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今的许多年轻人厌恶满清？ 第2页

我19岁，所以我回答的是我为什么是清黑。

一:脱粉回踩

我曾是清吹来着。还有向逆向民族主义者发展的趋向。

是因为小时候被电视剧、小说洗脑得太深了。

如《康熙王朝》电视剧《月到天心处》《清国倾城之摄政王福晋》等小说。

长大后，思想一点一点被扭转。

现在，这是我一生的黑历史了。我无法接受自己有如此愚蠢的过去。

二:在其位不谋其政，过于重视阶级利益

在1854年4月2日，咸丰皇帝甚至还签署命令:“铜帽、枪(指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着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虽不甚多亦可。”
湘军水师初组织的时候，威丰屡次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选购洋炮一千多尊运湖南交曾国藩应用。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潭、岳州两次大战役之前，已运到六百尊，曾国藩用来装备了水师，结果就把太平天国打了两场大败仗。曾国藩自供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饱之力。”所以他就请咸丰下旨饬催叶名琛将其馀几百尊洋炮，赶紧分批运来湖南”。
1854 年之后,在江南地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中,一部分部队已开始使用洋枪,这些洋枪数量不多，是从上海购买的，“而夷人自用之洋枪，铰之在上海所买者尤精”。可见其式样不属先进。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联军交战的清军部队所使用的轻兵器,仍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刀矛。
1860年英法联军扩大侵略战争时，京津战区抬枪不足,河南奉咸丰帝命解送一千杆,山西亦解送了三百杆。
刀矛号箭此期仍为清军的主要兵器。由于清军鸟枪填药装弹费时，射程又近，一次发射未中不及第二次发射,对手已冲至面前，这在战术上也要求清军不能完全放弃此类冷兵器。但刀矛弓箭只有在短兵相接时方能得用，对付揭竿面起装备落后的民众起义尚可一战，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英法联军枪弹炮火之下几同无用。1860年8月底，僧格林沁在大沽失败后退至通州,巡在瑞麟军营后奏称:
“通州驻扎八旗骁骑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汉军官兵八百名,均系弓箭刀矛,火枪甚少,抵此劲敌,难期适用。此项兵丁,拟俟山海关马步官兵到齐，一并撤回守城,以节经费。”

除此三点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们并没有把英法联军当作最重要的敌人，他们把清军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地人民起义的各个战场上。
1856年至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的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各省捻军声势正炽，南方诸省的天地会等秘密团体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对待国内反叛同对待英、法侵略的态度大不相同。我们可作一比较:
1856年和1857 年，侵略军两度侵犯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未从省城外调一兵一卒加强省城防卫;而他在镇压广东的天地会起义时，调集动用了数万清军。
1857年底起,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清廷未派援兵收复广州;而在此期间,却以大批军队集结于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周围。
1858年5月,英法舰队列阵于大沽口外，相对峙的清军兵勇约1万人,除本处兵勇外，援军不过6000人;而在1853年至1855年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兵力远不止此数，而此时用于镇压太平天国战场上的清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曾国藩军营、官文、胡林翼军营等处兵勇则是更多。
1860年4月7日,英法联军次第占据舟山、芝罘、大连湾，清军未作任何抵抗,福山、金州相峙的清军仅以千计;而对付此时山东、河南、安徽的捻军,兵数却以万计,尚惟恐其兵单。1860年8月起，英法联军猖獗于大沾、天津,直犯北京，在此地区清军总兵力合计近20万,而真正能机动作战的不过5万余人;而在太平天国战场上,除了1860年4月被打垮的江南大营6万兵勇外,能机动作战的约10万之巨。
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除咸丰帝北逃热河后命曾国藩、袁甲三、傅振邦、官文、庆廉等酌量抽调一些兵勇外,未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众多部队中抽兵以对抗英法联军。1859年5月和7月,反而两次从兵数本不为多的僧格林沁军营调兵镇压捻军。1860年9月30日,咸丰帝收到漕运总督袁甲三请求派穆腾阿回京任职的奏折，廷寄仍称:“穆腾阿帮办军务,现在督攻定远,正当得手之际，若再行他调，诚恐该匪乘虚窜出,又费周章。该都统著无庸来京，惟当督率兵勇，迅克坚城，擒斩渠首，以慰朕怀。”就在这一天,在热河的咸丰帝还收到奕诉等报告英法联军已到北京朝阳门外的奏折。10月7日,咸丰帝给河南巡抚庆廉的廷寄中称:
“前因夷氛猖獗,直犯京师,谕令庆廉迅即统带精兵,星夜前来,合力攻剿,将河南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该抚谅已接奉此旨。本日据庆廉奏:官军众寡不敌,镇将被戕。是河南捻匪情形,正当吃紧之际,设或该抚带兵北来,捻逆一闻此信,乘机北窜,尤为可虑,毛昶熙未谙军务,亦恐呼应不灵。著庆廉体察情形,如不能动身前来，即著前调之副将黄德魁、游击赵喜义等,管带新募艺(夷)勇及得力楚勇共数千名,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以资调遣。”
此时正值英法联军准备进攻北京，庆廉一路乃勤王之师。 救京城,保河南，兵将用于何处?咸丰帝的态度明白是后者。
最为奇特者为上海。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成了英法联军的兵站所在。中外相安,通商照常。据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折,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无兵可战守,军力全用于南京一带太平天国战场;二是战必绝通商、断海运，通商断而海关税收无，江南、江北大营即无饷源,海运绝而漕路不通,京师粮食困乏。何桂清等为镇压太平天国而无视清朝已与英、法开战的举动，得到了咸丰帝的赞同。1860 年英法联军占据大连、芝罘,欲大举进犯京津大沽地区时,何桂清等人却与侵略军头目们商议“借师助剿”之事。在他们的乞求下，英军留下1030人,法军留下600人，以保障上海地区的“安全”。是年8月18日至21日,正当北方英法侵略军占据大沽后路的大，小梁子，进攻石缝炮台和大沽北炮台之际，驻在上海的英、法“友军”却与清军共同阻挡太平军向上海的进车。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上海地区中外势力的联手，说明了上海地区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与英、法等国利益的- . .致性。代表他们利益的江浙官吏,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派。

