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萨菲王朝后,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都实行世俗统治,而不是政教合一,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
好的,我们来聊聊萨菲王朝之后,波斯(伊朗)为何走向了世俗统治,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又是如何实践的,以及这背后深刻的时代变迁。

萨菲王朝,一个在16世纪建立的强大波斯帝国,它的一大鲜明特征就是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并赋予宗教领袖(乌里玛,即教士阶层)极大的权力。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身合法性,积极推动什叶派的普及和神权统治。教士们不仅掌握宗教解释权,还在司法、教育等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但即便是萨菲王朝,其世俗王权也并非完全被宗教权力架空,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和制衡。

世俗化趋势的萌芽与酝酿:历史的张力

萨菲王朝的世俗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其衰落和外部压力不断增大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来的。究其原因,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审视:

1. 内部的政治与经济困境: 到了萨菲王朝晚期,腐败、内部权力斗争以及经济凋敝等问题日益严重。这削弱了中央集权,也为外部势力提供了干预的机会。当一个政权因内耗而显得软弱时,人们自然会寻求新的、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2. 外部的殖民扩张压力: 18世纪以后,欧洲列强如俄罗斯和英国在波斯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这些殖民者本身是以世俗民族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实体,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带来的现代军事技术、经济模式和政治思想,对波斯原有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其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实力,都让波斯精英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制度。

3. 启蒙思想的传入与启迪: 尽管波斯与西方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有距离,但随着贸易和外交的增多,西方的启蒙思想,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崇,逐渐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波斯。这些思想强调理性、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与神权政治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波斯内部的改革者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恺加王朝的世俗化尝试与挑战

在萨菲王朝灭亡后,恺加王朝(1789年1925年)逐步崛起并统治波斯。恺加王朝的统治者们,在继承王权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改革的难题。

外部压力的加剧: 恺加王朝的统治时期,恰逢俄罗斯和英国在波斯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关键时期。这两大帝国通过战争、条约和经济渗透,不断瓜分波斯的权益,使得波斯在国际舞台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为了与这些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抗衡,恺加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包括军事、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现代化。

对宗教权力的制衡: 恺加王朝的统治者们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伊斯兰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但他们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抵御外侮,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那些可能与外国势力勾结或阻碍改革的宗教派系的影响力。他们开始试图将司法、教育等权力从教士手中收归国家。

“欧洲模式”的借鉴: 恺加王朝的一些开明君主和政治精英,在接触西方世界后,对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统一的法律体系、现代化的军队和有效的行政机构,这些都需要一个强大的、世俗化的中央政府来主导。因此,他们开始推行一些模仿欧洲的法律改革,试图建立一个更加集权的、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

世俗统治的局限性: 然而,恺加王朝的世俗化尝试充满了曲折和局限。一方面,由于王朝自身的腐败和无能,改革往往流于表面,无法触及根本。另一方面,强大的宗教势力仍然盘根错节,他们对世俗化的改革普遍持抵制态度,并利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来反对国王的权威。此外,外国势力的干涉也使得恺加王朝的改革举步维艰。在面对内部改革呼声和外部干涉的压力下,恺加王朝的世俗化进程是步履蹒跚的。

巴列维王朝的全面世俗化推行

到了20世纪初,随着 رضا خان(礼萨·汗)的崛起和建立巴列维王朝(1925年1979年),波斯的世俗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更为激进和全面的阶段。礼萨·汗本人就是一位强硬的改革者,他出身于军队,深知国家强大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强力巩固中央权力: 礼萨·汗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旧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削弱了宗教领袖和传统部落的影响力。他统一了法律体系,将许多由教士掌握的司法和教育权力收归国家。

国家主导的改革: 巴列维王朝将现代化的目标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他们大力推行教育改革,鼓励发展科学技术,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些改革都绕不开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国家意志,世俗化成为必要手段。

压制宗教影响力: 礼萨·汗及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沙阿”)时期,对宗教的世俗化态度更为明显。他们试图将宗教从公共领域拉回到私人领域,限制教士的政治干预。例如,推行西式着装,改革司法,甚至在某些时期鼓励妇女解放和脱下头巾,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宗教习俗,引起了部分宗教人士的不满。

民族主义的驱动: 巴列维王朝大力宣扬伊朗的古代波斯文明和民族主义,试图以此作为团结国民、对抗西方文化影响的工具。这种对古代辉煌的追溯,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一定的张力,为世俗化改革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撑。

与西方价值观的融合: 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倾向于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世俗化统治、市场经济、甚至一些西方价值观的引入,都被视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为何走向世俗统治?

