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里面有哪些硬伤？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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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世纪的年轻网友来说，《明事》是影响力最大的历史科普类书籍之一。对明史和明代人物在年轻一代网民的科普，起了无与伦比的推广作用。然而，也确实有其白璧之瑕，便是对将明英宗朱祁镇这个祸国害贤的昏君，过分美化，对真正一代明君明宪宗朱见深，却又过分丑化，实为一大缺憾。

而“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复辟，并杀害于谦一事，该书的描述亦大体依据《明实录》中，由明朝官方种种涂脂抹粉后的说法。此外，美化了朱祁镇天顺复辟后的首辅李贤，甚至说他是如何「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大功臣，亦与真实史料颇多不合。

关于朱祁镇是否为杀害于谦的真凶罪魁，笔者已经在此前多篇文章里做了详细解析，这里不再复述，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一观。

朱祁镇不止杀害于谦，更大规模清洗朝堂，杀害众多京师保卫战的有功朝臣。包括内阁辅臣王文和于谦被一同杀害，曾于德胜门之战击退瓦剌首领也先的将领范广更被凌迟处死。

内阁辅臣陈循、工部尚书江渊、刑部尚书俞士悦被发配流放，内阁辅臣萧镃、内阁辅臣商辂、吏部尚书王直、右都御史李、右通政殷谦等罢职。其下尚有众多景泰年间的文武要员被杀害、流放、罢黜。他们大都是国家栋梁之才，却被一心党同伐异的朱祁镇清洗。

除此之外，在朱祁镇复辟后的天顺年间，更有以下种种恶行弊政：

1、平反王振，建庙祭葬招魂，甚至给瓦剌首领也先在京城建庙，感激他放自己回国的“大恩”。

2、对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夺门功臣”委以重任。后来石亨石彪叔侄骄纵不法，图谋变乱；太监曹吉祥与其侄曹钦更公然在京师举兵造反。

至于定要将平定石、曹一党，也当做朱祁镇的所谓“功绩”，未免过于无稽。要知道，唐朝之后历朝皆努力限制宦权，被君主宠信的太监举兵造反，整整五百年，也就出了这么一例。

3、重用锦衣卫逯杲、门达等，推行特务统治，放纵他们纳贿弄权，制造多起冤案。各地按察使、参政、巡按等大员因此被罢免和下狱无数，甚至连皇族宗亲也不幸免。

如朱祁镇的堂叔弋阳王朱奠壏，因得罪锦衣卫，竟被诬陷与其亲生母妃乱伦，朱祁镇明知此事荒诞不经，为维护其佞幸的权威，也定要颠倒黑白，草菅人命，下令冤杀朱奠壏母子，并焚其尸。

甚至就连朱祁镇在瓦剌时，和他相依为命的护驾功臣袁彬，只因任职锦衣卫时，不愿违心枉法，助纣为虐，便也被拷打下狱，流放闲置。

4、处置荆襄流民问题，举措不当，在他死后当年，便爆发上百万人参与的荆襄流民大乱。明朝政府历时七年，出动二十五万大军，耗费钱粮无数，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

5、轻信蒙古鞑靼部首领的孛来“换道入贡”的谎言，河套地区就此丢失，并导致为祸大明百年的“套寇”。

6、开抚顺关马市，容纵建州女真部壮大，养虎为患，遗祸后世千秋。

总而言之，朱祁镇不但可说是明朝从人品到政绩最差劲的皇帝，也更加不是什么“好人”。

至于朱祁镇复辟后的首辅李贤，也绝不是什么「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正直大臣。

而事实上，这个李贤在复辟之初和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甚为亲厚，为他们出谋划策甚多，极可能一起谋害于谦的凶手之一。当时著名大臣，“刚直有节、以忠谏名天下”的御史杨瑄做《复辟录》，根据李贤自己撰写的《天顺日录》，便如此认为。

