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里什么是「叙事」，或者「宏大叙事」？
什么是历史的“叙事”？
简单来说，历史叙事就是对过去事件的解释性重构。它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要将那些分散的、杂乱的史料，通过一种有逻辑、有因果关系、有意义的方式组织起来，讲成一个连贯的、能够被理解的故事。这其中包含了：
选择与组织： 历史学家不可能把所有的史料都放进去。他们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考古发现中，选择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能够支撑他们论点的史料，然后将它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清晰的线索。这就像一个导演，需要在无数个镜头中挑选出最能表达主题的片段，并将它们剪辑在一起。
因果关系： 叙事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某事”。历史学家会试图找出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比如某项政策导致了某个社会现象，某个事件引发了另一场冲突。这种因果链条构成了历史进程的逻辑。
意义赋予： 历史学家不仅仅是描述“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这些事件对当时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它们又如何塑造了后来的世界？这种意义的赋予，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实堆砌，而是充满启示和教训的智慧之源。
视角与解释： 任何叙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视角。历史学家自身的文化背景、时代局限、研究方法，都会影响他们如何解读史料、如何构建叙事。因此，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同一段历史有不同的叙事角度和侧重点，这也就有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说法，当然，这并非说历史可以随意捏造，而是说其解释存在多元性。
受众考量： 历史叙事最终是为了被理解和传播。因此，历史学家在构建叙事时，也会考虑到目标受众是谁，他们对历史的认知水平如何，从而选择合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那么，“宏大叙事”又是什么？
“宏大叙事”就是在这种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广阔的、更长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尺度。它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超越个体，关注群体和整体： 宏大叙事往往不聚焦于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小群体，而是着眼于整个民族、国家、文明、甚至人类的整体命运和发展进程。比如，“中华民族的崛起”、“西方文明的演进”、“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都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
跨越漫长的时间： 宏大叙事通常会涵盖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从古至今，甚至展望未来。它试图描绘出一个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可能的终结的完整图景。
强调普遍性、规律性和必然性： 宏大叙事常常试图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规律、发展趋势和必然走向。它希望找到某种“看不见的手”在驱动历史前进，比如进步论、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等，都试图构建一种宏大的历史解释框架。
具有强大的整合和解释力： 宏大叙事能够将看似无关的事件和现象整合起来，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一种秩序感和方向感。
可能带有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色彩： 由于宏大叙事往往关乎民族、国家或文明的整体命运，它很容易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并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比如，强调某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某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往往就带有宏大叙事的色彩。
“宏大叙事”的演变与反思
在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宏大叙事”曾经占据过主导地位。许多经典的史学著作，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属于宏大叙事的代表作，它们试图为人类历史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解释体系。
然而，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宏大叙事”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批评者认为：
过于简化复杂性： 宏大叙事往往为了追求整体性和普遍性，而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和多样性。它可能将历史进程描绘得过于线性和宿命，忽视了其中无数个体的能动性和选择的可能性。
潜在的排他性和压迫性： 当一种宏大叙事被奉为圭臬，并与国家、民族认同紧密联系时，它很容易排斥其他叙事，甚至成为压制异见、维护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比如，过于强调某种民族的优越性，就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膨胀。
忽略微观和日常： 对宏大叙事的反思，也促使史学家们将目光转向更微观的层面，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日常经验、边缘群体的声音。这些“微观叙事”虽然不像宏大叙事那样波澜壮阔，但却更能展现历史的真实质感和多样面貌。
今天的历史叙事
尽管对“宏大叙事”有所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本身变得不重要了。相反，如何构建有意义、有解释力、同时又能包容多元性的历史叙事，依然是历史学家们努力的方向。
现在的历史研究更倾向于：
承认叙事的建构性： 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制造”历史，而不是“发现”历史。任何叙事都是一种选择和解释，都可能存在局限性。
拥抱多元和对话： 鼓励不同的叙事视角并存，进行开放的对话和学术争鸣。将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群体的声音纳入进来，丰富历史的图景。
