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左派右派与外国左派右派是相反的？ 第1页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是两种，而是三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用左右两分法去装三种意识形态，自然会带来各种混乱。

首先说明三种意识形态的区别。

最根本的区别，来自于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几乎在任何一种语言中，自由平等都是好词，特别是在我国，无论是官方提出的核心价值观，还是不同政见者提出的替代方案，无一例外，都会打包票表示：我能同时实现自由与平等。而只要稍有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人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强调自由，那么强者势必占据优势而带来不平等；如果强调平等，那么必须约束强者而带来不自由。

这样一来，就带来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由与平等何为最高价值？由这一问题出发，又会引申出其他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国家权力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换言之，即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单纯通过辩论，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强调自由的人会认为，为结果公平而约束一部分人，实则更大的不平等；强调平等的人认为，不加限制的自由实则只有强者的自由而无弱者的自由可言，实则更大的不自由。为此，两路人马就算再撕千年也撕不出结果。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自由”与“平等”时，实际上是有一个参照物的，那就是“现状”。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更自由”和“更平等”，无论哪种，都意味着要对现实社会做出改变。而有人是不希望改变的，他们站出来表示：现实社会的运行机制，乃是千百年来历史进程的结果，传统的价值并不是可以忽视的，而变革带来的未必就是好结果，反而需要全社会付出改革或是革命的代价，因此不如维持现状，按既定方针办。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三大派系：

1、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核心价值

2、社会主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

3、保守主义：以传统为核心价值

简言之，就是自由主义者想把社会往更自由的方向引导，社会主义者想把社会往更平等的方向引导，而保守主义者则利用传统将上述两者往回拽。如上所述，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逻辑问题，可以依靠推理和辩论解决，而是价值观问题。但价值观的形成是与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相关的：假如一个人依靠开办企业或是特殊技能为生，那么他们自然希望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以发挥资本与才能的作用；假如一个人依靠自己的普通的日常劳动为生，那么自然希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以保障基本生活；假如一个人依靠出租土地房产或在自有土地房产上从事个体经营为生，那么自然希望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以使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得以延续。于是就产生了三大流派的社会基础：

1、自由主义：依靠资产阶级和高级技术人才（可视为无形资产持有者）等（动产）

2、社会主义：依靠雇佣劳动者等（无产）

3、保守主义：依靠地主、房东、自耕农等（不动产）

如果将这三种主义的核心价值推向极致，就会产生意识形态的极化：自由主义走向极致，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极致，就是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走向极致，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以上三种主义的政党化，就构成了西方多党制的主基调，即各种名目的自由党、社会党和保守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主”也是个好词，所以他们也会加上民主二字，例如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而保守党一般不直接使用保守民主党，但也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天主教民主联盟等，保守党国际也称为国际民主联盟。

但实际政治运作中，需要选边站队，基本上只能站成两队：执政党和在野党，这样一来，在各国政治运作中，三大流派之间就像斗地主一样，分分合合，执政当地主，在野为农民，相爱相杀几百年。而背后的根源则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意识形态背后社会阶级基础消长有关。最典型的是英国，在两党制系统形成时，是保守的托利党与自由的辉格党两分，后发展为保守党与自由党，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盘即普通工人则没有选举权，只能依靠自由党发挥有限影响。但伴随城市工人队伍扩大并通过推动19世纪历次议会改革，使选民中工人比例激增，到了20世纪工党便异军突起，取代自由党成为两大党之一，而自由主义者多数时候只能和保守主义合流。

