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上朝的时候说的是蒙古语还是汉语？ 第1页

再回答一遍我前前世答过的问题，补充一些这段时间看书产生的思考。但要说明下，这篇小文是我的私货，并非已经得到学界认可的观点，谈不上有什么严密的考证，算是去年与今年随便乱看的一篇读书笔记了。

元朝前后百年内，大内的工作语言，尤其是承担前朝常朝功能的“御前奏闻”场合的工作语言产生过变化。忽必烈本人通汉语，但早元时的蒙古色目汉语无能群体较大，故“御前奏闻”以蒙语为主。有不通蒙语者参与，再以译人辅助沟通。至武宗-英宗时，元代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汉语普及，汉语已经开始了对元代社会中非汉语人群母语的替换，成为一种各阶层、各场合的通用语。但较难撼动北人勋旧集中的大内，故此时御前工作依然使用蒙语。

文宗通过天历之变上位，将泰定帝的近臣班子一扫而空，使内廷人员环境割裂于前朝，为汉语“入主大内”奠定了基础。顺帝时的“御前奏闻”，已完全不见译人“怯里马赤”的存在。

序言：放大的汗庭——元代“无常朝”

根据“面圣”的难易程度，元朝的中央官员可以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绝大多数人幸福一些——因为本朝并没有常逼多数大臣凌晨三点起床的“常朝”，除元正受朝仪之类的大朝或侍从“两都巡幸”，多数京官一年都见不了几次皇帝的面。那些经常能够见到皇帝的臣子比较悲惨，继承草原式汗庭的传统，元朝统治者与帝国交流的方式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要是少数上奏人员与陪奏怯薛参加的“御前奏闻”（参考阅读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辩》），做出重大决策之前，皇帝还会组织多名大臣进行廷辩。

“御前奏闻”时间自由度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力，没有固定开始时间，也没有固定结束时间。例如忽必烈就是个有名的夜猫子，又喜欢拖着大家一起不睡觉。甚至有过一直听奏章到第二天天亮，只因为奏读人声音好听（并且为他破格升了官）的变态故事：

左丞相阿合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欺，命尚书簿问遗孽。一日召右丞何荣祖、左丞马绍，尽输其赃以入，思明抱牍从，日已昏，命读之，自昏达曙，帝听忘疲，曰：“读人吐音，大似侍仪舍人。”右丞对曰：“正由舍人选为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 明日，擢为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迁逾等，固辞，乃改湖广行省都事。 （《元史· 一百七十七·列传第六十四》）

相应的，一场御前奏对也有可能发生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元代史料记载，除大都、上都的宫殿建筑，皇帝做出决策的地点包括简陋如两都巡幸途中的“火你赤房子”（牧羊人的蒙古包）、在通州柳林围猎时的帐篷一类的位置。甚至，万寿山下的澡堂里（元代万寿山非今颐和园万寿山，乃今景山）。

不仅天子的工作时间、地点变换无常，早元时代的内苑也是一片乱哄哄的。大内中的柱廊，便是有事奏上部门的临时会议室——大家直接坐在地上开小会大会，对完报告的内容，派代表进去上奏听旨（李治安教授发现这个时代同奏官员人数都很少，元晚期则明显增多）。 大内里啥人都能进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三朝， 直至仁宗延祐年间，才有人认为如此甚为不妥，朝廷又不是没给各部门配办公室，你们为何跑宫里来开会？需严肃宫禁：

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书省奏，节该：“世祖皇帝时分，诸王驸马每、各衙门官人每，都在主廊里坐地，商量了勾当。有合奏的事呵，先题了入去奏有来。如今若不严切禁治呵，不便当的一般有。御史台官奏：“奉圣旨：俺内苑里的勾当，入怯薛的怯薛官人并怯薛丹、扎撒孙、各爱马的头目每、留守司官人每，八剌哈赤每，是他每合管的勾当有。俺众人商量了，写定奏目听读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有圣旨来......（《至正条格》卷一《断例·卫禁·肃严宫禁》）

• 元故宫正殿大明殿复原图，元初的官员上奏前便是在那一根根巨柱下开“半露天会议”。

历史学界历来有“元代无常朝”的说法， 实际上，元代人其实也管这种几乎随时随地可能进行的御前奏对或天子组织的廷辩称作“朝”。相对于前代的常朝，这种“朝”的确可以被称为元代“无常”朝。

（至元十八年）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鸡鸣将入朝，忽踣家庭，气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药投救不及，遂绝。（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中书丞相史忠武王（天泽），髭髯已白。一朝，忽尽黑。世皇见之，惊问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对曰：“臣用药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览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上大喜。人皆以王捷于奏对，推此一事，则余可知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

元朝皇帝与臣僚们在“无常朝”中以蒙古语为基准工作语言的情况，至少持续到了元朝中期。一般认为，汉语在大内环境中迟迟未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是元初蒙古、色目人的平均汉语文水平过于低下。

