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法兰克福学派？ 第1页

法兰克福学派有两种别名。在远东叫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叫做cultural Marxism（文化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叫法其实暗含了一种意思，也即是远东的，已经实践过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拓展。

而另外一种叫法，cultural Marxism（文化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新保守主义延续了冷战思维的叫法，而且混合上了一副旧保守主义天主教的有色眼镜。

而这两种叫法，我认为从本质上都是错误的。

哈贝马斯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意识形态批判，一种是拯救性批判，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后者是瓦尔特本雅明。

而后者，比如瓦尔特本雅明对于“启蒙”和“现代性”以及“牛顿力学式的线性进步弥赛亚时空观”的批判力度是要比很多→人都更大和更具深度。

其实法兰克福学派并非是一个处于天主教滤镜下的企图在加州公立学校放adult movie试图摧毁犹太—基督传统的一个低俗而又团结一致的学术阴谋组织，而是一种有着特定犹太学者社交关系的一个松散学术交流组织。

马尔库塞对待宗教的看法是启蒙主义式的，也即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的观点，而瓦尔特本雅明则在犹太神秘学家肖勒姆关于卢里安卡巴拉（Lurian Kabbalah）的阐述里陷入了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二律背反。

虽然本雅明也反对现代性，反对启蒙以及科技理性的滥觞，但是本雅明认为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的，错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个“牛顿力学式的线性进步弥赛亚时间观”，犹太教弥赛亚时间观是“跳跃式的”。真正的revolution是“发生在历史旷野当中”的向着过去的“辨证跳跃”，即跳向历史中的那个始终没有实现的转折时刻，那个“永恒的在场”。

本雅明通过在《旧约 创世纪》独到阐述而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创世纪”，在这个创世纪当中，人类的堕落并不是由于“他者”——女人或者欲望——所诱导的原罪而导致，而是产生于一种“篡位”、一次变乱。是由于“生命之树”的主导地位被“知识之树”取而代之，因此原初的宇宙秩序被打乱了，因为“生命之树”的统治“代表着上帝的纯粹、完整的权威性，上帝的生命弥散在世界万物中，一切生灵与作为其本质的上帝息息相通。即世界中没有邪恶的杂质成分，没有阻塞和窒息生命的空壳，没有死亡、没有禁锢”，而“知识之树”的统治则意味着判断与抽象的产生，导致一个善与恶的对立为原型的二元对立世界，以此打破了天人合一的状态。

上帝的造物当中并不存在“恶“，”善恶对立“是知识之果所教导出来的虚构，是与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道“（word）和真理相对立的判断、知识，它标志着”人道“（human word）的诞生。这是本雅明从犹太教卡巴拉阐释学当中继承下来的要义，但是在这里则是一种”隐喻“，一种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人道“即人的语言、人的法则、主体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与自然、世界分裂开来，随着人类理性的进化和征服自然的进程，人与万物血脉相连的生命被扭断，人外在于自然，自然变成了他者、材料、资源，被利用、操作，自然不再有自己的质量、自己的语言，而只是数量和物质。由此产生了人在对待自然的种种”蠢行“，人类被逐出天堂，进入历史当中。启蒙理性把这一切称作”进步“，而本雅明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承认这是”进步“而是”灾难“。

在启蒙理性的语境之中，弥赛亚主义被认为是历史时间的终结，是一种极端的末世论，是历史的彻底实现，即启蒙之后的现代世界。科耶夫就比福山更早地预言了历史的终结。他用彻底的二元论代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它始于“人和自然、理性和癫狂、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严格对立”，随后，“在二元论的某一方的彻底失败中，历史达到顶点”最终胜利的将是理性，这就是现代性辉煌事业的最终结局。在阿甘本的语义分析当中，正是借着这种”均匀而空洞的牛顿力学式线性进步弥赛亚式时空间“，现代性才得以在全球扩张。

在这里，本雅明认为那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所采用的时空间，是一种”旧卡巴拉“，而”新卡巴拉“也即是卢里安卡巴拉（Lurian Kabbalah）所采用的时空间是一种犹太教的”弥赛亚时空间”，犹太教的时间“不是一种自始至终的洪流，而是一种无止境的跳跃系列。“

