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自废武功的？

“意识形态领域自废武功”，这个说法挺有意思，也确实触及了苏联解体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但也相当复杂的面向。想要详细聊聊这件事，得从好几个角度剖析，而且要尽量讲得像个人在跟你聊一样，而不是那种机器扫描过一遍、删删改改的报告。

咱们得先明白，苏联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共产主义的优越性”这一套，它不仅仅是一套理论，更是支撑整个国家运作的基石。从国家建立的那一刻起，这套理论就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外宣称是人类解放的希望，对内则提供了一种集体认同和奋斗目标。

那么，这套强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给“废”了的呢？

1. 理想的褪色与现实的裂痕：

一开始，十月革命那会儿，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鼓舞人心的。它承诺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这在当时被压迫的底层民众看来，简直就是曙光。但是，时间一长，尤其是在经历了二战、冷战以及国内经济建设的种种曲折后，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明显了。

经济上的停滞：虽然苏联吹嘘自己的计划经济效率如何高，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经济增长就越来越乏力。商品短缺、质量不高、技术落后成了常态。当人们每天面对的是排队买不到必需品，而从西方（或者说资本主义阵营）传来的各种信息（即便经过审查）又暗示着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时，谁还会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意识形态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但现实却是一地鸡毛。这种落差感是最直接的打击。

政治上的僵化与特权：苏联号称是工农的政权，但实际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共产党官僚手中。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享受着普通人无法企图的特权——更好的住房、食物、医疗，还有出国旅游的机会（虽然机会渺茫）。当意识形态宣扬平等，但现实中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时，普通人内心的认同感就会被消磨。老百姓会觉得，这套理论是不是只是为了巩固某些人的权力？

2. 信息封锁的反噬：

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国家的稳定，苏联长期实行严格的信息控制和审查制度。西方的东西，包括思想、文化、新闻，都被视为洪水猛兽，要严加防范。

“铁幕”的漏洞：然而，在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时代，这种封锁越来越难以维系。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西方广播（比如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偷看禁书、从国外带回的资料，甚至是苏联公民出国（尤其是去东欧阵营国家）的见闻，都在一点点地撕开这块“铁幕”。这些信息往往会展示一个与苏联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世界。

“精神原子弹”与思想的渗透：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比如《古拉格群岛》）揭露了苏联体制内的黑暗和残酷，这比任何外部宣传都更有杀伤力。当真相通过合法的、甚至是被官方一度推广过的（虽然最后被禁）渠道传播开来时，它对人们思想的冲击是毁灭性的。人们开始质疑历史，质疑政权，质疑自己从小被灌输的一切。

3.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控”：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试图通过“公开性”（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来挽救苏联，但这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公开性”的潘多拉魔盒：戈尔巴乔夫开放了言论和媒体的限制，允许讨论过去被视为禁忌的话题，比如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历史真相、对现有体制的批评。这本意是想通过揭露问题来激发改革的动力，但结果却是，几十年来被压抑在民众心中的不满、质疑和对真相的渴望，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涌了出来。

思想的“去中心化”与怀疑潮：一旦允许批评，并且这些批评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就难以维系。过去那些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现在开始被公开质疑和否定。人们发现，自己一直以来信奉的“优越性”是多么站不住脚。这种“去神秘化”的过程，直接瓦解了人们对共产主义和苏联体制的信仰基础。

民族主义的抬头：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减弱时，各个加盟共和国原有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情绪就开始重新抬头。这些人，他们不再被苏联这个宏大的意识形态所凝聚，而是开始更多地考虑自身的民族利益和独立。

4.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对比的加剧：

苏联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的。它需要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好、更优越。

冷战的消耗：长期的冷战，尤其是与美国在军备竞赛上的投入，对苏联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拖累。这种持续的消耗，反过来也削弱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当你连基本的民生都保障不了的时候，谈何理论的优越性？

西方生活方式的吸引力：随着信息流通的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个人自由等元素，对苏联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种来自外部的、直观的对比，让苏联的意识形态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

总而言之，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自废武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某个领导人拍脑袋就能决定的。这是一个积累了长期矛盾、被现实反复打脸、被信息封锁的反噬、被改革的失控所加速的过程。

