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明？ 第1页

很多回答写的非常全面了， @卯金刀维奇 的分析非常精彩， @刘凯 和 @漫卷诗书 分别点出了历史总结角度和毛主席个人角度的评价。这里补充一个党内生活角度的侧面评价， 来自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晚年与毛的一次会面：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1]

贺子珍当时已多年未见过毛，这次会面重点叮嘱曾经的丈夫要提防王明式的人物，这同时也是二人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其实，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确立正是以克服王明路线（苏共对当时尚年轻的中共的“遥控”）为一重要前提的。王明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这一点从长江局的那一段历史即可看得明白），将个人的权力地位和苏共下的狐假虎威置于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解放后王明一直待在苏联，我国给足了他面子（始终未开除党籍）。但王明始终以“共产国际的老朋友”的自居，成为现在人们口中的反面教材，也是应得的结局。

参考

1. ^毛泽东生命中若干“最后一次”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704/c85037-22073260-2.html

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一个人，因为这个提问，又回头看了一下他的履历。这让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王明在一些阶段的行为让人很眼熟，似乎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样的人。

比如说王明的崛起关键期其实是在大学期间。在此期间，王明下大功夫巴结米夫。此后才一飞冲天。

这种事情在大学里其实很常见。在大学里，某些人先是接近军训时的带队老师、辅导员、后是各类部长，从而让自己成为重要的学生干部。有的人不明所以，甚至一心一意去巴结这些学生干部，被呼来喝去，其实代价巨大但没什么收获。这些精明的学生干部，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不仅仅是学校，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自己工作的企业，生活的社区、村镇，都有这样的人。

他们的联想能力，唯有在发现值得跪舔的新领导时才会飞速跃进。

人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组织调查的时候，通常的情况都是：“谈话对象普遍认为，在学校党委坚强领导下，学校党的建设、学科建设、教学管理、教育质量都上了新的台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指标是不会有问题的。

特别是在组织做出决策之后。“党委作出决策以后，校长抓落实、抓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打折扣、搞变通、不落实的情况。”当然，如果党委作不出决策，那就不能怪人家不听话了。

这些情况在王明身上就表现得很突出。

比如说，在王明的指挥下，发起了向敌人中心城市进攻、打所谓“正规战”的冒险主义运动。地下党则经常组织所谓“飞行集会”，类似于现代的“快闪运动”，无谓地暴露地下力量。

这些行动，通常都是通过透支积累，来追求短时期内的政绩。

王明的本质，是欺上瞒下、一心唯上的谄媚之徒。

基本上各个学校的学生会以及行政部门都有这样的狗腿子。他们一心一意巴结上级领导，对工作随意指挥，对同志毫无尊重，只要能在短期内出政绩，他们丝毫不在乎摧毁整个工作。

这种只顾自己升官，不管人民死活的干部，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在学校里这样的学生干部、以及学生工作干部，也特别多。类似于床上不能有人、桌上不能有书、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之类的规定，都是这样来的。但是假如说学生回去过假期了，学校决定临时征用你们的宿舍，那么对不起，你的所有东西，都直接扔。

当时党内批评说，这是“‘左’倾冒险主义”。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冒险主义，这就是唯政绩论。

这就是追求个人表现。

写在报告里，就是在王明同志的领导下，党组织了多少次飞行集会，登上了多少次新闻报道，进攻了多少个大城市。

至于说死了多少党员，多少红军？呵呵，人家会说，那不是因为你们一线指战员无能才导致的吗？

倘若你在一线奋战时因此也死掉了，那就更证明了你的无能。

甚至一线的死是他们感到庆幸的事情。

比如说，在王明的指挥下，罗章龙等三十多名中央委员组成的反对派就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了。罗章龙仅仅因为偶然迟到，才免遭一死。后来势单力孤的罗章龙被迫彻底退出，找了个大学教员的工作。鲁迅则为此写了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沉痛哀悼了遇难者。

为什么哀悼死难者的是党外的鲁迅呢？

因为死难者是被连锅端的。党内几乎没有人跟他们足够熟悉、有足够影响力、又能活着去写纪念文章。

说起来，鲁迅在这方面也是有经验的。作为光复会的重要骨干，鲁迅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充分见识了同盟会杀害光复会领袖的种种恶行，所以几乎一辈子都在谨慎地躲避刺杀。冷眼旁观的他显然清楚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那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可以说充分展示了他的愤怒。

