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说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为清朝所扼杀？ 第1页

高票几个答案真是惨不忍睹。。。

总有一些人喜欢扯歪话题，往啥朝代之争，啥体制问题传统文化之类东西上带节奏，一股熟悉的反汉贬华河伤流臭气喷涌而出啊。

尤其是某自居左派的大拿，居然还感慨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类语言，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半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回到问题。

我们不扯淡明朝到底有没有啥资本主义萌芽了。也不去定义究竟啥算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从基本的逻辑来论证一下。

按唯物主义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对应的社会形态和制度。

比如生产力进步到了有剩余产品出现，那么就必然产生阶级社会。不管你这个人类社会是在欧洲还是亚洲美洲还是孤岛，有了剩余财富必然有人要去占有它。

同时这个剩余产品非常有限，有限到了只给劳动者留最低限度的口粮才值得剥削的程度。否则还不如再买/抓。那么就必然产生强迫劳动和人身从属关系。

你叫奴隶社会也好，公民社会也好，城邦民主社会也好，哪怕你起名叫天堂，其本质全都一样。

接下来生产力继续进步。劳动者获得较多的份额和相对自由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力增殖。所以就出现了雇佣租佃形式的新社会形态。

过去奴隶产10吃8，生产力就是这个水平，你只能拿铁链子套着监工，收入只有2。你让他吃6，他死了。

现在农民能产20，你还让他吃8，结果他面黄肌瘦产出只有15，收入是7。而采用雇佣租佃方式让农民吃10，你的收入是10。这样新的经济关系就取代旧的了。谁不服淘汰谁。

同样，你管它叫封建社会还是租佃社会，或者东方体系西方体系，也没有任何区别。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

同理，世界上只有一个资本主义。

从来没有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东方资本主义，或者白人资本主义，黑人资本主义之类的说法。

只要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到了一定水平，就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西欧不产生，东方可能产生。东方不产生，印第安人迟早要产生。一百年不产生，一千年一万年必然产生。

这是由最最基本的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决定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在进步，哪怕今天我们看起来最原始的土著，他的生产水平和科技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无非快一点慢一点而已。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剩余产品多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出现商品的大规模流通，就必然出现脱离土地的手工业、工业。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因为新生产力的先进性，其必然壮大到能够替代原有土地利益集团的程度。

这是任何个人意志、制度、文化、道德、传统。。。都挡不住的大势。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车轮。

不服的人自己好好想想，经历了无数“禁锢”“打断”“改造”。。。你猜资本主义到底在中国实现了没有？

资本主义的出现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资本主义在西方首先出现则是一种偶然。

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也是一种必然，是否能在宋朝明朝由萌芽成长为大树取决于偶然。

满清代明是否打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这个实在没法说，历史不能假设。

但是蛮族入侵在初期极大消灭人口破坏生产，在中期社会禁锢严密，在后期惧怕改革拖天下为本族陪葬。这些都是极大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这些具体都可以讨论。

但要是有人不讲生产力发展，不讲经济基础、经济关系。抱着一堆各式各样的名词，捧着啥教伦理啥啥精神的臭裹脚来论证传统中国绝对不可能发展出来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形态。

则这些人不但没有最基本的历史素养，可以说连基本智力都缺乏了。

当然，这个话题下一些反汉反华的专业户是最积极的。

这一点都不奇怪。

我在许多地方说过。跨国资本需要打破藩篱使资本和劳动力在全球自由流通，这样在共运消亡之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为它们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敌人。

所以我们看到主流舆论无论标签左右，全部都致力于主体民族与国家的碎片化、多元化，以及非西方文化的自我矮化、自我贬低。基本一听到文化、传统、体制、反思。。。这几个名词就知道是哪些人，它们想干什么了。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并不是发展不起来，而是没到时候。人口压力不到。

其次，一说资本主义萌芽，就讲中国中央集权限制，这是扯淡。

再次，说中国历史分分合合陷入怪圈，这也是扯淡，中国实际控制地盘能从一点小地盘扩展到现在完全控制，怪圈个屁。

中国社会经济是螺旋式发展的。

进程推理，资本主义萌芽必定是伴随着贸易快速流通，这点海洋国家有天然优势。受地理气候变化影响非常大。

其实，中国在清末已经陷入人口大爆炸，闯关东，下南洋，都已经刚开始。

照这个历史流程，人口大迁移开始，南洋如果成为熟地，南洋及大陆贸易联系必定飞速发展，参考开放江南，岭南，湖广都在古代是不毛之地。

首先亮明立场——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机器大生产出现之前已经在人类社会的局部地区，局部产业出现。这种前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萌芽。