第一节——天子做翻译

大量的证据显示，如果世祖时代的御前奏闻必须有不能以蒙古语交流的人员参加，那就一定要为他（们）配备一名精通双语的译员，元代谓之“怯里马赤”。

由史籍可知，在忽必烈时代御前奏闻中充当“怯里马赤”者，几乎都是深受世祖宠信的亲密近臣甚至重臣，多数为怯薛集团的核心成员。早期的译人主要有赵壁、刘秉忠（忽必烈的书记官）、史天泽、贾居贞、董文忠（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董文炳之弟，忽必烈的掌印官“符宝郎”）、忽都于思（曾任左持仪、太常卿）等人、晚期则是畏兀儿人阿剌浑撒里（儒臣，后任大司徒）、康里人不忽木（许衡弟子，宿卫出身，后任中书平章）、 黄州人管如德、良乡人梁德圭（后任中书平章）等。在与来自西亚的天文官员交流时，则由叙利亚基督徒爱薛担任翻译（爱薛在宿卫中的职位就是怯里马赤）。以下是一些怯里马赤参与世祖朝御前奏对工作的记录：

元臣故老，奉朝请者，上所存问，及有欲言，皆由公（董文忠）传达。（ 姚燧《牧庵集·卷十五》，《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

至元十年九月十八日，秘书监扎马剌丁於万寿山下浴堂根底，爱薛作怯里马赤，奏：“皇帝委付奴婢与焦大夫一处秘书监裏勾当来有。圣旨：画字底再奏者麼道。奴婢为住夏勾当上与伴当每商量了，依著钦到宣命画字来。兼自焦大夫比奴婢先出气力多年，合在上头。”奉圣旨：“是有。先出力气来底做长者。”钦此。（《秘书监志·卷上》）

至元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本监官焦秘监、赵侍郎及司天台鲜于少监一同就皇城内暖殿裏，董八哥做怯里马赤，奏：“去年太保在时钦奉圣旨：於大都东南文明地上相验下，起盖司天台庙宇及秘书监田地，不曾兴工。如今春间，若便盖庙宇房舍工役大有，先交筑墙呵，怎生？” 奉圣旨：“墙先筑者，後庙宇房子也盖者。”钦此。 （注：世祖是视董氏一族若家人，呼文炳‘、文用、文忠，为大哥、四哥、八哥，即今俗语老几） （《秘书监志·卷上》）

至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皇城暖殿裏，右俸御忽都于思做怯里马赤、秘书监焦秘监、赵侍郎一同奏：“临安秘书监内有乾坤实典并阴阳一切禁书及本监应收经籍图书书画等物，不教失落见数呵，怎生？”奉圣旨：“伯颜行道将去者。”又奏：“江南诸郡多有经史书籍文板，都教收拾见数，不教失散呵，怎生？”奉圣旨：“您问了归附官员呵，伯颜行道将去者。”钦此。（《秘书监志·卷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祖朝奏对中怯里马赤的服务对象并不是忽必烈本人，因为有证据表明，包括世祖在内的所有元朝皇帝均通蒙汉双语。在译者无法做出准确的对译令世祖满意时，忽必烈还会立即纠正他们的错误：

先生（许衡）每有奏对，或欲召见，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 耶律有尚撰《考岁略》 ，《鲁斋先生大全集》附录 ）

以传统汉族王朝视角，人们的确较难理解忽必烈为非常何执着于“翻译”这件事。

元初上奏人员往往极少，若上奏臣僚均是汉族人（如只有许衡一人陈奏），懂汉语的忽必烈自可以不借翻译与他们交流，为何还要“画蛇添足”般的设置一名译人呢？其实这是大蒙古国朝廷的固有一种“旧俗”，参加过贵由汗登基大典的基督教僧侣柏朗嘉宾曾作如是记载：

鞑靼皇帝的习惯是不屑于与随便一个什么人攀谈，除非通过中间人来进行，无论他的地位如何。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他是通过中间人聆听和回答的。每当向哈达呈交一件公案，或者聆听皇帝的诏令时，他的臣下都一直跪到最后，无论他的爵位级别如何。一旦皇帝对某一件事情作出定夺之后，任何人都不能，而且也决无习惯再妄加议论。这位皇帝有一位管事，一些秘书和书记员,而且还有各种处理公私事务的官员，但没有律师，因为一切事情都需遵照皇帝的喜恶办理，而无须经过司法机构。鞑靼人的其他诸王公在处理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的事务时也同样行事。（《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103-104页）

倘若只为了在朝堂上保持一个仪式性的翻译角色，皇帝也大可以直接无视其错误，没有必要当场指正。其亲自做翻译，实际上另有其服务对象。

元代奏对的参与者除了皇帝与奏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群体——陪奏怯薛。 元代继承蒙古汗国宿卫制度的同时，也继承了游牧国家的特殊草原传统。陪奏怯薛的角色，并不止于在帝王身边“站大岗”。他们是国家事务及御前奏对的重要参与者。而在元初时，朝臣与怯薛中汉语不太利索的，恰恰并不在少数......

