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资治通鉴》是帝王之书？ 第1页

因为这种说法就是瞎扯淡。

不过是网络自媒体的故作惊人之语罢了。

《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很正常的编年体通史，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属性。

司马光写这部书的目的，当然是想给皇帝看，但它的读者群体却绝不仅仅只限于皇帝，而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发行，——《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本奏进，元佑元年（1086年）即在杭州刻板刊行。试问这如果真是一本所谓的“帝王之书”，给皇帝教业务的，宋神宗是失心疯了才把它镂板刊行吗？

其实，司马光自己就说得很清楚，他曾给刘恕说过这样的话：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从春秋到现在一千多年，历史书辣么多，读书人根本看不完，所以我就想啊，仿照荀悦的《汉纪》，把历史书给他缩写一下，（好让大家看得容易一点）”

现在你跟我说这书是“帝王之书”？

《资治通鉴》的内容，很明确的，就是政治史而已，里面哪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帝王心术”。这个司马光自己说的很明白：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於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 ，况於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进资治通鉴表》

“我这个人呐，就喜欢历史，可是历史书辣么多，根本读不过来（更不用说皇帝了），所以我就想把辣么多的历史书缩写一下，专门写写治乱兴衰的政治史，让大家看的时候方便一点，也能更好的吸取历史教训。”

你看，虽然司马光在这里确实提到了皇帝，但通篇说下来，就是“我要写历史书”，哪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宋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破了天，也不过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而已，这在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中，都是老生常谈了，有什么稀奇吗？

说什么帝王心术、玩弄人心，说句实话，司马光要有那本事，何苦在洛阳呆十五年？跟司马光学“帝王心术”，那跟找秃子买生发药有啥区别？

说真的，要学帝王心术，去看看《商君书》、《韩非子》也比看《资治通鉴》强得多啊。

通读资治通鉴之后，我最大的体会是人不能对自己掌握之外的人或事抱有任何幻想。任何自我说服或者自我安慰的”应该会，应该不会”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列代英明帝王无不如此，妇人之仁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和伤害。

特别体现在做决定上，一定要善谋善断，任何决定都是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和对形势的正确判断。通观中国历史，每个朝代建立者都值得研究，在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相同的君主特质。每个君王都是靠战争起家，而在战争中，对形势的判断极为重要，用孙子的话说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就是要研究敌方情况，我方情况，还有地形友邻等外部情况，将整个态势了然于胸，并根据态势做出决断。但是对于老大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起正确的战略方向，战略正确了，个别战役战斗失败才不会影响到整个局势的发展，当然，这里还要涉及到基本盘的问题，基本盘必须稳固。

先说战略的选择。先简单说说秦统一六国，秦朝的统一，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对于秦朝来说，有一个优势就是打垮西边少数民族之后，主要找略方向就在东方，而当时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很好的分化了山东六国，使其每次合纵都以失败告终，而在东方，前期主要压力在于三晋和楚，当时要取得对三晋的战略优势，就得先解决楚国，把楚国的势力压缩到东边，使其不能轻易的和三晋联合在一起，要对楚国取得优势，就得拿下巴蜀，对楚国形成了西、南包围之势。解决楚国之后腾出手来解决韩国，长平一战，几乎倾全国之力拿下上党地区，从此对东方诸国特别是赵国取得了战略优势，后面的不过是时间问题。后期，楚汉争霸，刘邦的战略就是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不过项羽打仗实在太牛逼，在那个时代无一是其对手，刘邦是屡战屡败，最后僵持在荥阳一代。好在项羽政治不行，也就是战略还是差刘邦一截，树敌太多，被刘邦逐一拉拢，此时刘邦的战略主要是主力粘住项羽，韩信北上突围，英布、彭越游击于项羽后方，项羽手下无人，不得不亲自出马解决后方，可惜曹无咎不听节度，被刘邦突破了正面。光武帝时期亦然，先打下河北和河东，先向南最后向西。战略的选择不一而足，也不可完全照搬，每次都有其特点。

再说说基本盘，基本盘主要就是经济和人才。孙子曰日费千金。没钱很难打仗，钱来源于两个方面，自己的和敌人的，孙子还曰了，要取用于敌。当然，经济上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己，要有稳固的大后方。上面说到的秦一方面是商鞅变法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打下巴蜀之后贡献了很大的税赋和人力，刘邦一直有稳固的关中，项羽后方一直不稳，光武帝有稳固的河北和河东，特别是河东粮草不断。那么在人上，更不用说了，秦国后期人才大多都是他国过来的，刘邦有三杰，光武帝有南阳一众豪族，朱元璋有一众濠泗兄弟，毛教员更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毛教员说的好，政策定好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在人才问题上，作为领导者，对下属是什么样的尿性一定要心中有数，有的可用于心腹，有的可用于爪牙，有的只能是合作关系。心腹的选择更要慎之又慎，要能够控制得了，很多时候，心腹的反噬比敌人还要致命。当然，要能够控制下面人，没点手段是不行的，任何手段，不外乎赏和罚，但是在运用上却很微妙，用不好，适得其反。除此之外，能够让人团结在老大周围，捐妻子，冒锋刃，不过是为了有肉吃，没肉吃，空谈理想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具备点英雄气概，何谓？刘四爷，刘裕，高欢，重八，教员等，都是出身寒贱，但天生有那一股子英雄气概，让人倾心相随。

