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浪 2」导弹「具有第一次打击潜力」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第1页

如果这是讲中国具体的武器系统性能，则它是误导性且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是讲一个“态势posture”，则它是危险而且不可实现的。

就JL-2具体的武器系统性能来说，即使其拥有了足够的当量与精度，它也并不能解除美国的核反击能力（所谓三位一体核武库就是指多种独立生存模式的存在，也就是美国战略轰炸机与弹道导弹核潜艇将无法被JL-2摧毁）。既然无法解除敌国的核反击能力，则仅凭借这一种武器，首先使用/第一次打击first-strike是没有意义的，且等价于自杀。

如果通过人防工程、反导系统、战略工业疏散、人口优势、配合陆基ICBM与战略轰炸机、核巡航导弹的多重杀伤，构建一个“第一次打击的态势 first-strike posture”，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且要求武库规模至少与敌国相等，而且并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一旦成功，意味着美国（还有其他有核国家）的核威慑就被消解了。这自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相应地采取扩军等反制措施。

所以这里说的是中国具体的武器系统性能？还是一个“态势posture”？缺乏后者的前者，是孤立且没有意义的。

认为它仍有意义的，属于核实战—核制胜思路，不符合最小威慑的逻辑。

这个问题一开始是有特定的指向：One official said the new JL-2 represents a “potential first strike” nuclear missile in China’s growing arsenal.一位官员说，新型“巨浪2”导弹标志着在中国不断增加的核武库中有了一种“具有第一次打击潜力”的核导弹

经查，这是来自Bill Gertz的《自由灯塔》，2012年的一篇报道，引用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

一般来说：JL-2是跟“第二次打击second-strike核武器”，也就是反击用的核武器联系起来的。

例如，2009年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报告里，就说过JL-2、094组合可以第一次为中国带来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first credible second-strike nuclear capability”）。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里历来也是这样表述。

甚至连Bill Gertz的2012年的这篇报道本身，都提到了：

“094潜艇与JL-2潜射弹道导弹会给海军首次提供一种可靠的海基核能力”

现在问题来了：JL-2是否可能同时是一种“第一次打击核武器”和“第二次打击核武器”？这样表述是不是会出现自相矛盾？

考虑到Bill Gertz的《自由灯塔》“爆料”与美国军方/官方的公开报告比较，应该是使用后者；而且这种“JL-2有第一次打击潜力”的说法，也仅有这一次出现。

（与这个稍有相关的，是2016年DOD《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提出： 东风-26的核版本，如果与常规版本使用同样的制导系统，将会首次为中国引入，针对战区目标的，精确核打击能力

第25页：if it shares the same guidance capabilities, would give China its first nuclear precision strike capability against theater targets.）

如果坚持Bill Gertz的2012年8月《自由灯塔》“爆料”是正确的，我们仅能说目前美国官方还没有提到过任何直接反证————————考虑到JL-2是一种相当新的潜射弹道导弹，它是有可能达到比较先进的“当量—精度组合”，以至于可以进行比较精确的核打击的——————虽然一般认为SLBM比ICBM的精度要低，而且认为短射程的弹道导弹比较容易获得高精度（所以反论应该是：DF-26才能代表中国当前中程以上弹道导弹的最先进“当量—精度组合”，其他型号包括JL-2都是精度较差的。）考虑到一种导弹的精度、当量情况都是极其敏感的数据，我们当然不知道JL-2的具体情况，所以也无法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而仅通过演绎和类推，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所以简单的答案是“不知道JL-2水平到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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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回来了：JL-2是否可能同时是一种“第一次打击核武器”和“第二次打击核武器”？这样表述是不是会出现自相矛盾？

下面我们来明确一下概念：

“第一次打击first-strike”，或是“第二次打击second-strike”是我个人并不想使用的术语，因为它们两个极其容易造成“运用方式”与“武器性能”的混淆。

这里比较推荐是较为精确的术语：

关于运用方式——————“先发制人preemptive”、或是“核反击retaliatory”。

关于武器性能——————“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或是“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

一般的认为都是：

“第一次打击first-strike”=“先发制人preemptive”+“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

而“第二次打击second-strike”=“核反击retaliatory”+“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