【（曹吉祥）凡事与二学士商议而行。时徐有贞、李贤已为吉祥所引，入阁办事，故除于谦等皆用徐有贞策，而（李）贤阴助之。】
【贤自言助有贞展尽底蕴，又言有贞素行持公者少，予乃持公助之，遂改前辙。观此，则有贞害谦之事谓贤不与谋，可乎？】
【初，亨每来阁议事，则欲以己意令内阁行之，有贞等得无厌乎？又亨欲荐吴与弼，贤乃代草附亨奏之，则吉祥、亨初与有贞、贤相亲厚可见矣。】——明·杨瑄《复辟录》

原来景泰年间，李贤为吏部郎中，当吏部侍郎出缺时，他想直升此职，却被调去兵部作了侍郎；吏部侍郎职位由原兵部侍郎项文曜担任。

明朝体制，向来是吏部为六部之首，高于其他各部。（于谦这个兵部尚书为实际首相的情形，非常特殊，全因为他的社稷功高，威望盖世，明代宗景泰帝对他也异常信重。）

所以吏部官员很少能直接升职，而要先调任其他部去迁转；吏部侍郎、尚书也需由其他部的侍郎、尚书调任，类似情形一直十分普遍。

李贤却认为项文曜这个兵部侍郎是于谦的私党，挡了自己青云之路，因此嫉恨二人不止。他在自己的《天顺日录》「屡言文曜党谦」，甚至污蔑于项两人有同性暧昧关系，说项文曜是“于谦妾”。

【当时以项文曜为于谦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时，文曜必附谦耳言，不顾左右相视，及退朝亦然，行坐不离，既在吏部亦如是。】——李贤《天顺日录》

夺门之变后，李贤便趁机唆使自己亲信的给事中王镇，弹劾项文曜为“于谦奸党”的一员，给项文曜加上一条「知于谦谋反故纵者，律斩」的罪名，以此报却私仇。项文曜上疏求饶称「谦逆谋，臣实不知，乞宥臣罪」，果断和于谦划清界限，朱祁镇便饶他一命，从轻判为流放。

李贤本因明代宗朱祁钰知遇之恩，才超擢提拔为朝廷要员，然而他在《天顺日录》却一边吹嘘朱祁镇是「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时王振擅权，致有土木之变，上既回銮，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一边大泼朱祁钰的污水，把他写成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谈及“夺门之变”，则是「景泰淫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

连史官都忍不住在李贤的传纪中，讥刺他对明代宗的忘恩负义，以及「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排斥异己迫害忠良的种种劣迹。李贤连对叶盛、岳正、罗伦等人尚且如此，何况是皇帝朱祁镇必欲杀之，而他自己也切齿痛恨，大肆诬蔑的于谦呢？

【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其抑叶盛，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

铁一般的历史事实，真正豁出大好前程，要为于谦辩冤的贤臣，绝非这个在朱祁镇复辟后春风得意的李贤，而是为于谦力辩绝无“迎立外藩事”，因此得罪朱祁镇，而被他免官下狱、罢职归乡的内阁大臣商辂。

朱祁镇死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数年，召还商辂为内阁首辅，给于谦平反昭雪，赦免其亲族并加恩，并在商辂力主之下，追复朱祁钰以帝号，以帝皇之礼重修其陵寝。

朱见深身为人子，又不能在诏书中明白说自己父亲的不是，如何恩将仇报，如何冤杀忠良，所以才假称「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于谦之冤岂只朱祁镇父子知晓，天下人何人不知？若当真以为这是“朱祁镇交待儿子替于谦平反”，实则滑天下之大稽了。

明宪宗朱见深不但为人敦厚明智，平反于谦，追复明代宗帝号，论政绩也远非朱祁镇可比：

• 是他平定了朱祁镇酿成的荆襄百万流民大动乱；
  
• 是他征讨建州女真，犁庭扫穴，擒斩包括努尔哈赤之六世祖、建州酋长董山在内的1700余人，并焚毁屯寨四百座，释放被其掠夺的汉人奴隶“包衣”千人；
  
• 是他重用名臣王越，多次出塞打击蒙古，特别是在威宁海之战中，中兴蒙古的一代英主达延汗，被打得落荒而逃，而在达延汗年幼时，摄政汗庭，重建威信的传奇皇后“满都海”，也极可能是在明军的突袭中战死；
  