关注地方性、个体性和具体性： 在宏大叙事之外，深入研究地方史、微观史，关注特定群体、特定事件的细节，从中提炼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反思叙事中的权力关系： 警惕历史叙事中可能存在的权力运作，审视是谁在讲述历史，为谁讲述，以及这种讲述可能带来的影响。
总而言之，历史叙事是历史学家们理解和表达过去的方式，它涉及史料的选择、因果的梳理、意义的赋予。而“宏大叙事”则是这种叙事在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的延伸和概括，试图提供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历史图景。然而，随着史学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反思宏大叙事的局限性，更加珍视历史的复杂性、多元性和个体经验。历史的真正魅力，或许就在于它既有波澜壮阔的大河，也有潺潺流淌的小溪。
网友意见
首先开宗明义：“叙事”这个概念是流变的，在1960年和2000年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在历史学和文学那里也不是同一个东西。
历史学中的“叙事”，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概念：
（1）“叙事”意味着一场关于“结构还是个体”“科学还是叙事”的漫长争论中，对个体的关注。
读过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或者布罗代尔《15-18世纪》《地中海》的读者会知道，年鉴学派给历史学找出的一条出路是关注历史的长时段，抛弃兰克以降的“叙事”——过去的历史学关心的是伟大人物的言行决策乃至奇闻异事。这样，“叙事”就意味着对个别具有决定性的个体能动者和短时间内特定事件的关注。它是一个需要被排斥的概念。
年鉴派的前两代人抵制这样的历史学。以《地中海》为例，地中海周围缓慢变化的地形、长期的经济发展，压倒了个体发挥作用的短期的政治事件；按照勒华·拉杜里的更极端的说法，历史中的主要变量是“食物供给与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
勒华拉杜里还有句名言：“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是程序员。”
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也进行着另外一场异曲同工的运动：计量史学，或者说“科学化的历史学”。他们同样采用先进的数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和年鉴派一样，生产出一种结构化的历史学知识：物质条件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经济和人口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标。
关于结构主义的历史学，我们还有一个更熟悉的样本，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各民族人民展开 了英勇抗击XX的斗争……”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历史叙事中，作为主体的大多数个体的能动性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个人化的理念兴趣逐渐凌驾于公共议题之上的趋势下，旧的历史书写模式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劳伦斯·斯通的论文《历史叙述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1979）预示了历史学在将来几十年内的发展方向。在斯通看来，“叙事”是一个与长期进程相反的观念，也不是兰克式的政治密谋的复兴，而是受到人类学“深描”概念启发的，对个体行动者及其日常生活的关注。按照斯通所言，文化史作品是“叙事的”，首先因为它们关注了个体生活的表象，而非凸显了序列性和情节。
（2）叙事的另外一个维度是认识论的：“序列性的情节”。
“叙事”在这一层面上意味着历史学家的“故事的编排”，一种历史知识的生产形式。于是，与建构主义相连接，这里出现了一个争议性的观点：叙事性不是历史本身的属性，而是我们在表现事件的语言解释过程中所特有的性质。历史学家们书写某一段文本的叙事方式，源于他先验持有的元史学审美偏好。
正如柯林武德所说：
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教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来看。
另外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相互论辩的两派中一方的代表人物Bernadotte Schmitt这样感慨：
这一直让我困惑不已。我们都在名牌大学拿到高等学位……在准备我们各自的论著时，我们使用同样的档案，阅读同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解释……两个学者从同样的证据得出了如此水火不容的结论，历史研究和训练的方法中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故事的编排”，或者说“历史编撰的诗学”的目的？
“先发生了A，再发生了B”这样的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要讲述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讲述的故事就是那个作为“谁”的活动。
海登·怀特在《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价值》（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1980）中提出这样一种反思：为什么叙事成为了历史编撰学的根本形式？归根结底，没有开端和结尾的年代记与编年史在早期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叙事在后来的优势地位是历史的结果，而非必然产物。怀特认为，叙事作为特殊地位的表现形式的出现，取决于同步发展出的世俗集体的主体观念，于是叙述历史潜在地成为一种论述合法性的方式。
因此，叙事不仅仅是“讲故事”的技巧，一种认知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化工具，它试图满足我们的某种深层渴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序的世界里。
那么我们也可以回答题主的第二个问题，给“宏大叙事”下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了：在（1）的层面上，它意味着对结构（长时段、空间、阶级等整体）的关注胜于对个体的关注；在（2）的层面上，它意味着组织材料与论述的方式服从于这样一种目的：唤醒整体（社会、民族、国家）的认同。
那么，“宏大叙事”在走向终结吗？在（1）的层面上，新的重视个体的历史书写方式确实在取代着结构主义的历史书写；而对于（2）来说，只要人们还相信存在一种个体认同从属于集体认同的“世界秩序”，相信一个有秩序的历史能够作为指导的力量之源，那么，作为公共记忆的来源的“宏大叙事”就永远不会死亡（但是利奥塔式的“后现代状况”在挑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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