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精确，我们再分开来看一下。

关于运用方式——————“先发制人preemptive”、或是“核反击retaliatory”。

但是仔细想想就知道，一个国家的核指挥控制机关，是无法选择“先发制人preemptive”、或是“核反击retaliatory”的。它的选项其实是“现在就发射”，或者是“等待”。而“现在就发射”这个决策，并不一定就等价于“先发制人pre-emption”，因为必须要“敌人没有先发射”，你才能先制成功。至于“等待”，明显是一个跟武器特性无关的决策————任何核武器系统都可以使决策者选择“等待”，决策者可以是不敢发射、不愿发射、或不能发射。

所以,与其讨论“先发制人preemptive”、或是“核反击retaliatory”，不如讨论“有生存力的survivable”、或是“脆弱/无生存力的vulnerable”这一对术语。这是因为是否“现在就发射”，或者是“等待”，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决策，而且该决策需要敌人的配合，才能转换成“先发制人preemptive”、或是“核反击retaliatory”。

反观“有生存力的survivable”、或是“脆弱/无生存力的vulnerability”这一对术语，一个有生存力的核武器平台，也是可以用来先发制人的（比如说美国的俄亥俄级核潜艇+三叉戟II潜射弹道导弹，属于极高生存力的核武器系统，它仍然可以抢先发射、甚至是晴天霹雳式的先发制人）。而一个没有生存力的核武器平台，甚至可能连“先发制人preemptive”都做不到（美国军方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对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液体中程导弹，就是这个评价）——————因为低生存力的核武器平台，基本属于：数量少、目标明显、反应时间慢、对常规武器脆弱。

关于武器性能——————“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或是“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

首先，“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在一般语汇中仅仅是指的“打击地下发射井counter-silo”能力，而另一个常被忽视的成分是“打击其他军事目标counter-OMT”能力，它指打击敌国常规军力，它需要的往往是比较低的精度与当量，但是要有追踪打击机动目标的能力。（其他往往被忽视的还有海上核战能力、战术核陆战能力、核防空作战能力、或者是战区核实战能力，这些都可以属于“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

而“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一般仅仅被认为是打击城市—工业区域软目标的能力，直接对应于“导弹发射井”代表的军事点状硬目标。当然，随着低当量高精度核武器、效应裁剪核武器的出现，定点打击炼油厂、能源设施、交通枢纽等比较新颖的（自八十年代以来的）“counter-economy打击经济目标”核打击模式，也是可以讨论的。

更关键的是，这意味着“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与“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之间的界限，在武器能力建设层面上已经很模糊了。例如说，一个高精度的分导式多弹头核武器，既可以定点打击敌国能源节点做“counter-economy打击经济目标”、也可以多弹头覆盖城市目标做传统的“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更可以“打击地下发射井counter-silo”，如果配合上末端机动与持续的目标跟踪能力，也可以做“打击其他军事目标counter-OMT”武器。所以说，举美国核武库为例，其高度灵活性就体现在了：“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的能力并没有剥夺其必要时打击城市的能力，虽然说后者是低效率、没有意义、有副作用的。（这很不幸地，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最小威慑核武库/中国，可以拥有数量不断增多的中高精度核武器）当然两者在核战略、核打击概念上仍然是不同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一个说法调整一下：

“第二次打击second-strike”=“有生存力的survivable”+“打击社会财富countervalue”能力+“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能力。

（由于早期核潜艇位置难以确定，导致潜射弹道导弹的精度一直无法达到高水平，所以高生存力的SLBM往往被认为自然带有“打击城市counter-city”能力，而且仅有打击城市的能力；这个情况已经不再适用。从技术上来说，所有现代化的有核国家最终会/如果没有已经实现“高精度核弹头的普及化”，这是微电子、制导、材料技术不断进步的必然结果。）

而美国一直是在追求“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strike counterforce”能力的（并不是很标准的核实战—核制胜逻辑，大概属于没有核制胜的核实战）。

肯尼迪总统上台后，立即让艾奇逊成立专家组，其报告以第40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的形式，于1961年4月24日发布，正式将下列原则确定为国家政策。美国战略核力量的规模与设计按照“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原则；美国战略核力量应准备好在核反击的时候，进行精确的、针对军事目标的核打击，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小美苏针对城市-工业目标的全面核对射概率，同时尽可能增大美国对其盟友核保护伞的可信度；美国战略核力量将是北约核威慑的唯一来源，盟国中的其他核力量应该被抑制；在欧洲和全球其他位置的常规入侵，应该用常规手段来应对。

