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真的有那么惨吗？清末到 1949 年期间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 第1页

我不像贵乎的大地主资本家的后代

我爷爷是老幺，当年太奶奶生了六个死了五个（卫生条件太差）

最后一个独苗硬是放血保住了一条命来

家里可以说有时候吃饱都有点难度

早上两颗枣就算稀罕的早餐

十二岁家里就供不起上学了

去工厂当学徒，小小年纪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中国当年大多数不是贵乎的各位地主教授祖先 而是像我爷爷这样的

不对，我爷爷还算好的

最起码还没有饿死

而且还能认识上俩字

我记得很清楚 上小学的时候 我要吃冰淇淋 我爷爷给我买了 然后给我讲他当年在码头看到有卖冰糕的 4分一个（现在回想起来这块是不是老人家记错了 那年代不是通货膨胀的厉害么物价怎么这么便宜） 没钱吃不起 老了又不稀罕这些零食了 说我们这一代真幸福

忘了说奶奶了

我奶奶是村里的孩子

说起来比我爷爷还命苦一些

奶奶的父亲是新四军 在我奶奶很小的时候 奶奶的父亲就被敌人打死了 我忘了是鬼子还是剿共的国民党杀的 奶奶家兄弟姊妹又多 奶奶的母亲实在养活不了了 就把奶奶过继给了奶奶的姨娘了 那个年代过继个小子还好 过继个丫头几乎就是送一个免费的丫鬟。。。每天天还没亮奶奶就早早起床给姨娘家洗衣做饭脏活累活几乎都是奶奶干……那会儿的她才是个几岁的小姑娘……

真不知道她老人家那时候怎么活下来的

本家穷没钱上不起学

饭都吃不饱了

过继的娘又把她当丫鬟使上什么学啊

我爷爷在旧社会虽说也没怎么上学但赖好读过两天书 好歹还能识上俩字儿 我奶奶在旧社会真的就是睁眼瞎 老人家跟我说她后来会写字还是单位里组织的夜校扫的盲

别人我不好说

我自己绝对不想回到民国去

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真真的黑暗的旧社会

因为我不像各位知乎贵族

各种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后代

我就是老百姓的后代

多图慎入！从古至今，任何地方都是有贫富分化的，即便在现今中国，还是有很多赤贫的人们，同理在过去也不少人小日子过不得不错，这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只是比例问题，在解放前，可能贫困的人更多一些。

在现代中国，生活水平，工业，军事，文化，建筑，商品种类等一定大大进步的，但是日常生活本身，如果是正常的小康之家，可能变化真不太大。

我印象最深是美军飞虎队在杭州1945年拍的彩色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1945年的彩色影像，而且还是生活照，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至少在我看来，里面的中国人精气神跟现在没太多区别，而且不少人服装都不错，如果跟现在一些中国城市老城区生活也差不多。

1944年9月1日，艾伦拉森随第35照相侦查中队从印度来到中国，他得知中队被派往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赫赫有名的“飞虎队”。1944年至1945年拍摄了中国昆明、重庆、成都、杭州等城市的大量照片，而且用的是当时极为罕见的彩色反转胶卷，这是其中反映杭州的一部分彩色照片。

我节选了部分还不错的，全部图片在下面。

（昆明，上海一带）

带美军游览西湖的女导游

替美军洗衣服赚取零钱的中国小女孩

农田中正在吃午饭的一家中国农民（这位农妇的服装让我感到很吃惊，放在现在都算不错的了）

路边小憩吸烟的中国农民

杭州街景(跟现在步行街没什么两样）

杭州街景（这是一个真实的街景，路上行人服装都不错）

在火车站月台上购买水果

昆明可以看到相对贫困一点，但看上去也象一个平静的城市。

图为在昆明其中一道城门外拍摄的集市场景。拥有六道门的昆明古城墙建于公元8世纪。

昆明百姓观看市区一栋大楼墙上张贴的海报和新闻

在滇池附近的公园里，餐饮店和小贩比比皆是。他们在小屋里营业，在美食旁放着黑板，上面是粉笔写的菜单。这张图真看不出与现在的路边小店有什么区别，可能更净点。

滇池是昆明最重要的游览地，对当地居民和美国士兵的生活、工作和娱乐都有重要的影响。它是游泳、潜水和划船的最佳场所，大观园是其主要的景点，园内有壮观的大观楼，一座保存完好的木质宝塔，点缀了滇池的湖岸。

上海：

黄浦江上一直停泊着来自各国的船只。图为黄浦江渡口。

有轨电车在战时及战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行驶在

上，其模样同美国、欧洲及印度的一些城市里的电车一样。街边那张巨型广告画，上面分别是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旗帜，以及“庆祝抗战胜利，庆祝世界和平”的标语。

好吧，知乎是善意的社区.....我向各位中炮的同学们道歉.....