三:就算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尊老爱幼，清朝出现过比不过的情况

公元1862年5月13日《印度太晤士报》(Overland Times of India)发表了一篇一个英国的军人在刑场上参观清军用剖腹的酷刑屠杀太平天国俘虏。原信说:
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的军队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
当时的情形可真凄惨，我怎样来描写这个可怕的情景，我如何能忘记这个可怕的情景呢！
这批被俘的可怜虫，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八十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十至十八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让恶徒们把她们带到僻静处所去强奸，强奸完了，再拖回来把她们处死。有些少女甚至昏倒了，也被拖到刽子手面前，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刽子手们一面诅骂着，一面把被杀的妇女的乳房剖下来，扔在她们的脸上。这批刽子手的技术可真巧，他们做剖腹工作，能不伤及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一个怀孕八个月的被俘少妇，目睹上述惨状，她不呻吟，也不叹气，她已忍受了无赖们的蹂躏，当她的婴儿从肚里剖出，被刽子手抓着一只小手提到她面前，她看见流血的、战栗的胎儿，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一种即使是虎狼听了也觉得凄惨的叫喊，她以最后的，非人的力量挣脱了按住他的人，把胎儿抱在流血的胸怀里就死了。她把孩子抱得非常紧，甚至于无法分开，于是母子两人同被抛到尸堆上去。另外一位等着剖腹的少妇，手里抱着约十个月大的一个喜笑活泼的婴孩，清军从她手里突然夺去了孩子，向刽子手抛去，刽子手当着这位少妇的面，便用利刃刺进这孩子的柔嫩胸膛。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我不能，实在不能再写下去了，深悔当日去参观这样的刑场，我再也不愿意做军人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参加过许多战争，许多最激烈的战斗。在大多数的战争中，那残酷杀人的情形，事后想来，还觉骇惧。但迄今为止，我所看见的、听到的、读过的，还没有能和清军开膛剖心这样可怕的残酷刑法相比的！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屠杀呢！……

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世宗纳之。——《魏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崔光

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

及垂起兵山东，苻昌收纳及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于郡狱。——《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第二十八

三:民不聊生

乡民佃耕多于自耕。约费枯饼、灰粪、人工钱文一千,可得谷一石。佃耕计每石田须押规银三十两内外,岁租十石内外。资本不足家，货银偿谷,谓之水租。…… 故佃耕农民，多形拮据。此乡间作苦情形,不患不勤而患不富,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

贵州兴义等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
正是一幅无比凄惨的流民图。作为农民，谁愿意离开祖辈耕作居住的家乡呢?而且是辗转到偏僻荒寂的苗乡.据罗绕典统计，1821-1850年，竟有62,388户湖南游民进入贵州，以每户五口计算,即达三十万人!