具体说来：

当核威慑全面崩溃时，战略核力量才得到运用。一旦启动运用，确保摧毁的战略逻辑将会导致一种全面发射的情况。它意味着全面发射所有的核武器，打击一切能够被打击的苏联目标——————而这是一个理性决策者最不愿意做得事情。在核威慑崩溃后，保存双方克制的希望基于“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它要求打击精确区分开的军事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只要第一波核突袭后，仍有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工业聚集区保留下来，威慑的作用仍然能起效，而双方的毁伤水平也将小于潜在最大值。所以说，在核力量的运用领域里，“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是一个克制的理论。为了这种运用上的克制作用，我们要保留它，即使在军力建设规模上它是扩张性的。

1961年9月的“总统备忘录草稿（DPM）”确定“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为美国核力量的规模建设原则，它与政治上易受攻击的“最小威慑”战略不同，它与“全面的第一次打击/先发制人”战略也不同，而且它意味着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核武库。“最小威慑”与“全面的先发制人核打击”战略虽然在战略目的上极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试图通过“向敌人施加一个具体的损失量”来定义本国的战略核力量建设规模。“最小威慑”认为，只要向敌国施加一个有限的、具体的、可以明确的经济毁伤量/人口伤亡量，就足以实现威慑的目的。而“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核打击”战略要求：对敌国的战略核力量施加一个足够的毁伤量，使得敌国核反击的能力降低到我国可以承受的水平。与这两者不同，“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战略，公开自称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军力建设标准，将核武库规模与核对射的具体结果脱钩，而是去关注资源的有效利用。

什么叫“资源的有效利用”呢？也就是麦克纳马拉在六十年代提出的400EMT（四百枚百万吨级核弹头）标准：在这个水平上的美国核武库增量，将边际效用递减————苏联的城市与工业分布导致已经“炸不出油水”来，属于浪费资源。

麦克纳马拉希望以此来限制核武库规模单边的不断膨胀。

但是：

“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在1961年的支持者们，一般认为美国应该在核战爆发后，遭受苏联核打击后，不去反击敌国的城市—工业区，而是去打击苏联剩余的军事力量。这种理论的目的是：把核威慑的作用向更小规模的冲突延伸开去。该理论认为，只要敌国对美国的城市-工业区的打击大大小于其最大杀伤潜力，美国就有合理动机去在核反击中避开敌方城市，美国希望以这种方法实现双方的克制，并且最终在双方的全面摧毁爆发前，终止核战争。
“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这个理论很方便地为各型号导弹系统提升其质量————特别是其导弹精度与打击灵活性————提供了借口；而且这个理论也并没有为导弹部署的总规模给出什么自然上限。所以，麦克纳马拉要继续其反膨胀的政策，必须要重新研究战略逻辑。

所以，这里又回到了一开头的问题：我们是在谈论具体的一种武器性能？还是一种核武库的态势posture？

高度精确+大当量的“第一次打击武器”，也可以用在“第二次打击的态势posture”里面。毕竟所谓的第二次打击，只不过是发射的时机选择而已，它离先发制人仅有主观上意念的差距，并没有客观鸿沟。

当然，有人认为是存在鸿沟的，到了1969年：

第一种战略态势：压倒性优势Dominance

在“压倒性优势”的核态势下，要吓阻敌国，同时也要减少损失。吓阻敌国，是因为我方的核反击力量高度可靠，而且在敌国先发制人后，仍能通过核反击制造一个对我有利的态势（比如说人口伤亡的比较，对我有利；剩余核武器的数量/质量，对我有利；剩余的工业能力，对我有利，等等等等）。“减少损失”，是要求不管是我国先发制人，还是敌国先发制人，我方的人口损失将被控制在一个低水平上。所以，我国有可信的第一次打击军事目标能力和第二次打击军事目标能力。
进攻性核武器中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署模式，可以独立地完成完整的核反击任务。
同时，我国的核军力水平必须要能应付敌国的反制措施与军备竞赛，能够在数量上超过敌国的核武库。

第二种战略态势：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

进攻性核武器中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署模式，都凭借其高生存力，能独立地完成完整的核反击任务。
部署大量的战略防御系统，在加上更多的核武器，可以保证：即使敌国先发制人，我国仍然能在人口伤亡指标、工业与经济能力指标、剩余核实力指标、剩余常规军事实力指标上占优。具体说来：战略防御系统，可以显著减少我国城市—工业区的损失；战略进攻能力，则在遇袭之后，能灵活可控地实施“打击军事力量”的核反击。也就是说，可以不需要敌方的配合，就显著地减少我国遇袭后的损失，同时通过核反击扭转战略平衡。
我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导致我国大量的人口伤亡。
同时，我国的核军力水平必须要能应付敌国的反制措施与军备竞赛，能够在数量上超过敌国的核武库。