第二节——不懂汉语的大内侍卫

怯薛的滥觞，实为中古蒙古贵族在无城郭状态下为保护自身安全建立的有人身依附性质的私兵“伴当”（那可儿）。所以说在元朝做了怯薛，便成了天子的"伴当"。成吉思汗建立万人怯薛与轮值制度后，分其为宿卫、箭筒士与散班，以宿卫最为亲近，为各种执事分管可汗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

这些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大内执事”之实际职责远比“本职”更为宽泛，更重要的是，“怯薛歹”群体设立之初的目的之一便是为汗国官僚储备后备力量，宿卫时期对于他们来说本身就是参习礼法、军政，提升个人执政水平的阶段。皇帝也会藉此机会考察宿卫士或贤或愚，可堪大任与否。更何况站在皇帝身边的宿卫中不少有当朝大员，因为元代的宿卫出官后其宫中职位也并不撤销，授官在中央的部分怯薛歹，哪怕贵为宰辅，当差之余依然需要按时“宿卫禁中”。根据李治安、刘晓、洪金富等学者的整理，在元代资料中出现最多的陪奏怯薛是“速古儿赤”与“云都赤”，后者主要集中在元晚期。我们由一些汉族宿卫士的传记资料为例说明他们在奏对中的作用。

• 元周郎《相马图》明摹本，画上立于顺帝身边的三名殿上怯薛执事如《元史·舆服制》所载，戴唐式软脚幞头。最右侧“以手加额”的执事便是顺帝的一名速古儿赤。

首先是元代参与奏对最多的怯薛执事 “速古儿赤” ，这一职位的本职是“掌内府尚供衣服者”，伺候皇帝更衣。但元帝会很自然地以这个“最亲近的人”当作实际上的秘书与书记，于是速古儿赤中的聪慧者便能借此受到帝王的青睐：

成宗皇帝有旨命公（汪从善）入速古儿赤班，尚冠服。由是日在上左右，夙夜执事，无缺失者。 公聪敏绝人，凡省台卿监奏事，无不毕记。奏已上，或有所可否，欲更张之，问公“某日某臣奏某事。其辞云何”，公对如奏，语无所遗误。故上虽顷刻，必使公侍。（邵亨贞《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汪公行状》，《野处集·卷三》）

再若云都赤，“云都”者，蒙语刀也。云都赤的本职是保护可汗安全的带刀侍卫：

中有云都赤，乃侍御之至亲近者。虽官随朝诸司，亦三日一次，轮流人直。负骨朵于肩，佩环刀于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时若上御控鹤，则在墀陛之下，盖所以虞奸回也。虽宰辅之日觐清光，然有所奏请，无云都赤在，固不敢进。（《南村辍耕录·卷二》）

带刀侍卫的职能，可由疑似前世祖“云都赤”贺胜的经历为例。贺胜之为云都赤，可由其扈从世祖征乃颜时“擐甲拥纛以先”得知。首先，作为一名深受信任的带刀侍卫，“入则侍帷幄，出则参乘舆，无昼夜寒暑”是贺胜的本职工作。即使“论奏兵政机密”时，他也不离开世祖左右。

年十六，以大臣子备宿卫，世祖甚器重之。入则侍帷幄，出则参乘舆。无昼夜寒暑，未尝暂去左右。故事，论奏兵政机密非国族大臣无得与闻者，时独不避公，或更命留听近侍。

同时，皇帝对他还有“顾问”的期望， 在元代亲密宿卫的意见、评判将会很大程度影响朝廷事宜的执行。因为他们与帝王交流最多，更敢说外臣所不敢言的话，其建议也往往比外围人员更易得上可。

近侍或言：“《论语·八佾》之五章若讪今日者，盍去诸？”上以问公，公曰：“夫子为当时言距今二千余载，岂相及哉！且国家受天命，为天子，有天下，固当下比古之狄远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

在战争时，他又肩负着传递军令的重任。在平定乃颜叛乱的大战前，向元军全军传达布阵的指令的便是贺胜：

廿四年，乃颜叛，率其兵入寇。上亲将讨之将战之夕，唯近臣只儿哈良带剑立寝门，外虽亲王贵人不得辄至。而公直帐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诸将。及战，公擐甲前导，牙纛既成列，还侍上侧，王师奋击遂克乃颜。明日上顾谓近侍曰：“昨者之战，飞矢及朕前，毅然无慑容者，唯伯颜为然。”（ 虞集《 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由文渊阁四库本据陕西户县贺胜墓中出土原铭文校)