在当日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人多地少沉重的人口压力和惨重的封建剥削下，无地可耕的人们，从农村里流离了出来，被排挤到死亡的边际。据文献所载，约有十项。

(一)流民。流民是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他们不是愿意无所事事的，实因谋生无路才被排挤了流离出来。《乾隆吴县志》所谓“古之游民者舍业而嬉，故可驱而返之四民之内，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的话，确为一针见血之论。李兆洛《凤台保甲议》记凤台籍流民也说:“凤台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这些无业的人们去做流民，既可以沿途叫化，政府又往往有例给的赈济，所以当时流民有“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话。政府例给的赈济大抵不过是施粥，然而流民们就为了这几碗稀粥，便扶老携幼成千成万的不远千里穿州过县到那些有粥可领的大都会去度他们的残生。因为此种生活究竞比他们在家吃草根嚼树皮好得多了!此种流民，在乾隆初年人数已众，所以便引起政府注意。乾隆四年(1739年) 十二月甲戌谕各省安辑流民。明年五月初一日又谕地方官教导游民。流民的生活实在太痛苦了，他们长年飘到东来又飘到西去，简直是一大群的叫化子。但是，他们人数既多，一旦团结起来，就是一种力量，所以到了政府统治力隳废的时代，他们便走上反抗的路上去。如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所记:“江西与闽、广交界，两省游民至抚、吉、赣一带成群结党，形势凶横，语涉支离，自四月至六月不止，地方官不敢查问。”而广西流民反抗的情况更为激烈，《光绪北流县志》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雷再浩倡乱于桂林，州县震动，游民乘机煽惑，拈香拜盟，路劫商旅，伙抢村庄”。同书又记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郁林州事说:“时米价腾贵，土匪以劫粮济贫为名，怂恿游手攻掠吓勒，县官亦以饥民目之，效尤益众。”《光绪容县志》也说道:“道光二十九年，岁非大歉，突有称饥民者来自水里，千百成群，向殷户强索钱米。举人李英请县出示许以格杀勿论。二里石寨梁家遂发炮拒之，群匪始散。”他们都给金田起义做了先驱。至于那些湘、鄂、皖、赣、苏、鲁一带的流民们，到了太平军北出的时候，也沿途成群结队加入，又给革命军以无限的人力的支持。
(二)乞丐。通常做叫化子的是残废干不得活的才去叫化，但那时候年轻力壮的人，无田可耕，无工可做，也被迫沿门叫化去了。陈锺珂《先文恭公年谱》记乾隆八年(1743 年)四月陈宏谋在江西巡抚任内事说:“各属城市乡村多有恶丐，名为练子行，年力精壮，强横无赖，到处成群，登门强索。”又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七月陈宏谋在江苏巡抚任内事说:“各处乞丐多年力强壮之人，强索滋扰。”此种年力精壮的人也做了乞丐，自是因为无路谋生的缘故。于是随着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增大，乞丐的人数也一天天地增多起来。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以乞丐辗转流移，随地乞食，城市乡村，所在多有，谕命地方官督率保甲等设法约束，以免滋事”。乞丐生活的凄惨是难以描画的，徐彬《先恭勤公年谱》记徐泽醇嘉庆末任重庆知府时事说:“郡城为水陆交冲，人烟稠杂，贫民生有子女不能抚育，多流为句，每至冬寒，道瑾相望。”此种情形，不止重庆一地如此。
(四)盗贼。乾隆时，有一位历任督、抚深知民间疾苦的政治家陈宏谋《寄王者相书》说:“盗贼皆起于贫穷，贫穷皆由于无业。”在康、雍之间，东南沿海人稠地窄之区，海盗已渐萌”。乾隆中以后，四川因从外省迁来的人多了，生活也不容易了，于是盗风亦渐起。乾、嘉之交，川、陕、楚三省白莲教起义，东南沿海之区，海盗亦同时并起。先是乾隆末年福建因粮价昂贵，以致贫民流为盗贼，海盗日增，广东、浙江沿海无赖亦相继入海为盗，一时蔡牵、朱渍之徒，纵横海上，直到嘉庆中始平。嘉庆十五年(1810年)三月丁丑谕军机大臣等述两广总督百龄亲往查办海盗缘由说:“洋盗本系内地民人，不过因糊口缺乏，无计谋生，遂相率下洋，往来掠食。伊等愚蠢无知，但知趁此营生，亦不干犯王法，岁月既久，愈聚愈多。”可知当时闽、粵、浙三省的海盗，都是那班被排挤到死亡边际的无衣无食的人们铤而走险下海为盗的。在这班海盗还未捕灭的时候，嘉庆十年(1805年)广东内河盗贼亦起。到了广东海盗招安后，又从粤入桂，为盗公行。