• 是他召回被朱祁镇流放的护驾功臣袁彬，执掌锦衣卫，结束了朱祁镇复辟期间的特务统治……

然而在《明事》中，朱见深这些文治武功均没有提及，该书将主要笔墨，放在了大肆批判朱见深如何昏庸无道，如何痴恋比自己年长一辈的万贵妃，如何宠信奸妃、宦官和奸臣，又是如何搞得朝堂和后宫都乌烟瘴气。

因此真实历史中，明明是中兴大明的一代明君朱见深，竟成了许多读者印象中的大昏君了。

男性帝皇娶比自己小十几岁岁的女子为后妃，从来司空见惯。而如朱见深这样，因为从小相依为伴的真挚感情，娶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嫔妃，竟被当时后世当做昏庸之举来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巨大偏见。

此时和明朝对立的蒙古汗国，满都海皇后在汗位空缺时，选择下嫁给年仅6岁的达延汗，在他成年后一起生育了八个子女，可是被当做草原的一段佳话，编成各种诗篇流传至今。

至于万贵妃“大肆残害后宫子嗣”，朱见深听之任之的说法，本身就匪夷所思，这段史料的最早出处，源自万历年间于慎行的《谷山笔尘》，原文是"万历十二年一老中官为于道说如此”。然而，成化年间之宫廷秘闻，百年后万历年间的太监又怎会一清二楚？

所以同时代另一学者沈德符就批驳：「自谓得其说于今上（万历）初年老中官。不知宦寺传官讹舛，更甚于齐东，子每闻此辈谈朝家故事，十无一实者，最可笑。」认为太监们传得神神叨叨的宫廷轶事，十件里未必有一件是真。

之后，这段记述被抄进明末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然后被照录进了清修《明史》。就连满清乾隆帝阅读后，都全然不信，甚至还写过专文驳斥。《明事》毫不辨析加以照录，同样不够稳妥。

事实上，有大量明朝相关史料证明，明孝宗朱佑樘从出生起，朱见深就一直知道这个孩子，否则的话，后宫中人随便说个几岁大的孩子是皇子，皇帝怎会轻易相信，就当真立他做太子？

在朱佑樘之后，朱见深更有整整十个皇子活到成年封王。此时所谓的“堕胎大师”万贵妃怎么又不出手了？

正因《明事》用以依据的史料问题，导致明英宗和明宪宗这父子二人的忠奸贤愚和历史评价全然颠倒，以至于偏移了该书绝大多数时候的客观公正立场，实为一大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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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i-de-yong-b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任何历史书籍去分析那些历史帝王以及大臣或历史重要人物时候出现判断其行为思想时候就是儿童读物。

记住我们只是笑谈千古，揣测古人心里，想法，思维，判断古人选择，目的，抱负，都是扯淡。尤其是神神秘秘的写上暗室之语的。

明朝那些事本质上是希望出现圣人君主，大圣人清官，超圣人华夏百姓一样。

历史是记录发生的事情。

事情发生。

决断。

结果。

完事。

期间对错？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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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2-9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文学角度哪里存在什么硬伤，写成“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那也是作者风格，万一有个病句什么的那是编辑和校对的责任。

历史角度硬伤就比较多了，不熟悉历史的人容易被误导，说说我熟悉点的天启这段吧：

关于魏忠贤和客氏

这位公正的宋先生，在他的野草书里，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
　　“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
　　这句话，通俗点说就是，魏忠贤虽然割了，但没割干净。后半句儿童不宜，我不解释。