总而言之,萨菲王朝后,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之所以都走向世俗统治,而非回归政教合一,其原因是一个多层次、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可以概括为:

1. 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性: 面对日益强大的欧洲殖民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压力,波斯需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率、更具凝聚力的国家机器来维护主权和发展。世俗化的中央集权政府,比政教合一的模式更能适应现代国际政治的规则。
2. 内部改革的动力: 腐败、低效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促使波斯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寻求改革。世俗化的改革,例如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发展现代教育,被认为是提升国家能力的关键。
3. 思想文化的转变: 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对波斯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神权统治的合法性,并对理性和科学的价值产生认同。
4. 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无论是恺加王朝有限的尝试,还是巴列维王朝的全面推行,世俗化都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步骤。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这种世俗化并非没有阻力,特别是巴列维王朝激进的世俗化政策,为后来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宗教势力在民众中仍有深厚基础,强行压制宗教的影响力,反而可能激化矛盾。这种历史张力,也正是伊朗近现代史最引人入胜,也最令人深思的地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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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王朝后期,尤其是在阿巴斯二世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奇兹尔巴什土库曼红头部落贵族,阿巴斯二世等沙阿支持“萨德尔”势力壮大,即官僚与什叶派宗教学者,把许多奇兹尔巴什的土地收回,成为王室领地,也就是王室主要的收入来源。萨德尔不仅承担他们的行政管理与宗教义务,还负责为沙阿管理王室领地,沙阿给予这些人特权,以拉拢他们压制奇兹尔巴什,这使得他们的经济、政治实力增强。

然而奇兹尔巴什骑兵虽然经常干涉政权,废立沙阿,但是毕竟作战勇猛,在阿巴斯二世等沙阿进行打击,收回其军事采邑后,萨法维新的军事力量,由萨德尔管理却很腐败和虚弱,不如这些奇兹尔巴什勇猛。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的后果,有点像宋朝。后来阿富汗人叛乱,进攻并包围伊斯法罕,萨德尔享受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却不肯尽其义务,沿途波斯军队一触即溃,无力抵抗,最后伊斯法罕粮尽援绝,陷落于阿富汗人。

18世纪的伊朗大部分时期处于战乱之中,阿夫沙尔的纳迪尔沙击败阿富汗人,后来他又自己废除了萨法维王朝的沙阿,自己建立了阿夫沙尔王朝。后来纳迪尔沙遇刺,阿夫沙尔王朝衰落,卡里姆汗的赞德王朝又兴起。最后被阿伽.穆罕默德的恺加王朝取代。总之从萨法维王朝后期陷入战乱,沙阿们多来自于部落,在战争中主要靠个人军事能力与威望这种“克里斯玛”进行统治,而不是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一旦纳迪尔沙、卡里姆汗这样的雄主去世,就很容易陷入混乱,各地部落首领、军阀纷起作乱。

与此同时,什叶派的乌里玛则势力扩大,如果说萨法维的伊斯玛仪一世先是以苏菲教团:萨菲教团的首领身份夺取权力,后来由独尊什叶派为国教,甚至从黎巴嫩引进宗教学者,通过长期的强制手段让什叶派成为伊朗的主流信仰。那么在18世纪的动乱中,王权的削弱,则使得乌里玛势力膨胀,在战乱中沙阿们作为部落军事领袖,缺乏治国的文化与知识,乌里玛更多承担了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义务,他们通过捐赠、购买、赏赐等手段获得大量的瓦克夫(宗教土地),享有免税特权,并且用瓦克夫土地收入支持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服务职能,在伊朗民众中获得极高的影响力。

18世纪也是现在伊朗什叶派的等级制度形成的时候,尤其是形成大阿亚图拉为首的等级制度,大阿亚图拉往下的乌里玛宗教学者等级分明,通过对宗教知识的了解和上级的提拔获得晋升。而且这一时期,大阿亚图拉与乌里玛们,还有乌里玛与信众们,也形成了建立在宗教上密切的联系,一种从属关系,大阿亚图拉可以通过其号召力动员信众,成为沙阿们忌惮的力量。

所以恺加王朝建立后,一方面是沙阿这样的君主,理论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获得乌里玛的支持,包括加冕,戴上象征君权神授的王冠,而且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乌里玛还会举行“效忠”仪式,宣扬沙阿的合法性,让人们相信沙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要求信众忠于沙阿,加强王权。

另一方面,乌里玛也依靠自己在18世纪积累的政治权力与瓦克夫土地这样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与王权发生矛盾。和奥斯曼不同,奥斯曼苏丹本人也同时具有哈里发的身份,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奥斯曼的宗教学者受到奥斯曼政府的控制程度更高,尤其是废除耶尼切里的吉祥事件之后,马哈茂德二世打击拜克塔什教团,并将乌里玛转化成领取国家工资的事实上的官僚机构成员,虽然奥斯曼也有瓦克夫,但是奥斯曼乌里玛享有的政治自治权与经济自给能力远低于伊朗。

恺加王朝的乌里玛,与各阶层,尤其是巴扎商人联系密切,巴扎商人依靠乌里玛提供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而乌里玛则依靠巴扎商人的捐赠,获得经济支持。在19世纪,伊朗与俄国、英国作战,屡次失败,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纳斯尔丁.沙阿时期,关税降低,西方的廉价工业商品涌入,冲击伊朗本土工商业,纳斯尔丁.沙阿的改革又需要大量资金,欠下大量债务,使其向外国公司和银行出卖一些商品的垄断特权,尤其是1890年将烟草垄断特权出售给英国,使其获得了在伊朗境内对烟草的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垄断特权。这些都侵害了传统的巴扎商人以及乌里玛的利益,使得其联合起来,反对沙阿的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