据时人记载嘉、道之交，两广总督蒋攸铦、阮元，广西巡抚赵慎畛在任内先后数年间，各获盗犯数千案”，其时两广盗贼的众多可知。在陕西则有木厢、炭厂停工，佣趁匠作失业为盗之案”。在河南、安徽则有红胡子，此种所谓红胡子，便是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反清的捻党。在闽、浙沿海则海盗复炽”。在山东则贼盗公行，肆无忌惮”。嘉、道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较乾隆时愈甚，无业为生的人更多，盗贼也一天比一天地加增，于是川、粤、桂、闽、浙、皖、豫、鲁各省盗贼都相继而起，而道光末广西省，更是群盜如毛的世界。在金田起义之前，各地盗贼已经先点起燎原的烽火了。
(五)盐枭。产盐之区，有一些人专靠煮私盐贩私盐为生的叫作盐枭。《雷塘庵主弟子记》述嘉庆时浙江南沙盐枭情况说:“贫民篷居煎卤以为私贩，已搜已前，间岁或以兵搜毁，兵至而私枭逃逸，篷灶尽擻，兵去复集，集乃益贫，且至四出为盗。”可知此种盐枭也是无业的贫民去做的。
(六)私铸。乾隆、嘉庆时，川、滇、黔、楚无业穷民，往往到深山去采铜私铸制钱。嘉庆四年(1799 年)白莲敷起义时，陕、甘总督松筠在《平贼方略策》中，奏论四川私铸等事说:“石硅以东，达于黔、楚，到处有铜有柴，就山铸钱，穷民以此为生者不可胜数。”因此他主张取消私盐、私铸以至硝、磺、铅、汞之禁，任民煮贩采铸，官为收税，使“化私为公”。他以为当时大问题不在白莲教未平，转在将平之时与既平之后，因为当时反抗的不尽是白莲教，而盐枭、私铸、私硝、私磺、私铅的人都乘机起义，日聚而日多，若能如此办理，则“因民所利，既无作奸犯科之名，而无业之徒，藉此以为糊口赡家之计，其狡悍无赖者身有所营则不暇他顾，心有所恋则不忍弃损，可潜消其桀骜不驯之气，川、楚乡勇解散之后，不患无以营生，从贼匪党一闻此旨，必纷纷来投，生路既多，必无他虑”。松筠这个政策，是一个瓦解革命群众的毒计，他声明这只是军事时期的临时办法，待军务告竣后，再定久远制度。嘉庆帝以为迁阔不纳。后来白莲教虽然勉强平定了，而根源仍存，政府只靠几条严峻的律例，来制裁这班做盐枭、私铸、私硝、私磺、私铅为生的人们，等到金田一呼，他们又闻风响应了。
(七)入彝地供役使。清代滇、黔两省与苗、彝错处的地方，常有汉人潜入租种彝地的事。而四川叙州、马边诸地田少山多，康、雍以后，这一带无业穷人，潜入罗罗彝地，认田耕种的更多。他们到了彝地去，与彝妇配合，生的子女叫做“白骨头”，罗罗的贵族叫做“黑骨头”，白骨头听黑骨头役使。这些汉彝配合所生的白骨头，到光绪叙州府修志时，“祖孙父子滋养生息于其间者不下千万家”。汉族为了衣食的逼迫，不得不流入彝地去谋生，他们的后裔，竟给罗罗贵族的役使，沦为奴隶的地位。
(八)僧道。寺庙向有田产，又有富贵人家的施舍，僧、道大都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以贫穷的父母养不活子女的，常有把他们送给或卖与僧、道做徒弟靠寺庙生活的事，而穷老孤独亦多托迹其间。雍、乾之际，僧、道日增，其故即由于此。乾隆帝初即位，命嗣后礼部发给度牒，凡出家的必须领度牒方准披剃，以示限制，并命清查斋田，编入册籍，除名山
古刹酌留外，馀皆归公,一时僧、道惶惑不安。但不久，乾隆帝便明白“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途”。此中实包含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几道取缔的命令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得不取消稽查寺庙资产归公之命”。至于发给度牒一事，亦有名无实。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六月癸巳山西道御史戈源奏:“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馀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若纷纷查补，必多滋扰。请嗣后永停通颁。”奏上，乾隆帝允行⑧。于是并明文取消度牒之命。据戈源所奏，可见乾隆年间限制僧道命令之下，私自簪剃的人之多。在佛门中，除和尚外，还有尼姑一项。 据雍正二年(1724年) 蓝鼎元记所见浙江尼姑情况说:“天下尼僧惟浙中最盛，即杭、嘉、湖三府己不下数十万人，其系本人自愿出家无十分之一也， 皆因少时父母贫寒,为老尼所感，鬻与为徒，泊乎长大，不能自脱，而凡为尼者，又皆多购致闺女，欲使教门兴旺，长养禁锢，终其身无婚姻之日。”又说:“愚尝过苏、杭之间，见街巷标榜下胎神药，绝孕奇方，不胜惊叹，谓风俗之坏，何为一至此极?市人为余言，皆为兰若尼僧而设。然则兰若之名，乃青楼之别号耳。”兰氏是当时 一个留心社会民生的人，此事得自亲见，当是可信的。这成千成万的女子，为了父母贫寒, .卖给尼庵，有的禁锢终身，不得婚嫁，有的名为清修，却暗操神女生涯。