所谓凡事一饮一啄，皆有定数。

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发生，一定有前因，有后果。

蒋的民国政府接手的，就是一片烂摊子，军阀混战的最大恶果，就是社会军事化，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有三大危害：影响治安、阻碍生产恢复、地方上的生产力无法转化为税收。尤其是第三点，对于落后的传统中国来说，农业是政府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来源，当地方上被士绅地主们把持的时候，他们占有了主要的生产力，但是他们交多少税完全是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的。因此民国政府的财政，一直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无怪乎提出了发行大量法币这种昏招了。蒋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地方缺乏控制力，这个”地方“并不是惯常所指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严格说起来蒋统一全国时的有效控制区确实只在江浙湘粤等东南地区，所以说它有多强大真心不至于），而是指的各乡县村镇，TG把精力从大城市撤离而选择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蒋政府对于乡镇地方没有多少实际管制力，主要依靠的还是传统的地方自治系统，在地方上最多只有治安功能和教育功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各地方主要依靠的还是当地武装化的士绅和地主阶层，中央想掌控他们也是有心无力。民国政府对地方缺乏控制除了导致收税困难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民国政府重视教育（印象中中央政府的教育投入占财政好像大约是百分之十五，地方上更离谱，普遍达到百分之三四十，这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进步）。是的，民国政府重视教育除了跟政府意识先进之外（蒋本人是受过军官教育的，因此对于高等教育颇为看重，另外民国中央政府内知识分子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一点也有一定关系），还有就是因为钱没有地方用。政府一方面很缺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方上花钱的项目不多的政府，确实也会存在钱不知道怎么花的问题。至于建立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业的问题，当然不是蒋不想，而是他没有能力，就算把钱拿出来，技术从哪里来？专家从哪里来？清政府花了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专家技术，早已经流失了，蒋如果想重新建立完善发达的工业体系，从采矿冶铁到锻钢制造枪炮，那个花费，不是当时落后的中国承担的起的。

而毛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接手的同样是一片烂摊子，面临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但是毛的条件比蒋要好的多，最重要的是毛实现了土改，成功的消灭了横垣千年的地方自治体系，这一点使得地方上的社会军事化被彻底摧毁，为恢复生产和收税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是有了苏联人的援助，具体援助的数目和项目至今不可考，但是无疑是十分庞大的；（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是："他们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米高扬的这段评论是西柏坡时期，共军即将南下接收整个中国时的一次谈话，米高扬的评论简而言之即此时的TG高层仍然是泥腿子政权，没有管理全国的打算和能力，也因此可以想见稍后工业和经济计划的提出和执行全都有赖于苏联人给予的帮忙。）而第三点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的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是经济地位却依然低下，甚至可能是更低了。政府对农民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说白了就是攫取农民收入来哺育工业成长（因为收购价格由国家统一说了算），因此建国后的工人们意气风发趾高气扬，收入前所未有的高，当然可以把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一切社会群体踩在脚底下。牺牲农业收入哺育工业发展的结果就是·我国建立的依然落后的工业体系能够依靠落后的农业提供利润良好的生存下来，而这也是我认为蒋无法建立工业体系的另一个原因，没有这种强制性的利益攫取，蒋即使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模子，工厂的运行也难免走上满清洋务运动的路子，工厂每年发生巨额亏损，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大负担。毛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帮助下，迅速的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除了第一点土改是共产党实打实的功绩之外，第二点属于无功无过（是不是功看你怎么理解了），第三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则属于过大于功。（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从短期来看是切实有效的，能够使资源迅速的集中于少数几个行业并迅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一是这种制度造就的是一个个肿胀的官僚体制集团，这一点既有洋务运动的国企可以证明，也有九十年代纷纷倒闭的国企可以证明；二是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需知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收入也越来越多，确实需要政府补贴的行业可能有十家二十家，但是政府补贴的行业可能是一百两百家，从而使得需要资源的行业得不到，而某些行业资源却显示出过度集中的景象，这一点就是今天的国进民退。)

凡事发生，必有前因，必有后果。毛政府能建立工业体系和自身条件关系不大，比如说，没有苏联专家的援助，共产党也不是天仙下凡，不能无端端给你变出来一座座工厂一套套设备一个个专家，解放战争中共产党能赢，自身条件和国民党的愚蠢经济政策是其一，东北得到的苏械日械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也是其一。

下文是林彪进入东北以后发给苏联方面的电报

我们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7.纺织专家5人；
8.采金专家4人；
9.水泥专家4人；
10.造纸专家4人；
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财政专家4人；
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以及科瓦廖夫发给斯大林的报告

东北局特别要求要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满洲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来。
其中，燃料和电力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定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电报来源再次鸣谢沈志华先生从苏联带回来的档案。

还有一个资料可以证明苏联援助和东北基地的重要性：

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大连、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鸡西、辑安、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修械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基本满足了野战军作战需要。

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军工部所属各厂共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生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9.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已经成为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

看看上述数量上是何等的差距，这还没有考虑到两者在质量上的差距，前者是能跟美国人对抗的武器，后者仅是土炮水平。（其实我是军事盲，但是我敢肯定前者跟后者的装备不是一个级别的）