• 16世纪欧洲书籍插图，忽必烈汗乘象舆亲征乃颜。

最后回归到宿卫作为“后备官员”这一身份中，怯薛歹们平时的应对言语、临时表现，都将成为皇帝“大用”与否的重要标准，如虞集在贺胜的神道碑中总结：

臣尝以为，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终之有道也，考诸惠愍（贺胜）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卫者，言语之间，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详矣，必使之知经术焉...... （虞集《贺丞相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二人传记材料的全称也能看出，他们出官后的发展更与宿卫中的“本职”毫无关联了，汪从善终拜正三品一方父母官，贺胜继承父亲贺仁杰职为上都留守，履历顶点是至大三年拜中书左丞相。虽然速古儿赤最近天光，但贺胜身为世祖创业团队“潜邸旧侣”的子弟，跟脚比从善高很多。后者只是太医院使汪斌的儿子，少年时因长得好看被世祖判断“使学文术，后当远大”才弃医从文。

得以“日见清光”，在奏对中被期望扮演重要角色的高级宿卫士们在元代史料中往往被称作“近臣”。的确，忽必列的近臣群体中有不少汉族人或文化程度极高的蒙古色目人士。由大量的汉文传记史料，我们能够得知董文忠董文用兄弟、阿剌浑撒里、不忽木、完泽、贺仁杰贺胜父子等人物入备宿卫、侍奉内廷的细节。甚至得宠后出入宫禁无阻的赵孟頫，也可以归入“近臣”的范畴。但那些因陌于中原文化不常与文士来往，又非极度显赫的蒙古色目近臣（上列材料中那些并不署名的“近臣某”就很可能属于其中），则很少有行状、墓志、神道碑一类的第一手传记资料，第一手传记资料缺失又导致了传记体正史对这一群体的忽视，最终结果便是后人手中元代前期蒙古色目人物相关史料之匮乏。

这些陌于汉语的蒙古色目怯薛与入奏官员一样，同是御前奏对中“怯里马赤”帮助的主体。元初奏对的翻译人员不仅需维持皇帝与上奏官员间交流无碍，也要确保陪奏怯薛们全部听懂。自然，世祖即使面对全部汉族官员的上奏阵容时，考虑到背后宿卫士的能力，也无法与其以汉语沟通了。世祖朝宿卫中的汉语无能群体，规模无疑是极度庞大的，以至于极端尬尴场景也曾出现过——有重要文书递至内廷时，忽必烈身边恰好一个能读写汉文的人都没有！元中期官至行省平章的也速䚟儿（速不台的侄孙，原名帖木儿，避成宗讳改名）正是仰仗过硬的文化水平意外帮“左右适无知文墨者”的元世祖解围一次， 受天子尤其赏识 ，实现了自身前途命运的逆转：

（至元）十六年，除淮东道宣慰使，迁镇国上将军，奉省檄驰报边事，王谓：“机事不可不密。”入封便殿，出情于怀。上大奇之，召近臣知文墨者使进读，而左右适无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文墨。”乃诵其文，而释以译语。音吐明畅，辞旨精切。上悦，令纵横行殿中，而默察之，知为伟器，谕宰臣俾与共政，遂以参议中书省事。（黄溍《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膺武襄王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世祖曾口谕女婿高丽忠烈王曰：“ 朕不识字粗人，尔识字精细人，其听朕言”云云，其意为虽然你是读书人俺是大老粗，但你还得听俺唠几句大实话..... 由也速䚟儿的故事可知，此绝非世祖自谦之语，而是坦诚之言，忽必烈就是一个如同拜占庭君主查士丁一世一样几乎看不懂文书的皇帝（但有史料表明忽必烈能够读写畏兀儿蒙古文）。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人生的成功需要机会，而机会只会留给也速䚟儿这样有准备的人。

就元初的汉语文无能群体来说，仅不通文字已经算好，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其实连听说汉语都成问题。谨以元早期一事为典例，至元二十七年正值桑哥清理全国钱粮时北京发生地震，世祖下令免除百姓逋欠之税赋，由赵孟頫御前拟诏。皇帝了解大意表示认可后，孟頫便在尚书省都堂当众宣读诏书，畏兀儿族儒臣阿剌浑撒里则在一旁为两院诸公中不通汉语者做“同声传译”。

诏具，桑哥会两院诸公于都堂，举目圆视。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气。公前读诏书，阿刺浑撒里公为译者。读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摇手以为不可，且谓必非上意。公曰：“凡钱粮未征者，皆无用虚数。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于取。非及是时因诏书除免，它日言事者倘谓尚书省界失陷钱粮数千万，丞相何以自解，拒不为己深累？”桑哥悟，乃曰：“初不知其意如此。”诏下之日，万姓大悦，有苏息之望焉。（ 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 《松雪斋文集》附录）

这一事件大体能够表现元早期中央朝臣间存在的语言隔阂，毕竟不少参议者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便是译人口译的蒙语。也无怪乎忽必烈在朝上执着于纠正翻译错误，被迫身体力行充当多元社会的弥合者了。

第三节——忽必烈的“翻译帝国”

