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第1页

发一篇2014年Eric A. Posner和Glen Weyl对于《21世纪资本论》的批评，他们二人的观点是：

1、皮凯蒂的主张的威力依赖于有钱人拥有的资本回报率的指数级积累，然而对外婚姻（exogamy ）和复数生育同样有着类似的（实际上是更大的）指数级威力，食利者阶级的指数级增长将把他们的财富流通到大多数人手中。

2、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并非来自于资本回报率r＞经济增长率g，而是来自于错误的市场激励机制：对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作（例如医疗研究和教育）并没有收到成比例的回报，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活动（例如高频股票交易、投机）却获得不成比例的高额回报。这一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有才华的人逃离创新活动，躲入金融领域。

倒不是说我赞同他们的批评以及提出的替代性解释，事实上，我认为他们的批评基于含糊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即资本家们不会利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等工具来维护自己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垄断，放任自己的人口爆炸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考虑到中国明朝的经验，朱家的人口尽管在明末已经爆炸性增长，然而朱家的统治地位却并非由于财政被宗室子弟拖垮而亡。尽管必须承认朱元璋定下的宗室子弟由国家财政供养的政策确实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但没有道理论证说明朝亡于宗室子弟人口爆炸。

同样，他们提出的替代性解释也不能让我完全信服，在我看来，说市场奖惩机制被扭曲和说资产阶级垄断上升通道是同义反复。大企业的CEO的高额工资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是市场自发运作的结果，而是职业经理人群体影响国家劳动立法的结果；教师、学者和工程师的过低回报也不是市场自发的对他们的惩罚，而是他们没能组成有力量的政治团体影响政策制订的结果。前者可以看美国国会每年有多少政客被华尔街的经理人收买；后者可以看瑞典和奥地利1945年-1980年左右的劳动者福利持续提升。

因此，市场奖惩机制的扭曲并非是外生给定的解释变量，而是内生演变的、本身就有待解释的被解释变量。劳资力量对比、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部类组成等政治经济学动态分析才是更合理的替代性解释。

无论如何，我愿意翻译这篇文章不是因为他们说得对，相反，是因为他们错得离谱。然而我一向的立场都是，深刻的错误远比肤浅的正确来得有价值。

有的人仅仅因为立场正确或者政治正确而站在了对的一方，但这是一种肤浅的正确。

因为只要存在敌我划分就会存在正确立场，正确与否只与站队姿态有关，与事实和理性无关。这就使得正确的立场里往往充斥着投机分子和不顾真相的人；

相比之下，一些深刻的错误更能让人有所启发。你的对手错得越深刻，你就越需要向深处挖掘真相。

Posner和Weyl在这篇文章中的分析是经典的自由主义立场，其中Posner偏中间派，Weyl偏左派一点。他们的论证和态度反映了有水平的自由主义者在不平等问题上的典型高度和立场。我认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应该从对手的身上学点自己没有的分析工具和分析视角。

以下是正文：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为什么错了？

Thomas Piketty Is Wrong: America Will Never Look Like a Jane Austen Novel

Eric A. Posner, Glen Weyl

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8925/pikettys-capital-theory-misunderstands-inherited-wealth-today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巨著——《二十世纪资本论》——引发了一轮评论狂潮，其中有不少好评。皮凯蒂在整理大量数据从而识别富裕国家里的不平等上升趋势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再次将不平等唤回到政治议程中来。

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皮凯蒂的主张，即极端不平等内在地根植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然而很多评论者忽视了这一理论的核心机制：有钱人们试图打造像是十九世纪欧洲贵族制那样的跨世代的资本王朝。为了制衡资本的跨世代积累，皮凯蒂支持一种全球财富税。但是皮凯蒂理论的跨世代视野却在基本层面没说到要点。

极端不平等困扰着今天的美国，但这不是资本以王朝形式积累的后果。皮凯蒂自己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极端不平等主要来源于一小部分商业和金融精英们获得的极高收入。但他们收入规模之巨大也不是问题之所在，因为这个问题可以比较轻易地被皮凯蒂倡导的财富税所解决。

相反，真正的危险是商业和金融精英们的极高收入反映并刺激了美国的人才们在职业选择时的急剧转变——人才们从收入适中且公共精神导向的研究、教育和工程技术等职业转向了收入不菲的商业和金融职业。因此，正确的解药并非是用鲁莽的财富税去约束资本主义，而是将资本主义的活力导入更生产性、更多元的活动中去。

就像许多伟大理论那样，皮凯蒂的理论非常简单。根据他自己的叙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增长率相当低——大致在每年1%-2%之间。与此同时，拥有实物资本（工厂、房产、农地等等）的人却能获得5%左右的年回报率，甚至更高。这两个数据都基于历史数据以及一些推断。