也就是说无论是弗洛伦萨的玻璃作坊，还是松江的纺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只要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使用雇佣劳动力，其所在行业具备较复杂的社会分工，即资本主义萌芽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主张生产力决定论，因此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神话。

不含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劳动，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已经出现（什么战国、秦代“雇佣劳动”的几个答主，你们有点常识？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么？）

这种基于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社会范围内取代封建生产关系，是在明代。明代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这种萌芽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已经为中国历史发展趋势证明的。

大家知道，唐宋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地主阶级超经济剥削佃农劳动为其经济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是在自给自足和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并不将剩余粮食进行商品化、而是转为高利贷资本进行土地兼并，加深其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官府手工业尽管有很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它们却只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并且其是用带有很强人身依附关系的“奴工”“匠户”的劳动来生产的；

在明朝万历以后，中国社会总体的封建经济制度还未被动摇。但是，不能否认，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之间，情况却有不同。这个时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找到了它的萌芽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它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这里，封建社会内部严重地妨碍资太主义萌芽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就开始有了变化。到清朝的乾隆年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这个时候，一方面生产资料逐渐地和直接生产者分离，特别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逐渐被掌握到少数人手里变成了资本；另一方面失掉了大部生产资料的半无产者的劳动队伍逐渐形成，他们日益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这个时期除了官府手工业工场以外，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了相当数量的由私人资本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工场，从这里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同时还出现了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孕育着新的阶级雏型，酝酿着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思想意识的斗争。这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诞生的显示剂往往是对外贸易。
从隆庆至明末，明王朝部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从顺治十二年降至康熙十七年，清朝虽屡次颁布禁海令或迁海令，但海外贸易却未被扼杀。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之后，海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
据学者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 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1711 艘，年均10．7 艘左右。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 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 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 艘，年均41．1 艘。明末清初，中国到东南亚商船年均91 艘左右。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到中国贸易的英美商船有312 艘，其中英国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 年)为58 艘。进口商船数量增多，意味着进口贸易额增加。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 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 万两。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 万两余，而南宋海外贸易总量值不过500 万两。

值得关注的是海商势力壮大，郑氏集团当时已经控制了东南制海权。16 世纪中叶以降，在中国东南沿海相继出现许多从事武装贸易的海商集团。而17 世纪郑芝龙特别是其子郑成功崛起，更是取得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垄断权。1650 年郑成功占领厦门、金门两岛后，就积极拓展和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贸易。其时，中国各地土特产通过厦门外销，各国产品也多经厦门进入

据学者估算，郑成功从对外贸易的收人中，每年可获利70 余万两银。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

不仅是在对内反海禁，更是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进行的。特别是荷兰殖民者不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还在海上劫我商船，掳我百姓及商品，威胁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安全。郑成功为反击荷兰殖民者的海盗行为，1655 年下令禁止对荷兰人通商，并于1662 年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以前我们总是从民族主义角度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但是本质上难道不是资本家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吗？

郑氏还建立一套以征收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外贸管理制度。这已经是一个海洋政权的雏形了。在郑芝龙时代，郑氏集团雄踞海上，向来往东南沿海的海船，征收过往税：“凡海船不

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船例人二千金。”降至郑成功时期，将海船过往税改称为“牌饷”，大船征2100 两，小船征500 两，然后给船只“照牌”，每年一换。降至郑经时代，1672 年10 月，郑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缔结条款，其中规定该公司应纳输入售货款百分之三的关税。

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利润丰厚。高利润促使商业资本向着贸易中心点集中，从而使一些贸易中心点迅速城市化。16 至18 世纪，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苏州成了全国性中心市场，推动苏州向着工商业城市发展。英国的曼彻斯特也是这样兴起的。
由于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这一批城市的兴起动因，并非传统的政治因素，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达官、贵人或士兵的相对集中，即消费人数多诱发了城市繁荣，而是由于商业资本集中，物流量增大而诱发城市繁荣。

在 16 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性城市。消费是以达官、贵人、士兵或城居地主为主。因此，城市的规模，其繁荣程度，总是由上述人物的聚集数量而决定的。

在京师，有皇室、中央政府各衙门，有拱卫士兵，还有许多文人、富豪，消费者是全国之最，城市的繁荣也是全国之最。除京师之外，其他城市的繁荣度依次是省治、府治、州治与县治。城市繁荣度呈现出政治行政序列特征。降至16 至18 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如苏州本来只是一个府治所在地，竟然成为全国中心市场之一；临清以一个州治所在地，成为华北商业重镇；汉口与佛山本来只是“镇”，但汉口繁荣不亚湖北省会武昌；佛山商业繁荣可以匹敌广州；重庆以府治所在，成为西南重要商埠；天津与厦门都是从军事卫所所在地，一个跃为华北贸易大港，一个成为闽南地区贸易大港。这些城市的崛起，靠的不是政治行政力量，而是商业资本与商品的集中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商业资本集中程度来决定城市繁荣的新阶段了。