这样一来，虽有三分，但斗争只存在于两大营垒之间，而阵营划分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欧洲，现在基本上就是保守主义大战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多数在保守主义一方参战，这样左右划分就是以社会主义一方为左，而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方为右。但在中国，当我们谈论现状时，既包括中国传统，也包括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传统，于是就形成了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流，形成左派，而以自由主义为右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主义”时，都是以现状为参照物的，这样一来，同一个“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也是有不同的内涵的，特别是对保守主义而言，需要维护的传统与现状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都是变动的，因此欧洲的保守主义和中国的保守主义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把一些旨在维护共产党统治的人士称为“保守派”。至于我国一些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人家的保守主义”，也被称为“逆向种族主义”，不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加以讨论。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舍平等而逐自由，社会主义者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裂痕已很难填补，正在出现左（社）、右（自）和自干五（保）三足鼎立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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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几个独立的小点：

另外，上面有人提供的所谓左右划分的长图并不确切。对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而言，政策只是实现核心价值的手段，因此是变动的。例如在全球化问题上，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再反对全球化，而是高喊着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极权主义、民主主义、威权主义的三分法是与上述三分法平行的。当我们谈论自由与平等时，是就政治价值而言的，当我们谈论民主与专制时，是就政治制度而言的，属于不同的分类体系，不可混同。一般来说，民主政治下产生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较为温和，形成的左右之分也是中左和中右。而极权体制对于维护上述三种极化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则必不可少。威权主义是极权与民主的中间体。

中国的左右和世界的左右

一近代欧美的左右

一些80后工业党出版了他们的题为《大目标》的书，封面上是老工业党，《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晓军的推荐。序言写得很直白，几代中国人的工业梦，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渴望，身处梦幻般的高科技时代的新奇激动。这忽然让我想起小学课本，我们一直被教育两件事：继承先辈的革命理想；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现在看来，似乎有人记起了前一件，有人记起了后一件。当然更普遍的，两者都已无人记起，也没理由被记起：先辈的革命理想大部分都已是或将是赤化罪行；祖国更不需要你来报效，你老老实实养活自己不给它惹事就很好。

有件事是这些年很多人都在奇怪的，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传统的左中右三派都是互相仇视的死敌。政局不稳时，泛左和泛右的游行队伍在街头碰面后大打出手是常事。执政者通常会拉偏架，袒护右派，但也不敢当真纵容右派，因为右派比左派更想砍下他们的脑袋。唯有在中国，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合流，成了一种奇特的“左派”，和“自由派”对立。夏日无聊，就来阐述下欧美的左右和中国的左右的各自形成。

类似古代中国的东方国度都是宫廷政治，谈不上左右。古希腊罗马有平民派和贵族派的百年冲突，但不同于近代世界的左右，类似美国早年北方资本家与南方种植园主之争，是国家里不同生活观念的两种贵族之争。封建贵族视体力劳动、经商都为下等奴隶的活，只从事喝酒打猎、向女性献殷勤、研习传统艺术、为了名誉互相决斗这几件体面事，当然还有战争。在任何生活中，封建贵族唯一关心的是不能玷辱自己的贵族身份。商业贵族却头脑活络，毫无身份门第成见，和下层民众结交，灵活掌握新时代的各种新事物。结局可想而知，头脑灵活的商业贵族必然取代迂腐死板、为了旧传统这不能做那不肯做的封建贵族。无论在希腊罗马还是美国，平民派（商业贵族）都大获全胜。（这几个国家内部争斗各有其复杂特色，使用封建贵族和商业贵族的称呼只是便于理解，并非当真如此简单。）

左右的称呼来自法国大革命中各派议员在议会中的习惯站位。通常以为左右的区别是左派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右派代表上层贵族的利益。左右的支持人群虽然常见于这两种人群中，但左右的争议实质却不在这些利益，而在激进与保守的生活观念的区别上。共产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激进。萨特1959年针对苏共和法共的情形说道，“今天参加共产党意味着参加一个实际上是保守的政党。”批判现政权也不意味着激进。今天的中国普世派以自由民主的口号推崇的是一套标准的中产阶级的保守生活秩序，崇拜美国、美化帝国主义的程度连西方最疯狂的右派听了都会觉得汗颜。代表普通民众更不意味着激进。普通民众大多是保守的，农民尤其保守。近代欧洲史上屠杀工人的军队都由农民为主要成分。