对食或许有，但是说魏以“房中术”讨好客氏就扯淡了。客氏不是妃子也不是宫女，她在宫外有儿子是可以随意出宫的。真的喜欢“房中术”的话借口探望儿子出了宫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要靠魏公公的“势未尽”来嗨皮？估计想找个男人再嫁了都不是不行吧。

关于东林党

但想挑事，总得有个由头，东林党这帮人都是道德先生，也不怎么收黑钱，想找茬整顿他们，是有相当难度的。

这个都不用多说了，说多了忍不住想笑。东林党里面固然有清廉的，可收黑钱的也同样不少，在当年明月这里竟然“都是道德先生”。

关于天启皇帝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说天启是文盲其实是孟森起的头，不过当年明月实在不该这么说，因为仅仅是他最推崇的孙老师专职就教了朱由校大约三年。三年教下来还是个准文盲，孙老师这教学水平只怕连扫盲班的老师都不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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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si-xuan-26 网友的相关建议: 
      

作为一个从天涯追到新浪的老明矾，我写几个吧，倒不是为了黑明月这书，而是单纯的写点局限性，有些问题其实真不是他的问题。

1.完美无缺的明孝宗。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中对明孝宗给予了最高的评价：好皇帝加好人。

但是很明显这个评价的得出是因为明月在写明孝宗这段的时候，完全参考了清修明史中的记载，估计还是看的文渊阁本，就是乾隆版本，因为文渊阁本中对明孝宗的评价是最高的——一代令主。而且清修明史中删去了明孝宗所有的不良记录，所以才形成了所谓的完美无缺的君主。

其实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参考的最多的就是清修明史，这个从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比如诛杀严世蕃一节就完全是清修明史的内容，再到对孙承宗的评价一节也是如此，明月在采纳的时候其实还有个内在逻辑：清廷黑你那可能是抹黑，清廷夸你那就是真夸了。

错了啊明月，不是这样的啊。

明宪宗重用汪直宦寺横行，明孝宗又如何呢？：

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

太监李广其贪诈专恣完全不下于当年，而且我们这位英明君主明孝宗还搞出了个笑话：

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

如此贪墨的李广明孝宗不仅完全不知，反而问“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这种话颇有当年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风采。也难怪方志远教授表示明孝宗智力可能较低了。

至于说其它的重用外戚赏赐糜烂，以及皇庄泛滥，以团营大肆营造，崇信佛道耗费无数钱财，这些弊端，连清廷禁书罪惟录都看不下去：

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囗或移心斋醮，纷费囗， 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

由于很多人都扒皮过我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倒是有几件事不得不提：1.明月对明孝宗的勤政是赞赏有加的。认为孝宗勤政。

这没错，但是仅限于前期。

实际上自从弘治八年开始，明孝宗就开始日渐懒政，以至于到了弘治十二年大臣都看不下去了，

兵科给事中张弘至上言说：皇上登极之初，革传奉官五百余人，近来复又传升，此异初政之一；登极之初，逐番僧佛子，斩妖僧继晓，近年复又斋醮不绝，此异初政之二；登极之初，罢大学士万安、吏部尚书李裕，朝弹夕斥，近年礼部尚书徐琼等被劾不断，而竟不去官，此异初政之三；登极之初，曾言有大政，当召府部大臣面议，近年未闻廷召，此异初政之四；登极之初，撤镇守、烧造内臣，近年渐复差遣，此异初政之五；登极之初，左右内臣不敢奏扰，近年陈情乞恩，此异初政之六；登极之初，兵部申明旧制，令该科存记，后比例乞升者指奏，近来恩幸乞升，此异初政之七；登极之初，光禄寺供应节约，近年增添，动辄取太仓银，此异初政之八。

