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比中国企业更为激进，但效果却没有中国企业好，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第1页

长回答预警！长回答预警！（这儿主要探讨俄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因为俄国的经济转轨战略其思路本身就是严重错误的，脱离了俄国的实际国情。我还是那个看法——

当时的俄国能够避免向资本主义转轨么？

不能。

当时的俄国非要用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私有化战略转轨么？

当然不是。

我在这个答案里头提到了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总结的经济转轨企划的两种方案:战略A（有机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绝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我们统一称之为绝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使用）以及战略B（加速私有化战略，以俄国与捷克为典型）——

战略A “有机发展战略”( stratc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 )。它主要有五个特点:
1.该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有利条件，提升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私有部门的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大规模的自由进人。这就需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予以协助:
*拆除自由进入的壁垒。
*保护私有产权的安全:建立制度以确保个体之间的合同得到执行。
*积极肯定的行动并配以必要的约束对促进私有部门的发展是必需的，例如在税收和信贷政策方面。
2. 以出售为基本手段,对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国有资产必须主要出售给外部人，对那些不但支付公允价值而且承诺向公司投资的人给予优先。如果购买者为内部人，也必须支付合理价格，不能让内部人私有化演化成瓜分国有资产的隐藏形式。
3.根据特点2，必须防止国有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4.必须优先考虑产生具有如下特征的所有权结构的出售方案: 公司有一个所有者。这可以是个人、团体或国内外有私人所有权历史的公司，最好是一位战略投资者，预备向公司注人大量新增资本以支持公司发展。公众持股公司的股份可适当分散，但是,每个公司如可能，应该有一个上文所述的“核心所有者”。
5.必须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以维持金融秩序,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必须制定包括破产法、会计法和银行法在内的新法律,并坚决贯彻执行。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三位一体”并不能充分保证转轨的成功一硬化预算约束具有同等重要性。对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没有必要不计代价进行私有化或者人为地维持太多时间。随着预算约束的硬化，国有企业会经历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盈利的企业早晚会被出售。那些价值为零或为负而卖不出去的企业，应执行破产程序，而不是被无偿分配。通过破产清算进行私有化是所有权变革中的主要手段之一。
私有部门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上升，一方面由于新兴私有产业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国有部门的收缩。国有部门的收缩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国有公司被出售给私人所有者,二是国有公司破产退出。
战略B 加速私有化战略（这个主要是捷克与俄国采用的模式）。它有三个特点:
1.最重要的任务是尽最快速度消灭国家所有制。
2.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无偿分配，例如，通过认股权证这种方式的私有化，使国有资产无偿及等额地分配到国家公民手中。这种方法容许甚至鼓励经理人员接管企业。在许多情况下，其结果成为一场虚假的管理收购，因为经理人员只付很低的价格，相当于无偿地将国有产权据为己有。
3.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强调的是所有公民平等分享原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利，“人民资本主义”因而得到发展。

实际上而言如果你是一个更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者的话，战略A实际上更符合你的心意，因为战略A是把促进民间私有企业的发展——这也是一国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存续的重要因素放在首位的，而战略B看起来则相反:所有制的改革而非民营企业的发展被放在经济转轨的首要目标，另外战略B还有一点——虽然在原则上他们赞同软预算约束但是实际上他们没有坚持保留软预算约束，更不用提在经济改革的建议书中有提到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这实际上是背离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本意的，因为原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选择经济转轨就是为了消除软预算约束。

什么叫软预算约束？这个实际上出自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指当一个经济组织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必须借助外部组织的救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其基本特征是： 企业生存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投入成本和销售盈利；企业技术进步和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内部资金的积累；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用不着去适应价格，对价格的反应极弱；企业自己不承担风险，可将外部环境和自己行为的不利后果转嫁给购买者和国家；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几乎是不可满足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头十年到二十年也普遍存在:国企长期依靠政府通过银行发放的信贷过活，即使这样还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当时由于没有破产清算制度造成相关企业以及不良资产无法正常出清（当时一开始的做法是让运营良好的国企来兼并运营情况较差的国企，结果没有造成情况好转不说反而把两者都带上了衰退之路），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不说，同时还造成了银行大量坏账继而给整个国家经济体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大下岗”相关问题可以参考数据帝的这个回答:20 世纪 90 年代的下岗潮是怎么回事？）当然有人会说，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或者更精确点说，苏联的中央集权式指令性经济体制）下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么？答案是不能——命令经济下预算约束必然是软的，这个是制度性的，因为这个制度为了保证充分就业必然要有软预算，软预算本身是制度的一部分，并且制度本身甚至不费力去消除它。一旦消除软预算，整个制度就运转不灵。消除软预算意味着所有部门处于自负盈亏的状态，那就必然导致计划执行不下去，以及经理权限的膨胀，或者生产瘫痪。经理一旦被要求一定要盈利，就会无视计划，因为一旦计划制定得过紧他第一个倒霉。同时消除“软预算约束”某种程度而言也就危及到了中央计划委员会之类的部门里头的党政官僚的权力，故而在原有的经济制度框架下他们是没有什么意愿去消除这一状况的。资本主义框架下虽然也有这个问题（你以为通用汽车公司以及AIG之流是花谁的钱救活的？），但是却并没有像苏联式指令经济这样非常严重而且随处可见，其中一点原因是——资本主义下，计划在理论上是资本家自己制定的，没有在他之上的其他人来制定计划，因为也就无所谓要维持生产计划的问题。

