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游说（lobbying）体系吗？ 第1页

在去学校工作之前，我在一家欧盟的智库工作了一年。在这工作的时间，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解了为什么监管者要和被监管者沟通。

我之前和很多人一样，觉得监管就是政府自己调研并且制定政策，企业服从就行了，有什么沟通的必要？但是工作期间参加了很多次工作单位自己组织的欧盟电信领域的监管部门和几家跨国的电信公司之间的『茶话会』，这个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很多关键的细节，企业自己没有机会说，没有机会沟通的话，监管者是基本上不可能知道的。那么根据不完全信息制定的政策，即便是完全的好心，是不是能达到预料的效果，是不是能提高消费者福利，都是两说。毕竟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企业摁死，而是为了让企业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除了茶话会之外，企业也会出钱出资料给这家智库来出报告，报告写成之后，由头头每隔两周就去布鲁塞尔去活动，欧盟有的时候会接受，有的时候不会接受，这其实就是游说的一部分。

可以说，只要存在政府，就一定存在游说，区别只在于具体的机制不同。因为游说的本质是信息的沟通和传递，而政府作为代理人，本身并不掌握，或者说并不完全掌握监管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就必然需要和监管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这种沟通的过程就包括了游说。没有游说，那么贿赂就会增加。^[1]可以说游说的过程是信息和利益共同移动的过程。^[2]

沟通一定会存在，只是形式不同，所以中国会产生中国特色的游说体系。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就是沟通信息的话，那么由监管部门自己调查和质询不就行了么？这里面就牵扯到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两个维度，信息的准确度和信息的验证。^[3]

如果由监管部门自己调查，监管如何才能知道自己调查的信息是真的呢？现实世界没有全知全能的监管，就是老板天天和员工在一起，尚且不能精确的控制员工的生产率，更何况面对国家性，乃至于跨国的企业，监管部门如何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完成监管？

当然并不是说正规的调查没有用，但是游说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补充的渠道。比如说两个乃至于多个利益团体在竞争一项政策，比如说禁枪与否。那么政府就是他们的共同代理人。俩家需要不断的支付各种游说费用，动用各种关系来证明禁枪/不禁枪 对政府的长期目标，比如社会稳定、充分就业等等是有利的。

那么随着他们的竞争，两边都会有学者、智库和议员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站队，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被发掘出来，最终更有利于形成一个决议。^[4]

上面是美式游说的优点。美式游说的缺点在于，利益团体之间力量对比，并不一定等于社会最优化的方向。选票政治，人多为王，美国的农会、步枪协会，都是巨大的游说力量，对一些关键州的议员选举举足轻重。并且选票政治下，政治家的问责是有限责任的，因为自己的合法性在当选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干好干坏左右不过辞职；而政治家任命的小领导班子也是一样的——如果实在把一件事情搞糟了，就把相应部门的人解雇掉，自己再任命一个。

既然是有限责任，那么意味着当企业支付的代价足够大的时候，政治家是完全可能以伤害自己选民为代价，来讨好企业的。

中国的第三方智库并不发达，并且相比欧美式的去中心化的政府组成，中国的权力相对集中，所以对游说的需求会更低一些。^[5]但是信息沟通的需求一样会有。比如通过单向旋转门，由中央的部委公务员向大企业输送中高管的方式就是一种，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是很正常的了。

因为在监管部门工作过，所以对监管的各种具体的细务会更加的熟悉，新任职位之后，和以前的同事、上下级沟通起来也会更方便。这也是企业为什么愿意花不错的薪水挖角相应监管部门公务员的原因之一。并且这种单向旋转门对部委的官员也是有利的，增加了相应职位的事前的吸引力，让政府可以用较低的薪水来获取到更优秀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未来通过跳槽获得的期望收益，是一种游说补贴。^[6]也就是企业通过拿出资源，来帮助自己所支持的政策更大概率获得通过。

有人表示过一个担忧是，中国的民间利益团体虽然没有形成各种『协会』，是不是不意味着监管会随心所欲的偏向企业。这个也不尽然。中式游说体系，各种人多势众的利益团体确实是缺位的，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官员个人的问责制度在发挥一定的制衡。

中国的官员对决策所负的个人责任下限更低，不仅仅是辞职，还有比辞职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政策和法案并不保证『既往不咎』，也就是现在做起来正常的事情，在未来可能会因此而得咎。这种情况下，监管面临游说同样面临着权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式的监管可能存在的问题，就在于那些不容易触发问责的领域，监管会更加容易偏向于游说的企业，而非民间的利益团体。

最后，在任何体制下，游说虽然有灰色地带，但是也并非洪水猛兽，事实上游说能起到的作用总体来说是很小的。经济学经常试图对游说进行量化。比如2016年在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7]就表明游说的投入其实对政策的改变是非常小的，更多的是企业顺势而为，本来政策上就倾向于如此，而企业只是增加了资源确保了通过，而并不是企业逆势而为，通过黑箱操作来搞天怒人怨的政策——一方面这样阻力太大，另一方面政治风险也很高。而另一方面，这非常小的改变，已经足以给企业带来很多的利益，这篇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游说带来的投资回报比，大约是130%。

参考

1. ^ Campos, Nauro F., and Francesco Giovannoni. "Lobbying,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Public choice 131.1 (2007): 1-21.
2. ^ Bertrand, M., Bombardini, M., & Trebbi, F. (2014). Is it whom you know or what you know?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lobbying proc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2), 3885-3920.
3. ^ Potters, Jan, and Frans Van Winden. "Lobbying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ublic choice 74.3 (1992): 269-292.
4. ^ Felli, L., & Merlo, A. (2006). Endogenous lobbying.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1), 180-215.
5. ^ Bennedsen, M., & Feldmann, S. E. (2002). Lobbying legisla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0(4), 919-946.
6. ^ Hall, R. L., & Deardorff, A. V. (2006). Lobbying as legislative subsi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1), 69-84.
7. ^ Kang, K. (2016). Policy influence and private returns from lobbying in the energy sector.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1), 269-305.

Lobbying，

n. 进京跑部

v. 跑部进京（lobby的ing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