四:统治腐败

灾害一成，各地居民除了丧生的,更大量的是沦为有家难归、无家可归面游离本土的灾；为数动辄数十万、成百方。单计1849年长江大水，遭灾者“几于鸿嗷半天下 “浮口”灾民，衍变成为流民。他们除了在省境内部、省际之间,流动来去外,到了四十年代,更经常远道“阑入京师地面”。他们这一行动本身，含有请愿意味,还怀有希望,亟盼滑廷对他们的困窘处境，能有所援手。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拦截”于京师之外就是“递解回籍”

广西吏治被周天爵称为“稀见罕闻至此已极者”,1851年夏擢任的巡抚邹鸣鹤在密疏中作了一番统计: 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借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更迭，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积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废驰尤甚...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极甚久。

于是“恣睢暴戾，惟事诛求，钱粮则任意侵亏，词讼则株连积压”，那时候，全国一千三百馀州县，那一千多州县官，便好像千百的虎狼放在民间，吏治安得不黑暗，民生安得不凋残呢!嘉庆四年，和珅伏诛，查钞家产世传不下八万万。和珅虽伏诛，但在他手中成长的贪污政治，却一直侵蚀到政治机构的最下层，种下了一个上下交通，政以贿成的恶果，并且成为风披一世牢不可拔的风气。嘉庆十九年(1814 年)江南道监察御史陶澍奏言各省州县锢弊日深，都由该管上司不能正已率属，其弊有八端:一日勒接交代，新官承认前任亏空，少者数千，多则数万，告禀则上官有失察之咎势不敢为。二曰多摊捐款，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使费，每岁数百数千两不等。三日预备赏号，凡上司有事，或练兵，或巡边，或公谯均有赏金，上司收之作赏， 吏役更索规费。四曰派办供给，上司出入境时，有夫马，有酒席，有站规，有门包。同在一城的有轮月，或包月的供给、一窗、一扉、一厨、一厕都取给于附郭的州县。五日压荐幕友，藩臬道府所荐,州县不敢不受，有未见面而送束修的，叫做食坐俸。六曰滥送长随，上司荐来不得不受，有恃无忌乃外勾吏役，内通劣幕。七曰委员需索，一纸文书可办的事，动辄派委数员调剂闲官，多所需索。八曰提省羁留，官进省后，转委他人，一年半载之后， 始令回任。凡此诸弊，督抚藩臬中虽贤者或亦不免，以致不肖的州县既有所挟持以无恐，而循良的州县又有所牵掣而不能为。陶氏所述当时上司需索下属的情弊，可谓详尽。此种情弊，跟和珅当政时能有多少的差别呢?所不同的是此时朝中少了一个同和珅那样的大贪污的宠臣而已，而各省自督抚以至州县贪污之风还依然如故啊！

吏治一日不肃则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于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试思十馀年以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有“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又宁增无减，宁备无缺。无不取之于州县，而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而州县亦藉是明言于人日:“我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此督抚藩泉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则已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亦或有不甘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询而已。执事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派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连州，皆其明效大验也。

现今所急者川省军务,尤莫急于各省吏治。……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调剂,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诚谕所能耸其听也。……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丞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闫阁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咸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责,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

曩于东华门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且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勒馈赆，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据郭毅生先生对广西等五省州县征收田赋状况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浮收勒折,极为普遍而又严重。银价倍涨,本来已使民间暗增一倍之赋，加之各级官吏出于剥削阶级贪婪本性，诛求无已，更弄得民不堪命。就总的情况来说,每年征牧时，钱粮分为本色与折色: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高下其手,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

江、淮间有所谓捻子者,数百人为一群,抬炮、鸟铣、刀、矛各杀人器皆具,蚁护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余尝视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阗门,呼曰:“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愬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土人嚬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阁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愬诸响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余于是喟然曰:捻于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則解,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危振赡,有仁义行者。然而重诺市义之后,无业者投之,贩盐、掘塚、博掩者授之,兄事弟畜,盗贼以薮,背公死党,无不可为。