张弘先生表示孝宗你变了，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孝宗了。

明孝宗表示：你说得对，但是我现在确实变了——孝宗令下所司，搪塞了事。

明孝宗晚年各种不听大臣劝谏，一意孤行，浪费财政，以至于弘治十五年出现了严重财政危机：

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支用。

明孝宗晚年的各种皇庄封赏导致的直接后果也非常明显：

曳缆之夫，身无完衣，荷锄之人，面有菜色，极目四望，可谓寒心。——内阁李东阳见闻。

所谓的弘治中兴，也不过如此罢了。

2.找茬的大礼议与无能的张璁桂萼

对于张璁的批判，大约是明月为了突出大礼议的荒谬和衬托夏言，以及对于张璁出身的鄙夷这些综合因素出现的，但是明月在大礼议这一事件的理解上就是有问题的，他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是——杨廷和等人为了争夺朝权对帝王没事找茬。

这话听上去没错，实际上是真的有问题。

因为有时候古代有些事就是荒谬，就是迂腐到现在不能理解的地步。

杨廷和之所以对皇帝提出这个要求，其实早就说明了：

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书毛澄

这里有个历史背景，就是之前的先例里面，宋濮王事就是关于前朝的宋英宗生父名分的定位问题，爆发了宋朝的著名政治事件：濮议。

该事件的结果是朝廷的中坚力量受到极大损害，朝廷的党争愈演愈烈。

杨廷和的意思就是要防微杜渐，把这种问题先解决掉避免将来出现如同濮议一样的政治风暴，所以才有了这句话：——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人算不如天算。

他选择的这位嘉靖皇帝，恰好是一位聪明的小皇帝，他没看懂杨廷和先生的政治意图和智慧，但是看懂了这份奏折里面有不让自己亲爹称宗附庙的想法，嘉靖先生作为明朝最孝顺的皇帝，当然是不能忍的，估计他在入京之前就定好了要让自己亲爹名留青史之类的想法。

所以他后面还特地让张璁给他爹修了实录。

所以大礼议这件事的爆发，实际上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对朝臣的防患于未然的政治决策的突然反弹，大致近似于家长让小学生上补课班遭到的报复。

当然到了后面，这事的性质变了，变成政治投机分子的狂欢，也是难免的。

毕竟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你来我往的斗争，无论起点多么荒谬，其终点都是权势变换。

张璁确实起于大礼议，不仅如此，张璁可以说在大礼议中的表现还并不光彩，但是这件事本来也是一件乌龙，而张璁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张璁上台以后都做了什么呢：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

皇庄作为宪宗 孝宗 武宗三朝达到极盛的弊政，已经让明廷不堪重负，张璁上台之后清理皇庄，压制了各地的镇守太监，同时还改革了教育，明代中期的学术风气提高与其改革之间有很大关系——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张居正 万历起居注）

而桂萼先生有何功绩，其实四个字就够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就是创于桂萼之手，张居正不过将其推广了而已。

所以实际上张居正改革的根本在于恢复和推广嘉靖初年的政策，其实就是张璁桂萼改革的扩大化而已。

3.正义的徐阶与邪恶的严嵩

明朝那些事系列中一直是有两条线的主线的：1.朝堂斗争2.边塞烽火。

第一部的主题既有朱元璋一统天下的军事谋略又有他在朝中挂起的政治风暴。

第二部既有朱棣的北伐靖难也有朝堂的立储斗争。

第三部既有宪宗孝宗武宗朝的朝堂问题也有王守仁的军事谋略。

第四部，则是戚继光的军事谋略和严嵩徐阶的生死斗争。

从艺术上来说，这种安排是很好的，十分引人入胜的，而且明月作为少数有家国情怀的作者，还有另一条线——正义与邪恶。

基本上每一部到最后，正义都必将战胜邪恶，正义可能迟到，但是不会缺席。

然而这样的写法也导致了一个问题——究竟谁是正义？谁是邪恶？

当时明月更新的时候，就有书迷曾经指出，明月把严嵩和徐阶的斗争写的如同是正邪较量一样，这似乎有问题。

这确实有问题。严嵩作为一个著名的奸相代表，虽然他确实作恶不少，但是不得不正视的一点是——他不过是皇帝的小白鼠而已：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致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以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其热始解……臣……惟一意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而己，伏乞圣明俯察