16 至18 世纪，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更大的变化。这首先反映在统治阶级那里。明万历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提出“厚商而利农”的主张，他看到了当时商业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效益。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提出要“恤商”，“利商便民”，说“朕思商民皆我赤子”，应“除害去弊”。其次，最关键的还是商人的阶级意识正在形成。从以往托求权贵庇护，发展到依靠会馆、公所等自身组织，向官府提出合理的权益要求。《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选辑》一书，载有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举一例：明天启三年七月十六目，苏州府常熟县铺户林辉等13人，因不堪官府胥吏科索，联名向南直隶监察御史告状，要求取消“当官”、“买办”、“承值”制度。结果，督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的长官批文，该县“一切浮费，严行禁约。并不许骚扰民间，致累铺户”，并勒石立碑永遵。

恩格斯编选《资本论》第三卷时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16 至18 世纪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工。丝织业中“大户”和“小户”就是这种分化的结果。成化末，杭州仁和县机户张毅庵从一张织机扩大到二三十张；万历时苏州潘璧成原只是机房织手，到其后代大富致百万。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夫妇，从妻络夫织，十余年间扩大至拥有织机三四十张。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小生产者分化为手工工场主的史料。

许多商人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如丝织业中，陆师道《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载，其友胡源从盛产蚕丝的崇德贸丝，运到长洲丝绸，“竟用是起家”。在淮南草堰盐场，乾隆时期就有商人出资办盐亭，“其舟车、牛只、亭凿等项，皆商自置，犹如自买之田招人耕种也”。不仅城镇，乡村中也有商业资本渗入生产过程。如福建崇安盛产茶乌梅、姜黄、竹、纸等。这就吸引了众多客商携资到此，列肆雇工组织生产。

当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所以会在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的这个期间逐渐发生，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此外还有其他的历史条件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万历年间有一些经济措施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经济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开矿，它的规模是以前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本来明朝的采矿业在万历初年还不很发达，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这才使采矿业能够普遍地合法地进行。结果在两方面发生了影响。一方面因为那些太监到处勒索，就引起了各地人民普遍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矿厂从此大开，民间的工矿业就活跃起来，给了资本的活动以许多便利。其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通通归并于田赋之內，计亩征银。这在一方面表现了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封建赋税制度的进步性的改革，它给货币经济的新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经济的措施以外，万历年间明朝单抗日援朝战争就耗费了二千六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明朝政府还规定把边防费用每年由四十三万两增加到三百八十多万两。这个战争对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措施和国家财政都有不小的影响。中国的银币也是在这个战争中才开始铸造的，并且后来由于对外贸易日益增多，外国银币才不断地大量输入中国。

万历年间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开始输入中国。例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二十年，设立了三百多所教堂。除了关于天文、地理、算学、音乐等的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可以说，这些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献，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反响，就是认为它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而沈德符在这里所做的解释只能更加证明利玛窦等人的活动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明朝万历以后的各种历史条件，仍然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是，不可否认，在公元十七世纪开始以后，约有四十多个年头，明清两个王朝的军事斗争日渐剧烈，接着爆发了农民的大起义，明朝的统治垮台，清兵乘机入关，中国本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一时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它使得清朝初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停顿。但是，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所以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而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显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以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

整体来说明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自发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萌芽的发展被明末战乱特别是满清军事贵族集团的入侵所打断，业已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这个论点并没有错（想扣皇汉帽子的尽管扣）。而清代在经历了社会恢复后，资本主义萌芽比之明代有了新的发展，整体发展水平超过了明代（这一点亦无法否认），这一自发发展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西方殖民资本的入侵所打断，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的殖民掠夺，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本土工商业破产凋敝，民族资本长期失血发展不起来。所以问题不在于明代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也不在于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有没有进一步发展。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比明代有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关键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被战争打断了，导致了清代再发展起来已经落后。

如果说战乱是外因，那么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对缓慢的内因，这里不妨提供几个切入点。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是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以此途径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速度缓慢，马克思称之为“蜗牛爬行的进度”。第二条途径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马克思称这一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而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商人通过包买商的道路向产业资本转化；二是商人直接投资办厂。

列宁在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谈到过19 世纪20 年代俄国能从小生产者分化出包买商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消费者同生产者的距离很远”。所以生产者要委托其中一个人到远处销售产品。

16 至18 世纪中国包买商经济并不发达。中国乡村市集密布，交易相对较方便。学者研究表明，其时中国农村集市密度很高，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每百平方公里有3．5 个，每集交易半径只有3 公里。清初，江苏59 个州县有1112 个集市，每县平均18．8个以上。农村集市密度高，小生产者可以自行到集市卖产品、购原料，无需委托他人。请看下列记载：“(金匮县安镇)市店多花庄、米铺。络绎求市者十数人为群，虽二三十里外，小舟捆载而来，易木棉、籼米去，一晨或得布万匹云。”这里的妇女十数人为伴人市，哪用得委托包买商!