此时，全国范围蒙古色目官吏的对汉语言的熟悉程度也并不好于中央，不同族裔官员之间也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其情况大体如元中期的汪古族文学家马祖常（字伯庸）描述：

“国初，官各置建达鲁花赤员并守、令、丞、佐连位坐署，哄然言语、气俗不相通......” （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卷十三》，《霸州长忽速剌沙君遗爱碑》）

来自官吏队伍中下层的例子亦有之。泰不华是蒙古伯牙吾台氏人，元晚期著名文学家，至治元年右榜状元。苏天爵在某次题泰不华诗后文中，曾回忆自己早时见过这位文豪朋友的父亲（职八品），而老人却只是一名“犹未深晓”汉语的憨厚之人，这使天爵不由得感叹“国家文治之盛”，朔漠后裔华化之迅速：

白野尚书向居会稽，登东山､泛曲水，日与高人羽客游。间遇佳纸妙墨，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清标雅韵，蔚有晋､唐风度。予犹及见尚书先考郡侯，敦厖质实，宛如古人，而于华言犹未深晓。今有子如此，信乎国家文治之盛。（ 苏天爵《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后》，《 滋溪文稿·卷三十》 》

语言隔阂的存在，自然形成了常设译员的刚性需求。据学者统计，《元史·职官志》中列出仅属于元朝中央各部门的口笔翻译人员就有通事107人，译使200人之多。以下是一些中央部门中译员配置的例子：

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掾史二十四人，译史一十四人，通事三人......
中书省掾属：......知印四人，掌执用省印。怯里马赤四人......户部......蒙古必阇赤七人，令史六十一人，回回令史六人，怯里马赤一人，知印二人......
右卫，秩正三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
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
储政院，秩正二品......译史四人，回回掾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二人....
都护府，秩从二品......令史四人，译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一人.....
崇福司，秩二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
（《元史·卷八十六》至《元史·卷九十一》）

由中央而推， 元朝整个国家政府机构内的专职译员（负责蒙、汉、回回、畏兀儿、吐蕃在内的各族语沟通）数量恐怕要高至上万人，这时的元王朝，可谓是一个被翻译官粘合在一起的帝国。
而她的统治者，则是一个经常客串翻译官的半文盲......

然而使心怀“杂糅蒙汉之梦”的忽必烈欣慰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文化互相“涵化”的趋势以及汉族绝对的文化体量优势不断冲击各族之间的语言隔阂。在汉语一路攻城略地的凯旋高歌中，忽必烈的无奈之作“翻译帝国”逐渐倾覆、沦陷，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便外自内分崩离析了。又过了不到半个世纪，元世祖忽必烈的“得意之作”大元帝国，也迎来了相同的命运。

第四节——汉语的胜利

元代蒙古色目人之浸染汉俗，既得到官方意志之推动，也是不可逆转的自发趋势。早在“太宗五年癸巳”，大蒙古国便下令“初立四教读” “仍以燕京夫子庙为国学。” 这被认为是元代国子学的滥觞。燕京国学“以蒙古子弟令学汉人文字”，以汉人子弟“一同参学（蒙古）文书弓箭”。太宗窝阔台相当重视蒙汉生徒的含化教育，如圣旨中说：

“这孩儿每学得汉儿每言语文书会也，你每那孩儿亦学底蒙古言语弓箭也会也。粘哥千僧奴底孩儿亦一同学者，若学底会呵，不是一件立身大公事那甚么！”

对于生徒纪律，窝阔台又下令：若有蒙古学生在校内胆敢讲蒙语，便会遭到责打。

教参学底时分呵，自是不蒙古言语去底孩儿每，只教汉儿语言说话者，会汉儿言语呵。若不汉时言语裹说话，却蒙古言语裹说话，一番一简子打者，第二番打两简子者，第三番打第三简子者，第四番打四简子者，这言语我亲省会与来也者。 （《析津志·学校·蛇儿年六月初九圣旨》）

在忽必烈时代，蒙元政府同样也以官方力量兴办国子学，有计划的培养着多文化背景精英。但最为主流的情形是：蒙古色目人被千万倍稀释于汉族人的海洋里，各族裔互为同僚邻里，又屡屡互约婚姻，打破语言壁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一个“融合家庭”的实例，内蒙古赤峰宝山一号元墓壁画《墓主人对坐图》，墓主夫妇一人身着蒙古服饰，一人身着汉式女装。

忽必烈去世后仅二十余年，不通汉语的蒙古色目人就已消失殆尽了。

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时任南台御史的许有壬发现：因为不会汉语的各族官吏已屈指可数，众人通以汉语交流、办公已无障碍，以至于监察系统编制中的大量的口译人员变成了“虚靡廪禄、日无所事”的冗员。有壬将这一怪相汇入奏集《风宪十事》中上报，呼吁将其全部投入裁撤之列：