很难想象，没有苏联援助的TG将要如何恢复生产，尤其是如何建立起以前并不存在的工业体系。如果要对两者进行评价的话，我愿意说：民国算是无功无过，它的政府孱弱，就是想干什么也干不了，没干出什么功绩，也没办法主动的祸害百姓（我不赞成说无功就是过，这是不考虑现实条件的瞎黑人罢了）。而天朝则是有功有过，它的政府十分强势，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时也制造了很多问题。把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类别的政府放在一起比较，很能满足各位的情感需求，但是毫无实际意义。

尤其是大多数人特别热爱拿一些很实际的物质和生活数据指标来进行比较。一方面这个比较十分直观，高下立判，如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而到了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岁。

这些比较有的有效果，但是大多数其实意义不大（顺便一说，黑当时的印度就是黑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段文字的整理者没有基本的历史常识）。一个政府的执政效果，总是跟政府能力、执政背景、政策效果等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拿结果来比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新中国在二战后的和平环境中成长，论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干的不怎么样，以六十年为维度，并没有跑赢这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因为全世界都在这六十年当中有一个长足的成长，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唯一的劣势-----被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纯粹是因为作为朝鲜战争的“帮凶”，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看过这方面的分析，具体不记得了，结论大致上反正是中国六十年gdp平均增长没跑赢世界平均水平，当然了，后三十年我们还是赢的很舒服的。）尤其是跟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相比，我们是输了的。苏联解体前的朝鲜发展速度也比中国要快。

这些同一个时期的政府比较尚且要考虑各种因素，遑论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程度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

仅就执政能力比较而言，国民政府和TG政府内都不缺投机者；国民政府内知识分子多，而TG政府内“泥腿子”多（红军主要由农民构成，这些农民又成了新中国政府中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央政府中低层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军转政的效果嘛呵呵呵呵）；蒋的时代可能比毛的时代更重视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但是学者的效果存疑），这一点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货币政策出自冀朝鼎，和毛组织政治局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见一斑；但是毛的政府是在苏联人指导下建立的，架构和设置应该比国民政府更加完善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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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1：

多谢各位抬爱.......这个答案是我昨天做实验做的郁闷心情沉重所以怒而跑来打了这几千字.......你们读的时候不觉得结束的很突兀么........因为我没写完啊。但是我又自知有拖延症，如果不发，那么存在草稿箱也许半年都不会再写........

本文写到这里，旨在论述两个政府性质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接下来是准备写“惨不惨”什么的，没有什么实际的讨论价值,尤其是不能如各位所愿的拿来比较。国际国内局势都不同，科技水平也不同，硬要根据当年的民众生活状况差从而想象出民国政府远不如毛政府，也不至于，把毛政府放在那个时局下，未必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一刀切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

我的答案真正想讲的，其实只是“一饮一啄，皆有定数”。昨日因，便是今日果。你看到了今日果,也要想想昨日的因。

比如土改的问题，我提到这是共产党的头号大功绩，将来即使天翻地覆共产党倒台了，这一点功劳也跑不掉。那么国民党能不能做呢？能，国民党也确实在台湾实现了土改，而且它做的比共产党好，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土地交接更平和，平和的交接，才不会出人命。但是三几年的国民党，就是不能土改。

先讲讲土改的必要性，土改的背景其实离不开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体制主体是自给的自然经济，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围绕着如何收取农业税收展开，我对于古代财政史不太熟，一直打算抽空找几本书看看的，但是要看的书太多，排不上档期.......所以只谈谈我稍微比较了解一点儿的明季税收制度。有明一代，对地方算得上是掌控力强了，知县知府在地方上主要负责教化一方，而他的政绩如何考核呢？“如县官给由到州、州官当面察其言行、办事勤惰、从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一是由上级州府考察，二是考察内容主要是言行、勤惰等比较务虚的领域，还有”造事迹文册、仍画土地人民图本、如期至京。又令布政司按察司官来朝、将所属官员、考过堪用不堪名数、亲自奏闻。“这是进京的朝觐考察，考察的主要是两点，一是人口有什么变化（不减少就行），二是有没有干什么坏事（民愤不是太重就行）。从这两次考察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地方官纯粹属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反正皇帝是管不过来你们的。而明季的税收制度也是基于这个思想。

国民党28年才实现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此时对“地方”（无论是乡县村镇还是西南东北华北各省皆然）依然缺乏掌控力，它的政权一方面需要消灭地方上的乡绅势力使地方控制力增强，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乡绅势力维持治安维护生产来维系统治，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我认为一个正常的政府的做法，的确就是要杀驴，但是留着慢慢杀，权力要一步步收上来，国府也正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在土改问题意见上的不统一使得国共分裂，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哎呀我不写了查资料好烦，反正一句话，三几年的民国政府需要搞维稳来维系统治所以不能搞土改，但是他去了台湾以后就有条件搞土改了。

还有，土改不是TG的发明，历朝历代基本都要搞土改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这是千年难题。

回头有空再慢慢补...........各位的评论我也回头慢慢回........

