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用京杭大运河而不用海运？ 第1页

其实经过细致规划的海运，本身就比河运的损失小，这一点明代的学者邱浚有过详细的统计和论述。

邱浚（1426—1495）字仲深，号琼台，明代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累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著有《大学衍义补》一六○卷与《邱文庄公文集》。

成化年间，他就想继唐、宋的《国计簿》与《会计录》之后，编纂明朝的《会计录》。并对编纂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都有明确的设想：“敕掌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税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开具。仍益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使国计大纲瞭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短长，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月有余矣。”

可见，邱浚对于朝廷的用度开销和数字统计是十分上心的。

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经常以调查资料与航海知识为依据进行分析论证。

他为了驳斥漕粮海运损失甚大的错误观点，首先以调查资料为依据，破除一般人所说的“海运沉船损失”的陋见。

他说：“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均置帆。猝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预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舟行横道一舶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若夫占视风侯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无云，因便发行，已时而止，则不遇风暴、或中途忽见云起，则易舵回舟，仍泊归港，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矣。”

其次，他把元朝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到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这四十七年的海运漕粮的记录，逐年按起运、实失及损失作了详细的统计，从统计分析中得出海运比河运损耗为小的结论。历代思想家借用历史统计数字以为其论据者很多，但一般仅以个别年度或一、两个历史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邱浚却几乎用元王朝的历年可比的海运漕粮的统计数字来分析论证，这种统计思想与实践是值得称道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理解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生活，看看媒体对三门峡、南水北调、三峡工程所带来生态、移民问题的担忧，以及对相关建设费用的质疑，监督、技术比如今差很多的古代社会没有类似问题？南京大学教授马俊亚有多篇论文，是专门谈京杭大运河及其影响的，我下面介绍一下。

由于气候以及历史的变迁，与隋唐时期粮食主产地不同，元明清时期华北平原无法负担京城人口，因此需要南粮北运。运粮方法有海运和河运两种，而元代以海运为主。

很难想象一个王朝具有郑和下西洋的实力， 却如@陈鹏 所言而无法克服季风影响，何况元代采用的漕运方式就是以海运为主。明朝当时之所以选择与元不同，表面原因是有舆论认为海运漕粮太危险，不人道，和秦始皇建长城一样。不过实际上这是一种荒谬的论点，因为由于京杭大运河淮河到黄河段，由于地势北高南低需要各种闸蓄水过船。通过闸口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仅嘉庆4年天妃闸的一次事故就造成上千人溺亡，因此根据隆庆年鉴大学士邱浚的统计，明代每年的漕运损失其实比元代46年都多。

至于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倡导河运就更站不住脚了，因为海运只有河运成本的1/5左右。至于运力不足也是可笑，要知道嘉庆年初上海的海运沙船就有3600艘。

明清之所以会形成以河运为主的漕运主流舆论，实质上是因为从官场来讲，能通过海运捞油水不过京畿与苏浙三省，而河运的收益官员却可以遍及8省。再加上京杭运河黄淮严重破坏环境，作为地上河的黄河往往成灾，而由此带来的河工收益恰恰成了官员套利的机会。甚至有官员，就利用水患作为威胁，要求百姓乡绅行贿。

京杭运河黄淮段沿岸如此官僚生态，加上恶化的农业环境，可以预见此处必然是土匪众多。道理很简单，就和现在东北黑社会多一个道理，工人下岗了你让他做什么？其次，由于权力对生产生活的过度干预，必然造成权力对生产者的压榨，以及权力周围的人分割更多的劳动果实，因此黄淮流域社会结构必然比其他地方分化更为严重。不出所料，统计发现京杭运河黄淮流域段地主的数量比富农还多，与南苏浙、北冀鲁都不同，成为典型的哑铃型社会结构。

官员贪腐成性，乡村土匪纵横，此时地方必然会出现替代政府司法的黑社会组织，类似于意大利西西里的黑道。这些黑道成为地方土皇帝，自然胡作非为，结果黄淮流域连“初夜权”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如此有恶霸说出“我只有生我的不嫖，我生的不嫖”，便不足为奇。

当一个社会近似于丛林法则，那么大家自然是崇拜暴力，还有人会读书么？所以之前还以出名士著称的淮地，在整个清代居然没出过一个学者。当你的老婆，随时有可能被恶霸霸占，大家自然会崇拜武松这样的英雄，甚至盗跖这样的匪徒。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多年前山西、黑龙江等地煤改，说是为了减少矿难，如今却千亿埋单，黑社会丛生。想来如若50w便可医活一个重症患者，千亿便是20w人的性命。只是“生命是无价的，公平重于效率”，也许600年前也有人说过，至今也无力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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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包括《从沃土到瘠壤_淮北经济史几个基本问题的再审视》、《从武松到盗跖_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_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_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漕运制度就是古代版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古代中国各个王朝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