通事之设，本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俾之传达，固亦切用之人。然而今各道监司大率多通汉人言语，其不通者虽时有之，而二十二道之中盖屈指而已，则是所用之时常少，而无用之时多。虚靡廪禄又与出身，日无所事......（许有壬《风宪十事·冗食妨政》，《至正集·卷七十四》）

存世的金石资料也能够证明，元中期宫廷之外汉语对其他语言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在非汉语人群中逐步取代、替换了他们的母语。

例如元代各族穆斯林人群间通行以波斯语为基础的“回回语”，但这一时期的铭文显示，“回回语”的群众基础在汉语的冲击下崩溃得一塌糊涂。刘迎胜教授在研究回回民族语言演变时，曾强调大量的元代回回语铭文的内容只是的汉语硬译而已，与波斯语正确语法语序差之千里，也就是说其执笔人并不会波斯语，明显是以汉语思维模式打的底稿，再以类似“long time no see”、“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的方式逐字对译为“回回文”。

这些文物是波斯文官方语言地位的重要物证。从上述波斯文铭文来看，有些已非地道的波斯文，其中照那斯图刊布的科右旗圆牌基本是将波斯文按汉字顺序排列。而黄时鉴教授刊布的照片显示的波斯文文法粗劣，书写者显然不会波斯文。这些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回回人在元中后期已改操汉语，有些人虽然仍能写几个波斯字，但思维却是汉语式的。这些文物是元代入华操波斯语的回回人的语言演变和从移民转变为中国少数民族的重要物证。（《有关元代回回人的语言问题》元史论丛·第十辑）

更后来，“回回字” 也被直接拿来拼写汉语，成为了一种阿拉伯-波斯字母的“汉语拼音”。这便是存续至今的回族传统文字“小儿经”（或“小儿锦”）的源头，据说现存最早的“小儿经”实例为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内的一块碑，雕于回历740年（公元1339年9月—1340年6月），即元顺帝后至元五年至六年时。

被尊为“国字”八思巴字本身就有“译写一切文字”的功能，但钱大昕很早就发现 “元时凡制诰由词臣润色者，国书但对音书之”。（《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九》《至顺二年六月皇太后懿旨碑碑阴》）即一些本应写成汉蒙对译形式的诏敕，甚至也只简化成了原文+汉字读音的八思巴字母拼写。八思巴字拼写汉文资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苏联历史学家龙果夫重视， 成为了研究元代汉语音韵的重要工具。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罗常培、蔡美彪对这一课题做了大量研究，出版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这部内容丰富的资料汇编，本书第17页对诸多“汉语拼音碑”的出现做了如下解释：

......这些制词原来都是先用汉文写成，文辞典雅，多出于当时汉族文人之手。八思巴字只是用来译写汉语的音，好让不识汉文的人也能够读；另一方面，也可表示它是出自蒙古统治者的。”

• 20世纪40年代泉州出土的两方女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墓铭，内容全部为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语。右侧的整碑文字为“易公刘氏墓志”（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海交史研究》 , 1994 (2) :119-125）

值得注意的是，元晚期时不少身居高位的大根脚蒙古色目人，依然为“平素不读汉人文书，不解其义”的文盲之辈（例如，萧启庆曾指出四怯薛中的博尔术、博尔忽两家多数成员文化水平一直低下）。甚至在文宗时代，皇帝身边还会猝不及防地出现“顾左右无能书汉字者”的情况，幸赖木华黎的后裔朵尔直班上前“解围”，使文宗惊喜地感叹“世臣之家乃能知学，岂易得哉！”足见大多数“世家子”文化程度如何：

年十四，见文宗，适将幸上都，亲阅御衣，命录于簿，顾左右无能书汉字者，朵尔直班引笔书之。文宗喜曰：“世臣之家乃能知学，岂易得哉！”命为尚衣奉御，寻授工部郎中。（《元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六》）

不过，自大都驴、狗儿、猫儿、百家驴、万家奴、叫化、和尚、丑汉一类汉族俗名大量填充于蒙古人名库来看，某些人固然不通文学，但也不可避免地自发使用汉语口语，乃至被汉语思维方式“洗脑” 。

哪怕是晚元时代少有的“汉文化仇恨者”，也可以是运用汉语狡辩的高手。背负“欲杀尽五大姓汉人”传说权臣伯颜便可以作为例子，伯颜还未被扳倒时曾对青年顺帝言：“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云云，可谓相当敌视汉文化了（实际因出身低下而心理扭曲，试图阻止科举带来的阶级流动）。不过伯颜本人欲扩张权势，玩弄起汉字游戏来却毫不含糊。很明显，做到这种“强词夺理”需要较强的汉语知识与熟练的汉语式思维方式：

初，伯颜谋封秦王时，或告伯颜曰：“秦王大名，恐不宜居。”伯颜曰：“我闻淮东有秦邮，我索秦邮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之有？”（《庚申外史·卷上》）

第五节——“内北国而外中国”