各位热衷于拿数据来进行比较，不是不可以。我个人还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最好是拿４５——４９年期间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寿命、钢产量增长率、GDP增长率、文盲率来进行比较，来证明TG是一个比国府优越的多的政党。

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

记得当初学习白居易的观刈麦时，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农民什么时候收粮食不用交税了吗？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有人说是中华民国吗？我记得三民主义里面不是有民生吗,新三民主义还有扶助农工。 我当时确定肯定不是清朝，因为有摊丁入亩，所以清朝肯定会要交农业税。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不交税了，我真不知道。

老师说：是2006年，从那年开始种粮食不交税了。 老师不由得看着我们感慨，你们现在生活在城里，有几个下过地，有几个割过麦子，也不担心没饭吃，真是幸福啊。

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业税就是农民的一块心病，丰年还有饭吃，遇上灾年，税收不减，除了卖地还能怎么办？ 地卖了还可以卖儿卖女，多少人因为农业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交不上税死的人数的清吗？

所以从此之后凡是有人觉得我朝之前的任何朝代生活水平好，百姓幸福，我就问他一句：

你要是个农民，可以不交农业税吗？

但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都不会觉得前朝好。

复有贫妇人， 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 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 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 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 岁晏有余粮。

有些人不信邪，觉得我怎么一定是贫妇人呢，我可以是白居易啊，写写诗来看看麦，每年还有余粮呢，生活多美。

可是聪明的你，你说是贫妇人多，还是白居易多呢？

注：白居易29岁中进士。

我奶奶的原话：

那时候（指她年轻的时候），家里死个小孩都没死头猪崽伤心！

这是我外婆的故事，我在前年过年时写的。这些故事从小就听外婆讲，但都比较零碎。那年打算写这篇，特意问了外婆许多细节。但很多她也记不清楚了，所以如有模糊之处，还请多多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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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冬天的清晨会哄人，天一直麻麻黑，等舍得出被窝了，看墙上挂钟至少已过了九点半。掀开窗帘，冒寒气的玻璃花傻傻一片，用窗帘抹，就会看到外婆。 有时她手里拿着鸡蛋，从鸡窝来。有时她拿着一块豆腐或一细条生肉，都是能看清来路的东西。她透过窗子也能知道我醒了，任我装睡耍赖都没用，必须起床。她一 边归置东西一边说：劳动才是人的体面，你这样可不讲理。

在她的唠叨中，我开始冬日的一天。而在此之前，外婆已经打扫过前后院，喂过猪牛羊狗猫，做好一大家人的早饭，并着手准备午饭。她一生中至少有七十年都是这样过的，区别只是院子或大或小，家人时多时少。

外 婆出生在秦岭南麓，渭河平原的人习惯叫他们南山狼。这是一种蔑称，形容他们性格彪悍，也因为那里确实有狼出没。有一年出奇的穷，满山上下找不到一口吃食。 外婆的父母只好背起家里那口铁锅，拿起丰收年头上山打栗子的竹竿，竹竿两头牵着饿的摇摇晃晃的外婆和舅爷。那年，她八岁，他五岁。

他们沿 着盘山路一直向北，有时嫌大路太绕，就不顾危险翻山找新路。他们运气不那么好，遇到了传说中的南山狼。狼是饿杀的狼，见到活物眼睛血红。一口叼走了竹竿那 头的男孩，当娘的吓疯了，不知哪里来的那力气，一把拽住孩子，娘俩被狼拖着走。爹拿了竹竿来救，用全力打狼后腰。狼吃痛逃了，走前舔掉了男孩的半拉手。那 天夜里，娘死了。她饿的太久，经过白天的动荡，又吓又跑，被狼耗尽最后的精力。外婆说，那夜真黑，吞掉我娘，爹脸色寡白瘫坐着，弟弟在他怀里抖，眼看活不 成了。

那大概是外婆一生里最惊险难忘的夜晚，当她因饥饿与恐惧一言不发时，肯定想不到，天亮之后她的命运将发生转机。

第 二天清晨，当时才二十六岁的孙家姥爷心疼骡子，思谋着歇歇脚，运气好的话还能拾点柴火烧口热水泡那坚硬如铁的馒头。当他满身疲惫走进那间破房子时，被眼前 的惨景吓走了瞌睡。两个大人，一个死了，一个正在死。两个孩子，一个不知死活，会动的那个一句话说不浑全。孙家姥爷大概想过走，毕竟乱世里少事才是道理。 但最终他还是烧了热水，从骡子车拿下三只破碗。泡馒头的味道唤醒地上的男人，他喝过几口热汤之后，未语泪先流。他用尽力气也只能说两句话，一句是女子乖巧 伶俐，给你当女儿也成当儿媳也成，只要有活路求你带走。一句是大恩大德来世再报。孙家姥爷为难了很久，把两个小的抱上骡车，和一捆捆瓷碗同盖一床棉被。而 外婆的父母永远留在那个破房子里，连一条破席子都没落着。

孙家姥爷一路犯难，不知该怎么给家里老婆交待。最终他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让 这女娃给三岁的儿子做媳妇吧，当童养媳，至于小子，回去听老婆的主意。孙家姥姥是个厉害人，过日子精打细算，省下一房媳妇的钱当然好，但这媳妇五岁的兄弟 无论如何都要不得。外婆经过这场变故，比以前更懂察言观色，她有点知道未来婆婆的心思，但没胆子反抗，只好一个人哭。外婆说，我这辈子对得住孙家，对得住 胡家，唯独对不住我亲兄弟。