卢里安卡巴拉（Lurian Kabbalah）和旧有的卡巴拉相比有三个变革之处

1. 回归（Tsimtsum）
2. 容器的破碎（shevirath Ha-Kilim）
3. “修复”（Tikkun）

回归（Tsimtsum）概念弥补了旧巴拉主义者关于世界起源学说的简陋。旧卡巴拉主义将世界创造的过程仅仅理解为一个简单的行动，即上帝将自己的创造力从自我投射到空间中。但是卢里安卡巴拉（Lurian Kabbalah）将上帝创造的第一个行动命名为回归（Tsimtsum）。回归（Tsimtsum）的原意是“集中”和“缩小”，在卡巴拉信徒的习语中，则是“后退”或“退却”。上帝“无限”的第一个行动是自我退却，他收缩自身从而给世界腾出一个空间，“以便辟出一块地方使宇宙的戏剧得以上演，使有别于‘无限’的实体本身能够存在”。不过，上帝退缩的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在创造和启示的行动中再回来”。这是上帝的第一个行动，第二个行动才是放出第一道光，开始他的启示（revelation）。上帝的每次显现都以收缩和回归为前提。这样，上帝才不断处在退隐和到来之中。上帝回归（Tsimtsum）之后，“无限”开始将一种光摄入他退缩后留出的精神真空，从而产生即本原的人（Adam ），他后来被专名化为亚当。而在卢里安的系统里，亚当不是一个专名，而是一个开放的普通名词，意味着与存在、意义最为切近的人。本原的人（Adam ）流溢出火星一般的神光，这些神光装入也是由光组成的器皿之中。随后，就在神光充盈这些器皿的决定性时刻，器皿破裂了，大多数溅出的火星重新返回到它们的起源，但有些火星则附着在了器皿的碎片上，并逐渐形成“硬壳”（Kelipot），即包裹留存于碎片中的火星的邪恶势力。

在器皿破裂之后，“修复”（Tikkun）的过程就立刻开始了，宇宙逐步恢复到造物主的最初设计。本原的人（Adam ）只需实施一些最初的修复行为来完成造物主有意留给人来完成的工作。可是，本原的人却偷尝禁果犯下了原罪，宇宙的不幸再次降临，并降临到一个更低的领域里（这个领域是世俗世界的原型）。本原的人（Adam ）的原罪成为他与上帝交流的障碍，在世俗世界重复了“由于最高领域容器的破碎（shevirath Ha-Kilim）而造成的灾难”所以，人对原罪的自我拯救成为上帝完成救赎的最后一个阶段。

卢里安卡巴拉主义对本雅明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本雅明将亚当的原罪翻译成了现代性的原罪，从而将现代视为一个废墟，而容器的碎片就是现代事物，尤其是商品。他认为必须将我们的每一个“当下”视为灾难和废墟，才能时刻提醒现代性的原罪，才能摧毁对理性造就的进步论和历史主义的迷信，才能唤醒对完整器皿的记忆，从而完成每一时刻的救赎。

而另一位学者，Eric Voegelin则将”诺斯替—卡巴拉“体系视为现代性的根源，或者说现代性就是”诺斯替—卡巴拉“对于西方”犹太—基督传统“的成功入侵。而Hans Blumenberg则认为诺斯替主义恰恰是对于”现代性进步主义“的不断克服。本雅明则是以一种对《旧约 创世纪》进行”逆卡巴拉（Qliphoth）“解读的方式反戈一击“以劲卸力”掉了奥地利学派对德国观念论的攻讦。

其实在现代西方正统学术界里，所谓的←→之争，其实早已经不是那种前现代式的无神论启蒙思想和有神论、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学和奥地利芝加哥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甚至不是诺斯替—卡巴拉和犹太—基督传统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于对于诺斯替—卡巴拉体系与现代性的立场关系上。甚至可以说对于诺斯替—卡巴拉体系与现代性的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看法可以直接看成←和→的分水岭。

是否马克思主义，是要延申还是递归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区别，对于法兰克福学派“cultural marxism”“西方马克思主义”“进步主义”的粗暴称呼其实是一种基建于A类书的武断宣传下的一种ideology名称换家战而已。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诺斯替—卢里安卡巴拉体系的二阶表征。

而或许

——Cultural Olam Tikkunism

文化世界修复主义

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