曾经偶然读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回忆文章，提到过一些革命党在被迫解散革命军以后、遭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反扑而惨遭杀害的事情。

民国那可真是一个坏人想杀谁就杀谁的年代，简直太浪漫了。

听说很多人想穿越到民国。一想到他们如此推崇民国，我都会不自觉地看看110的号码。110的号码是几号来着？打通了需要几个程序才会出警？能来得及挡住民国反扑吗？

王明这个人很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搞到政绩，同样也就很清楚如何似是而非地以表面上的政绩来进行破坏。

因为他始终都只追求表面上的光鲜，所以给羊粪蛋涂巧克力是他的拿手好戏。

一个很经典的举措，就是将废除伪法统搞成废旧法律。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要“废除伪法统”。1949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很多人为王明洗地，称毛泽东没有明确指出废除伪法统的范畴是哪些法律。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同志这句话属于声明中的第三条，第二条明确说“废除伪宪法”。这些人似乎还忘记了，“法统”从来不是指的具体法律。尽管现在的词典竭尽全力往这上面靠拢，想方设法要把法统讲成“法律”。但是徐特立早就将这个词写得清清楚楚了：

“我们的法统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法统，是革命的法统，这一法统被叛变大革命的反动派否定了。”

“法统”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正统”一词在新时代的新说法。

来来来，你们来跟我讲一下，什么时候“正统”的意思就是指的法律了？

正统一定是讲合法性的，但是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实体法。

中国古代王朝在朝代更替的时候，喜欢将旧的法律废除，然后冠以新王朝的名字，添加一些新的内容，然后几乎原文照搬重新出现。比如说开皇律变武德律之类。

新时代与旧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别，自然不可能简单照搬旧法律，所以废除旧法律，然后改造为新法律，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王明在废除旧法律以后，没有去建新法律。

他并不是做不了法律工作。第一部《婚姻法》就是他编的。在吹嘘王明擅长做法律工作的文章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所谓王明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口授了一部婚姻法草案的光辉记载——尽管这部法律草案要改上几十稿才能用。

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很久以后才开始真正建设。比如说，我国第一部刑法要等到1979年才能颁布。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也是同时制定的。至于我们的民法，巧了，今年大家都看到了它的出台。明年，民法典正式实施。在此之前只有所谓的《民法通则》。

我们实际上只有宪法和婚姻法及时制定了。

你问我如何评价王明？

我不知道这东西值几个钱，评不了价。

王明是我党迄今为止内部最危险的敌人，没有之一。

党对他仁至义尽，他对党机关算尽。

下文摘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作者：黄允升等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在文件上、记录上都没有点他的名。这是毛泽东等对王明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一种等待。让他自己从实践中逐步来认识错误，慢慢地提高觉悟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和全党同志一道切实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

　　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身体力行。他遵循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以此来启迪、帮助王明等逐渐认识自己右倾投降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但是，王明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而认为是贯彻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越来越感到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对自己的威胁了。于是，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继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具体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极力说毛泽东的好话；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继续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坚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并且说，这"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很多报告和文章中，一反傲慢、自大的前态，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尤其在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 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 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把革命当生计，把革命当把戏，把革命当便宜！

组织机构中，时常会发生的偶然，在大风大浪里，终归会回到均衡点。

可以搜索一下“东方饭店事件”，在“恶棍吃肉”的过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代，这种在左派阵营里大谈革命高调同时随时向统治阶级出卖同志的领袖并不少见。同时，此人搞阶级斗争也是一泡污。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代，唱高调“白区丢到百分百，红区丢掉十分九”；之后在抗战中，也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误导进步青年为国民党淞沪绞肉机送死，在游击区也是对“反共摩擦”毫无准备。当然，他自己对于社会革命是没什么思考的，按照老托派王凡西的回忆，此人最初只是个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学生，得到了苏联官僚米夫的赏识，平步青云，进入中共领导层。