八岁的外婆开始她的新生活，日常要做这些事，拾柴火，烧炕，做饭，喂猪，给出外做生意的公婆准备干粮。三岁丈 夫的坐卧行走，更是她必须承担的任务。孙家姥爷是个贩碗客，之前近路远路都走，能捡回她就是走远路的结果。只是世道差，行路难，孙家姥姥定了新规矩，只走 平原，不进山。现在家里有媳妇照看，他们可以一起出门，总比一个人强些。公婆不在的日子，外婆会攒下口粮，悄悄送给自己的弟弟。那个可怜的孩子，他的手没 保住，被孙家送到镇子上由他自生自灭。有好心人给一口吃，或者自己乞讨，反正活下来了。

过了两年平静日子，外婆的小丈夫病死了。她怕的要 命，心想孙家人肯定不养她了。没想到，虽然他们打她出气，骂了诸如丧门星之类的狠话，最终却留下她。孙家姥姥说：现在儿子没了，你做不成我们的媳妇，如果 你还愿意留在家，到年龄了我们出嫁妆拿你当自家女儿嫁出去。外婆从此改姓孙，这也是这篇文章称呼她养父母为孙家姥爷姥姥的由来。

孙家姥姥 又陆续生了几个孩子，我外婆像个过分合格的大姐一样照顾他们，事无巨细，百般周到。她十六岁时，孙家姥姥因病去世，她义无反顾接过家庭担子。她勤快麻利， 眼里有活，一刻也不肯闲着。即使后来她出嫁了，仍每周步行十余里回孙家，为弟弟妹妹们洗衣收拾，烙好一个又一个面饼，腌好一瓮一瓮的咸菜。直到现在，几个 毫无血缘的弟弟妹妹仍无比尊重她，她在他们眼中几乎是母亲的代名词。

二

外婆十八岁时嫁给我外公，从此开始她在胡家的漫长岁月。胡家是有来历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中前三个都在城里做事，大女儿嫁给国民党小军官。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对外婆这个贩碗客养女本能的瞧不起。但他们肯结这门亲，也证明了年轻时的外婆容颜出众，德行远扬。

外 婆嫁过去时，家里除了严苛的公公，还有一个叛逆的小叔和任性的小姑。其他兄弟只在清明节或者老太爷生日这种大日子回来，穿着体面，带着德茂宫的水晶饼和桥 梓口的腊牛肉，那是西安最高贵的食品。外婆喜欢他们回来，因为老太爷看到他们会变得好脾气，连倔强的外公也格外柔和。外婆忙的头也不抬预备各种乡间菜，偶 尔偷偷给坐在灶火边的弟弟递一片肉。胡家纵然苛刻，这一点却让外婆永远感恩。他们允许外婆接济弟弟，甚至允许他住在家里做一些杂活。

我曾 问过外婆，舅爷到底是哪年参加红军的，去的是谁的部队。她一脸茫然，努力回忆却只能告诉我，记不得了。关于断手的弟弟，我的舅爷，外婆永远心存内疚。她责 备自己早些年没能照顾他，让他受尽辛酸。也后悔那次被丈夫毒打之后向弟弟诉苦，使他这个血性男儿再也不能容忍寄人篱下，他愤然出走，去了延安参军。外婆 说，哪个女人命不苦呢，被丈夫打又不丢人，你舅爷年轻不明事，只想着为我争气，才去做那卖命的营生。

我见过舅爷年轻时的照片，黑白光影中，是一张骄傲的俊脸。手断了又如何，特殊年月里，每秒钟都可能改变命运。外婆再一次见到舅爷，已经是解放之后了。他被安排在隔壁镇子的派出所做指导员，外婆高兴的又哭又笑。她觉得好日子要来了。

后 来的事情并没有如外婆所愿，她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与此同时，家里遭受一连串的变故。嫁给国民党小军官的大姑奶奶带着才两岁的儿子黯然回家，她的 丈夫随部队撤退，生死不明。一世要强又爱女心切的老太爷急怒攻心，一病不起。娶亲不到三年的小叔子死了老婆，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一时间，这个大家庭阴霾 重重，人仰马翻，再不复从前的富足气派。

外婆又一次担起主妇的重任，上要侍候公公，煎药送饭，好言开解，忍受他不时来袭的怒骂。中要照顾 大姑奶奶的情绪，始终以礼相待笑脸相迎，让她的心能够在家里得到片刻安宁。下要照顾近十个尚不懂事的孩子，尤其对小叔家的俩个孩子格外优待。她受过没娘的 苦，打心眼里疼爱他们。好在以前任性的小姑奶奶，经过种种变故迅速成熟，她开始和外婆并肩作战，照顾家人。那种苦难中建立的友谊，伴随了她们一辈子。