以上可以看出，战略选择和基本盘的重要性。特别在战略上，可以好好看看《论持久战》。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要活的有光。

最后，双击一下屏幕就好。

错了。

是教育幼年、少年皇子建立三观的书。

再直白点：

盗亦有道，何况帝王。不能明察、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

类似现在的浓缩版科普书籍

为了编这套书，汇集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普通人一辈子都看不完。

读了这套书会觉得自己聪明，靠权谋足以能治天下的，都是装逼犯。

读了这套书觉得自己很无助，知道治天下其实很难很难，那是正常人。

说说而已，当真你就输了。

很多人都提到了，《资治通鉴》是宋神宗给起的名字，寓意是“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然而，宋神宗本人压根就对司马光本人的政见不感兴趣，他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拿这个当教科书的样子（禁毁起来倒是挺起劲）。宋神宗父子对这部书的真实态度大概率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那么，《资治通鉴》为毛能得这个美名，还要从北宋朝廷修书之风说起。北宋除了修这部编年体史书，也修了其他名头震天响的大部头——

《太平御览》，宋太宗时所修类书。初名《太平总类》，因为书成后宋太宗每天读三卷改名《太平御览》。1000卷；

《册府元龟》，宋真宗时所修类书。“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用以占卜国家大事的大龟，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1000卷；

相比之下，宋神宗时的《资治通鉴》“才”294卷，内容相对集中于政治史部分。

不管是《资治通鉴》还是《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光看名字似乎都是帝王之书。事实上单论内容，后两者作为类书之集大成者，更加适合作为帝王的教科书之用——中国类书之祖首推三国魏的《皇览》，之后的也多冠以“御览”之类的名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类书，分门别类、采摭群书，史料、典故等无所不包。以史料来说，往往既有编年体、又有列传体，比单纯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要丰富的多；而作为工具书角度来说，也更便于检索。

然而历代官方修书，多半不是帝王为了自己读的。一是彰显本朝文治之功，二来也是对臣民劝学。上面说过，《太平总类》修成后，宋太宗为夸示自己好学，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并且下诏改名《太平御览》——但是他到底读了多少、是否读完、读懂多少，大家想象一下一天读三本的豆瓣读书小组什么样子就知道了。——这就和帝王每年春天装模做样地下地耕几下田的“籍田”没有本质区别。没有人真的以为，皇上真会一整年都去伺候先农坛那一亩三分地吧？

宋太宗搞了个千卷大工程《太平御览》，他儿子宋真宗接着重起炉灶，又搞了个千卷大工程《册府元龟》——你猜宋真宗他自己的一千卷都没读完，会不会去读他爹的那一千卷？综合来看，基本是有条件的赵官家都要修书，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再取个美美的高大上名字感觉自己萌萌哒~

说到底，无非是宋神宗需要借司马光的文名彰显自己文治而已——换句话说，赵官家承认的是其学术价值，而对司马光寄寓的政治主张嗤之以鼻——事实上，《通鉴》能有今天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因为宋神宗起的吉祥名字，而是司马光本人的史学造诣而造就的。这也决定了《通鉴》的主要读者是学者，而不是什么帝王——当然，觉得“我读了资治通鉴就能学到帝王之术”的历代装逼犯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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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

《资治通鉴》最初的名字是《通志》，司马光自述创作意图是——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

换句话说，在司马光自己最初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帝王之书，而是用来科普“诸生”的通史普及之作（从1500多卷缩减到294卷，减了4/5多）。

红茶魔术猫：资治通鉴里写的故事算可以相信的历史吗？

然而司马光因为心疼学子读不完宋代以前的1500卷正史而编了《资治通鉴》，可他没想到等二十四史膨胀到了3229卷之后，却有一堆现代人敢跳出来说自己通读了二十四史。参见以下知乎问题下面，粗略一统计就有八个通读了的神人——真是后生可畏啊~

通读二十四史是一种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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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 @张佳玮 举的例子也是比较好笑了——

张公子说《资治通鉴》阴飕飕地点明了田忌倒霉的事实，但是“浪漫欢乐”的《史记》没有，还举了《史记・吴起孙子列传》为证。然而……你到《吴起孙子列传》里找田忌的传记？

《史记》还有一篇《田敬仲完世家》，讲的就是齐国田氏——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於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饹。

看到没有？《资治通鉴》的这段记事几乎是原样不动的取自《史记》。

然而，就此断定“传奇英雄不得善终”尚为时过早——因为田忌奔楚后，就被新继位的齐宣王请回了。这个同样是记载在《资治通鉴》的同一卷中。

（周显王三十六年）齐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召而复之。

顺便一说，《史记》和《通鉴》对于大破庞涓的马陵之战是发生在齐威王时还是齐宣王时（也就是田忌奔楚前后）是有异议的。但是对于（一）齐威王时田忌奔楚、（二）齐宣王请回田忌，这两个问题上面，是持同样观点的。