要知道，古代世界，只有中国诞生了制度化，全国化，长期化的漕运制度。如果漕运只是单纯的运输粮食，那事情反倒简单了。

秦汉时期，进入大一统时代的中国，很快就有了全国性的漕运制度。

到了汉代，每年要动用槽船万艘，漕卒六万，运输数百万石粮食前往关中地区。

大家想一想，关中不是物华天宝，秦国数百年基业所在吗？怎么从秦国统一六国，到汉朝建立，不过数十年光景，关中的粮食就入不敷出了呢？

那是因为，大一统之后，秦汉两朝通过各种手段，迁徙天下世家大族，富户充实关中，使得关中人口激增，消费需求快速膨胀。

这时候，漕运是集天下财富，汇聚中央，而弱地方。

同时，运河还是经济干线和运兵通道。

当然，回答问题的角度来说，那时候漕运是给长安洛阳送粮食，没有海运的需要。

到了隋朝，修京杭大运河了，虽然起始点是杭州到北京，但仍旧不需要海运。

原因很简单，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当时中国核心地带核心城市的大动脉，就像高铁一样把沿线城市串了起来，你搞海运，除了运粮食还能干嘛？

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调节南北发展矛盾，促进地域融合的重要手段。各地的财富和人，事，物都沿着大运河流动。

另外，说海运省钱的，也仅仅是从运粮的角度考虑问题。

只是算运粮，那帐很简单就能算出来。

但是全国一盘棋，一算，就不划算了。

第一，在没有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海运风险大。碰到风暴，海船沉了，可不是算个账下来说什么运送十躺只赔了一趟那么简单，那是可以直接导致大动乱的——京城地区断粮的风险，谁敢担？皇帝都不敢。

第二，粮食是国家命脉，要保证海运安全的成本大于漕运成本。

第三，运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海运一下子把粮都运完了，那剩下的日子里，船队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保护海运的庞大水师怎么安排？

各种总账一算，海运是既不可控，又不划算，风险还大。

阿西吧，我怎么回答这么专业的大问题。

算了，就写到这吧，吃饭去了。

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北京作为首都和北方最大的军事要塞，要的是绝对安全和稳定，不能有一点疏忽。所谓安全，不单单是船沉不沉的技术问题。

如果粮食和物资海运，意味着要长期维持一支10万人左右的水师，去防备海盗、倭寇；意味着国家对朝鲜、日本的管控要远超历代，去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

别提郑和舰队，聚在一起出动，一波流跟长期巡逻经营、维护治安不是一个概念。

军事、外交等成本，只会比“百万漕工”高；而且漕工们效率低，好歹本地消费，当扶贫了。钱花大海上，啥也看不着。

至于发展海贸，可以增加税收去养海军，进而用海运运粮，又对管理海关、征收商税提出更高要求。

古代治国，追求的还是“清静无为”、“垂拱而治”、“乡贤自治”，高税收提供高质量的政府服务，根本就是颠覆古代治国思路。

有长期经营海军的能力，有管理海关提高税收对能力，好好整顿下卫所，镇压农民起义保天下太平不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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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与海运，从隋唐争执到民国，你翻翻奏折网，那里有四万余件折子，明朝有我老婆家的祖先启奏的，宋朝有我家祖先草拟的秘档，晚清引进旗昌煤轮的签报，是我男朋友的高祖父搞的。

别逼逼，你们谁家的祖先都参与过，除了孙家、欧阳家和老刘家。

乱着呢，纠结呢，这一团乱麻，一千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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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用海运、河运，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

元朝财赋主要依靠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为解决巨额军饷、官俸及宫廷靡费,需将南方粮食北运。其时北运河不通。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书左丞相伯颜决定海运漕粮。上海管军总管罗壁会同张、朱清建造沙船60艘,海运漕粮4.6万石,开辟了北洋海运航道。当时一条比较便捷的航线是,从太仓刘家港启航,经崇明三沙出海,过黑水洋、成山、刘公岛、登州、沙门岛,于莱州洋面进入界河。逢信风,上海至京师不过旬日。至元二十四年,上海设都漕运万户府,张、朱清为万户,总管上海漕运事务。天历三年(1330年),沙船漕运最盛,年运量达350余万石。