当汉语在地方政府与中下层社会大获全胜，架空诸语成为多民族大众的真正通行语时。蒙古语在元朝统治核心部分的抵抗依然颇为顽固，元中期在中央担任翰林笔头多年的文豪虞集曾回忆，内廷之中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均为蒙语：

集昔以文史末属，得奉禁林。见廷中奏对文字、言语，皆以国语达。若夫德音之自内出者，皆画以汉书而下，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其来尚矣。（《送谭无咎赴吉安蒙古学官序》，《道元类稿》卷二一）

虞集自言“以文史奉禁林” ，应指其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皇庆元年1312）至卸任奎章阁侍书学士（至顺三年1332）。但结合史实来看，“ 廷中文字皆以国语”明显不正确。因为据邓文原、黄溍等人曾做《御书除官赞》所知，仁宗便已开始“亲洒宸翰”书写汉文手诏任命官员。虞集本人的文集中也可见他为文宗御书《命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与《除丑闾太府太监》两篇汉文手诏所做的跋文。虞集还“抄录御书”，纪录了另一篇手诏的原文：

皇帝圣旨：大都、上都守把城门围宿军官军人每、八剌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紧急事情开门出入，差官将带夜行象牙圆牌、织字圣旨，门围官员详验端实，方许开门出。虽有夜行象牙圆牌，如无织字圣旨，不以是何官员人等，并不许辄开城门，纵令出入。违之处死。

并题原文后曰：

“天历二年九月十二日，手诏一百五字，申严夜启门禁之事。” （《道园学古录· 卷十 》，《题朵来学士所藏御书后》）

然而，至少在这一时间内，“国语”蒙语作为大内的工作语言的地位应该还是存在的。《元文类》中的《经世大典序录》（写于文宗时）也可以佐证这点：

“国朝以国语训勅者曰圣旨，史臣代言者曰诏书。”

从小接受正规经史教育的仁宗、英宗依然在御前奏闻中使用怯里马赤的事实，也是“ 廷中奏对言语，皆以国语达 ” 的表现。据李治安教授统计，现存皇庆-至治时期（大概符合虞集以“文史奉禁林”的时间）御前奏对纪录十六次，其中译员“怯里马赤”参加的亦有三次。此时社会之大环境为：皇帝汉文化素养较高，且全国已几乎无人不通汉语，士人化的蒙古色目人亦多如过江之鲫。蒙古语得以“坚守”禁中，只是出于元廷对前朝旧制与“国语”本位的刻意坚持了。

• 表自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 （《历史研究》, 2002 (5) :42-52）

第六节——翻译帝国的灭亡

最终在顺帝一朝多达十八次御前奏对记录中，怯里马赤的身影才完全消失。这也许代表着在元朝晚期，御前奏闻这一“国语”的最终据点业已被不可阻挡的汉语化趋势攻克。这一变化的时间节点很可能源自文宗图帖木儿时代，笔者推测，其原因大概是与前朝泰定帝宿卫集团的割裂有关。

《元史·兵志》云“一朝有一朝之怯薛”，如帝王本人志趣风雅，其择近臣也多以同好为准。受过正规经史教育的仁宗、英宗便已经有好招各族文人雅士为近臣的取向。文宗青年时流放海南，后迁建康，以诗画酒歌，游览名胜打发日子。直至被燕铁木儿拥立至大都，其党又通过内战扫除泰定帝-天顺帝势力，将前朝的宿卫班子几乎摧毁殆尽。文宗即位后，以燕铁木儿身兼省、台、院之大长官总领朝政，自己则常御奎章阁中与近侍玩赏诗画文章度日。是以文宗的近臣宠臣，多亦是奎章阁之阁臣，其近臣群体的文化素质，再不是世祖身边有时一个能读奏章者都找不到之光景可比拟。

• 曾藏于元文宗奎章阁的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卷》拖尾，奎章阁诸臣联衔进入本图的题记，从文学史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豪华的名单。

顺帝的情形也与其叔文宗似之，10岁时即被流放高丽大青岛，后改至广西靖江。以傀儡入宫后先后受制于元文宗后卜答失里与丞相伯颜等人，“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重记至元六年，19岁的顺帝与脱脱等人密谋罢黜伯颜时，因事出紧急且机密不及召唤翰林官，遂命宿卫士杨瑀（ 任奎章阁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 ）、范汇（以文学由布衣起荐）连夜在御榻前拟诏：

六年二月，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猎于柳林。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戊戌，遂拘京城门钥，命所亲信列布城门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又召瑀及江西范汇入草诏，数伯颜罪状。诏成，夜已四鼓，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赍赴柳林。 （《元史·卷·列传第》）

惠宗本人亦非庸才，御前草诏的怯薛杨瑀回忆，顺帝在亲览拟诏后又做了指示，只变更一字，但“ 尤为切至 ”：

至元六年二月十五日，黜逐伯颜太师之诏，瑀与范汇同草于御榻前。诏文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各还本卫”。上曰：“自早及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改正一字，尤为切至。于此可见圣明也。（ 杨瑀《山居新语》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记与之类似）