五: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重要。

损害中国利益较小者，是第二、三项，即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到内地等内容;至于公使驻京，虽潜含可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
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20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
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呢?
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
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洽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地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
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
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威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5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
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呈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蔑，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扯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
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其准确含义今日已无相同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
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亲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
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3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侮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就是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此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
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
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大胆地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的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的思想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合谋图反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决非是咸丰帝一人如此固执地维系“天朝”对外体系，毫不体恤前方谈判官员的难处。当桂良欲允“公使驻京”的消息于20日传到北京，很快泄漏，京城官僚闻之大哗。6月23日，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分头上奏。桂良的女婿、咸丰帝的亲弟恭亲王奕䜣，后以对外主和著称，倡导了“洋务运动”，而此日出奏时，要求在谈判中决不能示弱;并称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系广东民人”,“市井无赖之徒”,系英方的“谋主”,让咸丰帝敕令桂良在谈判中“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手”①御史升耕云奏:“臣不知进乞皇上为宗社自重!②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十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指地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跸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他们还特别指出:“该夷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也。请皇上宸衷独断，决不准行，天下幸甚!”③宗人府丞钱宝青奏称:“自初十日(6月20日)以后，所闻市井闻谈，士大夫请议，无不以夷人驻京为宗社安危所系而惴惴不安者。”闻桂良等于夷人所请，皆先写照会允准，铃用钦差大臣关防，付于该夷，然后人奏”，”今(夷人)乃坚执驻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罢斥，敕令回京，不准再与夷人辩议”,“应剿应抚悉归僧格林沁督办”。③钱氏之折,实为弹劾桂良。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奏称:“辇毂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万一肘腋变生，萧墙祸伏，宗庙社稷之所，岂可与广东比论:”他要求拒绝入京，密敕统兵大臣，激励天津民团，“同时并举”。①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奏称:“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漫延。”他要求坚拒，兴兵与战。②御史陈浚奏称:“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大防也。若其不修臣节，而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他要求撤回柱良，另简忠勇大臣前往查办。③如此众多的官员就一事同日进言，在咸丰朝已属不小的政潮。而进言者对西方模式的“公使驻京”并无认识，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公使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咸丰帝一下子收到如此之多的奏折，颁下朱谕，让巡防京城王、大臣、军机大臣、周祖培及同奏诸人、宋晋、万青藜“从长和衷商议”。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恭亲工所奏(指捉拿李泰国)，颇有可采择之处，著并面议”。
桂良在京与咸丰帝的商谈内容，当时十分保密，但从后来的奏折、谕旨来看，确实是一项极大的举措:派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为关税谈判大臣，乘上海谈判之机，向英国等国要求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之“四事”，作为此四事的补偿，清朝对英国等国全免关税!咸丰帝还一如既往一厢情愿地布置了具体的操作办法:桂良等接见英国等国谈判代表时，首先宣布大皇帝的恩典全兔关税，嗜利的“夷”人闻此获利无穷的重典，必然震慑，必然感恩不尽，必然会思回报，桂良正可要求将“四事”取清。如此手做下去，定能成功。
此真为惊人的误国之举!当时清朝的海关年收入为银数百万两，这在财政困难的咸丰朝已是不小的收入。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属城下之盟，其条件再屈辱、再苛刻也是无奈。就个人责任而言，恭亲王奕訢签订此条约并无大罪。当英法联军如约从北京撤往天津时，京城的官员百姓简直将奕訢视为救主。
然而此时奕訢与俄使伊格纳切夫的谈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自1860年5月伊格纳切夫与肃顺谈判处处失败后，取道天津，由海路南下上海。他一面向英、法提供了京、津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怂恿扩大侵略，一面在英法兵胜之际频频向清政府示意，愿意“善为说合”。渚朝官员对俄方的“说合“已有领教，虽有初步的接触，但未上钩。
当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据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奕訢即乱了手脚。他派人与伊格纳切夫接洽，请他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乘机提出了三项条件:一、由奕訢书面提出请求;二、清政府的谈判内容须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三、领土问题上须同意他先前提出的要求。处于危急之中急欲求和的奕訢，已不敢放弃仟何一根救命稻草，眼前即使是毒药也敢喝下去，在照会中称:“如能一切妥协，其贵国末定之件，自易速议办理，应请贵大臣无庸多虑也。”
以后俄方的“调停”，不过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引导奕新步步顺从英、法的要求。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使额金、法使葛罗对伊格纳切夫的出色“调停”工作感激不尽。而伊格纳切夫反过来又以“调停”有功，向奕訢索要报酬了，
奕訢并不知道伊格纳切夫在清朝与英、法谈判中的真面目，也准备对俄国有所酬谢。当他看到伊格纳切夫多达15条的条约草案时，也不免大吃一惊。俄方竟然提出开北京为通商口岸！但此时的奕訢惊魂未定，经受不住任何威胁，俄使照会中“兵端不难屡兴”一语敲打着他的神经，他更怀疑伊格纳切夫与英、法已串通一气，可能会唆使英法“变生意外”。甚至到了英法联军已经从北京退兵后，也居然相信俄使所宣称的若不允条作将“召回”英法联军的大话。至于北疆的俄国陆师，海洋上的俄国舰队，此时虽尚无准备，但也屡屡从伊格纳切夫的口中吐出，成为即刻可以刺中清朝要害的利箭。奕訢胆怯了，退让了。
同与英、法的谈判不同，奕訢将中俄谈判的详细情节频频上奏于咸丰帝。然而奕新的那种夹带分析地转述俄方要挟的奏折，使咸丰帝比奕訢更为恐惧。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彻底将他打怕了。只要不再开战，什么样的条件都已经无所谓了。签约只是丢掉些据说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开战将会使朕皇冠落地。因而他得知俄方不再要求辟北京为通商口岸后，下旨曰:“事势至此，不得不委由将就”让奕訢与俄方签约了。
1860年11月4日，根据咸丰帝的谕旨，奕訢赴北京城宣武门一带的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共有15款，其核心内容为:
一、中俄东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这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而且将《瑷珲条约》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也划归俄国了。中国为此损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中俄西部边界将顺山岭走向、大河流向及清军卡伦路浅而划定。据此派生出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使中国丢失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中俄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祸害中国最为深重的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然而，更让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咸丰帝不仅没有看出西部划界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害，就连本属龙兴之地的东部领土的丢失，也没有引起他的痛心。在上奏中俄条约草本的同时，奕新还上了一道奏折，说明“亲递国书”一事已派员在天津交涉，但尚未有结果。咸丰帝为此破口大骂，指责奕新办理不当，而对中俄条约却没有挑任何毛病。
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秤出来的分量。

