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平等 博爱 欧洲最早的出处是哪里, 为什么认为这3个最重要,是严谨思考论证的结果吗?
欧洲最早的出处并非直接指向“自由、平等、博爱”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个完整的、固定的三位一体口号，其出现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理念，主要是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期间。 在此之前，欧洲思想史上确实存在着各种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讨论和萌芽，但它们并非以如此明确和集中的形式出现，更不是一个“最早期”的、可以直接引用的出处。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古希腊与罗马：
自由 (Libertas): 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享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法律权利，例如参与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罗马共和国时期，公民也拥有法律上的自由和权利。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通常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普遍人权），并且存在奴隶制度。
平等 (Aequitas/Isotēs): 斯多葛学派提出了“人皆为兄弟”的理念，强调所有人在神性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社会结构中，这种平等更多是哲学上的概念，并未转化为政治或法律上的普遍平等。
博爱 (Philanthropia/Caritas): 古希腊哲学中存在对人类整体的关怀和同情（philanthropia），而基督教的“爱”（caritas）更是强调对邻舍的爱。但这些更多是道德和宗教上的概念，与政治实践中的“博爱”有所区别。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
自由: 自由的概念在中世纪更多地与特权、豁免权联系在一起，例如封建领主的自由、特定城镇的自由等，而非个人普遍的自由权利。
平等: 由于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神权的影响，普遍平等思想并未成为主流。
博爱: 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依然存在，但主要体现在宗教和慈善活动中。
启蒙时代（1718世纪）： 这是“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在其《政府论》中，洛克提出了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的概念，强调个人自由受到政府的保护，并论述了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奠基石。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人民主权”和“公意”的思想，强调了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他认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并探讨了如何通过政治制度恢复人的自由。
伏尔泰 (Voltaire): 伏尔泰是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坚定倡导者，他强烈反对宗教迫害和压迫。
其他思想家： 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保障自由）、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
然而，即便在启蒙时代，这三个词汇也并未被固定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口号。它们更多地作为独立但相互关联的理想被讨论。
“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确立与法国大革命
“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个完整的、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政治口号，真正确立并广泛传播，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早期的出现： 在大革命的初期，尤其是1789年左右，人们开始使用一些包含这些概念的表达。例如，在某些集会或文件中有“自由与平等”的提法。
博爱的引入： “博爱”（Fraternité）这个词汇的加入，更多地是在大革命后期，尤其是为了凝聚革命力量、对抗国内外敌人的时候。它被用来强调革命者之间的团结和互助，以及对全民族的关怀。
官方化和推广： 随着大革命的深入，这个口号逐渐被采纳并推广。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令规定在某一特定时间点首次使用，但它在各种革命文献、口号、旗帜和公众集会中频繁出现，成为革命精神的象征。例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1790年7月14日第一次联邦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上，就有人呼喊类似“自由与国家”的口号，并可能包含了博爱的含义。到了1791年和1792年，这个口号的完整形式变得更加普遍。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正式采纳： 到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1792年），“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座右铭。它被刻在公共建筑上，印在文件上，并被视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对这三个词的侧重点和解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共同代表了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因此，最严谨的说法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完整的口号，其欧洲最早的出现和广泛确立，直接指向的是法国大革命。 它不是源于一个单一的文本或思想家，而是多种思想的汇聚和革命实践的产物。
为什么认为这三个概念最重要？是严谨思考论证的结果吗？
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三者最为重要，确实是严谨思想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论证结果，但并非一个简单数学公式般的推导。 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对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和解放：
自由 (Liberté): 是人类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和尊严的体现。它意味着摆脱专制、压迫和束缚，能够自主地思考、表达、行动和选择。没有自由，个体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也无法进步。
平等 (Égalité): 是对所有形式的不公正和特权的挑战。它强调人生而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机会上享有平等。这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尊严的基础。没有平等，自由往往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
