专制，一度驱逐沙阿，建立议会（Majles）。革命多次反复，乌里玛利用宗教影响力，建立费达因（献身者）与沙阿的军队对抗，一度取胜。后来虽然1907年英俄划分伊朗的势力范围后，俄国逐渐支持保王派击败议会，但是后来议会还是存在下去，而且乌里玛、巴扎商人这样的传统阶层占据重要优势。
1921年，伊朗已经经过一战，随着英、俄、奥斯曼的入侵，以及胡泽斯坦等地方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崛起，还有吉朗库切克汗的苏维埃运动，恺加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更为虚弱，名存实亡。哥萨克旅的军官礼萨汗借此进入德黑兰控制政权。1925年，礼萨汗罢黜恺加王朝正在欧洲旅行的沙阿，自己当了巴列维王朝的沙阿，改称礼萨沙。
礼萨沙曾经想过模仿隔壁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是英国作为主要支持者，认为不符合伊朗传统，会导致秩序混乱，威胁英国的石油等利益。乌里玛们也希望模仿之前的模式，乌里玛为沙阿提供合法性，沙阿保护乌里玛的政治权力、社会服务职能与瓦克夫地产。于是在支持者们的坚持，以及礼萨沙个人野心下，还是建立了君主制的巴列维王朝。
后来霍梅尼为什么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主要是因为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改革，礼萨沙想进行类似土耳其凯末尔的世俗化政策，教育上关闭宗教学校，建立世俗的教育体系。司法上削弱沙里亚法的地位，取消乌里玛们的司法职能，模仿西方法律并且建立世俗化的司法体系。礼萨沙还推行社会风俗的世俗化，比如废除对妇女头巾的限制，甚至当众殴打过一个批评他的伊玛目。
礼萨沙之子，穆罕默德.礼萨，也就是小巴列维时期。尤其是白色革命开始后，更是进行现代化和西化改革，其中土地改革，没收了许多瓦克夫土地，直接侵犯了乌里玛的经济利益。还有对于妇女权利的改革，妇女受教育、工作权利大幅度扩大，也引起了许多乌里玛的不满。
可以说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使得之前沙阿与乌里玛的互相依存关系被彻底打破。虽然沙阿仍然遵循一些传统，比如小巴列维也让保王派乌里玛举行宣誓效忠仪式，他自己也去麦加朝圣。但是教育、司法世俗化、瓦克夫土地没收以及妇女权利扩大，让乌里玛难以忍受沙阿。
当然，小巴列维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奥利给一样的操作，使得伊朗的王权专制，依靠沙瓦克秘密警察排斥异己，民众缺乏政治权利，王室垄断石油资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风气恶化，还有美国的影响力加强，西方文化冲击伊朗什叶派的理念，使得各阶层，甚至包括那些富裕但是缺乏政治权利的阶层厌恶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领袖，依靠什叶派的影响力，通过教义，批判社会的不平等，批判美国的渗透与沙阿的统治。各阶层民众能够在宗教的号召下，联合起来，反对沙阿，1963年就曾依靠清真寺为纽带，全国性的反对沙阿统治。1978年开始，伊斯兰革命发生了，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结束君主制后，霍梅尼通过他之前的学习，把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义联合起来，让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成为伊朗事实的统治者。伊斯兰革命后，在伊朗的国家体系中，宗教学者乌里玛及其拥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明显的优势与权力。
总结一下，恺加王朝与巴列维王朝未能像奥斯曼那样苏丹同时兼任哈里发，起源于萨法维王朝后期萨德尔势力的扩大，18世纪伊朗的动乱、王权的衰弱，使得乌里玛宗教学者政治、经济实力扩大。恺加王朝时期，王权无力与其抗衡，乌里玛通过宗教与民族主义运动在民众中取得更大威望。巴列维王朝时期，现代化改革彻底改变了沙阿与乌里玛互相依附的关系，乌里玛最终通过沙阿的治理失败与宗教的影响力推翻巴列维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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