五:被某些人恶心的

大清的遗老遗少都这样了，难道还要喜欢？

PS：您把您的视频删了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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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好奇了，新中国这么一个主张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国家咋就需要你个清帝创造历史的万年封建的承认。

实际上也没必要这么否定清朝的功绩，因为真正的左棍相当鄙视清粉的清帝创造一切的史观，他们常常认为“可能”是中国离不了大清，却常常忘了大清离了屁民立马gg。

他们时常引以为傲的具有重大功绩的清帝八旗往往在历史上充当着剥削者的角色，与为大清出钱又出力的贱民相反，他们对大清的破坏是要大的多的。

既然清吹要分离大清与贱民的联系，理所当然的，我也能认为大清离了铁杆庄稼八旗子弟们会更加辉煌，没有了蛀虫大清领土肯定会大的多。

这样清吹多半也能更加理直气壮的粉大清，没有了屁股问题的清粉，你怎么都找不到批驳他的理由

于是乎，他在拿先进左棍的阶级怼民族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更左一点拿出左棍最厉害的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大家又知道有的清粉由于屁股问题左得不那么彻底，他的嫁妆论无疑会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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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和元朝一般在史学界是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的，满清三百年是中国的亡国史，而元朝不是。

中华文明最惨痛的浩劫是在满清统治的两百余年里发生。首先是创业期满清入主中原，从阶级角度讲是与北方地主阶级勾结进而统一全国的，他们侵略中国的基础就是带路党+大地主，本身就是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而后金政权的成立，是建立在反叛之上的，七大恨纯属胡编乱造，所以满清对于如何解决自己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到了乾隆朝都是矛盾的，而这时离满清的动荡期已经不远了。

创业后期则是全国范围内的屠杀和文化霸凌，这方面无需赘述。满清不仅仅是在汉地十八省进行屠杀，在其攻克的新疆、蒙古后同样是进行大范围的屠杀，满和蒙是世仇，新疆问题也至此埋下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守成期则是更加恐怖的迁海政策、文字狱。这两项政策对于中华文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毫无疑问，明朝的海上贸易相较于元朝大有落后，不过在明朝后期海上贸易和军事实力有所恢复；而到了清朝，则是毁灭性的迁海政策，这项政策学界研究也比较透彻，只能说满清政府的想象力是高人一筹的。 文字狱频发于十全大帝，乾隆时期政府腐败，帝王癖好多，是中国和西方迅速拉开差距的时期，更可悲的是这个时间段还特别长。

续命期就是近代史。这段时间就是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留下更大规模领土问题。汉地十八省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不变的，因为汉人王朝的核心控制区域一直都在扩张，我们现在的领土是二战胜利的结果，并不是“归功于”异族。明朝后期的腐败不等于清朝的成功。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做空心菜，所谓国家强大，首先得有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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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dong-dong-79-34 网友的相关建议: 
      

每当我浏览到一些成书于清初的历史史籍，扑面而来的都是血腥味儿。每个字眼背后都是刀枪进入肉身的刺耳。再深入了解，才发现不光是肉体上的残害，还有精神上的荼毒。再联想到近代我泱泱中国是何等的屈辱。。。