什么是真正的“左派”与“激进”？为了理想追求新的生活秩序，寻求新的人生意义，才是激进。马克思提出了他的新的世界大同理想，他是激进的。五四一代追求一个新的中国，他们是激进的。文革以及同时代的欧美的学生运动都是出于理想主义目的，也是激进的。而以个人、群体利益诉求为主的运动都是保守的。华尔街的游行者如果只是想从资本家手里多分点蛋糕，或者使自身有更多机会进华尔街当老板，就是保守的；如果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秩序，建设一个新的美国，就是激进的。有个爱尔兰作家嘲笑当年的爱尔兰工人对工资问题的兴趣太浓。确实，普通工人大多也和农民一样保守，只关心可见的自身吃喝问题。真正的激进只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跑人群中宣传，你们的问题不是资本家给你们的工资低，而是这种社会体系使你们成为机械成为奴隶成为一小批资本家维持自身腐朽生活的工具，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他们，要做的不是提高工资而是当主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民众中的“激进”就发生了。

工人在城市中接触到的新事物多，和农民相比头脑活跃，眼界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当年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但世事变迁，到了六十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这些工人已成为保守派的主力。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们想好好过日子，我们挣钱多艰难，我们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大学，你们这些有钱人家的臭学生却在这里闹事……这些来自工人家庭的军警对痛打游行学生的喜好正如当年的乡下农民对枪毙罢工工人的喜好：我们交那么多的税在维持这个国家，你们这些不会种田不信上帝的城里流氓却老是闹事，害我们交更多的税，把你们都毙了我们日子才能过好点……当时的美国知识分子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工人为主体的说法早已过时了，新的革命必须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但结局我想，只能证明，美国工人固然早已不是革命力量而是反动力量，美国青年知识分子也谈不上可靠，最后只蜕变成一些吸毒滥交的庸人。人类还没发展到能够接受新理想，短暂的以推翻某个政权、成立某个国家、采用某种制度为目的的外部革命是容易成功的，真正的想要在精神上解放人类自身的革命却只能是失败的。

什么是真正的“右派”和他们的“保守”？右派来源于我称之为封建贵族的各个国家传统的继承者。不能否认，随着时间过去，封建贵族中的大多数是一些生活糜烂的寄生虫。但是他们中的优秀者身上依然保留着祖辈的高贵气质：荣誉、忠诚、牺牲、保护弱者、尊重女性……这一切都是作为战胜者的商业贵族所缺乏的。商业贵族新兴时，也有着勤劳、节俭、诚实、质朴诸多美德，但随着时间过去，也蜕变成一种寄生阶级，为利益不择手段，毫无信义，生活糜烂，无视国家困局人民疾苦。这时候，残留的封建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振臂一呼：这些民主代议制选出来的骗子小偷玷辱了我们的国家，把国家变成了私欲膨胀、人人为己、社会混乱、既无忠诚也无信义的罪恶国度；我们的祖先保护过你们，我们现在依然能保护你们；我们的祖先为国家牺牲过，我们现在依然愿意为国家牺牲；我们愿意为你们赶走这些骗子小偷，建立保证你们利益的公正国度……对民主政体下商业贵族的统治极度失望的人们自然会寄希望于他们。尤其是多年前还是封建贵族的属民，对他们有天然敬畏的人们，几乎不需要道理就会拥护他们。

无论是真左派的“激进”还是真右派的“保守”，想要克服的都是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病症：社会两极分化，富有者因富有而堕落，穷人因贫穷而犯罪，人民失去信仰茫然不知为何生活，各种群体、阶级争吵不休，吵来吵去又什么都解决不了，国家分崩离析。这就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整个欧洲的情形。左派寄希望于未来的理想主义，右派想要恢复传统社会的美德。他们都痛恨当权的商业贵族，但彼此更加痛恨。右派认为左派毁坏传统信仰，煽动阶级对立，使人民对国家离心。左派认为右派是愚民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欺骗人民为资本家当炮灰。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理想主义于是经常为了抗议当权者上街游行，在大街上一见之后又大打出手。