话题扯远了，现在我们再重新把焦点拉回来，俄国的激进转轨，或者说战略B的私有化战略，实际上表现极其之差，原因在于其很多预设都是错误的。

第一个预设:所有权的变化不是向资本主义转轨的必要条件，而是充分条件。

这个预设说起来也讽刺——这个预设的来由可能实际上是逆练马克思主义:考虑到狂热支持以及主持俄国激进私有化转轨的人诸如盖达尔（当年的苏共《真理报》编辑）以及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当年试图用超级计算机打造“大数据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原来都是根正苗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战士，这种说辞应该来说是不无依据——这些人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是因为根据他们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财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理，根据这种逆练思维:迅速转化所有制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推进激进私有化能够迅速推进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制度、政治组织与制度形态，从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但是这很明显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思维——忽视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往往并不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仅仅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经济与社会转型往往也同时在各自领域同时进行，两者之间会发生多种相互作用，某一领域内的转变在某一时间或许领先其他领域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通过急剧的私有化推进政治制度、文化以及法制转型，将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预设: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无关紧要，有效率的分配最终会出现。

这个是基于对于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由与科尔奈齐名的另外一位在原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经济转轨问题上享誉盛名的罗纳德.科斯提出）的某种庸俗化理解，科斯定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者说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实际上，如果交给科斯他老人家亲自操刀的话，他也会说这种认为财产权利初始分配无关紧要的情况必须要在三个条件下才能成立:①交换必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进行；②交换必须是自由的，不存在任何阻挠重新签约的障碍；③重新签订和约无须交易成本，或者至少交易成本最低。显然这在俄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年的苏共老官僚们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变成了新政权的议会代表、行政官员以及新生的企业大亨，这些人在人事与政治系统上都没有经过系统性的清算，结果必然是利益集团阻挠产权分配的重新谈判与重新签约以保证自己能够绝对鲸吞企业资产，同时在这种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下，这种重新分配所带来的大量社会成本、剧烈阵痛（“下岗潮”）以及大量受害者（“下岗工人”）

我们现在继续批判一下战略B，也就是俄国采用的激进私有化战略:

A.众所周知，俄国在私有化进程中将国有股份拆分成了等额股份分配给民众，美其名曰保证分配公平，实际上包括俄国民众自己一开始就对这种认证股权持有怀疑态度，也没指望自己的财务情况因此而有所改善，更没有如何使用这种认证股权所需要的经济知识（你要知道那时候俄国才引入市场经济，实际上除却包括盖达尔在内的少数精英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以及信息差（内幕消息你一般屁民能有？），最后不少是被酗酒的俄国人换成买伏特加的钱，而这些股份最后又集中到了寡头们的手中，等同于兜了一圈又导致了一个极端荒谬不经而且极度不平等的寡头资本主义。相反，如果以正确的市场价格出售国有资产而非并拆分成等额股份不会改变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毕竟俄国的认证股份并也没有禁止买卖）。依照科尔奈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富没有减少，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国家必须用私有化所得的收人用于有效的投资（诸如偿还外债、减少支出等），而不是被消费掉。

B.战略A也就是有机发展战略或者说主张渐进式私有化的人在提出自己的相应经济政策时还注重自己政策的社会学依据——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是市民阶层、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故而为了达到建成稳固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一大目的，促成社会“中产阶级化”就成为了这些鼓吹有机发展战略的经济学者的一大目标。固然，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到特定阶段，分散的股权与机构投资者的所有权一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二者不能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超前实施。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不能够代替社会阶层的剧变。

C.根据Konings, Lehmann 和Schaffer等经济学家在1996--1999年所做的调查研究，由民间自己培养的民营企业其经济效率也大于采用原有组织管理制度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以及公司制化的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就是从主流经济学家最看重的经济效率而言，俄国式的激进私有化都是得不偿失的选择。

