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否应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管机构，如果病人的病一直没被医院治好，就向医院索要退款？
首先，如果真的出现“病人病没治好，医院还收钱”的情况，那肯定是医院的责任没到位。毕竟，我们去医院是为了解决病痛，花钱也理应得到相应的治疗效果。如果花了很多钱，病还是没好，甚至更糟，谁心里都不会舒服。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管机构来处理这种情况，听起来是个挺有吸引力的主意。
公平性与独立性： 医院本身是服务提供方，如果让他们自己来判断治疗效果以及是否退款，可能存在“自己人给自己的行为做评估”的嫌疑，公信力会打折扣。第三方机构，理论上可以更客观、更独立地介入，不受医院利益的影响，站在病人的角度去审视问题。
效率与专业性： 这种退款纠纷的处理，往往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来判断治疗过程是否规范、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医疗义务，以及病情的复杂程度是否超出了正常治疗的预期。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可以汇聚这方面的专家，更有效率、更专业地评估和处理这些案例。
震慑作用： 如果有这么一个机构存在，并且能够切实地维护病人的权益，对医院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这会促使医院在医疗质量控制上更加谨慎，提升服务水平，尽量避免出现让病人不满意的结果。
解决“老大难”问题： 有时候，病人与医院之间的纠纷，可能因为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或者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导致矛盾难以调和。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沟通桥梁和事实判断者。
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地想一想，把这件事做得具体、可行，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和复杂性？
首先，“治不好”的界定是个大难题。 医疗不是万能的，很多疾病本身就很难治愈，或者治疗过程漫长且结果不确定。
疾病本身的复杂性： 比如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即使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病人的病情也可能因为自身体质、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而无法完全好转。怎么界定这是“医院没治好”，还是“疾病本身难以治愈”？
治疗效果的主观性： 有些治疗效果，病人可能觉得不满意，但从医学角度看，已经达到了当时医疗水平的极限。这种主观感受和客观医疗结果之间的差异，如何量化和判断？
医生的责任与局限： 医生需要遵循“尽最大努力，尽合理注意义务”的原则。如果医生在诊断、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明显过失，但是病人病情就是没有好转，这算不算医院的责任？很多时候，医学的进步也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是所有疾病都有“一定能治好”的保证。
“退款”的额度与范围： 如果要退款，是退全部医疗费用，还是部分？如果病人还接受了其他后续治疗或者发生了其他并发症，又该怎么算？
其次，第三方监管机构的设立和运作成本也是个问题。
机构的性质： 是政府部门下属机构，还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如何保证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资金来源： 如果是政府拨款，那意味着纳税人的钱要用于处理医疗纠纷。如果是向医院或病人收费，又可能加重负担或影响其独立性。
专家库的建立与维护： 需要一支庞大且专业的医学专家团队来评估各种复杂病例，这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持续的更新。
处理流程的规范性： 如何保证处理流程的公正、高效，避免漫长的等待和不必要的麻烦？
再者，对医疗系统的潜在影响也需要考虑。
“防御性医疗”风险： 如果医院担心被退款，可能会倾向于采取更保守、风险更低的治疗方案，即使这可能不是对病人最有利的。或者，为了避免纠纷，医生可能会过度建议各种检查和治疗，增加不必要的医疗开支。
创新与冒险的抑制： 很多医学上的突破，都来自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如果对失败的容忍度过低，可能会抑制医疗的创新和进步。
医患关系紧张化： 即使有第三方机构，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
那么，有没有一些折中的或者其他的思路呢？
加强现有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很多地方已经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可以考虑赋予这些机构更大的权力和专业能力，使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更有效。
引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强制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当发生医疗事故或因医疗过失导致病人权益受损时，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这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实践。