1940年夏天，法国在德国进攻下一触即溃，一战老英雄贝当元帅被投降派政客请出来组织投降政府。贝当得知消息后大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三十年的成果！”其实左派何尝不是同样见解，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法国三十年的成果！而夹在中间的那些想维持民主主义的当权政客也有同样的委屈：这就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从不让我们安生的极端分子在法国三十年的成果！

二 中国的左右

现代西方左右之争可以归结为“祖国”和“人民”哪个更重要。右派要求一切为“祖国”让路，左派却认为“人民”利益最重要，“祖国”是欺骗。

而近代中国并无这种争端。中国革命中的几代革命者，从本质上说并无区别，都是在西方列强的环伺中图谋民族救亡。但各自寻求的力量不同。康梁立宪派想靠封建士大夫、军阀之类上层人物救国。国民党人想靠地主商人、个人主义英雄、青年知识分子之类中层人物救国。共产党人想靠最普遍的下层农民救国。民族救亡事业中是无所谓祖国和人民的冲突的。这好比美国内战中林肯对黑奴的意见，如果解放黑奴有助于美国统一，他就解放，如果不解放黑奴对美国统一更有利，他就不解放。黑奴的人权本身是个根本不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国的革命者也是如此，什么对民族救亡有利就怎么做。共产党人选择了农民，不是因为农民的“人权”值得考虑，而是因为事实证明了只有农民的力量才能救中国。封建士大夫早已烂了。国民党人代表的中层人物后来也烂了，热衷于争权夺利、派系斗争，到共产党加入前，孙中山已无奈到只能靠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这种封建帮派仪式来保证党员对他的服从了。只有农民，虽然不识字，从来被人轻视，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却是最可靠的爱国者。

共产党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民族救亡为目的团结在一起的，而不是为共产主义理论。那些中共领袖都看到国家破败，内是军阀、地主豪强，外是洋人欺压，国不像国，民不像民，所以要寻找同心同德的同志来救国；至于共产主义理论，对救国有用就采用，没用就懒得理会。苏共一直视中共为乡下农民的土共产主义。早期的中共中确实有信奉苏共理论的，王明就是典型。但这批人在长征后被中共早早清理出了决策层。王明派开口闭口共产主义，仿佛大家走到一起是为了某个虚无缥缈的工人阶级的祖国，而不是眼前的中国。这种外来的同民族救亡无关的共产主义自然遭到中共领袖层的极大厌恶。

（当然在严格意义上，苏共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构想中，应是德法英这三个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革命成功，而后以这三国为基础组成的欧洲联邦逐步输出革命，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工人阶级和德法英强国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能指望俄罗斯这种落后国家搞共产主义就像不能指望农民搞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眼中，苏共肯定也是俄罗斯乡巴佬的土共产主义。说起来这世界上从不曾有过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标准的共产主义理论，有的只是各个国家自己理解的共产主义。）

但在建国后，中共这个以民族救亡为目的的联盟内部就开始出现分歧了。刘邓派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什么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这种表面的富强有用就怎么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坦诚他从没读过《资本论》，对共产主义理论显然根本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以民族主义的实用为目的。而毛是共产主义者，首先想的是如何保证人民的国家。国家经济再发展，官员和民众分化，贫富分化，国家政权不属于人民，有什么用处？首先要解决政权性质问题，然后才能发展经济。这就是中共前三十年党内斗争的实质。共产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对国家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以文革为高潮的冲突。

在民族救亡的意义上，当代中国已完全实现了几代革命者的理想，内部虽有纠纷，但社会平安有序，人民生活在稳步提高，外部虽有争端，但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为国牺牲的几代革命志士地下也都该瞑目了。我们做到了。