所谓权倾天下的严相爷，八十高龄还得天天吃皇帝的化学产品，而严嵩每次构陷异己的手法则是：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娓，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是移帝喜怒，往往不 失。不论严嵩杀杨继盛还是对付沈炼夏言，都有一个不能离开的环节——嘉靖。

嘉靖二十二年周怡上书，更是嘉靖直接出手将他“杖之阙下”，真正的黑暗，其实并非严嵩，而是嘉靖和他所代表的帝王封建制度，而严嵩也不过是这个制度的马前卒罢了。

而在俺答围困一章，引用明史中丑化严嵩的所谓害死丁汝夔的记载，则是谬误了，之所以会引用明史中的记载，我也在前文叙述过，其实当时的情况与严嵩有杀父之仇的王世贞说的还是很明白的：上 (指世宗 )怒其不能破贼 ,诛之。 (严 )嵩皆 不能救。

也就是说，严嵩并非害丁汝夔等人，只不过未能救他罢了，明史丑化严嵩美化嘉靖的思想很明显让明月也产生了严重误判。

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严嵩的对立面徐阶，也绝不是所谓隐忍二十年终于战胜邪恶的一方，他更多的是为了争夺权势，严嵩当政之时对世宗的一些大兴土木之举还能加以反对和遏制，但是徐阶则一味赞成，甚至在帮助世宗修道崇玄方面比严嵩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世宗死后他则用一纸遗诏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其实严嵩死后他也没少做谄媚之事，只不过比严嵩那种压制言论的做法和缓一些罢了，论贪污腐败他也比严嵩不遑多让，而他用道士迷信蛊惑嘉靖，让孙女嫁给严嵩儿子，后面又背信弃义，以至于杀了孙女这些事，当年明月一概归于他为了扳倒严嵩的隐忍之中，就好像他是多么大义凛然之辈。

而关键的在于，对张经之死明显负有责任的并非严嵩和他的亲信赵文华，而是徐阶，这一点和严嵩有杀父之仇的王世贞又再一次点了出来：

江南督臣张经素贵而汰 ,然老将能 持重 ,守便宜 ,不轻与贼斗。而恶之者谓 (张 )经家在闽 ,故近贼 ,不欲击以市恩。而 (徐 )阶信之 , 数齿乞于上。 其后 (张 )经破贼 ,卒不免于死。 前后督臣杨宜、周王充斥 ,抚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宠 逮 , (徐 )阶有力焉

徐阶家乡距离倭寇发生地点很近，所以嘉靖帝多次对他询问战事，不过世宗实录修撰的人为他避讳反而归罪于严嵩罢了。这点其实还有不少佐证比如钱谦益也曾经指出：国史于 (张 )经之 被逮 ,力言其功 ,为 (赵 )文华、 (严 )嵩所谗冤死 ,而东南之论殊不然。 永陵史出江陵 (指张居正 ) 手 ,传闻异辞 ,不可以不核也。

其实按我说，他俩的斗争与其说是正义与邪恶，不如说是狗咬狗，更为恰当的多了。

4.神仙一般的明英宗

明月在明英宗的一节由于参考明史与实录而又没经过太仔细的思考，所以认定英宗在蒙古受到了很好的待遇，甚至创造了土木堡综合征这样的词语加以描述，这确实是错了，从逻辑上分析，五大三粗的蒙古人作为胜利一方，对于被抓住的明英宗能保住他一命已经不易，还要对他优待有加，甚至还有的人称其为“中国圣人（这段是明史照搬实录搞出来的问题）”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了，这么有问题的记载，明月不仅照搬还没有深究，明显是有问题的。