博爱 (Fraternité): 是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联结和人文关怀。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同情，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它是对个体主义的超越，是集体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在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博爱尤为重要，它能够凝聚人心，抵御分裂。
2. 对旧制度（君主专制、封建等级）的否定和批判：
法国大革命是对以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特权为代表的“旧制度”的深刻反抗。旧制度的核心特征就是：
缺乏自由： 人民被束缚在国王的统治下，言论、信仰、行动都受到严格限制。
极度不平等： 社会被划分为三个等级（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特权阶层享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种种优势，而绝大多数人民则遭受剥削和压迫。
缺乏博爱： 不同等级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壁垒森严，缺乏真正的社会团结和互助精神。
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正是针对旧制度的弊端而提出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反击和理想蓝图。 它们构成了对一个更公正、更人道、更现代社会的美好设想。
3. 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
这三个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自由需要平等来保障： 如果没有法律和机会上的平等，自由就可能沦为少数人的专利，普通人无法真正享有自由。
平等需要自由来确立： 要实现普遍的平等，就需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包括表达自己需求、参与政治进程的自由，以及免受歧视和压迫的自由。
自由与平等需要博爱来维系： 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博爱精神，自由和平等可能引发个体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甚至导致新的不公。博爱能够促使人们在享受自由、追求平等的同时，也能关怀他人，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4. 普遍性和普适性：
这三个概念触及了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原则，具有超越国界和时代的普适性。它们被认为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也因此对后世的民主运动、人权保障、社会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被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宣言所采纳。
至于“严谨思考论证”，这体现在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些概念的深入探讨和系统阐述。
洛克对自由权利的论证： 他通过自然法和财产权的理论，论证了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并阐述了人民反抗暴政的理由。
卢梭对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论证： 他通过对人性和社会关系的哲学分析，论证了自由的实现需要通过公民的共同意志和法律的约束，并提出了政治上平等的思想。
大革命中的实践论证： 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通过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来验证和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革命者在斗争和建设中，不断地思考和论证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践。
然而，也需要承认，历史的进程和思想的演进并非总是完全严谨或线性的。
革命的复杂性： 法国大革命在追求这些崇高理想的同时，也经历了暴力、恐怖和政治动荡。这表明，将这些理想转化为现实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充满挑战的过程。
理念的解释和演变： “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解释和侧重点。例如，革命初期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更多是政治自由，而后期则更加强调经济平等和社会福利。
非理性因素： 大革命的爆发也包含了民众的情绪、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因素，这些因素与理性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总而言之，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凝聚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口号，是启蒙思想家们长期以来对这些概念的哲学思考和论证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实践的产物。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直接回应了人类对尊严、公正和团结的永恒追求，并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网友意见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本身最早的出处已不可考，但是将这三个词组合到一起无疑是大革命时代的产物，罗伯茨考证最早将这三个词组合到一起的是吉拉尔侯爵1791年在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词语并不是一经诞生便成为法国人的共识的，事实上早在大革命之前类似的箴言就已经开始流传，比如团结、力量、美德、正义、安全、财产，而在大革命开始之后，这种由三词组合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一开始是民族、法律、国王，之后是团结、力量、美德，还有自由、安全、财产，因此应该认为，在大革命开始时，自由、平等、博爱面临着很多的对手，他的地位远不是稳固的。
与其认为这三个词的最终胜利是严谨论证的结果，不如认为是政治实践的结果，大革命的官方法律文本中很少将这三个词并列，尤其是博爱，博爱一词在三个词语中出现的最晚，三级会议前的陈情书中没有他，《人权宣言》中也没有他，1791年宪法只在一条附加条款条款中隐晦的提及了博爱，甚至在罗伯斯庇尔关于1793年宪法的草案中也没有他——即使当时的雅各宾主义者已经在各种场合高喊博爱。上述事实一方面提示我们，官方的档案文本存在滞后性，有时候并不能反映政治活动的面貌，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大革命时期，真正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共识的不是议会中的辩论，而是巴黎街头的游行。
历来关于这三个词的争议有两个，第一，是三个词的顺序应该如何？第二，这三个词之间是否矛盾？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这些词语的概念问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博爱。如上所述，博爱一词在三词中出现的最晚，也最能体现法国革命的特色，实际上今日我们所说的“博爱”一词是一种误译，他所指向的英文是“philanthropy”，但是实际上法语原文中博爱的本义应指向“fraternity”，即友爱、兄弟之爱、手足之爱，因此这个词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早在大革命时代对于博爱一词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将其理解为自由平等之人的自愿结合，因此从本质上讲，这种博爱是自由和平等的衍生物，因此理应置于最后一位，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顺序，这种博爱的典型场景就是网球场宣言；而另一种对博爱的理解则是爱国教会宣讲中的博爱，他具有宗教色彩和起源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由与平等都是博爱的产物，理应将博爱置于第一位，此种解释带有共同体优先的观念。在第二种理解中，自由与博爱之间实际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自由是基于个体本位的视角，而博爱则是共同体本位的视角，二者的矛盾直接导向了1789原则和1793原则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是大革命的核心矛盾，用最通俗甚至粗糙的解读就是，1789的革命者是启蒙式的，而1793年的革命者是雅各宾式的，但是需要强调，即使是雅各宾主义同样是在自由主义的大框架内，而没有迈向社会主义，这是大革命和19世纪最大的区别。