而在 16 世纪的英国，特别那里的乡村，其途径主要是商业资本通过包买商的道路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控制乡村众多的小生产者。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乡村手工业，如棉麻混纺织业、制铁业等通过三种形式被包买商所控制。一是初级的“家内制”，“商人资本向独立的乡村毛纺织工人赊卖原料和购买产品，而不参与生产过程”；二是典型的“家内制”，又称“发放制”。办法是，商人已经向生产者直接提供原料，然后按成品的“多少而付出计件工资”。三是“集中的手工工场”。

所以在中国的原生性资本主义会发展得慢些，也较弱些。

但也应该看见，这只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状况，因为当时机器工业还未出现，缺乏新的生产力推动的情况下，集中生产对小生产者的优势还不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宗贩运同小规模贩的优势也未能充分体现（中国江南水网密布，道路发达，小规模贩运也十分便利）。

由于组织生产所需要的条件——原料（矿产、经济作物）、燃料（木炭、煤）、动力（水力、风力）分布的局限性，在出现蒸汽机和铁路运输之前，相关产业只能分布在条件适合的有限地区，这也限制了商业资本直接投资办厂的可能。

另一方面，正如开头所说，资本主义发展要摆脱萌芽状态需要工业革命，而早期工业革命对煤铁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英国丰富的煤铁资源降低了早期工业化的成本，这一点是中国江南所不具备的。但是中国北方是有着极丰富煤铁资源的，我们知道在清中期由于漕运成本的高昂，海运开始兴起，漕粮海运亦是这一时期开始的，那么北方的煤铁资源可以通过较为便利的海运促进南方产业革命未必不可能。

这里做两个大胆的假设：

1.如果明末农民战争推翻明朝后成功击退满清军事集团，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将获得一次飞跃发展，明末农民战争在农民战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针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纲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这将严重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而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新兴商业地主的利益。就如同汉末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军功封建贵族集团，唐末农民起义给予士族地主阶级致命一击，明末农民战争将给庶族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这也是为什么明末庶族地主集团大规模投靠满清军事集团充当汉奸的根本原因），将中国社会推进一大步。

2.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将在19世纪触发社会革命清朝可能挨不过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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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一些唯心主义的错谬观点。

“西欧手工业和商业在11、12世纪就已经在各地广泛复兴了。从结果上看，无论我们怎么定义“资本主义”，我们都需要承认没有西欧自15、16世纪起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革新和积累，就不可能有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了，仿佛中世纪晚期的盛世，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是欧洲社会特殊性的产物，实则不然。

在13世纪之前欧洲手工业和商业在11、12世纪广泛复兴怕是要存在于某些人的梦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当时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条件是金属工具的普及，13世纪之前高炉冶铁还未传入欧洲，长期停留在块炼铁技术水平上的欧洲是无法普及金属工具的，生产力水平仅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水平。高炉液态冶铁技术的传播以及其它一系列来自东方的技术思想的传播带来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盛世，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金属工具的普及，水手从东方带来的先进农具推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触发了17-18世纪的农业革命，削弱了封建贵族的经济基础。农业革命，人口增长，金属普及，新大陆的贵金属，世界贸易的开辟（主要是中国输出商品吸纳白银），工商业的发展最终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伴随这18世纪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最终将欧洲推向全新的社会。甚至到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西方工业发展的许多关键技术领域突破仍然受惠于中国的技术输出。开辟现代工业化炼钢的贝塞麦转炉就是受中国工匠传授炒钢法启发的产物。

科学革命也并不是什么西方特殊产物。现代科学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验科学发展的产物，伽利略、牛顿都研究过占星术，这能否定他们科学上的发现与成就？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数学方面，如果说牛顿和莱布尼茨两位微积分的发明人还有过交流，那么他们同时代的日本人关孝和也从中国宋代数学基础上独立发展出了微积分概念，至少到17世纪中国在代数学方面还是世界领先水平，东方未必不能自发开启科学革命。