我作为一个人，我觉得他干了反人类的暴行，我的价值观不能接受，我有话想说。

我说:清朝真的这么黑暗腐朽？

我希望得到别人的共鸣，因为我之前看过《还珠格格》《宰相刘罗祸》《铁齿铜牙纪晓岚》《雍正王朝》《孝庄秘史》《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甄嬛传》。我发觉我爱上了清朝，我觉得清朝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所有的人，即使是反派，也人畜无害。难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吗？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但回应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自以为站在客观角度深受清宫剧洗涤的人说话了:你这是泛大汉族主义，这是错的！我完全站在客观的角度，我有资格指责你，你就是错的！！！我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意识，你的言行是极端又不可取哒！

又有一个站了出来:你是肤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

又有一个人站出来:你是分裂国家的叛徒工贼。

又来一个:快来围观皇汉明粉。顺便提醒你多去学学历史，明朝比清朝黑暗一百万倍！

有一个人发一张图给我:

紧接着又有一部分人拿出从百度百科上摘抄来的断章文字开始做起了"明朝垃圾"这个证明题。

我茫然无措。难道我们讨论的不是清朝吗？怎么又扯到明朝了？还扣我这么多帽子。

我只发了十个字啊。

于是，对清朝的厌恶+1，+1，+1。。。。。。

正当我准备提醒他们注意审题的时候，又来人了。

一个自称史学大师:历朝历代都这逼样，干嘛针对清朝。清朝其实算不错了，才杀7成而已。蒙古杀北方人杀了九成呢！知足吧你！

一个自称社会学大师:你这么关心清朝想干嘛？现实生活中一定很辛苦吧，一天要搬不少砖吧！

一个自称农业学家:袁隆平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吃饱了没事干乱发这种没营养的东西！清朝不好能统治267年？

一个自称心理学家:楼主心理极度扭曲，所以想回到过去逃避现实。我只告诉你清朝其实很不错的，清朝有四亿人呢，哪个朝代有这么多人。所以你闭嘴吧。

我感觉有点生气了，为什么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过分解读到这种地步？正当我说我没别的意思，我针对的只是这段历史。

来了更多的人。

路人甲:滚吧，垃圾，看看多少人喷你，清朝不好你去建立个朝代。

路人乙:我是满族人，我们清朝不好就不好在没宰了你祖宗。

路人丙:你想说什么？没有清朝能有你？你祖宗当年都跪着喊万岁呢你还在这bb啥？

路人丁:汉人杀自己人比这还狠一亿倍，黄巢，张献忠云云，就连白起还坑杀40万赵国降卒！让人家杀几个怎么了？玻璃心！

路人戊:清朝在对外都自称中国，虽然对外文书没有汉文，但这就足够了懂吗？你凭什么不认同清朝，你算什么东西？

路人己:废物，滚回你的大汉王朝，大唐王朝，大明王朝，我们不需要你来了解！

路人庚:大清帝国开疆拓土一千里，现代中国的版图就是他奠定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举报了！

路人辛:孩子，清朝康雍乾三朝盛世那是亘古未有啊，是银河系乃至宇宙公认的，你就别在这哗众取宠了！

路人壬:清朝割地割的是他们以前打下的地，关你们屁事？至于赔款嘛，嗯。。。啊。。。额。。。那也是为了保全我们国家主权完整！屁民不要妄猜老佛爷圣意！

路人癸:你个奸细，强行把清朝和日本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你脑子有泡吧，破坏民族团结！

我感觉跟打了针安非他命一样，我心里有团火在烧。

正当我对他们一一进行辩驳的时候，

不知从哪个角落传出来一段声音:

这一杯寂寞的酒，

把春意浇上了头。

恍惚间那些温柔，

再一次和我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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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nml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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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论提醒，有些信息确实有错漏，我的回答也有些偏激，我重新改了一下

不搞民族对立，不是明粉

我的回答总结一下就是：

清乾隆假借编纂四库全书，实则为了销毁对大清不利的书籍，在编修过程中，蓄意对数目惊人的书籍进行焚毁、删削、篡改、错讹。据统计这些书籍多达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
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比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改《明末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为“清军击走李自成”。

《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的差别

虽然《永乐大典》并没有向民间推行，但是它里面有的东西，民间都有，纵使不读，也不会存在你想知道的而没办法知道。但是《四库全书》就不一样了，推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想让人知道他想让你知道的，你自己想知道的一些，他不想让你知道，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全书都没有，那么这个东西就不存在，或者没必要存在。

四库全书其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表面上的古籍整理，实际上目的是将古代的文籍篡改以删去不利之处保留对其有利的部分。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文化整理，而是粉饰的焚书坑儒，而且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大量珍贵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销毁，不得不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浩劫。

鲁迅在批评明清和民国文人时表示：“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著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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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唐僧在花果山念一段紧箍咒，就会当上猴王吗？

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花果山的猴子会认为如来是猴王吗？

不扎根基层，群众是不会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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