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利玛窦和马嘎尔尼对中国不同的描述？
利玛窦和马嘎尔尼，这两位名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却仿佛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如迷醉的朝圣者，另一个则如失望的勘探者。理解他们描述的差异，不仅是对比两位历史人物的视角，更是洞察中西文化碰撞与误读的绝佳窗口。
利玛窦：文化的桥梁，抑或浪漫的想象？
利玛窦，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于16世纪末抵达中国。他并非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怀揣着传播福音的热情，以及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强烈好奇。他花了大量时间学习中文，阅读中国经典，甚至模仿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笔下的中国，自然被蒙上了一层敬畏与赞赏的光辉。
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赞赏： 利玛窦深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他惊叹于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严谨的道德修养以及对知识的渴求。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是“最博学、最理性、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科举制度，将其视为一种能够选拔贤能、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在他眼中，中国社会拥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和成熟的法律制度，这与他熟悉的欧洲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中国哲学的探索： 利玛窦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儒家伦理与基督教教义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例如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他甚至尝试将基督教的理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希望能够更容易地被中国人接受。这种“以华治华”的策略，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确实让他有机会深入中国社会，了解其思想根源。
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推崇： 在利玛窦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者能够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他赞赏中国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维护稳定。他笔下的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充满活力的文明古国。
“奇货可居”的预设？ 然而，我们也需要审视利玛窦的视角。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来华的根本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因此，他自然倾向于发现中国社会中与基督教相契合或可以被基督教“改造”的部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基督教的滤镜，他所看到的“美德”和“智慧”，很可能是在寻找能够为自己传播福音提供便利的元素。他描绘的中国，可能也包含了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一种能够接纳西方文明的中国。
马嘎尔尼：期望落空，抑或现实的审视？
与利玛窦的“初恋”般的热情不同，马嘎尔尼伯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于18世纪末抵达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乾隆盛世的晚期，但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对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认知。马嘎尔尼此行的目的，是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往来，打开中国市场，并争取更平等的外交地位。
对中国科技和工业的失望： 马嘎尔尼带来了代表西方先进科技的物品，例如望远镜、地球仪、机械钟表等，希望能借此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与中国进行技术交流。然而，他发现中国人对这些新奇事物表现出的是好奇而非深入研究的兴趣，并且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毫无意识。他观察到的中国工匠，虽然技艺精湛，但仍停留在传统的手工生产模式，缺乏创新和效率。在他看来，中国在科技和工业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
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批评： 马嘎尔尼对中国官员的傲慢、腐败以及对西方礼仪的漠视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中国官员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不愿意正视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他在谈判中遇到的种种阻碍，以及对英国使节的轻慢态度，都让他对中国僵化的官僚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批评。
对中国社会停滞的看法： 马嘎尔尼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他认为中国人民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一成不变的古老帝国”。他看到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物产，但却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文明无法像西方一样持续进步和发展。他对中国社会“缺乏制度性的创新和变革动力”感到困惑和失望。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误读？ 马嘎尔尼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西方近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期望。他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一样，拥抱工业化、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当中国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时，他便将其归咎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停滞”。他所看到的“停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并非简单地用西方的标准可以衡量。他或许未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所追求的“和谐”、“稳定”与“秩序”，反而将其视为前进的阻碍。