那么实际情况应该是如何呢？我们看看明通鉴的作者夏燮是怎么写的：

帝既入沙漠，所 居止莛帐敝帷，旁列一车一马，以备转徙而己。袁彬周旋患难，未尝违忤，夜则 与帝同寝，天甚寒，恒以肋温帝足。

这种情况恐怕才是实情，在蒙古的恶劣环境中明英宗如此狼狈才会一直想要返回京城，哪怕已经预感到自己回京之后的命运难测也努力回京，否则在蒙古如此优渥的条件下，回去干嘛？难道当囚徒比当“蒙古圣人”还好不成？

至于说他最后废除人殉之类的行为，其实与其说他是一个好人，不如说他对于那些和自己的情况相似的人会网开一面，比如说他释放建文帝的后代朱文圭，就是因为他自己也尝到了被囚禁的滋味之后，体会到了这种痛苦，所以才有了恻隐之心，这时他完全不顾政治上的危险，甚至说出了有天命者，任自为之这种话，但是对自己的亲兄弟对社稷有大功的景泰帝，他则用尽全力诋毁污蔑，尽力消除其影响，以为对其的报复行为，他的这种行为很明显就是体现出其凶狠的一面了，所以说与其说英宗是个好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倒是来的恰当一些。

5.漏洞百出与情有可原——万历朝鲜之役

关于第五部万历朝鲜之役历来被大批历史爱好者所诟病，这里的主力则莫过于日本战国历史爱好者了，而第五部里面被挑出来的错误也是非常多的，我就不在这赘述了，至于说具体的部分可以看一下直江信纲这些战国历史的高人所写的文章，基本上他们说的也都是对的，只不过有些东西比如说，名古屋和名护屋搞混了，明月当年就纠正了过来，还特地发文承认错误，却被人忽视，这其实有点冤枉，不过就算去除这个，里面的大错小错也是太多了。我倒不想讨论具体的错误，而是说说明月为何出错。

明月自然是读过大量史料的，我有理由确信他读过很多东西，但是到了真正要用的时候，其实明月是有很多困难在其中的。毕竟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在涉及史料取舍的时候，明月的历史功底局限性可能就体现了出来，到底用什么？不用什么？他在每日一更的情况下也实在是难以分辨，所以他才大量采用清修明史来补足，这很明显是值得赞扬的，因为相对其它史料，清修明史的可信度还较高，但是也因此继承了一些清修明史固有的错误。

但是为何到了第五部就玩不转了呢？其实问题也就在此，清修明史部分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记载实在是太少，如果单引用这个史料，很明显是不够的，而我国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研究又缺乏一本像样的学术界著作（这事只能怪学术界），明月于是乎就开始了东拼西凑，外加上对日本的固有偏见，所以漏洞百出也就成了必然。

另外，万历朝鲜之役的史料研究的难度已经大大超越了明月之前所涉及的明朝内部领域，其包括三方史料，即朝鲜史料，明朝史料，日本史料，比如朝鲜的《李朝实录》日本的《征韩伟略》《松浦古事记》等等，如果真的要写的相对精确一些，至少要对比三方来写，才能相对准确，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明月来说的工作量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或者说对于他这种一般历史爱好者来说，这样的要求过于严苛了，所以出错，也就成了必然。
同样的问题，在描写明末辽东局势的时候也大量出现，其实还真的是情有可原了。

6.竭泽而渔的张居正改革

评论区的一位同学之前就对我提出所谓的张居正是明代最强政治家之类的定义，总让我觉得似乎有些游戏打多了的感觉，实际上明月在写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未免过分抬高不说，还对张居正改革的实质理解上产生了一定问题，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大萌王朝似乎无比稳定而强盛，但是张居正改革既非现代意义上的改革，更是明显毁誉参半，其负面影响也很显著的改革，甚至对明朝灭亡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一点既是当时局限性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某些人长时间过分抬高古代各类“改革”“变法”所造成的恶果之一。