对于博爱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这三个词的关系，最为直接的就是影响到对平等的理解。在国内八九十年代的革命史研究中，往往以自由与平等的二元对立进行分析，然而对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在他们看来，唯有自由才能保障平等，而这里的平等指向的是权利上的平等或法律上的平等，然而在“选举权的财产标准”等问题中体现的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实际上指向的是财产上或社会层面的平等，而后者则成为雅各宾主义的主张，换句话说，对于平等的不同理解，实际上是受到了自由和博爱何者起到主导作用的影响。
由此我们简要进行一下总结：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博爱的不同理解，对于1789年的革命者而言，博爱是自由公民的自愿结合，因此博爱应当依附于自由，而平等则应相应理解为权利之平等，而对于1793年的革命者而言，博爱以及背后的共同体具有起源意义，自由应当是共同体框架内的自由，应当依附于博爱，而为了维系共同体，平等就从法律上的平等演变为财产上的平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直接导向了二者不同的政治理念，前者偏向精英、共和，而后者偏向大众、民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1789年的革命者，同样认可共同体的存在，因此无论二者具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他们都存在着一个基本共识：一定要有一个共同体。
大革命中展现的这种对博爱和共同体的强调，正是其与英国革命的最大区别。威廉多伊尔曾指出，如果革命者能够将雅各宾派转化为政府内部的反对派，构建起英美式的政党体制，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或许能够重新走上正轨，然而从大革命一开始，革命者就对“政党”这一概念唯恐避之不及——吉伦特派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党派，他们将之视为一种侮辱。与英美不同，在法国革命的语境下，政党意味着勾心斗角与私人利益，意味着共同体的分裂，因而他们从革命一开始，便排除了政党政治的可能。无独有偶，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中也指出从英国革命转向法国革命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从个体主义转向了“公民”的“集体主义”，并暗示了进一步向俄国、德国的民族主义转向的潜在可能。
这背后的根源来自于旧制度时代，与英国的封建自由不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便建立了绝对君主制（虽然现在看来这更多是一种神话，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法国的政治体制内，从未出现过英国式的议会。在正式议会场所缺失的情况下，法国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空间，即民间社交团体，他也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扬启蒙思想、评论公共政治，由此形成一套公共舆论。如果我们就“场所塑造行为”的发生学理论而言，这种不同的舆论场所，使得法国形成了独特的共同体观念。人们在这里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与英国议会中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个性让位于共识、妥协让位于理想。在这种抽象而普世的文化氛围中，早在大革命开始之前，法国人形成了强大的共同体意识，任何试图割裂这个共同体的人都会被视为叛徒，因此革命者拒绝政党，也拒绝联邦，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而这种情感则被凝聚到这个词之中：博爱。
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关于这句箴言的争论仍然存在，出于对1793的恐惧，这句箴言被督政府修改为“自由、平等、秩序”，而拿破仑上台之后进一步修改为“自由、公共秩序”，这句箴言存在的时间几乎和自由、平等、博爱同样漫长，复辟王朝清算了第一帝国的遗产，却留下了这句箴言，1830年后的奥尔良王朝将其修改为“秩序与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平等、博爱”被遗忘了，从法庭到宣传册，从祝酒词到社论，共和派在各种场合赞美这句大革命时代的箴言，并最终在1847年的宴会运动走向复兴。第二共和国恢复了“自由、平等、博爱”，并开始对这一箴言进行改造，比如列出了附随于这句箴言的义务清单：美德、服从、忠诚或人道、正直、荣誉。有趣的是，在这一阶段博爱成为了最高的价值，1848年的博爱节复制了联盟节的辉煌情景。然而共和国对工人起义的镇压让人民失去了对他的信心，拿破仑三世重建了帝国，并恢复了那位叔父的箴言：“自由、公共秩序”。
真正让“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民族共识的是第三共和国，今日我们所认知的法兰西象征，几乎都是在第三共和时期被接纳，三色旗成为国旗、马赛曲成为国歌、7月14日被列为国庆日，而“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了整个民族的箴言。这当然离不开共和国奠基者对这句箴言的改造，从总体上看，他们是1789的继承者，但也将1793吸纳进共和主义的框架，他们仍然将自由摆在第一位，但是同时也强调自由与平等不等于个人主义，而应在社群意识相互关系中加以考量，对于博爱而言，共和派首先去除了他的宗教色彩，“如果人们把博爱当做轻视自由平等的基督教产物，那么这句共和箴言也就失去了意义”，对第三共和国的奠基者而言，他们语境中的博爱更接近于团结，当共和派将1790年的联盟节视为博爱的最初体现时，正是在此种概念下理解博爱，莱昂布儒瓦认为：“所有公民都应通过博爱联合在一起，或者更准确的说，通过相互团结联合在一起。”富耶认为应该根据每个人在整体生活中的功能，他与全社会的共存关系，把他应得的交还给他，因此博爱从一种对共同体的忠诚义务，衍生出相互权利的观念，因此，在第三共和国的阐释下，1789原则和1793原则在共和主义的框架下得到调和，自由不是放纵，平等不是均等，博爱不是不分彼此的混合，三者的矛盾被消除，“自由、平等、博爱”真正变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共和国也不再暴力与激进的象征，相反，他成了防止暴力的稳固体制。
从此，“自由、平等、博爱”的箴言成了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所有想要反驳他的人反而只能强化他，因为即使是他的反对者，同样要采取三词结构，而这反而会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记忆，即使是贝当，也只能主张“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不能像拿破仑一样另起炉灶。当法国人将这三个词语视为“陈词滥调”时，恰恰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法兰西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不可能的象征，而非现实的反映，“我们父辈的神圣箴言”依然能展现出其创造性力量，而且，正是在对这三个疲乏术语的单调诵唱中，这句箴言才有机会在我们记忆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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