元代用海运，在于有发达的海上贸易，所以用海运成本比较划算

元代海上丝路往来达致巅峰

明代洪武年间，也有用海运南粮北送，主要是解决北方军事防卫，所以运量不大，海运规模小于元代。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需要大量的运送粮食到北方，所以现有的海运运量不足，于是需要增加河运。

因此修通了运河，采取了河运海运各一半的策略。

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通惠河开通，全部改成河运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为什么不保持海运河运并用的政策呢？

原因在于当时的河运足以解决北京的粮食需求，因此把海运力量投入到了郑和下西洋那里。

随着朱棣的去世，朱高炽因为花费大，就取消了下西洋的需求不大

宣德五年是最后一次，郑和在这次下西洋去世了，之后就取消了。

从此明朝官方海运能力大为削弱。

而明朝民间的海运能力，因为从洪武年间开始，为了应对倭寇、张士诚、方国珍余部，明朝一直在限制民间的海上力量。

这个限制直到隆武年间才开放。

之后民间的海上力量大增，但这时候明朝已经走到了中后期。

等到清军入关后，在江南地带要应对郑成功、张煌言等海上反清力量，所以也采取了海禁政策。

总体来说就是明清两代，为了防止民间的海上力量反抗，所以要打压民间海运。官方海运又发展不足，海贸收益朝廷不需要远航，因为中国生产物品，外国船会主动来交易，所以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为自己的海贸护航。

主要力气还是投入陆军比较好

这就造成了明清两代不用海运，而用河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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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毒品的发展历程。

1、鸦片战争以后到青帮的发展

上面两篇文章串起来看。可以知道海运发展是始于鸦片战争后的。

英国人之所以打赢了鸦片战争，在于他没有纠结在南方沿海一带采用海盗式的打法。而是直扑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京杭大运河的南端。

当时英国人曾经设想直接北上天津，杀向北京，但是1840年的时候，英国人的船比较大进不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运输的中心逐渐由运河转向了了海运。

青帮来自于清帮。它很大的一部分是运河帮。随着上海的崛起，青帮的中枢逐渐转移到了上海，形成了以上海滩三位流氓大亨为代表的青帮力量。

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鸦片战争之前为什么主要是用京杭大运河，而不走海运呢？

2、海运漕粮

从船的角度考虑，轮船的出现是海运漕粮的里程碑的事件。其实海运漕粮在道光年间就有尝试。

鸦片战争前，道光六年（1826年）。有150万石漕粮全部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到天津，然后转往通州。

首批海运，1000多条商船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130万石漕粮运到了天津。

这个效率远高于通过运河运送。

不过很快这种尝试就废止了。其原因主要是如下：

第一，当时运粮用的叫沙船，他无法抵御海上恶劣的天气，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当时的科技水平，是无法全面与准确的掌握天气变化。所以第一次海运漕粮的时候，道光皇帝都亲自去焚香祷告，祈求上苍能给个好天气。因为真出了事，那些粮食就完蛋了。

第二、利益问题，沿着运河构建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这帮人就千方百计的阻挠海运。

3、海运大发展的缘由

太平天国运动，袭扰了京杭大运河的运输线路，这是导致海运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外此时对外贸易大大发展起来，自然而然内陆的水运体系同海运体系连接起来了。

4、隋唐大运河与元开始大运河

两条运河不是一回事。

隋唐时期的运河是到洛阳这个内陆，选择运河运输有其必然性。

元朝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同道光之前的理由类似。

5、浙赣粤大运河的争论

浙赣粤大运河主要是赣粤大运河，即赣粤运河，是长江水系连接珠江水系的国家交通大动脉，北连长江 、南接珠江，穿越鄱阳湖、赣江干流，跨越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分水岭至珠江出海，全长1301公里，为1000吨级标准航道，其中江西境内767公里，占全长的59%。
赣粤运河建成后，从长江到珠三角的船，就不必再绕走上海、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了，可减少1200多公里的航程，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直接连通，把我国内河航运最为发达的两大水系得以联系起来，形成长江以南地区南北向的水上交通大动脉。

目前江西大力推进这个工程，引发讨论的是，这条运河不是以水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船运为主要目的。因此引发了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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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京杭大运河距离东部海岸线很远，何况海岸和河岸不同，河岸可以随时停泊，海岸需要专门的港口。更别说胶东半岛还得绕一圈

距离海岸线的距离，意味着你还是需要转运，还是需要消耗，那么为什么不从内陆沿河走

何况河流穿过城市还能带动经济发展，同时还可以对河流运输货物进行检查控制抽税。还可以相对防止海盗。河道也相对海运安全些。运河也可以和内陆的其它交通体系一起发挥作用。

但是最主要还是节省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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