第三种战略态势：稳定威慑Stable Deterrence

主要以强调对敌国的威慑吓阻为目标，部署少量的战略防御系统（不足以降低我国遇袭后的损失，但是可以应对小规模的核打击）。进攻性核武器中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署模式，都凭借其高生存力，能独立地完成完整的核反击任务。
“减少损失”，主要通过我方的主动克制、灵活的打击策略、有限可控的打击规模来实现——————需要敌方的配合，希望通过克制与一定程度的合作，在双方城市被打击前终止核战。
吓阻敌国，是通过可靠的、有高生存力的核反击力量来实现。我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导致我国大量的人口伤亡。
本战略不追求“能够在数量上超过敌国的核武库”，如果敌国采取先发制人，我国的人口伤亡指标、工业与经济能力指标、剩余核实力指标、剩余常规军事实力指标上将出现劣势——————也就是说，无法获得核对射后的相对优势。


第四种战略态势：威慑主导Deterrence Emphasis

吓阻敌国，是通过可靠的、有高生存力的核反击力量来实现。单一部署模式、核武器平台，无法独立实施完整的核反击任务。
不追求“减少我国损失”的战略目标，仅部署象征性的战略防御系统（可能仅仅用于应对极小规模的意外发射），不需要打击军事力量的先进核力量，不需要高精度的多弹头核导弹，不需要灵活持久的核指挥控制系统。通过诱饵等突防装置来应对敌国的战略防御系统。
本战略不追求“能够在数量上超过敌国的核武库”。我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导致我国大量的人口伤亡。如果敌国采取先发制人，我国的人口伤亡指标、工业与经济能力指标、剩余核实力指标、剩余常规军事实力指标上将出现劣势——————也就是说，无法获得核对射后的相对优势。

第五种战略态势：防御主导Defense Emphasis

在力量建设中强调战略防御的作用。通过军备控制协定，我们和敌国将经历3个阶段的力量演化：首先依赖潜射弹道导弹的可靠核反击能力，逐步削减其他核军力；而后将弹道导弹核潜艇逐步撤回双方的领海进行部署，同时大力增加双方的战略防御系统；最后通过可核查协议，将进攻性核力量不可逆转地削减。在这种战略下，我国仍然有很少量的核反击力量，但是高度发达的防御系统将使得敌国先发制人后，其伤亡会更多，比较起来劣势更大。也就是说，可以保证即使敌国先发制人，我国仍然能在人口伤亡指标、工业与经济能力指标、剩余核实力指标、剩余常规军事实力指标上占优。
本战略不追求“能够在数量上超过敌国的核武库”。我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将导致我国大量的人口伤亡。单一部署模式、核武器平台，无法独立实施完整的核反击任务。

可见“最小威慑”逻辑也就是这里说的“第四种战略态势：威慑主导Deterrence Emphasis”。

而“全面的先发制人核打击”战略则对应着“压倒性优势Dominance”，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打击态势first strike posture”。（可以看出，第一种战略态势与第二种战略态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如果说鸿沟的话，这也就是鸿沟所在）

扣除里根时代才开始走出幻想的“第五种战略态势：防御主导Defense Emphasis”。

可以看到，美国的核军力建设与核运用逻辑基本就是在第二种与第三种之间摇摆：在稳定威慑Stable Deterrence下追求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其实现手段是“打击军事力量的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ounterforce”。

所以这里说的是中国具体的JL-2武器系统性能？还是一个“态势posture”？缺乏后者的前者，是孤立且没有意义的。如果去追求所谓的“第一次打击态势first strike posture”，则是危险且不可实现的。

先挖个坑……

首先在美俄核武器战略在冷战后期的发展以后，已经在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基础上，升级到了“落地前反击”。

即，要在对方进行第一轮打击的核导弹落地前把自己的导弹尽可能地打出去，从而保证核威慑的有效性。

那么对于进攻方来说，如何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尽可能多地摧毁对方的核力量，就成了破坏对方“落地前反击”战略、保证己方胜利的的最优手段。

于是在冷战末期，以美国民兵2、苏联SS18撒旦导弹为代表的第三代核导弹，都走上了高精度、多弹头、可调当量的路线，因为它们的使命不再是充当人口屠夫，而是一种仅仅针对对方核武器发射井的优雅武器。