D.最后放上一个杀人诛心的论断:激进私有化，或者曰战略B，实际上是对于包括俄国在内的形式上引入了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而言是维持权力的好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比一下东欧几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情况就知道了:匈牙利与波兰的第一届政府实际上都采用了战略A（这实际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年除却捷克以外的东欧国家中，尤其是从民间崛起而非从原执政党官僚里头出来的右翼政治家及其所属政党，往往都采用比较稳健的经济转轨战略，相反反而是原共产党改组的社会民主党上台后往往选择加速推进私有化——波兰那个计划暂且不论^[1]，匈牙利民主化第一届政府也就是右翼的“民主论坛“政府曾经一度被科尔奈指责在经济转轨问题上过于“龟速”^[2]），结果大家都知道从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转轨往往伴随一段时间的经济与生活质量剧烈下降的时期（东欧经济发展最好的波兰当初在经济转轨的时候也出现了2--3年的生活质量下降时期），经济一时也不见起色，结果4年之后政权就光速垮台。相反在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的右翼的公民民主党反而积极鼓吹激进的战略B路线即激进私有化路线，而其中一大项也就是我们之前的“认证股权私有化”（之前我们说的将国有资产拆分成等额股份给国民）反而煽动起民间对于克劳斯的支持情绪，造成克劳斯政府反而变成东欧国家为数不多在民主化以后的第二届选举中成功连任的政府这一既成事实。^[3]俄国以盖达尔、丘拜斯之流的那些吹战略B的支持者们声称既然窗口期到了就要大干快上多快好省的建设资本主义，不然的话就无法实现所有权的逆转——1996年俄国大选的时候叶利钦政权就开动宣传机器用“选择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or选择旧制度”去吓唬老百姓，同时还到处鼓吹以下这种论调:必须赶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选举胜利之前推进私有化，一旦俄共赢得杜马选举任何私有化都不会发生，这也就意味着老百姓“一家一辆车”的美式资本主义生活不会到来，国家也无法完成正常的经济转轨而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任何类型的私有化都不会通过——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俄共实际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资本、能力以及相应的科学纲领去扭转经济转轨的大趋势，就是俄共成功把叶利钦轰走，无非就是尽量去对叶利钦政权激进私有化造成的恶性后果加以止损让转轨回到渐进改革的路子上来，至多也就是把俄国向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向上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叶利钦政权的官僚以及寡头们为了保证这种极大程度有利于且不受制约的他们的激进的经济转轨进程以及维持权力转而选择了战略B。不然的话采用战略A中的大多步骤再加上尽可能保留一些重要经济部门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也许经济转轨的破坏性效果能尽可能的最小化——某种程度上而言战略A恐怕也比战略B更符合诸多经济学家追求的那种自由主义理想: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一整套产权与合同受到保护的体系、一个制度化的民主体制、受到多数人支持的市场经济，这样“转轨”才是不可逆转。^[4]

引申阅读:

参考

1. ^ 事实是，波兰表面上就采用的是战略B，事实上更符合战略A，连波兰经济学家多数都认同波兰经济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大量新企业的进入、私有经济部门的成长以及外资涌入。波兰的确在短得多的时期内以一种集中方式消除了短缺经济——就像一场突然的休克。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在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已经开始了温和的但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历程;私有部门已经相当大了。另一个原因是1988-1989年政治制度更替后实行了稳定措施，这使得人们相信，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能再有反复，如国有企业特权地位的取消，市场准人自由,私有财产的保护和鼓励，等等。 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后继共和国却在尚未达到上述最低要求之前实行了激进的稳定措施，例如私有部门仍很初级，而国有部门又受到过多保护，市场准人自由、竞争和对需求的调整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出现短缺和通胀共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2. ^ “从60年代到1995年春天，先后执政的、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些政府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偏好：它们希望避免冲突。它们希望尽可能地保证经济的不间断发展，并促使新兴政治力量统治下的人们不断为之继续努力。它们不想采取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它们以短期消费最大化为目标，愿意以一定的社会债务增加为代价。这些显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比例、长期的再分配让步和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质。”并且还声称“匈牙利之所以展现出落后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它曾在‘匈牙利式渐进改革’上徘徊了太长时间 ”
3. ^ 克劳斯政府后来在第二个任期完成一半的时候下台，原因是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困难
4. ^ Janos Kornai在《Reflection o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一文中表示，制度的变化，包括相关研究强调的特定的制度变化发生“百分之百”的改变，并不是消除长期短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要它们的改变能达到一定水平，就足以达到消除短缺经济的目的。我将举出些例子来说明这 点: (1)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行完全市场准入自由。但必须有足够的自由使得短缺能引发较快的市场进入。 (2)不一定要对国有财产完成私有化进程。但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私有部门，能较快地弥补国有部门造成的短缺。没有必要等私有部门成为主导后再采取金融措施消除短缺。但如果私有部门没有达到一个最低比例，即使是最激进的金融稳定措施也无法在消除短缺上取得长期效果。 (3)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目的而使进口全面自由化。但必须有一定的进口自由，以确保国内生产造成的短缺能很快为进口所弥补。 (4)即使预算约束没有完全硬化或在很大程度上硬化，它必须达到一定的硬化程度，使得国有企业不再感觉其生存是有保障的。他们必须感觉到有必要在市场上进行生死战斗。 (5)继续前面的观点，经济环境的变化必须足以压制投资饥渴。 (6)即使某些价格保持不变，必须有足够高比例的自由浮动价格使价格水平能发生大幅变动，因此供求至少能在宏观水平上达到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