活 累累不倒人，心累却差点压垮了她。那几天老太爷病得重，一会骂人一会哭，大冬天想吃煎饼卷茄子。外公被派出去找茄子，他在省城工作的兄弟们得到消息也已回 家，一屋子人要吃要喝，外婆忙的走路只能用跑。等老太爷终于咽气了，她才有功夫回房看发烧的小女儿，孩子们横七竖八躺了一炕，角落里的小女儿已停止呼吸。 为这事，她被夫家人轮番责难，被丈夫痛打，连哭的资格都没有。最终小姑奶奶站出来为她抱不平，姑娘是娇客，才暂时止住那些人的闲言碎语。

死 别未远，生离将近。老太爷还没过七七，舅爷上门了。外婆平生唯一一次对舅爷发了火，因为他一意孤行，非要回山里老家。舅爷说：我们的亲叔父还活着，他没有 儿子，我要回去为他养老送终。外婆觉得他简直疯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往火坑跳，眼看着有姑娘愿意嫁他，就要成家立业。她骂他求他，好话说尽，却还是拗 不过他。

外婆劝着就哭了，新愁旧恨集中爆发。外婆说，我从没那么委屈过，哭的眼泪止不住。我知道你舅爷心思，爹娘死在荒山野岭，他想把未 尽的孝心还给叔父。最终，舅爷放弃公职，怀着要为亲叔父养老的念头回到秦岭老家。可惜，叔父的三个女儿视他为微薄家产的侵夺者，合力排挤。舅爷无家可归， 又舍不下脸回来找外婆，只得做了一户猎民的上门女婿，娶了那奇丑无比的大龄山姑，并承诺照顾她的弱智弟弟直到终老。此后，舅爷劳碌一生，再无翻身之日。

多 年之后，在一个寒冷多风的初春，我与外婆回到秦岭。因为舅爷的小儿子我的三表叔要结婚，新娘是大表姨的小姑子，这样的关系描述或许让你眼晕。简单说，舅爷 当年没收彩礼就嫁掉自己的女儿，为的是将来不花钱娶姑爷的妹妹。婚礼简单又隆重，十里内山头的人家都来帮忙。宴席连开七天，每天下午两点开始，直至深夜。 最好的两道菜是五香豆干和干烧河鱼，喝的是自家酿的玉米酒。

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因为是远客，被奉为上宾。舅爷的子孙们，对我亲昵爱戴，百 般纵容，每个人见了我都拼命塞钱，从几十到几百都有，稍有推辞就真生气，并试图用那并不灵光的普通话向我诉说外婆的大义。于是我知道，即使在最艰难的岁 月，外婆与舅爷也不曾中断联系。天晓得她用了什么办法，使得舅爷家的孩子们都吃过她送来的粮食。而我曾听母亲说过无数次，她小时候因饥饿衍生的种种烦恼。 外婆对舅爷所作的一切，源自血亲还是始于赎罪，我没有答案。

三

岁月与生老病死同行，若无其事又凶狠绝情。它带来灾荒，病痛，饥饿，带走的却是亲人。

那 些年的每场运动，胡家无一躲过。有可能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姑爷就是铁罪，而留在胡家的大姑奶奶和儿子，是理所应当的叛国贼。无论何时，被拉出来斗三百回合都 是活该。外公一生暴躁，毫无建树，但对家人着实心存恩慈。他主动站出来要求代姐姐和外甥受过，这是他的天真，人心动荡的年月，随便一个帽子就可以压死人。 他此举不但没能减轻大姑奶奶的苦难，反而把自己也牵连进去。

生性高傲的大姑奶奶何曾见过这样的浑沌世界，她选择在一个夜晚悬梁自尽。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但是，大姑奶奶的死并没有为她赢得尊严，不过是自绝于人民的又一例证。而家里，又多了一个没妈的孩子。

外 公病逝时，我母亲正在读高中。消息传来，她静静收拾铺盖，自行办了退学手续。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女儿，她比谁都懂外婆的艰难。外公的丧事寒碜的 令人害羞，家里连一口热汤都无法提供给抬材暖墓的乡亲。外婆哭干了眼泪，看着满屋张口吃饭的孩子恨不能去死。危急时刻，小姑奶奶又一次站了出来。

那 天晚上，已经出嫁的小姑奶奶闻讯赶来，顾不得悲伤，当下向众位城里哥哥分派任务。十八岁的大舅分给在电力局做电工的大哥，十七岁的大姑奶奶的儿子分给在法 院上班的二哥，十六岁的我母亲分给在国棉七厂做纺纱车间主任的三哥。小姑奶奶的原话是：咱爹瘫痪三年，是四嫂一人全力照顾。胡家女儿蒙难，只有四哥用命护 她。弟媳妇病逝时，两个儿子一个会爬，一个才出月，是四嫂拿他们当儿子养大。她为这个家做的太多，羞死了我们这些姓胡的，该我们为她分忧了。无论你们作什 么难，把三个孩子的工作安排了。