相应的，美苏通过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一系列条约，建立了相互报备各自核弹发射井的机制，从而保证即使核战爆发也不会成为人类的末日之战。

所以，按照美俄标准来说，能承担第一次核打击任务的武器应该具有上面所说的高精度、多弹头、可调当量的特点，只有这样的核武器才是对人类来说“安全可靠”的

但是，长久以来，中国承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中国核武库发展水平相结合来看，对于美俄而言却是非常可怕的……

……先写到这里，改日更新……

8月12更新：

啊呀好久好久了~

之前手机打字不大方便，现在换到电脑上，先解决之前手机打字的时候没法说清楚的几个问题。

顺便在解释Q1中会提到什么是"第一次打击潜力的核武器"。

Q1:——前面说：美俄核武器战略在冷战后期的发展以后，已经在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基础上，升级到了“落地前反击”——这句话原则上没错，但有一定问题。

俄国在1970年代的教条是“对方核弹落地前反击”。在70年代前，苏联战略火箭军是反对建造加固型发射井的。他们指望“在第一时间内就发射全部导弹”。但是美国部署民兵3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可能让他们在1970年代彻底修正教条，开始追求第一次打击能力，同时增强核报复能力——这种两条腿走路的代表就是，苏联一方面加紧研制井射的SS-18撒旦洲际弹道导弹，另一方面发展铁路/公路机动的SS-24匕首/25白杨导弹，前者构成了苏联在精度上足以同民兵3系列抗衡的井射弹道导弹，后者的通过“机动”实现的生存能力构成了苏联的核报复吓阻力量。

但是要记住的是，无论如何，同代技术水平下，井射弹道导弹的精度、反应速度要远高于机动发射，后者在发射过程中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测地——这一条很重要，后面会用到。

而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修正“确保互相毁灭”战略，将其战略核武器定位于在发现敌国将对自己进行核袭击的情况下首先打击对方的核武器基地，以求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称之为“预防性先发制人”核战略。

从本质上来说，“预防性先发制人”是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而“落地前反击”是一种防御性战略。

美国采用进攻性战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信可以对苏联的核武器发射准备进行预警，展开先发制人的“预防性第一波打击”。苏联预警能力较差，甚至怀疑自身能否在“对方核弹落地前发起反击”。

但是，SS-18撒旦（这个绰号多么直白）在1979年的服役动摇了美国人的判断，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技术领先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尤其是1981年开始进入部队的SS-18 Mod3开始使用10个分弹头、Mod4有了近似民兵3的精度、

（注：美俄之间的START条约判断“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标准就是反应时间和导弹的命中精度，所以井射的“民兵3”和“撒旦”才这样受重视。美国人认为，SS-18 Mod 4导弹部署之前，俄国没有“预防性第一次打击”的能力。按照美国标准只有民兵3才是真正的第一次打击武器，潜射的“三叉戟2”和苏联的SS-18 Mod4/5只能算理论上的“第一次打击”武器。判断核导弹是否有“进攻性”的标准是命中精度和弹头当量。美国试验的结果是，能抵御1500Psi压强的加固发射井需要当量大于50万吨，圆概率误差小于120米的弹头来消灭——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核武器，就是具有第一次打击潜力的核武器，即“能够先发制人地摧毁对方核武器的核武器”）

同时苏联的眼睛（Oko）天基红外预警卫星开始组网，苏联核力量的预警时间、打击力量都有了质的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五角大楼虽然没有在纸面上修正“预防性先发制人”，但是口嫌体正直地做出了干起了这样的事情：

1983年开始研制的“侏儒”固体燃料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半拖车式机动部署发射，1992年在研制成功后下马。（注意时间哟）

我个人心中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巅峰之作，轻、小、精度高、反应快，相比于侏儒，白杨简直就是渣渣。其技术至今还在为NASA和五角大楼的“快速组网卫星计划”所使用——其实就是利用这种导弹的载荷发射廉价且寿命有限的卫星以覆盖特定区域的特定需要。

所以你说美国的和战略是不是“落地前反击”？显然不是，但是在苏联核武库技术全面进步的威胁下，美国也不得不开始将“落地前反击”作为最坏的打算，加入了自己核战略之中，并且研制出了配套的核武器，而在苏联威胁消失之后，随即再次调整了自己的核战略与核武库。