我们先看看张居正改革的起点，张居正改革的名义是恢复祖制，当然这个洪武祖制不过是个口号，其实质是恢复和扩大嘉靖初年的政策，根本就是一条鞭法和进一步强化的考成法，这个起点就有很强的局限性，张居正先生为了自己的改革能够进行，就不得不一再强化嘉靖帝的历史地位，比如说他对万历的教育之中，就经常掺杂这样的私货：

高皇帝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法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法世宗。——明史纪事本末
臣等窃以为我皇上当英妙之龄，事事皆祇遹先猷，宪章烈祖，则太祖定制与世祖圣谕，正宜仰稽而效法者。——张太岳集

结果张居正万万想不到，万历还真的学起了他爷爷嘉靖，不过好处是一点没学到。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政策有二：考成法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不必多言，桂萼早就实行过，此法也是大萌朝廷白银收入剧增的重要原因，但是一条鞭法根本性上逃不脱所谓：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的怪圈。更重要的在于，所谓“一法立一弊生”，正如梁方仲先生在《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一文中提出的：

一条鞭法仅为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如果他有优点，那是纯属征收便利方面，公平的原则一点也谈不上，当时破坏赋役公平的主要是豪强大户，鞭法不敢正面挑战，仅是一点小小的改革，已引起了豪门大地主的反对，遭到攻击。他还从官与吏胥的门争上分析了由于官员与民众的脱节，吏胥的作弊一点无法防止，使得一条鞭法行了不久，便百弊丛生。

而与之相似的还有考成法，考成法过分专注于收取财税在考核官员方面的效力，实际上鼓励了官员进一步横征暴敛，正如当时的官员户科都给事中萧彦所说的：

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一分以上也。

以至于万历十年，张居正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考成法的恶果：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查得江南苏松等府，拖欠本折银七十一 万一千三百五十余两，淮扬等府二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余两，山东三十三万二千七百一 十余两……一体蠲免，从之。

说来可笑，由于明代的财政危机在末期越来越严重，所以对张居正考成法的呼声反而是越来越高，被某些知乎er公认的“不收税”的“东林党”反而在天启初年第一个跳出来要求恢复考成法：

考成见例，凡本年银两，欠一分者，州县印粮官住俸督催。欠二分三分者，降俸二 级。欠四分五分者，降职二级，俱戴罪督催。欠六分七分者，降职二级，起送吏部调 用。欠八分九分者，革职为民。（而且比较有趣的是，这位大神还觉得不够严厉，应该十分才算合格）

为了财政危机明朝政府已经彻底变为了“敛财政府”，完全以聚敛能力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因此如下的悲剧便层出不穷了：

在张居正近似病态的考成法下，官吏在追征赋役过程中变得毫无人性，刑比一个比一个酷， 仅刘子汾在任二年期间，莒州因追比之故，被打死乡民就有 800 余人，出现了 “尸积”的惨景， 这种连年酷比导致大批乡民逃亡，出现了 “入其境内，百里无烟”的荒芜景象。

以至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现象，连万历都看不下去了：近因行考成之法，惧或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行追并……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致 ( 百姓) 流离失所，朕甚悯之。

而与张居正对平民百姓的疯狂聚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居正对官员和那些宗室王爷们却非常的和平善待了：

对于明代的宗藩政策，由于嘉靖隆庆之时考虑到宗室的极度扩张，朝廷一度出台政策予以压制：赐额有定，征收有制，民害少衰止。而张居正则为了所谓“至是居正等念诸 藩裁削，非天子亲亲意”（明史纪事本末）废除了宗藩条例，进而为万历后期的滥赏大开了方便之门，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对各地官员的优免政策，张居正也是“知其弊而不改”，伍丹戈和张显清两先生都对明代优免制度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从他们的研究来看，张居正不仅对此没有丝毫的改革，而且官绅的优免额度在隆万之时张居正对这些特权制度皆没有触动。他总是一味强调增收财政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问题。

说穿了，张居正改革的真相就是：玩命剥削老百姓，来满足朝廷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

封建时代的所谓“改革”，还能怎么样呢？

暂时更新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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