可以这样理解：一套意识形态就像一把剑，它需要有坚固的剑身（比如经济基础、社会公平），也需要有锋利的剑刃（比如理论的吸引力、宣传的有效性）。当剑身因为经济停滞、政治腐败而锈蚀、弯曲，当剑刃因为信息失灵、真相暴露而钝化、卷刃时，这把剑就失去了力量。苏联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自己慢慢地瓦解了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和武器，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解体。它不是被外部敌人打败的，更多的是被内部的矛盾和自身的虚弱所耗尽的。

这样讲，是不是感觉更像是在聊一件具体的事情了？

网友意见

那要看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如何走上修正道路的：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许多人对其认识仅仅停留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可以说是只认帝王面目，不见思想路线。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新纲领才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本身方面的修正。

赫鲁晓夫借口“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阶级斗争，将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群统统整合为一个想象共同体，提出“全民党”理论，动摇了苏共阶级基础，导致党风的恶化，否定了苏共执政的阶级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大批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不相信乃至不了解马列思想的人都能登堂入室。

对于这种源于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全民党理论，我国有大量批评文字：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说：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同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又说，苏联国内现在没有阶级斗争和敌人活动的社会基础。

然而，苏联社会不仅存在着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条件，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下。西方国家不断向苏联输入西方价值观，而被其利用且危害最大的，不是普通苏联百姓，恰恰是那些手握权柄和国有资产又不相信马列主义的苏共党员。

而那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空想，必然导致赫鲁晓夫空洞的承诺口号无法实施。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纲领中便提出二十年内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明显变好，飘在空中的声明和诺言让他们精神疲倦。

同时，苏共党内宣传部门的不良风气日益严重。原《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表示：苏共中央总结报告的起草方式、方法、顺序已有固定的模板：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第三部分：赞扬党和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在一片赞歌赢赢赢中，苏共高层对许多国际形势、科技发展产生了误判。

批判斯大林后苏共党内不仅没有风气放松，官僚主义反而进一步蔓延，官僚机构更加臃肿。1954年初，全国有行政管理人员651.6万人，评论每7名职工就有1名行政管理人员。赫鲁晓夫虽然一度大力削减机构，缩减管理人员45万人，但到1963年，官僚机构反而扩大了三倍。赫鲁晓夫一面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面把自己的肖像印在中小学教材第一页上。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领导人的吹捧已经被放到苏共二十五大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吹捧勃列日涅夫为：“高度内行、思路开阔和讲求实效，富于人性和阶级不调和性，奉公守法和原则性，善于洞察人的心灵……所有这些品质以及许多其他一些品质，就是我们应当向列昂尼德·伊丽奇·勃列日涅夫学习的。”后又称其为“英明的领导人、伟大的列宁式的革命者”。

青年的态度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的关于青年学生的情绪的报告反映：多数学生群众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同苏共有抵触情绪。

这份报告描绘了苏共在大学生眼中的形象：“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真正有原则的苏共党员很少遇到”、“现阶段的苏共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优秀分子的组织”。

与此相反，苏联青年人对美国有一种别样的好感和莫名的向往。当然，老人们会觉得年青人被西方迷惑了，不会反思是什么让他们对苏共失去信心。

众所周知，在苏联解体前后，苏联社会上弥漫着反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然而，倘若不是因为苏共内部就存在着同情资本主义、赞同自由市场经济贱卖国有资产的叛徒，这样的声音是不会在社会上回荡的。善良的苏联人民还当这种声音发出者是潜伏着的敌人，却没想到人家居然是庙堂之高的坐上宾。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出任苏共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污蔑共产主义思想是激进的，是革命的专制思想是绝对的评论主义。他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戈尔巴乔夫提拔具有明显支持自由派的雅科夫列夫，让他代替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这番话分析起来倒是有一种把身为社会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机器里解救而出的意思。

然而后来，这位老哥的狐狸尾巴越发露出来。

1991年8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公开说：“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言社会主义会失败”。

同年10月3日，他彻底撕下伪装：“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

修正主义变成了自上而下的背叛，苏联的死亡已经是必然了。再强大的巨人也敌不过大脑梗死，何况是泥足巨人。

见识一下什么叫作国家主导的递刀子行为。

著名的《猎杀红色十月》，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但不是所说的叛逃行为，这是苏联放出来的谣言，以此来掩盖真实原因。