Q2——美苏陆基洲际导弹没有“可调当量”的功能，核航弹才有。

可调当量与导弹本身无关，仅仅与核弹头型号有关。B61、B83、W88核弹头等型号的核弹头均可以通过DT气体调节阀拥有这一功能。W80、W85、W87、WE177A等核弹头则可以在制造中通过改变内衬材料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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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正文，继续回答原问题：

首先需要理解一下，什么叫“核威慑”。

我对核威慑的理解是：“数量产生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产生核威慑力的基础是在双方进行一轮“预防性第一次打击”和“在对方核弹落地前发起反击”的对射后，剩下的核武器仍保有足够的报复能力。但双方都不能确定对方在一轮交换后剩下的报复性核武器的数量，由此产生不确定性，这是美苏两国当年核威慑理论的基础。

那么中国的核武库大概是个什么规模？

首先，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国际军力报告当中，按惯例在第二部分《国际年度军情动态》中包含一个章节，其标题一般为《核武器控制及反扩散》。2000、2005和2013年的报告中有明确列出该组织所认为中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2013年的《SIPRI报告》中关于五大国核武规模给出了这样的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SIPRI报告中统计中国的“战备状态核武器”数量为0。（后面会提到）

对于中国的核武库的猜测，SIPRI2000年报告中最为详细，包括了该组织认为中国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投送方式等信息。由于报告是对前一年态势的总结，所以，2000年对中国如此关注，是因为前一年……

现在看来，虽然2012年的250枚比1999年的410枚下降了40% 之多，但是其实退役的大多数是强五和轰六挂载的狂飙一号热核航弹（对付北方钢铁洪流用的自杀式兵器），以及东风3A等老式核弹头在寿命期后退役（核材料的半衰期），所以如今的250枚据估计有一半是在2000年后生产的新型核弹头。

但是和美俄相比，中国的核武库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就像刘慈欣在《超新星纪元》里美国的孩子总统说的那句话： “唉，只是无意中剩下了一些，我们的核武库很大，吃一块大面包总难免掉些渣的。再说了，谁知道俄罗斯的大面包有没有掉些渣呢？”

而核武库的价格异常昂贵，核弹头无论是生产、中期保养还是退役后的处理都是天文数字，而且尽管核武器的历史已经有了70年，但是迄今为止核弹头及其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在经历了长期保存后实战中能不能“打得响”依旧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概率问题（洲际导弹的可靠性一般认为只有80-90%，也就是发射的10枚导弹中可能至少有一枚发射失败，并且实战条件下可靠性或许会比在靶场条件下更低。举例来说，2012年中国进行了5次洲际导弹测试，发射的导弹型号包括东风-31A、东风-5A、东风-41和巨浪2。报道称，其中一次导弹未能成功升空。同年，美国也进行了多次民兵3型导弹的试射，据信其中至少一次发射失败。法国在2013年5月进行了其新型M51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导弹凌空爆炸）。

那么中国这么小的核武库，和“不首先使用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相结合，在美国人眼中看来是个什么样子的？

美国人一直不相信中国政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其理由如下。

大前提，如前所述，在美国，以及后来完成SS18、SS20和SS24的鼎盛时期苏联的战略导弹部队的战斗条令中，核武器都不是城市屠夫，而是一种用以摧毁对方发动核反击能力的“优雅武器”，所以才会有START条约要求定期向对方通报导弹发射井、位置及其战备状态的要求，这样保证双方在互射核武器的时候都不会将人口重镇作为第一波打击目标，从而避免世界毁灭。

那么，在美国眼中的中国的核武库是怎样的：

第一，中国至今没有超级加固型核弹发射井（美国的“加固式发射井”能够承受1500Psi的压强，美军冷战期间曾认为苏联有10000psi级别的“超加固发射井”存在，并由此导致了和平卫士MX导弹的研制和生产。冷战结束后才发现并非如此。而美国部署威力、精度超过实际需要的导弹所耗费的资金是惊人的）。美国人定义的加固型发射井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以洞库和地下长城形式储存的DF-5A（美国人认为这是目前可知的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中国战略武器，因为31A和41虽然确定存在，但是受制于机动发射的精度问题，以及射程因素，尚不能对美国进行全覆盖），中国采取运载工具和核弹头分开储存的部署方式，核武器集中储存在安全戒备程度很高的仓库中，发射前需要安装到导弹上，只有国际形势紧张时才会装上弹头加注燃料随时待发。而美俄等国一般将核弹头长期安装在核导弹上，以确保随时可以发起核打击。两者相比，中国的部署方式在防止核武器未经授权的意外使用等方面更加安全、花费低廉，但在遭到无预警的突然袭击的时候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发起反击，并且中国的核弹发射井的数量多于实际可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美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在用全国范围内的隧道所构成的“地~下~长~城”内机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