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黑名单制度： 通过对医院的服务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对屡次出现服务问题、损害病人权益的医院进行公示或处罚，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约束。
提高患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在治疗前，医院应充分告知病人病情、治疗方案的风险、预期的效果以及替代方案，让病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并参与到治疗决策中。
总的来说，设立第三方监管机构来处理“病没治好就退款”的问题，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看，出发点是好的，也可能解决一些现有问题。但是，这背后牵扯到对“治不好”的定义、机构的运作模式、成本以及对整个医疗系统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需要非常慎重地设计和审视。这绝不是一拍脑袋就能轻易决定的事情，更像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试点探索、逐步完善的系统工程。
网友意见
说个真事。
事实上，这种质量控制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医院一直在做，甚至近年来都是重中之重。
比如我了解的，心脏外科领域。
心脏手术的患者，一般术后需要在ICU过渡2-3天左右，等到全身状况平稳，心脏运转没有问题，再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等待出院。
为了保证病房的周转率，几乎所有医院的策略都是，对于每个主任，都会有固定的床位数，你只能收那么多病人。而我知道一些比较极端的顶级医院，连ICU床位都是限制的。
比如一个主任，ICU只给你两张床。
OK，这意味着，你每个ICU周转周期（2-3天），你可以做2台手术。
如果有1个病人比较重，需要在ICU呆一个礼拜（在心脏外科非常常见）。
那么不好意思，你只剩1张床了。
而如果不小心2个重病人都在ICU躺着，甚至一躺就是一个月。
那得嘞，您别做手术了，啥时候这俩人挪出去，啥时候再来。
这种策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由于顶级医院是不缺病人的，但凡不能反抗这一制度的主任，会全部倾向于收相对年轻，基础条件好，手术简单的病人。
而大量复杂、困难、合并多种疾病的病人，没人愿意要。
我听过最极端的一个传闻，某知名医院对于患有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先让他们在急诊挂挂水，躺2天，还活着，再考虑手术。
为什么？因为主动脉夹层作为最凶险的疾病之一，发病后48小时内不手术死亡率高达50%，而如果没死，说明病情不是那么重，血管条件相对较好，手术的成功率和预后都能显著提高。
于是，在顶级医院，院长可以宣传自己国际领先的手术成功率，而在二线三线医院，为了吃饱饭，却收治了一大堆此类疑难杂症的心脏病人，好的团队能勉强治疗，差的团队就只能听天由命。
这种吊诡的事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心脏外科。
事实上，几乎所有对于疾病，都存在类似情况。
对于大医院来说，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在周转率、手术成功率的压力之下，必然会选择只接收年轻、基础条件好、病情轻、经济条件好的优质病人。
这还仅仅是影响周转，如果真的到了病治不好就赤裸裸退钱那一步，毫无疑问，从协和往下，所有顶级医院的策略都会是，只接受病情最轻、最优质的病人，并且在允许的情况下，大幅上调医疗价格，作为风险对冲。
到时候，你费尽心思去协和瑞金中山华西看病，可能再也看不到疑难杂症专家，只能见到一些诸如「亚洲阑尾之神」「中华疝王」「共和国の感冒克星」「四千年一遇の腹泻圣手」之类的老神医，矜矜业业的用光你留着娶村头阿花的礼金，帮你解决一切当年实习生就能搞定的问题。
而万一得了不治之症，尤其是肿瘤晚期这种必死无疑的，可能真的就只能走街串巷，在煎饼果子摊老板的指点之下，找到理发店的Tony老师，偷偷塞上一个大红包，请他看看你的检查报告，顺便找找还有没有当年辞职时偷偷顺出来的肿瘤化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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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的本意是为了关爱病人，出发点应该是好的，但是结局肯定是灾难性的。
因为有了这个规定以后，我估计就是两种结果：
1、医院从此不再收大病、重病，但凡有些风险的病人，能不收肯定就不收了。你让这些重症病人怎么办？
2、医院照收这些重病人，但是对每个病人多收300%的费用，用以补贴万一治不好的病人，相当于买个“治不好险”。那这些治好的岂不是亏了？
有些东西明面上看着是替某些群体争取利益，其实是害了他们。
我们得关爱妇女吧，如果规定“妇女有3年全薪孕产假”“妇女不得上夜班”，你信不信再也没有一个女性能找到工作？她们的地位反而一落千丈。
我们得关心少数民族同胞吧，如果规定“少数民族每年多休30天年假”“少数民族工资比汉族高30%”，你信不信明天就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少数民族了？他们的地位反而一落千丈。
虽然有点反常识，但事实就是这样，其实后面这两个例子在现实中已经有些苗头了。
当医院是你去淘宝上买打折商品?
真这样搞吃亏的是谁？
难道是医院，是医生？
要知道真有什么病什么问题，
对于医生来说就是个工作事项，
对于病人来说那就真是时间就是生命。
哪个缺心眼的真出台政策，
不是医院拒收病人就是拼命太高诊疗费，
不然医院很快就要亏本关门？
至于有回答说国家强制规定不许拒收，
物价局规定最高限价。
那好，你看个病挂号预约十五天，
六十天给出诊断结果。
像不像我们国家的某个不可言说的特有现象？？～～
医院完全拖得起，病人呢？
医者仁心，医生没有高尚的情怀是搞不好的。
记住一句话：
如果你视医生如仇寇，
那就休怪医生待你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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