1891年,以现代伊斯兰教著名改革家阿富汗尼为首,恺加王朝的乌里玛、巴扎商人,通过赞助报刊,制造舆论批判纳斯尔丁.沙阿出卖烟草垄断特权的行为,利用他们在信众中的号召力,对英国控制的烟草贸易进行抵制,动员民众向沙阿施压。这就是著名的烟草抵制运动,是伊朗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最后纳斯尔丁.沙阿被迫取消了出售特权,但也派人抓捕参与者。后来纳斯尔丁.沙阿被阿富汗尼的学生刺杀。

1906年,伊朗又发生宪政革命,乌里玛、巴扎商人以及一些知识精英联合起来反对沙阿的专制,一度驱逐沙阿,建立议会(Majles)。革命多次反复,乌里玛利用宗教影响力,建立费达因(献身者)与沙阿的军队对抗,一度取胜。后来虽然1907年英俄划分伊朗的势力范围后,俄国逐渐支持保王派击败议会,但是后来议会还是存在下去,而且乌里玛、巴扎商人这样的传统阶层占据重要优势。

1921年,伊朗已经经过一战,随着英、俄、奥斯曼的入侵,以及胡泽斯坦等地方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崛起,还有吉朗库切克汗的苏维埃运动,恺加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更为虚弱,名存实亡。哥萨克旅的军官礼萨汗借此进入德黑兰控制政权。1925年,礼萨汗罢黜恺加王朝正在欧洲旅行的沙阿,自己当了巴列维王朝的沙阿,改称礼萨沙。

礼萨沙曾经想过模仿隔壁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是英国作为主要支持者,认为不符合伊朗传统,会导致秩序混乱,威胁英国的石油等利益。乌里玛们也希望模仿之前的模式,乌里玛为沙阿提供合法性,沙阿保护乌里玛的政治权力、社会服务职能与瓦克夫地产。于是在支持者们的坚持,以及礼萨沙个人野心下,还是建立了君主制的巴列维王朝。

后来霍梅尼为什么能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主要是因为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改革,礼萨沙想进行类似土耳其凯末尔的世俗化政策,教育上关闭宗教学校,建立世俗的教育体系。司法上削弱沙里亚法的地位,取消乌里玛们的司法职能,模仿西方法律并且建立世俗化的司法体系。礼萨沙还推行社会风俗的世俗化,比如废除对妇女头巾的限制,甚至当众殴打过一个批评他的伊玛目。

礼萨沙之子,穆罕默德.礼萨,也就是小巴列维时期。尤其是白色革命开始后,更是进行现代化和西化改革,其中土地改革,没收了许多瓦克夫土地,直接侵犯了乌里玛的经济利益。还有对于妇女权利的改革,妇女受教育、工作权利大幅度扩大,也引起了许多乌里玛的不满。

可以说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使得之前沙阿与乌里玛的互相依存关系被彻底打破。虽然沙阿仍然遵循一些传统,比如小巴列维也让保王派乌里玛举行宣誓效忠仪式,他自己也去麦加朝圣。但是教育、司法世俗化、瓦克夫土地没收以及妇女权利扩大,让乌里玛难以忍受沙阿。

当然,小巴列维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奥利给一样的操作,使得伊朗的王权专制,依靠沙瓦克秘密警察排斥异己,民众缺乏政治权利,王室垄断石油资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风气恶化,还有美国的影响力加强,西方文化冲击伊朗什叶派的理念,使得各阶层,甚至包括那些富裕但是缺乏政治权利的阶层厌恶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领袖,依靠什叶派的影响力,通过教义,批判社会的不平等,批判美国的渗透与沙阿的统治。各阶层民众能够在宗教的号召下,联合起来,反对沙阿,1963年就曾依靠清真寺为纽带,全国性的反对沙阿统治。1978年开始,伊斯兰革命发生了,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结束君主制后,霍梅尼通过他之前的学习,把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义联合起来,让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成为伊朗事实的统治者。伊斯兰革命后,在伊朗的国家体系中,宗教学者乌里玛及其拥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明显的优势与权力。

总结一下,恺加王朝与巴列维王朝未能像奥斯曼那样苏丹同时兼任哈里发,起源于萨法维王朝后期萨德尔势力的扩大,18世纪伊朗的动乱、王权的衰弱,使得乌里玛宗教学者政治、经济实力扩大。恺加王朝时期,王权无力与其抗衡,乌里玛通过宗教与民族主义运动在民众中取得更大威望。巴列维王朝时期,现代化改革彻底改变了沙阿与乌里玛互相依附的关系,乌里玛最终通过沙阿的治理失败与宗教的影响力推翻巴列维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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