DF5发射井是这个样子的：

第三，中~国~核~弹~的精度与规模（250~400枚核弹头，其中DF5A占50枚左右，精度250~500米）不足以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核打击”，在2010年以前（也就是巨浪2稳定之前）也没有具备有效的核反击能力。根据FOIA（国际信息自由运动）网站公布的中~国~潜~艇巡航记录，092型核潜艇始终没有达到初始作战能力，更不要谈进行战备巡航。现在094型核潜艇开始战备巡航，可以让中国的战备状态核~武~器数量达到16。

1985年9月，092艇出海进行运载火箭发射试验，9月21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中国将于9月28日至10月18日进行运载火箭发射试验，3发试验弹的发射时间为9月28日、10月7日、10月15日，结果三发导弹在出水后均因为弹上故障自毁，试验宣告完全失败。直到1988年10月，巨浪-1型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才取得完全成功。

第二、三条相结合的意思就是，按照START条约标准，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为0，也就是上面SIPRI报告中0的由来。

第四，中国至今尚未研制成功覆盖全球的洲际弹道导弹红外预警卫星系统，没有足够的预警能力遏制其他有核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实现“核弹落地前核反击”。

由于，DF5A用的是液体燃料，所以美国人认为DF5A的反应时间可能长达24个小时，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以及临战状态可以预先加注燃料，安装并检测核弹头的时间也不会低于8个小时，这与美俄所谓1小时发射内全部导弹的能力差距还是太大了。

所以，美国认为中国的预警能力、反应能力较差，同时战略核武器数量较少，容易被美国的“预防性第一次打击”破坏的前提下，中国的核武库根本不可能用来进攻，它在美俄发动的先发制人核打击下生存几率也不会高，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唯一可行的核武策略就是在战争即将开始的瞬间发射核弹直接攻击对方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承诺”，其实在美国看来是中国的边缘策略，通过模糊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来用最少的核力量完成最大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新版“核讹诈”。

我们来看中国政府承诺的完整表述：中国政府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注意，中国的表述中，从未说过“将会在什么条件下用核武器”。一方面这句话的道德水平的确很高，但另一方面文字游戏也玩的很彻底。

就好比，你寝室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都说，人饿了就要吃饭。唯独老五说：你们吃东西了我才吃。可是，吃东西包不包括“嗑瓜子喝汽水舔冰棒”？老五说，呵呵今天天气真好。

数量和种类上都异常丰富的核武库带来了更多层次的核武器使用战术，在美俄的核武器使用策略中，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是严格区分的。对方使用战术核武器并不构成自己发动战略核打击的先决条件。

可是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承诺拒绝解读，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在必要时候灵活把握。战术中子弹这些典型的核弹且不说，对方使用EMP（本质上就是高空爆炸核弹）可以算首先使用了，甚至对方炸了咸宁的核反应堆造成核污染，在必要时候都可以构成了中国政府发动核报复的理由。

所以，这种承诺的目的，基本可以看成中国政府试图利用特定的修辞达到“使中国在未来战争中有相当大概率免疫战术核武器、中子弹、EMP乃至民用核设施被攻击”的目的。第一代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这是当年穷人想出来的土办法，充分体现了中国用最少钱办最多事的理念，于中国小小的核武库搭配起来相得益彰。核武库到底有多贵，不妨举个例子：092型核潜艇造价高达2.96亿人民币，这还不算艇上的导弹系统成本。而70年代中国建造的我国海军主力053H型护卫舰（北约代号江湖级）单艘造价不到1200万人民币，中国海军前后总共也只建造了14艘该型护卫舰。也就是说，一艘战略核潜艇的“裸价”顶的上4支护卫舰大队。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核~力~量在质量上的优化，说不定这个承诺在未来也会发生改变，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加一点修饰语明确使用战略核力量的核门槛，而不是放弃这句道德刚满满的话本身。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最乐于看到中国的DF31A、41以及JL2的服役，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精度、射程和生存能力有保障的核反击力量，因此可以保证其他有核国家摧毁了中国固定部署的核武器之后还能拥有足够的核反击力量。——这样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才拥有了真正的防御性的吓阻性能力，虽然目前还是没有足够的进攻性能力。甚至在数量和质量进步的情况下，推动中国核武器使用策略的透明化、丰富化，这样的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反而是更加“安全”的。