再以顺帝十分宠幸的一名佞臣哈麻（传在《元史·奸臣传》）为例， 此人善书大字，与酷爱书法的惠宗趣味相投 。 哈麻每日陪惠宗下双陆棋，又精于溜须拍马，哄得皇帝十分舒服，哈麻在宿卫中职位，即是最亲上位的“速古儿赤”。同时极度讽刺的是，这名奸佞其字为“ 士廉 ”：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秃鲁，母为宁宗乳母，秃鲁以故封冀国公，加太尉，阶金紫光禄大夫。哈麻与其弟雪雪，早备宿卫，顺帝深眷宠之。而哈麻有口才，尤为帝所亵幸，累迁官为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贤学士。帝每即内殿，与哈麻以双陆为戏，一日，哈麻服新衣侍侧，帝方啜茶，即噀茶于其衣。哈麻视帝曰：“天子固当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爱幸，无与为比。由是哈麻声势日盛，自籓王戚里，皆遗赂之。 （《元史·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二 》 ）

“文人近臣”哈麻所主持之御前奏闻，谨举《南台备要》中一例。本次奏对之陪奏、上奏者至少有19名蒙、汉、色目各民族官员，其中没有“怯里马赤”。而奏对通过的内容，恰好是裁撤部分机构中译员等冗职且“再不收补”的决议：

至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延春殿后寝殿里有时分，速古儿赤哈麻，云都赤朵儿只，殿中那海，给事中塔海帖木儿等有来。脱脱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搠思监，平章韩镛。参政帖理帖穆尔，参议悟良哈台，参议杜秉彝，参议乌古孙良祯，参议边公佐，郎中锁住，员外郎李稷，员外郎伯帖木儿，都事田复，都事武祺，都事蒙古必阇赤也先不花等奏：......“昨前为减并衙门，沙汰冗官，均职田的开读诏书来：沙汰冗官陆伯肆拾伍员，裁减吏额贰阡玖伯叁拾贰名，如今行与各处文书官员，随即给由求仕。掾译史知印怯里马赤司吏人等，候历俸考满离役及升转事故，歇下名缺，验职官吏员相参，裁去人数再不收补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钦遵外。都省议得上项。合并衙门官吏。随即革去。合裁官吏。除都护府太医院等处。照依坐去员数裁去。其余衙门从下裁减。合下仰照验就行。钦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请就行。钦依施行。御史台裁减吏等捌拾捌名。 本台并各道贰拾玖员。掾史叁名。医人壹名。 殿中司通事壹名。 各道捌处吏等贰拾肆名。 山北廉访司叁名。书吏贰名。通事壹名。 燕南廉访司叁名。书吏贰名。通事壹名。 河南廉访司叁名。书吏贰名。通事壹名......” （ 以下地方裁撤人员相同，篇幅太长不再摘录）

御前奏对之外，元末各民族大臣集议时，应该也是以汉语为通用语的。谨以至正十年时廷臣集议变更钞法为例，此次集会，国子监祭酒吕思诚与礼部尚书偰哲驾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对阵的双方中吕思诚是汉族人，偰哲驾是畏兀儿人，出自高度汉族士人化的名门高昌偰氏，字世南，延祐二年首科进士。

吏部尚书契哲笃、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钞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铜钱为子，命廷臣集议。 （《元史·卷一百四十·列传第二十七》）
至阶，祭酒吕思诚下阶迎，丞相东向坐，祭酒西向坐，省官列坐丞相下，教官列坐祭酒下。至是，召祭酒至中书省，告以将更钞法事。祭酒忽然而言曰：“丞相毋听契、武两少年之言，改法钞，非祖宗旧制也。丞相若听之，必乱天下。” （《庚申外史· 卷上 》）

《元史》对此次辩论的记载可谓极度生动，应该十分贴近当时之场景。吕思诚的话“ 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 ”更是非常明显地指明了此次廷议的语言——汉语。

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皆人类也，尚终为汉人之子，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一座咸笑。
思诚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利于国家也。”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为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识之；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之成宪，其可轻改哉！”契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而途说，何足行哉！”契哲笃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
丞相脱脱见思诚言直，颇狐疑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独曰：“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当在庙堂之上大声历色尔。”（《元史· 卷一百四十 · 列传第二十七》）

颇为蹊跷的是，在没有汉族大臣在场的“御前奏对”与集议中，蒙语竟也“光荣退休”了。元末四方揭竿而起，丞相脱脱在奏议军事时，刻意回避汉族同僚，此举其实透露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脱脱与蒙古、色目大臣在御前的军议，使用的大概也是汉语：

脱脱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时方入内奏事，回头中书韩伯高、韩大雅随後来，遽令门者勿纳。（《庚申外史· 卷上 》）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