对比与启示：
这两位历史人物对中国的不同描述，并非简单的“褒”与“贬”之分，而是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文化立场、个人经历以及此行的目的。
时代的滤镜： 利玛窦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对东方古老文明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探索的热情。而马嘎尔尼则身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西方文明的物质力量和理性精神成为其观察世界的基石。
视角的差异： 利玛窦更关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他以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去理解和融入，试图寻找文化的连接点。马嘎尔尼则更侧重于中国社会的物质发展和国际关系，他以一个“外部人”的视角去审视，并将中国与西方进行直接的对比。
目的的不同： 利玛窦来华是为了传教，他需要找到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基督教的切入点。马嘎尔尼来华是为了贸易和外交，他需要打开中国市场，争取平等地位。这些不同的目的，自然会影响他们观察和描述中国的侧重点。
总而言之，利玛窦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智慧、秩序和道德的中国，但也可能隐藏着传教士的理想化视角。马嘎尔尼的描述，则揭示了一个在科技和工业上日渐落后、官僚僵化、对外界变化迟钝的中国，但也可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这两份截然不同的记录，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中国，也折射出不同时期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目光。它们提醒我们，在理解历史时，不能简单地采信任何一个单一的视角，而需要辩证地分析，认识到历史叙述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个人因素。通过对比和反思，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历史演变的复杂性。
利玛窦：文化的桥梁，抑或浪漫的想象？
利玛窦，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于16世纪末抵达中国。他并非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而是怀揣着传播福音的热情，以及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强烈好奇。他花了大量时间学习中文，阅读中国经典，甚至模仿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笔下的中国，自然被蒙上了一层敬畏与赞赏的光辉。
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赞赏： 利玛窦深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他惊叹于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严谨的道德修养以及对知识的渴求。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是“最博学、最理性、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花费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科举制度，将其视为一种能够选拔贤能、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在他眼中，中国社会拥有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和成熟的法律制度，这与他熟悉的欧洲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中国哲学的探索： 利玛窦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儒家伦理与基督教教义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例如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他甚至尝试将基督教的理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希望能够更容易地被中国人接受。这种“以华治华”的策略，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确实让他有机会深入中国社会，了解其思想根源。
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推崇： 在利玛窦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高度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者能够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他赞赏中国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维护稳定。他笔下的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充满活力的文明古国。
“奇货可居”的预设？ 然而，我们也需要审视利玛窦的视角。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来华的根本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因此，他自然倾向于发现中国社会中与基督教相契合或可以被基督教“改造”的部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基督教的滤镜，他所看到的“美德”和“智慧”，很可能是在寻找能够为自己传播福音提供便利的元素。他描绘的中国，可能也包含了他希望看到的中国，一种能够接纳西方文明的中国。
马嘎尔尼：期望落空，抑或现实的审视？
与利玛窦的“初恋”般的热情不同，马嘎尔尼伯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于18世纪末抵达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乾隆盛世的晚期，但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对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认知。马嘎尔尼此行的目的，是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往来，打开中国市场，并争取更平等的外交地位。
对中国科技和工业的失望： 马嘎尔尼带来了代表西方先进科技的物品，例如望远镜、地球仪、机械钟表等，希望能借此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与中国进行技术交流。然而，他发现中国人对这些新奇事物表现出的是好奇而非深入研究的兴趣，并且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毫无意识。他观察到的中国工匠，虽然技艺精湛，但仍停留在传统的手工生产模式，缺乏创新和效率。在他看来，中国在科技和工业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