目前二炮的某些出版物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目前来看中国核力量会以此为发展方向的。

之前，一号视察南海舰队的时候，官媒照片显示，他登上的是“长征九号”，从数字来说这无疑是094。此外，《解放军报》称，南海舰队某潜艇基地41艇员队是某新型潜艇的首艇艇员队。组建以来，艇员队官兵以良好的政治品质、强烈的使命意识、出色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任务，创下了潜艇史上10多个第一，为建设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海上战略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这背后透露出来的实际意思是，巨浪2已经至少在一艘094艇上做到了满载，形成战斗力了。美国人也认为，中国的海基战略核武器将第一次进入IOC阶段（具备初始作战能力），可以进行水下战备值班，这是中国第一次具备这种能力。

这是一号4月9日在三亚视察南海舰队时的画面，注意后面的长征九号四个字。

巨浪2本身的技术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为什么要强调是巨浪2呢？

中国第一代战略核潜艇，092型核潜艇一直在为提高潜艇可靠性和导弹系统的实用化努力。尽管理论上具备了战略核打击能力，但根据美国海军的记录，092型核潜艇从未具有执行战备值班任务的能力。而且到它所配备的巨浪-1型导弹仅是一种中程导弹，中国海军无法掩护它有效打击美国本土，实际已经不具备实战价值。因此到21世纪，092被改装用于试验“巨浪2”导弹。巨浪1是这个样子的：

巨浪-2导弹射程7400公里，这让中国海军首次拥有了可以直接在近海对美国本土进行核威慑的能力。美国人估计，在2020年前，中国将至少部署三艘装备巨浪-2导弹的094型晋级核潜艇。

根据考克斯报告所述——实际上中国并未完全反驳考克斯报告的全部内容：中国已经盗窃了三叉戟2总体设计和W88核弹头的图纸，不过美国海军认为中国还没有完整仿制的能力。现在“巨浪2”还达不到“三叉戟2”的水平。同时美国评估认为中国的“巨浪1”上有三个很轻的分导弹头，当量应该不大，而新的“巨浪2”的弹头应该已经采用了W-88的技术。

巨浪2的样子：

如前所述，按照START条约的标准，理论上来说，以当量和精度的标准，美国的“和平保卫者”（已退役）、“民兵3”和“三叉戟2”都可以算是第一波打击用导弹。“三叉戟2”用单弹头时，当量和精度比当时任何一种陆基洲际导弹的弹头都要好。在预先有准备的情况下，“三叉戟2”具有和陆基洲际导弹一样的反应速度。而俄国的洲际导弹发射井没有全部达到1500Psi的标准。苏联具有“理论”第一次打击能力的SS-18 Mod5和SS-24的圆概率误差大于220m。它们在1988年以后才开始部署。而圆概率误差是核武器对硬目标的毁伤能力之间关系的指数变量。简单的说，按照相关数据，俄罗斯需要用150万吨的弹头才能确保摧毁美国的导弹发射井，而美国只需要用50万吨的弹头。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导弹明显比美国的更加笨重。

三叉戟2的样子：

因为上面的原因，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把“三叉戟2”划为第一波打击武器。

而在中国的星光制导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一箭多轨多星、卫星变轨对接、载人航天器），影响洲际弹道导弹精度的就只有弹体设计和核弹头本身两个变量了，而这恰恰是根据考克斯报告，中国已经从冷战时期最优秀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三叉戟2”身上成功得到的东西。

所以，依照技术水平的来推测，“巨浪2”导弹和094潜艇的组合，使中国拥有了基本相当于苏联德尔塔3战略核潜艇+美国三叉戟2潜射弹道导弹的海基核力量。虽然巨浪2在技术水平上可能还未完全达到三叉戟2的全部指标，但是应该已经可以达到START条约中关于进攻性核武器的技术标准，故而美国现在军方有部分人开始游说国会，以后再签订START三阶段条约的时候，不能只找俄国人，还要找中国人。

即如前所述的：能抵御1500Psi压强的加固发射井需要当量大于50万吨，圆概率误差小于120米的弹头来消灭——换句话说，要么在精度上达到这一点，要么像苏联人一样，通过更大当量保证威力。

这样中国也算开始拥有了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波核打击”的潜力。

而且，诡异的是，中国核力量更加强大的世界是更安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