另一方面，社会思想方面，明末社会思潮也越来越“离经叛道”，中国封建社会不仅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是一直发展变革，从未停滞的，社会思想领域亦是如此。宋代程朱理学在明代中期已经逐渐被陆王心学所代替，王阳明的心学跟同时代欧洲自由主义启蒙思想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自由主义，这种思想的传播亦离不开明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而明末兴起的主张格物致知的实学到清代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商业主政治权利的巩固又开始取代心学成为主流思想。可见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在悄然进行，与欧洲的区别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将矛头同时对准的教权和贵族。而在中国，贵族社会早在唐代就瓦解了，教权本身又是与皇权捆绑的，到明、清两代庶族地主阶级全面掌权后，皇权为核心的权利结构已经发生了蜕变。所以这种社会思潮的“离经叛道”并不像欧洲文艺复兴表现那样猛烈。有趣的是伴随欧洲文艺复兴兴起的中国热，在17-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家眼里，中国社会俨然成了“理想社会”在现实中的投射，这个外在的“理想社会”激发了欧洲推动社会革命的激情。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么一个外在的“理想社会”。

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认为没有西方中国无法自发走向现代化，那么东方中心主义者未尝不可以说，没有中国西方也无法自发走向现代化，离开从13世纪到18世纪的东学西渐，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都是浮云，也就更不会有西学东渐。

当然，对于以上两种中心主义我们都持扬弃的态度。

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本身就是东西方交流碰撞的产物，西方是站在东方巨人的肩膀上才看见了远方的地平线，

“根据黄宗智的观点，从事工商业大抵是农民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是“剥削推动的商品化，而非牟利推动的商品化”，并未改变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是加强了它）。”——WHAT？这种强行解释就很搞笑了好吧？哪个小生产者主观上不是为了糊口，而是为了所谓的“推进商品化”而进行生产经营的？又有哪个小生产者是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仅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就可以决定自己劳动成果商品化程度的？

不要说小生产者，就是地主阶级，囤积大量粮食后为什么不拿出来商品化？而只是冒着烂掉的风险等灾荒时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呢？难道是因为地主蠢？主观上不知道把粮食商品化贩运到远方要比大部分烂掉，小部分放高利贷兼并农民手里不多的几亩地更有利可图？你要考虑当时生产力条件下，长途贩运粮食的中间损耗成本，是否还具有经济性？这就是为什么明代西北封建土地兼并，农民饿死，而江南却出现商业地主、农民宁愿从事工商副业，再花钱雇人种跨脚田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现象，因为江南的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对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需求大，有利于农业的商品化。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难道不正是从这种自发的进程中得以体现的么？什么时候人的主观意志？主观愿望可以左右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了？什么时候某种社会思辨，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了？中国地主阶级目光短浅，中国农民愚昧，所以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对这种唯心主义谬论，我们只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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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某些反对五阶段论的人也是在表演自说自话自己树靶子打，五阶段论本身就是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总体发展演进的，什么时候可以用来生搬硬套人类社会局部的社会历史进程了？中国和欧洲是在各自的火星上独立发展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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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个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高票回答：

中国脚套进西方鞋的做法有问题么？穿New Balance和NIKE上街要枪毙么？自己的社会发展史=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发展规律？还是说中国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了什么新的作用？或者物理定律不一样了？“有自己的社会发展史观”？你有什么样的史观这种主观的东西能够反过来决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你咋不试一试拔着自己头发上天呢？

这种不讲逻辑、论据和论证，全程主观意识流的反智观点（只剩观点）有800多赞，你呼真的科学素养捉急。

清朝也有资本主义萌芽啊！

热那亚、尼德兰哪个没有

为什么最终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出现在英格兰？

关键在于英格兰地盘大小正好适中，能让资本家们有条件积累力量

离大陆不近又不远，不用担心太多外部干涉，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技术传播、商业交流。

本身又有合适的煤铁资源，有条件保障工业革命

当然了，不是说非英格兰不可，如果其它条件合适，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出现在别的国家。

比如说法国、西班牙、奥斯曼内乱，说不定就是热那亚、尼德兰成功了。

所以说英国出现资本主义是一个偶然，但对于世界来说，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这句话就是单纯的放屁。

你随便找本通史都能告诉你，从土地关系上讲，顺治后期开始定额地租成为主流。康乾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货币地租开始取代实物地租，永佃权在南方得到推广，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分割。

在农业生产上，地主雇佣雇佣生产经济作物，在纺织业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清整一代，抗租抗税起义不断，市民起义远多于前朝。

所谓萌芽，薄弱在获得资本后，资本的流向仍然是高利贷经济和土地流转。所以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缓慢且薄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