也许如此任性的描述会让故事割裂，但我愿意写出外婆和小姑奶奶的后来。在我小时候，外婆是一个面容愁苦的 妇人，不停歇的忙碌着，对院门之外的所有事忧心忡忡。但偶尔提及小姑奶奶，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语调轻快表情甜蜜。在她的诉说里，小姑奶奶淘气又漂亮，大胆 又仗义，在家里有着不可撼动的威严，就连嫂子们也心甘情愿听她调遣。外婆是如此热爱小姑奶奶，以至于在小姑奶奶生病之后，她情愿用几年时间陪护，寸步不离 悉心照料。她们对彼此怀有毕生的友谊与好感，并将这种情绪肆意泼洒，从不隐藏。直到如今，小姑奶奶过世已有十五载，她的三个儿女仍视外婆如至亲，在她面前 会不自觉流露孩童的一面。

接下来的故事变的平淡，但对外婆和她的孩子们来说，那段平淡清苦的日子却透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家里第一次 没了成年男人，也就没有了权威带来的压抑。家的氛围，从如履薄冰到轻松随和，外婆不再拘谨，如今她是一家之主。三个外出工作的大孩子，定期带回孝心，将为 数不多的工资全部上缴，可以为家分担责任使他们充满荣耀。即使曾有过其他梦想，也已独自吞咽，绝口不提。外婆又一次显示出卓越的理家能力，她精打细算，让 每一分钱都用在最合适的位置。既不亏待在外做事的三个，又要让家里的小孩有学上有饭吃。

胡家终究还是没落了，我母亲这一辈兄弟姐妹，再没 出过比肩先辈的人物。他们无论男女，都不曾做过越轨出格之事。他们身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忍耐，韧性，接受命运的荒诞与屠戮，但从未彻底的一败涂地过。对抗 苦难，是从有记忆就开始的必修课，他们有心得，更有办法。所以不会像大姑奶奶那样用命抗争，也不会像我姥爷那样逞匹夫之勇。他们是外婆的孩子，受她教养， 懂得棉比钢长久，又可温暖人生。

外婆有自己的纪事方法，她的人生里，没有年月，只有事件。而那事件，无论当时悲喜哀伤，说出来只不过是生 老病死，喜世人之喜，伤世人之伤。如今外婆老了，再不能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她住在一个朝南的屋子，似乎已用尽光与热，性子和表情都已淡漠。她的孩子及孙子 们，经常从四面八方走来，兑现当初在炕头上灶火旁的许诺，将稀罕的吃食与钱送与她。对此，她习以为常，有时会露出羞惭的微笑。

如果是冬天，每个有太阳的下午，便有阳光溜进屋，与她同忆往事。她爱煞了那只眼神冷漠的猫，往往摸着它，说着话，便悄然睡去。外婆，八十岁了！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官方史书是怎么说的。

“自 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以来，经十余年努力奋斗，终于能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但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仅徒有虚名而已，当时全般局势仍在袁世凯与各大军阀控制之下。由于彼等之争权夺利，完全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致演成全国混战之局面。 孙中山先生乃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先后发生“二次革命”。“反帝讨袁”与“护法”诸役；各大军阀间亦为争权夺利发生火拼，其大者如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小者为一省之内的派系作战，则不计其数；因之战火遍及全国，生灵涂炭，较之满清末年尤有甚焉。同时帝国主义者，又乘机侵略中国，不平等条约较前更为苛刻，主权领土损失益多，国家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战乱地区人民生活更加艰苦，平时难得一饱，荒年则饿殍遍地，因之偏激者则铤而走险。“共匪”乃得乘机煽惑诱骗，此“中共”之所以能滋生也。……

（北伐结束后）不幸又遭李宗仁、冯玉祥等，以及野心政客汪精卫之叛扰破坏，乃发生数平叛乱之战，其规模之大，国家、人民所受之损害，较之“北伐统一”之战为尤甚，使社会更为支离破碎，政治无法纳入正规，尤其经历战乱之地区与偏僻之山区，如：湘、赣、闽、鄂、皖、豫等省边区与陕北等地，官吏无能，政治腐败，生产落后，人民困苦，共匪乃得于该等地区大量发展。”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5卷，第185、186页。

在国民党的这部史书中，为描述民国时农村的凄惨，甚至直接使用了“土豪劣绅”的叫法来陈述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来源。

“部分官吏窳腐贪污，土豪劣绅巧取豪夺，往往使民间疾苦投诉无门，实为助长共匪凶焰之主因。”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1卷140页。

“中华民国自建国以后，历经十八年战乱，全国方告统一。当时全国各地，天灾人祸频仍，尤以遭军阀割据数经战乱，导致民穷财尽，益以地方政治腐败，财政紊乱，教育落后，又有地方土豪巧取豪夺，几至民不聊生，此种情形，在各省政令所不及之偏远地区，地形隔绝之高山地区，更为严重，共匪乃得利用此等状况，肆其欺骗宣传之能事，并依暴力、恐怖、胁迫人民参加匪军。”

——[台]王多年：《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71年版，第5卷，第197页。

可见，民国时农村情形的水深火热和农民生活的极度艰难，甚至连国民党的官方战史都不否认。而今天那些粉民国的人，却连国民党的这点诚实态度都抛弃了。每当有人告诉他们民国是多么惨不忍睹，他们总会以为这是因为对方被共产党的历史书给骗了。但当接触了海峡或大洋对岸的资料后，我们才会真正发现，其实共产党说的是真的。