这个势力便是孙大校长后来又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而作为此人助手的中国人，则是后来大大有名的王明（即陈绍禹）。米夫是联共党中新起一辈的官僚，以研究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出名，因此邀得圣眷，在孙大讲授《列宁主义问题》；陈绍禹本是武汉的一个中学生，在莫斯科加人青年团，小聪敏，善于趋奉。当拉狄克作孙大校长时代，他早就看出米夫当红的前途。他对其他科目不甚关心，就一味揣摩米夫所讲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因此见知于后者。一九二七年春天，米夫曾一度奉派赴华，陈绍禹被选为翻译兼随员。在武汉，这位国际代表竟曾将自己的爱徒推荐给中共中央，希望能让王明来主持宣传。当时的中共书记陈独秀当然不买他的账，分派陈绍禹在宣传部实习。陈不得意，乃于米夫起程回国时，又跟着屁股重去了莫斯科。在孙大的反对反对派斗争中，米、王二人始终是合作无间的两搭档。后来米夫由教员而校长，由校长而部长，王明自然也如影随形，步步高升。他和自己周围的一小群朋友，牢牢地控制了孙大的党部，成为旅莫支部以外的旅莫支部。

　　当我们正在东大反对“旅莫支部残余”的时候，米夫与陈绍禹的一个新的野心被鼓舞起来了，那就是：统一中国同志的学习，作为统一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希望把东大的六七百个中国人从休免茨基、马斯洛夫以及“旅莫支部残余”的影响之下夺取过来。所以他们自始“同情”了我们的斗争。中国出席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团一到，他们便找到了实现其“同情”的门路。透过代表团作为代表团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解决东大风潮的办法：一、“旅莫支部残余”全部遣送回国，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改正错误；二、东大学生全部归井到孙大；三、军事班结束（事实上业已超过了六个月的原定期限），其中多数回国，一部分进孙大，另一小部分派人苏联的正规军事学校深造。这些办法实现了，我们的斗争是“胜利”了；可是很决就发现，真正胜利的不是我们，而是米夫与陈绍禹这个集团。从此对中国革命者的训练工作可由他们一手包办了。他们的计划是远大的，从第一步的成功更走向第二步去。向忠发在开完第九次执委会后一直留在莫斯科，接受米夫对他的“训练”。半年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境内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便把瞿秋白打下来，将向忠发捧成总书记。如此，米夫和王明夺取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的工作就奠下了基础。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按照另一位老革命罗章龙的回忆，王在共运里自顾自，不为同志考虑，甚至暴露了党的机关。

王明是米夫的忠实走狗。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王明回到国内。回国后他先是住在中央宣传部机关，其时李立三是宣传部长，王明此时没有具体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久王明被工部局逮捕，当时王明非常害怕和惊慌，他乞求工部局的一个巡捕送信给宣传部，并对这个巡捕说将来会得到酬谢。王明的信送到李求实手里，信中说：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收到这封信，李求实大吃一惊，党内的同志哗然，都对王明为保命而不惜暴露党的机关的做法不满，结果党的机关被迫全部搬家。由于当时王明年轻，工部局不明他的身份，米夫知道这件事，认为非极力营救不可，便拿了几千元钱，通过关系把王明保释出来。后来米夫又为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庇护。王明的这次被捕事件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三中全会之后，四中全会之前。我是最早知道这件事的，其时我与李求实一道工作，在办党的地下报纸《上海日报》，李求实将王明被捕事件的详细经过最先告诉了我。罗章龙《东方饭店事件前后》

之后，中共党内老干部以罗章龙为核心的老干部不满王明等人瞎指挥，组织反对派，开会的中间被国民党政府一网打尽，被捕者中不少是久经考验的工人movement战士。王明的反应是什么呢？

对于在东方饭店和其他几个地方被捕的同志，王明一伙并没有设法营救，也不作任何表态。事件发生后，上海沪东区的一个负责人（王明系统）在路上遇到全总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要你们不要反王明，你们不听，今天不是吃了亏吗！”此时，王明还派顾顺章搜查我们同志的住地，顾顺章对被搜查的同志说：“你们快离开上海罢！否则，我们对你也不客气了！”凡此都是有关同志亲口对我说的。罗章龙《东方饭店事件前后》

罗章龙因为有事，迟到了这次反对派的会议，因此逃出生天，晚年的他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显然，国民党的这次大逮捕是有叛徒告密的。我个人认为叛徒的告密档案是有的，问题还是不难搞清楚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判案也是有档可查的。
　　王明一伙曾谣传，说出卖何孟雄的不是别人，正是何孟雄自己的干儿子。据我知道，何孟雄很年轻，他根本没有什么干儿子。
　　那么，究竟是谁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的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他是与潘闻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潘又名文玉，是向忠发的秘书，与唐虞是连像。唐虞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过贪污行为，是他通情报给蒋介石的特务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审讯何孟雄、李求实等人时，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隐蔽在法官的后面，一一指认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系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必须着重指出：王明一伙干这种罪恶勾当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为了镇压他们的反对派，维护其一小撮人在党内的独裁统治，他们以两种卑鄙的手段杀害我们的许多同志。罗章龙《东方饭店事件前后》