但是这样爆炸性增长的不平等王朝真的可能吗？由于没有奇迹般的寿命延续技术，巴菲特没法活到2100年。巴菲特一万亿美元的财富只能通过唯一的一个重孙全部继承下来才能继续存在，同时继承前后不能消费或者花出去这笔钱。

让我们来设想一种更切实际的例子。一个人在50岁的时候继承了10亿美元的财产，活到了80岁。假设经济增长率是年均1%，同时（乐观估计）她靠这笔财产每年可以挣6%的实际所得（比如，8%的回报率减去2%的通货膨胀率）。她的实际所得也就是每年6000万美元。

假设她每年要花掉1000万美元在房产、汽车和游艇上供自己和家庭消费。她也需要给她每年8%的名义所得收入交税，这些税会每年花掉她另外的2000万美元或者更多。如果她像绝大多数有钱的美国人那样，那么她也会拿出一笔政治献金来影响政治。例如这会花掉她额外的1000万美元。

现在，她每年就剩下仅仅2000万美元的储蓄，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1%的年均收入。（加入经济增长率是年均1%，那么她的财产必须每年增长1000万美元才能维持和整个经济体的相对份额不变）。尽管这些特定假设不可避免是武断的（现实消费或许会高一点或低一点，税率或许会升或降），但以上讨论似乎表明很难想象现实中拥有十亿美元的个体会比假想例子中的人存下更多钱。

在这样的情形中，她的财产在30年积累中（50岁到80岁）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只能增长35%。随后政府将用继承税拿走她财富的40%，因此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她的继承人们只能拿到他们母亲所继承财产的81%。如果她有两个孩子，那么每人仅能拿到40%的财富（译：这里说的份额都是相对于整体经济，不是相对于个人财产）。

如果这笔钱放在信托基金里，他们保持从小养成的消费习惯，那么他们将开始吞噬自己的资本，以更快的速度消灭他们的财产。

即便我们取最极端的例子，假设上述例子中的“她”完全不消费，把她的收入全部存起来，那么现有的税种本身也将使得她的孩子们只能继承到她财产的73%，同样，这里的比值是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形里，每一个有钱人都做到了下述要求，才会导致皮凯蒂担心的爆炸性增长的不平等王朝出现：

1、嫁/娶某个至少和自己一样富裕的人，或者将全部财富留给一个孩子。

2、尽量不消费。

3、尽量不交绝大多数的税。

4、尽量不做慈善或者政治献金。

5、每一笔投资都收获最大回报，同时避免碰到伯纳德·麦道夫***和他的骗局。

如上述，很难想象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同时满足以上五点要求而且还是内部循环的有钱人可能会存在。

***译注：伯纳德·劳伦斯·麦道夫(Bernie Madoff)，是美国金融界经纪，前纳斯达克主席，后开了自己的对冲基金——麦道夫对冲避险基金，作为投资骗局的上市公司。 他因为设计一个庞氏骗局，令投资者损失500亿美元以上，其中包括众多大型金融机构。这老哥们儿因为这场著名的庞氏骗局被判监禁150年和没收171.97亿美元。

皮凯蒂为人所知的对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小说的引用并非仅仅为了措辞上的润色。皮凯蒂论证道，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小说中描写的世界将是我们的社会的最终结局：一小撮垄断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人占有数不尽的财富，余下的人要么难以摆脱贫困，要么只能想办法嫁/娶一个富人的子嗣。

精英们就是靠着啃食他们祖先积累的资本产生的回报而过活的寄生虫。回报（Return）就是租金（Rent）的同义词：那些精英们就是食利者（Rentier）——和马克思的用法一样，一个对于皮凯蒂而言是羞辱性的词汇。皮凯蒂警告说尽管过去一百年里资本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农业资本变得更不重要，工业资本愈发关键——资本的基本作用和影响却一如往昔。

资本生产了不平等，并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最终孕育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灾难性的政治冲突。

但是，在巴尔扎克生活的法国和奥斯汀居住的英国，强大的文化规范和严格的法律规则避免了财富集中于单一家庭之中。今天的美国确实存在资本王朝——例如洛克菲勒家族（金融大亨）、普利兹克家族（酒店、建筑大亨）和沃特森家族（沃尔玛集团的实际所有者）——然而这些王朝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他们并没有比过去显得更多或者更有影响力。过去世界那种人们图谋着嫁/娶一个有钱人的继承者的事在如今的社会并非主流。即便如此，假设我们暂时将皮凯蒂的幻想当成现实，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这么糟糕吗？

毫无疑问，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入食利者精英的豪门需要激烈的竞争。但是那意味着只有极其少数的食利者会在自己的小圈子内部婚嫁。被美丽、帅气且才华横溢的追求者们包围，又没有继续积累额外财富的必要，食利者们终究会选择嫁/娶自己阶层以外的人，从而将食利者阶层的财富扩散到更广的阶层。