以上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其描述尚不具体。可由其他海外资料补充映证。

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在中国多年，亲自采访过国共高层干部。他与人合著一本《中国的惊雷》，其中就介绍了他们亲历的民国时期农村状况。此外还有美国记者韩丁，曾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组进驻山西农村了解状况，后写成《翻身》一书记录中国的土改。此二人后来都被中共称为“国际友人”。但事实上他们并非天生就是共产党的粉丝。白修德曾很敬仰蒋介石，但目睹国民政府种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之后，终于对蒋介石丧失信心。“蒋是一个掌握实权的中国气息十分浓厚的中国人。我最初对他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页）韩丁在其早年对中国共产党亦持有保留态度。在其《翻身》一书中，不仅记录了土改前地主压迫农民的情形，也毫无顾忌地如实记录了土改时流氓无产者的残暴以及翻身农民的过火行为，并无为共产党做尊者讳的迹象。

如果说白修德和韩丁可以算为有所“左倾”之人的话，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则完全不同了。此人虽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不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戒心，尤其提防知识分子。和韩丁一样，贝尔登也会说一些中文。他作为职业记者，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国统区与解放区。他这种超然的态度和机遇给我们带来的两种统治下的对比更为客观，也因此而更为震撼。

下面就看看他们的书里是怎么描绘民国时的农村的。

“农村中的压迫大不相同。中国地主把佃租提高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好一点的田地，他们收取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区，如重庆，他们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权十分集中的县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欧洲的贵族一样，自己有武装的家臣，有无情的收租管事，有农奴——即佃农。

小自耕农常常并不比佃农好过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税，并且常常是在抽着。他必须负担政府的勒索，各种本地官吏的零星窃盗，以及驻在他的县里的军官们的需求，路过他的地方的小兵们，都觉得可以随便问他要猪要肉要吃的。

有时农民需要贷款，而贷款在中国，可以把名义上拥有土地的农民降而为替债主耕种的雇农。一笔借款——买种子，买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农民陷入高利贷的天罗地网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设法在乡村中打破这个制度，货款权依然在乡村小押当和重利盘剥者的手里，而重利盘剥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个人、一给高利贷者掌握以后，就很少脱身的机会。小农通常吃亏之处，还有市场。他在收获季节低价出售米谷，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米，却必须出高价钱。交通是这样困难，道路是这样稀少，以致每一地区都差不多与世隔绝。并没有全国市场来规定价格，也没有铁路来使各地互通有无。

在任何乡村里，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个人。通常大镇市上总有“小康”之家组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圈子。他们的田地产业给他们以威严的气概和文明的外表。当传统主义者说起中国乡村民主的时侯，他们总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决定的。父老差不多总是有钱有地的人，或有钱有地之家的商业上的同盟者。中国少数的“博学之士”，即出得起钱受教育的人，也是这些人家出身，中国各级政府的人员，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来的。这些人由于对自己阶层的忠实感，由于对自己所出身的有教养及有钱家庭的忠实感，从根起就有官僚主义。在乡村里，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统一性显而易见。政府指派保长和甲长负责收税、征兵和维持公共秩序”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0-32页

“农民要控诉统治他的寡头政权，是决无效果的。他要控诉不法的捐锐，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蛮，必须向地方政府请愿，而地方政府的组织，恰恰就是保护压迫他的一群人的组织。甚至在战争以前，对地方政府问题有兴趣的少数研究者发表了几个详细的调查材料，说明这个制度如何发生作用，就已经使中国有良心的人为之惊骇；他们写了几本枯燥的小册子，把这个地主制度痛骂一番。在有些地方，无力付出重利息的农民就由当地的警察捉去关在监牢里；他们的家里要不送饭送水的话，他们就会饿死而没有人理会。在某些地主的田庄里。农民被迫作无代价的工，作为他们封建义务的一部分。农民收获时，一切政府人员或地主纷纷各自勒索一份。”

——[美]白修德 等：《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2-33页

美国记者韩丁，曾亲自在中国走访，并虽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下乡考察。韩丁会说中文，因此他可以亲自直接采访接触到的中国农民。不妨看看韩丁在其《翻身》一书中记录的民国农村是怎样一幅不忍直视的画面。

“‘在很多地方，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托尼在一九三二年这样写道。”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9页。

“以下是从同我交谈过的那些农民的亲身经历中摘录出来的几个片断：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什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儿停了三夭。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坑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我险些没有饿死。那夭我躺在大路上，正好过来了一挂大车，赶车的招呼我让开道，我觉得身板虚得不能动弹，心想叫它碾过去算了，可是人家还是由边上绕过去了。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酷槽。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

我和孩子们去给人象间苗，一总才挣下了半升小米，每顿饭只抓一小捧跟野莱搅在一起吃。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睡在炕上，从屁眼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赶他死后还一股劲往外拱。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白己也没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惑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美]韩丁 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