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批评： 马嘎尔尼对中国官员的傲慢、腐败以及对西方礼仪的漠视感到非常不满。他认为中国官员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不愿意正视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他在谈判中遇到的种种阻碍，以及对英国使节的轻慢态度，都让他对中国僵化的官僚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批评。
对中国社会停滞的看法： 马嘎尔尼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他认为中国人民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一成不变的古老帝国”。他看到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物产，但却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文明无法像西方一样持续进步和发展。他对中国社会“缺乏制度性的创新和变革动力”感到困惑和失望。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误读？ 马嘎尔尼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西方近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期望。他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一样，拥抱工业化、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当中国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时，他便将其归咎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停滞”。他所看到的“停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逻辑和价值体系，并非简单地用西方的标准可以衡量。他或许未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所追求的“和谐”、“稳定”与“秩序”，反而将其视为前进的阻碍。
对比与启示：
这两位历史人物对中国的不同描述，并非简单的“褒”与“贬”之分，而是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文化立场、个人经历以及此行的目的。
时代的滤镜： 利玛窦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对东方古老文明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探索的热情。而马嘎尔尼则身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西方文明的物质力量和理性精神成为其观察世界的基石。
视角的差异： 利玛窦更关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他以一个“内部人”的视角去理解和融入，试图寻找文化的连接点。马嘎尔尼则更侧重于中国社会的物质发展和国际关系，他以一个“外部人”的视角去审视，并将中国与西方进行直接的对比。
目的的不同： 利玛窦来华是为了传教，他需要找到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基督教的切入点。马嘎尔尼来华是为了贸易和外交，他需要打开中国市场，争取平等地位。这些不同的目的，自然会影响他们观察和描述中国的侧重点。
总而言之，利玛窦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智慧、秩序和道德的中国，但也可能隐藏着传教士的理想化视角。马嘎尔尼的描述，则揭示了一个在科技和工业上日渐落后、官僚僵化、对外界变化迟钝的中国，但也可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这两份截然不同的记录，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中国，也折射出不同时期西方人看待中国的目光。它们提醒我们，在理解历史时，不能简单地采信任何一个单一的视角，而需要辩证地分析，认识到历史叙述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个人因素。通过对比和反思，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历史演变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这种事就是看立场的。
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与金尼阁合著），对明朝的评价大概是比较客观中立的，该表演的时候就表扬，该批评的时候也没有保留。
当然主要是偏向弘扬明朝正面的表述的。
大概这本书的原意，是“忽悠”其他同行来华传教，把明朝描述的符合“天朝上国”一点，才能更好的完成传教业务（当然也可能是原作翻译上的渲染）。
总之这本书算是中规中矩吧。
但利玛窦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几乎全是对明朝各方面尤其是武备的吐槽，甚至就是鄙视和狂妄自大的表现了。
甚至还怂恿西班牙出兵征服明朝。
明朝的水师：
“这些看起来浩浩荡荡的舰只和水师，如果再仔细看一下，只不过是俗话所说的薄雾浮云而已，因为它们十分的脆弱。”
评价明军的炮：
“他们使用的炮，都是铁的esmeris，为数很少，没有一门炮有brocal，火药极差，并不全都实用。”
评价明朝的火枪：
“他们也有一些火枪，很差劲，短的很，火药多而铁少，依我看来，用随便一块胸甲就能挡得住。”
评价明军都是废物：
“一个国家的士兵这样乌七八糟，其余的人又全是奴隶，能有什么武力呢？毫无武力可言。”
评价明朝人的恶语：
“这是一些很坏、死气沉沉、没有心肝、耍流氓的人，即使成千上万，也不必害怕他们。”
怂恿西班牙人征服明朝：
“陛下只消出动不到五千名西班牙人，就可以平定这些王国（其实是指省份），成为他们的主人，至少可以占领沿海地区。”
你都不敢相信这是明朝官民老朋友利玛窦说的话。
他这封信大概可以有两个出处：
其一是《中华大帝国史》的序言部分有提到；
其二是《中国风物志》引《胡安·包蒂斯塔·罗曼的手记》中有转述。我上面的内容就是出于此。
所以这种事你没有办法去非黑即白的判断，完全就看评价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态和立场，这才是关乎评价内容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说利玛窦和马戛尔尼评价明清的论调不同，或者所有来华的传教士、使节、海商等外国人，对于明清两朝的评价都泾渭分明的话。
建立在他们都是客观中立的基础上，仍然能得出褒贬不同的论调也很简单：
明朝中后期的时候，欧洲才摆脱中世纪几年啊？跟明朝总体实力相比，确实能说成是个“弟弟”。
来到明朝后被震惊和吸引是没问题的，自然而然的也会有正面的评价，甚至鼓吹明朝各方面的成就。
到清朝中后期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革命都开始了，清朝仍然还是跟明朝的差别不大，马戛尔尼等只能站在“文明”的角度去批判。
没有跟上外界的进步速度，那就是在事实上的倒退，不需要对这个“老大帝国”羡慕，所以两者的评价也就很悬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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