伴随这样外嫁或外娶的婚姻，即便每对配偶只生育两个孩子，那么每过一代，食利者阶层的人口至少会翻一倍。同时，正如皮凯蒂承认的，成为食利者的人至少有一半的财富是靠自己挣的，而非继承而来。因此，随着外嫁/外娶的婚姻和新晋食利者的加入，食利者阶级的人口每多一代都将以乘以4的速度迅速增长。

这确实会是一个爆炸性增长的资本王朝，然而却是皮凯蒂忧心的那种不平等剧增局面的反面。如果当前的食利者们只占据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那么在一个世纪以内他们就会增加到百分之十，在一个半世纪内会增长到百分之五十！

事实上，皮凯蒂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增长趋势：不同国家中的食利者阶级的人口增速在过去数十年中越比他们的财富增速快得多。皮凯蒂热衷于从历史数据中进行推断，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份人口数据中推断。

皮凯蒂的主张的威力依赖于有钱人拥有的资本回报率的指数级积累，然而对外婚姻和复数生育同样有着类似的（实际上是更大的）指数级威力，食利者阶级的指数级增长将把他们的财富流通到大多数人手中。

在这样的世界里，资本量在增长的同时（例如以机器人的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过上无需做任何（或者极少量）工作也能舒服度日的生活。对于人们而言，闲暇之时工作、在非盈利的行业从事低收入工作、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待在家里陪伴孩子或者去做志愿者，这些事情都将变得很轻易。

用皮凯蒂的伟大先驱者的话来说：“正如我在脑海中设想的那样，人们可以早晨起来打猎，下午去打渔，黄昏去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工作，而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民或者批判家。”（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的巨大且激增的收入不平等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为之担心吗?

正如皮凯蒂不仅承认，而且自己记录的，大多数的不平等并不来自于资本不平等，而是来自于收入不平等——来自于大企业的总裁挣得的薪水，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金融大亨。

根据哈佛经济学家收集的数据*，曾经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中等收入的社会精英的教师、工程师或学者却几乎没有人能够成为超高收入阶层。这才值得我们忧心。

有经济学研究**表明，就健康水平的提高而言，自从1970年以来，医学研究所推动的医疗进步每年都会为宏观经济的价值增加3.2万亿美元。然而付给美国所有学术研究者——包括其余领域的所有研究者——的薪资总和还少于1000亿美元，金融从业者挣得的工资是这个数字的五倍***。

译注：

* Claudia Goldin, Lawrence F. Katz, Naomi Hausman, and Bryce Ward，Harvard and Beyond Project，https://scholar.harvard.edu/goldin/pages/harvard-and-beyond-project.

** Murphy, Kevin M. and Robert H. Topel. "The Value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v114 (No. 5, Oct), 871-904, https://www.nber.org/papers/w11405

*** Lockwood, Benjamin B and Nathanson, Charles and Weyl, Eric Glen, Tax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pril 25, 201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thcoming,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32442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1324424

这样一个吝啬于奖赏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的系统必将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同时滋生不平等。因此，美国式资本主义面临的基本问题并非皮凯蒂所刻画的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本的高回报率，而是市场的公正奖赏机制的极端扭曲——这侵入了我们的社会并逐渐驱使有才华的学生逃离创新，躲入金融。

如果这一观点是对的，那么皮凯蒂的解决方案就没有针对正确的问题。皮凯蒂支持更高的收入税以及累进财产税。我们赞同更高的收入税是可欲的。但是更广泛的税种，尽管有用，但在缺乏其它领域更好的政策的情况下，并不能药到病除。

因为税收并不能有效地区分两类人：一类对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收到不成比例的过低回报，例如教师、研究者和工程师；另一类对于社会的贡献较少（甚至是负数），却收到不成比例的过高回报，例如金融家和律师。

虽然经济体系中的许多领域都需要改革，然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正确地奖赏那些开创或传播新知识从而造福社会的有才干的人。不幸的是，在奖赏创新和教师这方面，法律制度做得很差。新颖的、基础性的观点并不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

对于基础研究的资助（Funding）被不断削减。对于杰出科学贡献的奖励不仅奖金微不足道，而且奖项还少。改革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也就是前述的奖赏科学研究同时对那些对于社会无用但获利颇丰的活动征税，例如股市的高频交易——而不是关注长期不平等。

皮凯蒂猜测我们将会达到甚至超过十九世纪时的不平等水平，这并不合理。不仅如此，他对不平等的关注错失了一些正在发生的重要的状况——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靠着社会积累的财富生活而不必工作。

真正的危险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抑制增长和财富积累的糟糕的政策，这使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乌托邦的到来不必要的延缓了。因此尽管累进税在短期可能起到减轻危险的作用，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放在给予社会大众中最有才干的群体更好的激励，驱使他们去创新，同时允许其余所有人享受这部分因聪明才智而成为食利者的人带来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