顺便，张公子批评“二十四史，更多是政治军事史，是宫廷斗争史”乃至于说“如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那多半是阙如的”，与之相比的《资治通鉴》无所不包云云……

我只能说，要么是他读了假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要么是我读了假的中国史料学。因为史料学课程上批评《资治通鉴》的最大缺点就是“《通鉴》基本上是一本政治史，对典章制度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记载甚少”。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成型的纪传体断代史里面，《食货志》《艺文志》《乐志》乃至《儒林列传》《文苑列传》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内容一般“通读二十四史”的朋友是没有兴趣看的而已。

要了解历史的进程，首先还是要看个人努力啊——因为不管你看纪传体的《史记》也好，编年体的《通鉴》也好，首先你要先看得懂不是？

谢邀。

《资治通鉴》四个字，宋神宗给起的。“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有助于治道，那当然是帝王书了。

哪位说了：只因为书名？不一定吧？

话说，著名的前三史《史记》、《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这里一篇《项羽本纪》，宣传项羽如何揍刘邦；后面一篇《高祖本纪》，说刘邦如何得天下；每传各有主人。司马迁可以一边夸廉颇，一边夸白起；一边写苏秦，一边写张仪。

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传记丛书，给你个《希特勒丘吉尔传》，或者《隆美尔蒙哥马利传》。从了解历史八卦的角度，这个当然更好看。《史记》里还有《滑稽列传》，讲擅长讽喻的优伶；《游侠列传》，讲以武犯禁的侠客；《刺客列传》，讲荆轲聂政那些人。所以《史记》的纪传体，有点平民史观、传奇色彩的劲头，无所不包。在《史记》里，帝王地位崇高，但不是唯一。虽然《史记》里颇有些争议与错误，司马迁也很八卦，有些显然是自己加工的，有些则是听了一耳朵来的（比如夏无且药囊），但他至少是想描述个宏大古代世界，描述斑斓五彩的历史本身。

梁启超先生有过句感叹，说中国史书，都是帝王家传。有点偏激，但也有道理。二十四史，更多是政治军事史，是宫廷斗争史。如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那就不占太多篇幅了。所以《资治通鉴》的原初精神，效仿的是《春秋》，是《左传》。

编年体历史与纪传体着重点不同。后者传奇跌宕，让人感叹个体命运；前者更多是时间序列严谨的残酷真相。

司马光当然也记录些逸事，《资治通鉴》的确无所不包，礼乐、历数、天文、地理，都有。但大体上最重要的，还是治乱，是政治、军事、统治者道德的部分。还时时有“臣光言”来给点指导。

《资治通鉴》的风格，与前三史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在于：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

举个例子吧。

众所周知的战国传奇：庞涓废了孙膑，孙膑去了齐国，田忌赛马，孙膑为田忌出谋划策赢了赛马，田忌后来为将，孙膑为军师，马陵道伏兵射杀庞涓，永久性地削弱了魏国。

在《史记·吴起孙子列传》里，打赢了庞涓后，这么结尾：

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好了，结束了。田忌+孙膑搭档大团圆，出了气，干死了庞涓，报了仇，完美！大家一起为田忌孙膑鼓掌吧！

——这就是典型的英雄传奇纪传体风格。

然而，《资治通鉴·周显王二十八年》却阴飕飕地加了后续：

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谁都知道孙膑田忌破庞涓，但这个比较少人提：破了庞涓的当年，田忌（孙膑估计也是）都倒了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邹忌——就是城北徐公的好基友邹忌了——阴了田忌，把他逼到了楚国。

传奇英雄不得善终，忽然间，这个故事又悲催了。

（补一句：《田敬仲完世家》里，田忌出奔时间是另一个，但杨宽先生认为有误，故从《通鉴》；《通鉴》的这个故事版本，也更让人灰心些。）

这就是编年体风格，或曰《资治通鉴》风格。更冷冽，更现实，没纪传体那么浪漫欢乐，时间之轮一环扣一环地前进，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的棋子。在《资治通鉴》这么浩繁的篇幅与无情的时间序列下，是非成败，一目了然。

所以这才是帝王书——帝王得看得很远，得现实，得明白历史是如何因果相续的啊，得明白个人的奋斗固然要紧，但终究敌不过历史的进程啊！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帝王之书啊。

今天让升斗小民也来分析分析皇帝陛下用的是不是金锄头金榔头金簸箕。

帝王关注的是什么？治国、治官、治民，都是天下大而化之的宏观得不能再宏观的大事，言外之意就是说，帝王是不关注细节的。这就是帝王之书与大众史书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是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性取舍使得它变成了一本真正的帝王书。

更准确的说，对于很多史实记载，资治通鉴的细节缺失到让人发指。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首先当然是战争。

我在这里也反对 @张佳玮 所举的例子。他用马陵之战来对比《资治通鉴》与其他通史、断代史的区别是可以的，但他的结论是错的。他认为《资治通鉴》主要目的只是“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所以它是帝王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