起义的灵魂人物--军舰政委瓦·萨布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计划是以起义的方式在苏联引发一场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修正主义特权阶层。

在秘密军事法庭的供词中，萨布林说他希望以此「点燃光荣的列宁格勒，因为这座城市具有长久的革命传统。’波将姆金’号军舰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阿芙乐尔’号军舰打响了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萨布林以为他的行动可能掀起新的起义，并「最终解决俄国革命没有完成的那些任务」。

最终结果是，苏联中央立即命令空军攻击起义军舰，起义失败后，军舰政委萨布林被严刑拷打，后被处决，整个事件，苏联故意以叛逃来掩盖真实原因，最终被大洋彼岸的人注意到，成了美国文化输出的题材。

苏联原档案：

翻译过来档案：

事情起因：

参与者结果：

资料来源：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1939年，萨布林出生于一个俄苏海军世家，其祖父是沙俄海军军官，父亲是红海军的上校。如家庭期望那样，他进入位于列宁格勒的伏龙芝高等海军学院学习，在海军的阶梯中努力攀爬。

与海军同袍不同的是，萨布林身上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自幼受到的意识形态熏陶。1970年，他收到军校同学们赠送的新年礼物《资本论》后，不但通读全书，还在书的边角处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他能信口引用此书的篇章与警句，能指出这一内容在书中的位置，而当时连一般政工干部都很少能读毕全书。萨布林发自内心深信，共产主义最终要在未来取得胜利。因此，他非常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何如此缺乏自信，以至于对苏联社会的弊端三缄其口。

萨布林案受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叛国案，在案件侦查、起诉与审判期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断向苏共中央报告进程。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他宣称被告萨布林和沙因完全承认原告起诉的罪名，并对所犯罪行的详情供认不讳。实际情况是，萨布林与沙因都拒绝承认自己叛国和违反军人誓言，甚至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萨布林的妻子去探监时，惊恐地发现丈夫的牙齿被打掉了一块。

在查清兵变的真实原因，发现幕后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之后，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了对萨布林的判决指示。对于背叛祖国罪，量刑一般是15年，但来自最上层的指令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萨布林在临刑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附上他手绘的两幅图画。在第一幅画上，堂·吉诃德正挺枪向风车刺去，下一张图则是这位英勇的“骑士”折枪坠马。看来，萨布林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已有清醒认识。

阿德勒写过一本书，《自卑与超越》，但自卑往往更多地引致无法超越。

雄踞欧洲一角的俄罗斯民族，始终没能开发出自己的文明，没有真正自豪于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被自卑驱使的仰慕，把自己死死压制得不敢抬头。

拿破仑战争以后占领巴黎，羡慕起了咖啡馆的御林军军官们；

难得一见的功勋女王，出身于巴伐利亚王室；

领袖们哪怕流亡期间，都会无限流连于卡布里的阳光海滩或卢塞恩的湖光山色

革命理论甚至都源自德国，伟大如列宁，也是不断被原教旨主义者质疑。

辛苦奋斗了五十年，一抬头一比较，仍未住上鳞次栉比的小别墅，就内心惶恐不安起来，别人说他是野蛮人，他就当真把自家看成野蛮人了。

道路自卑，源自于理论自卑，根深蒂固地源自于文化自卑。

这个问题辩了那么多经，有什么好辩的。

因为苏联在物质生产领域被西方全面打败了。根本原因这么简单而直接，哪还要再辩、三辩、无数辩。

苏联早期的意识形态输出力，基石一是绍继1848年革命以来，近百年左翼进步主义理想积累的道德感召，二是苏联初期，极快速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化指标。

但在二战后短暂的恢复期后，苏联经济就开始被西方再次甩开了。

苏联人眼睛不瞎耳朵不聋，一样有七情六欲。据说最好的制度，奋斗了几十年，整个社会生活条件和品质却全方位落后于西方，最要命是差距还越来越大。怎么解释？

一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倒是可以有各种解释忽弄。

但越是运用马学理论分析，越是没法解释过去。

可苏联再把官方意识形态解释改来改去。马学最基本的“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论也是不敢改的。而且还要在学校里强制所有人学习背诵，结果就是每个智力正常的苏联人对这套理论，至少都是知道些基础的。