但在完成民族救亡的基础上，我们应看到两个问题。国民党人当年也立志民族复兴，也想要这样一个富强的中国，但他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们依靠的那批社会中层人物思想混杂，为个人利益纷争不休，最后人人图谋私利，上下一起腐败，救国理想成了笑话。而共产党人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为理想走到一起，不是图私利之辈，党内腐败因素稍有抬头就进行清理，一直保证了队伍的纯洁。今天执政的民族主义派，和当年的国民党做法其实毫无区别，把商业社会中新发财的各种中层人物当国家主体，请进政协请进党，官员高高在上，腐败已是常态。之所以仍能富强，因为共产主义派执政的前三十年在工业、民心、干部队伍上都给他们打下了基础。试想下，49年时，也让民族主义派执政，也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各种党员觉得老子打的天下，老子拿点算什么，互相图谋私利、纷争不休，他们可不可能发展经济？不出十年恐怕就烂了。民族主义派在走国民党人的老路，而他们的目标、做法本也就是国民党人的目标、做法。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民族救亡只是第一步，必须有更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派执政时为我们带来过理想。民族主义派谁能发财谁就是老大的富强没能提供任何理想，反而消灭了理想。老实说，中国再富强有欧美富强吗？你想要比富强那还不如换个国籍去做欧美人。这就是普遍民众的心态，也是产生民逗的土壤。

以上所述可以使我们明白，中共是一个以民族救亡民族复兴为目标的联盟，从来不是纯粹的西方共产主义理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党派。所以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些派别在中共内部都有，而他们为了民族救亡这个共同目的也长期都是团结而不是对立的。所以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对立在中国长期以来都不存在，只有爱国者和卖国者、谋求民族利益者和图谋私利者的对立。建国前的左右对立是如此，当代中国的左右对立也是如此。

西方的民族主义右派，来源于对封建贵族的荣誉、忠诚这些美德的信仰。但是中国文化中根本不存在那样的封建贵族。为国家带来荣誉、忠诚、牺牲这些美德的恰恰是当年的共产党。所以中国民间兴起的的民族主义派也推崇红色中国，成了“左派”。

至于未来，恐怕将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左右对立。中国的特殊左右建立在人民对民族救亡民族复兴理想的共同认同上。这个共同理想在这种经济政策中很快就会消失，祖国和人民不再是同义词，祖国的利益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于是有人喊祖国，有人喊人民，“祖国”和“人民”在街上大打出手。要知道早年的欧洲，祖国和人民也曾是同义词，为祖国就是为人民。直到大概巴黎公社前后，“祖国”和“人民”才分道扬镳。这大概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中国的一切，其实都在走欧美的老路，是从前的欧美。再过些年，经济向现代欧美看齐，政治生态上也会向现代欧美看齐。

本文开头提到的工业党，是民族主义中迷信科技的一种。在这样一个时代，信仰是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我们依托这些信仰来超越我们卑微的现实。有人选择了过去的红色信仰（当我是个儿童时他们教给了我红色理想，我从未发现比那更美好的东西，我成年后研习的任何学问都只能更使我理解儿童时的信仰），有人成为富国强兵的工业帝国主义者，有人信仰宗教，有人成为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即便是那些民逗精神病，也只是依靠对虚幻的欧美的信仰来获得存在感。当然更多的人只是普通的爱国主义者，对所有极端都不敢兴趣。我希望中国仍能靠普通的爱国主义平平安安地走下去。中国富强不富强并不重要，我们仍是怀有共同信仰的中国人最重要。

日本著名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接受中国报纸采访时感叹，日本并没有右派，只是些黑社会。我也同样觉得，中国并没有左派，只有一些旧时代的偶像崇拜者。真正的左还是右，都意味着理想主义，只是不同方向的理想主义。但日本的那批右派根本谈不上理想，我们的左派也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