对于王明之类的党棍来说，共运只是换一个舞台的“封妻萌子”，如果有同志因为观点分歧阻碍他们调度更大的资源，那么他们就要打击这些同志，甚至不惜借助反革命的力量进行打击。他们躲在苏联十月革命威望背后，行使着却是最龌蹉的事情。

幸运的是，旧中国工农与统治阶级的阶级决战，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王明一伙虽然善于玩人，但跟不上社会斗争的形势需要。因而，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最后只能在莫斯科写些吹牛皮的书。当然，比起牺牲者，这样的人最后却是善终的，不禁令人唏嘘。

送上东方饭店牺牲者的名字和作恶的党棍的墓碑照片。过往失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化作了历史尘埃中的青烟，但读史莫要养心，需政治挂帅。对于类似占共运人事便宜并随时向资产阶级出卖队友的混账，要警惕提防。必要时候，应该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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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980320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共产国际对于世界其它地区的共运指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王明就是中国地区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面的高赞答案也说到了，对王明起势的关键与其说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不如说是党内派系之间为了利用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产生的。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本土派与本土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共产国际，不过是大家斗争的一杆枪罢了。

老生常谈的诸如希腊共产党，二战前后的西欧共产党，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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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xxx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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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g-meng-shan-30 网友的相关建议: 
      

1936年12月14日深夜 0:00，斯大林来电话：
斯大林：“中国的事件（西安事变）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季米特洛夫：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斯大林：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 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季米特洛夫：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斯大林：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而纵观目前解密档案，斯大林在平日言辞中特别点名王明的只有这一句“王明这个挑衅者！”。

可见最起码斯大林本人对王明这个“挑衅者”恐怕是没啥好印象的。

此外，王明1925年11月至1929年10月、1931年9月至1937年11月14日在苏联。查阅这期间的《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王明见到斯大林的记载仅有两次：

1935年12月3日
1.伏罗希罗夫，14点50分进入，20点00分离开
2.莫洛托夫，14点55分进入，20点00分离开3.奥尔忠尼启则，16点00分进入，20点00分离开
4.马努伊尔斯基，15点45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
5.王明，同上
6.沈平，同上
7.唐古，同上
8.李康普，同上
……
二
1937年11月11日
1.德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同志，16点10分进入，18点05分离开
2.王明同志，16点10分进入，16点50分离开
3.王明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
4.康生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
5.沙平[王稼祥]同志，17点15分进入，18点00分离开
……
（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第331-332页、第454-455页）

由此可见，王明两次见斯大林，先后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马努伊尔斯基、季米特洛夫带去的，见面时均有其他苏联和中国同志在座，并不是斯大林单独的接见。

两次接见的时间，分别是1小时05分和1小时50分——更不要说中间王明还离开了近半小时。

如果说在苏十年，和斯大林见两次面就叫“王明经常见斯大林”那我也无话可说不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37年11月份的谈话着重强调中共要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地位，并扩充八路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然而王明回国后却竭力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实际上与斯大林的指示背道而驰。）

在共产国际方面，虽然王明一度做到中共驻国际代表，然而共产国际早在1935年和中共无法取得联系和无线电通讯，也无法进行人员往来与资金支援的情况下就已经将毛泽东列为共产国际执委委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五大领袖”（保共兼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中共毛泽东、德共台尔曼、匈共拉科西、日共市川正一）。

而在1937年领导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也各种场合下多次强调——共产国际支持的是毛泽东。

季米特洛夫甚至还专门在王明归国前，对他个人再度强调了一次：“你王明回去是帮助、辅佐中共的，不要想着争权夺利。中共里有人推你做总书记你也不许当——”

“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

不过蹊跷之处在于——至于这个王明回到延安后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国际特派大员”、“唯一能面见斯大林的中共党人”、“斯大林的钦差大臣”。

而又是谁与其勾搭在一起欺上瞒下妄图篡夺中共领导权，以至于这档果戈里笔下“钦差大臣”式的骗局还得等到1938年任弼时跑到莫斯科当面向共产国际告状才得以曝光，那就是另一个有点“宜粗不宜细”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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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说他是tg中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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