那等伟大的卫国战争政治红利消耗差不多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不跟着完蛋，那才是违背自己理论的基本原理。

苏联的宣传话术是胜利式话语。“具体来说，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

“第一，语言的论断式。”（2）“其在表现风格上具有预言式的论断性，在表述内容上具有强烈的肯定性，在表达语气上具有不容置疑性。通过适时而又恰当的标语式口号来实现党对社会的全体动员，以调动和增强社会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并号召苏联人民为之奋斗终生。”（3）“在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苏联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而帝国主义总是腐朽没落的。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党就是要砸碎一切旧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解放一切可以解放的革命力量。赫鲁晓夫叫嚷着要“埋葬美帝国主义”时，苏联领导人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语言风格彰显着超级大国的强悍。”（4）

“第二，思维的二元式。”（5）“在关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认识上，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权的执掌者，苏联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当然且唯一的政治代表，它的意见和主张就是苏联社会意志的表达。谁若是反对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谁若是拥护苏联共产党，谁就是人民之友！可以说，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胜利式话语”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人们思考社会的本能反应。”（6）

“第三，道德的神圣性。”（7）“从组织的角度来说，“胜利式话语”所彰显的政治道德的神圣性，不仅指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员单个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表率，更是指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性道德。这种组织性道德，既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角色赋予的，也是苏联共产党高扬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历史使命赋予的。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深刻道德印记，赋予了苏联共产党“胜利式话语”的神圣性和纯洁性。”（8）

“第四，情感的鼓动性。”（9）“一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述内容上，“胜利式话语”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描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苏联社会民众的情感共鸣，增强对国家建设成就和强国地位的自豪感和自信感。二是在情感鼓动的主客关系上，“胜利式话语”把鼓动的重点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胜利，从而在宣传鼓动的逻辑关系上使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三位一体的政治共同体。三是在情感鼓动的表达技巧上，“胜利式话语”在注重营造整体社会氛围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技巧上的表达实现其对苏联民众的情感鼓动。这其中既包括简短有力、反映情感诉求的标语口号，比如卫国战争时期的“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等等。”（10）

“第五，符号的象征性。”（11）“苏联共产党的“胜利式话语”正是通过各种具有不同政治意涵的象征符号（领袖、纪念日、特殊词汇，等等）来达成对社会意识的再造与重建。比如，关于领袖的象征塑造，通过革命性的历史叙事和形象刺激（比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苏联重要政治场所的列宁雕像、红场的列宁墓等），在不断凸显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优秀品格的过程中，列宁被不断地神圣化而受到苏联人民的顶礼膜拜，并以此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正确性。”（12）

“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政治生活中，“胜利式话语”的刚性论断及其对其他社会认知的排斥性，使苏共的意识形态发展越来越演变成为一种违背常识的自说自话。在苏共意识形态“胜利式话语”的描述下，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目标总是能够实现的、人民的生活是更加幸福的。“胜利式话语”成功地吹起一个巨大无比的气泡。但是，在内外压力都无法继续维持时，气泡破裂所带来的幻灭与失败，无疑成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转向的思想渊源所在。”（13）

“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解中，既然党是社会的中心，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那么这也就证明了党对社会主义理解是正确的。在这一认识的驱动下，苏共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对列宁主义旗帜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证明、自我解释、自我正确。“绕圈子”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一大怪现象。”（14）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斯大林式的恐怖主义早已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有选择性且有限制的压迫，意识形态的教化顶多只是一种官僚的仪式，而不是真正的审查。所以，一旦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建立起一种常态和烦闷的生活形式之后，人们就学会如何对付这种体制，过自己的生活，尽量利用它，敬国家而远之’。”（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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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如果德国将原本用于支援北非战场的意大利军队调往东方，并在此基础上进攻苏联，那么苏德战争的进程无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可能改变二战的最终走向。首先，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德军在东方战场的兵力对比。原本按照历史，德军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时，地面部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