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是继承了还是颠覆了法国大革命？ 第1页

先说结论的话，从总体上而言，拿破仑无疑是大革命的继承者，一方面，从政治谱系而言，他与1794年以后右翼崛起的趋势一致，另一方面，就统治政策而言，他维护了1789原则（与1793原则对立而言），但是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在某些具体的制度上他确实造成了倒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共和传统与政治参与的中断。

首先拿破仑的上台是由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但是在这里我主要想讨论一下拿破仑上台前的政治形势：一种很常见的观点认为，拿破仑的上台的一大贡献是终结了此前大革命的混乱局面，然而事实上这种观点可能并不准确，拿破仑上台前的局面很难被称为混乱——至少从政治角度而言是这样，因为自1794年以后，无套裤汉的群众运动几乎就再也没有成功过，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拿破仑之前的督政府的话，我更愿意用“无能”。

国人对于大革命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巴士底狱、人权宣言、处死国王、恐怖政策这些标志性的节点上，但即使是标志恐怖政策终结的罗伯斯庇尔之死，也只是到1794年7月而已，而在拿破仑1799年上台之前仍有五年的空隙，这五年的时间实际上与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前五年一样长，然而1789到1794年几乎构成了我们对大革命记忆的全部，那么掌管大革命后五年的督政官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可以说，督政府的创立本身就伴随着争议。在大革命刚刚开始的制宪议会期间，罗伯斯庇尔便在议会中提出“自我否决条款”，即参加制宪议会的所有议员都不得入选接下来的立法议会，这就意味着颁布了1791宪法的国民英雄，将全部退出法国政治的最高层，这实际上体现的也是1789原则中对于分权、制衡的强调。然而，在热月党推翻恐怖统治，决定建立督政府时，却推出了一条争议极大的条款，他要求督政府议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应从当前的国民公会中直接选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民众选举产生，这实际上是在极大程度上剥夺了民众的选举权。为了抵制三分之二条款，巴黎群众（背后是旨在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保王党）发动了大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起义：葡月起义——有趣的是，拿破仑正是通过镇压这次起义崭露头角，他选择炮轰起义群众。

三分之二条款的背后，体现的正是此时的政治倾向：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法国政治重新开始右倾，到了督政府时代甚至保王党也重新抬头，三分之二条款条款背后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求政治的稳定性，他们的宪法恢复了1791重视秩序与温和的传统，却比他更加保守，督政府对选举权财产的限制使得选民只有1789年的三分之一，这显然符合保守派势力的追求。历史学家将督政府时代的政策称之为“跷跷板政治”，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倾向，他唯一的追求就是维持稳定和中间路线，雅各宾派强大了他们就关闭俱乐部打击雅各宾派，保王党抬头了他们就重开雅各宾俱乐部，而维持稳定几乎是督政府唯一致力完成的目标。

在1797年的选举开始了，结果出人意料，因抽签被替换下去的三分之一的公会议员中只有11人被重新选上，而182名当选者是保王党，面临这种失衡局面，为了维护中间路线，督政府发动了果月政变，清除了突出的右派分子，49个省宣布选举无效——督政府在自己的宪法经受第一次考验前就自己摧毁了他。

第二年选举前夕，或许是有感于上一年保王党的得势，督政府开始有意扶持雅各宾派，俱乐部被允许重开。并且这一年他们选择了更为直接的方式，督政府决定对选举结果进行审查，以便直接操控，并且鼓励地方制造平局，以使得议会直接裁决，结果没想到的是，这次雅各宾派获得胜利，共有162人当选，督政府候选人再一次失败，面临这样的局面，督政府再次发动政变。1798年5月11日督政府发动花月政变，将127名议员剔除，8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完全撤销，督政府一年之内第二次推翻了自己的选举结果。

而除了选举之外，督政府的其他政策也实在很难让人满意。1797年9月30日，国家以一次性支付国有土地购买券的方式削减了三分之二的债务，这实质上是一种破产，支付债券在一年内贬值了60%，并很快成为废纸。同时他们抛弃了另一个革命原则，开始征收间接税——这在1789年三级会议一开始便被废除。只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在此生效，贵族仅因其身份便被剥夺公民资格，这在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最后，督政府再次要求教士向共和国和宪法宣誓——在过去的几年中，宗教与国家事务已经分离。

更为严峻的是，在1797年一度平息的对外战争再次兴起，英国组建了第二次反法同盟，而法国将领在各个战线上全面溃败，唯一的例外是远在埃及的拿破仑——事实上，他正是通过一名好心的英国将领才得知了法国在各条战线的溃败，于是他决定抛下自己的军队回到法国谋求机会，被他抛下的士兵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坚持了两年才向英国投降，英国人将他们带回了法国，而此时法国的统治者，正是那位抛弃他们的将军。

因而我们至少能够从三个方面理解拿破仑的上台：首先就国内经济方面而言，自大革命开始以来便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在督政府时代达到了顶峰，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放弃了罗伯斯庇尔时代的经济管制——18世纪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教育便是市场是解决经济唯一的方式。在罗伯斯庇尔倒台时，指券（当时法国的纸币）的价值已经不到票面价值的一半了，而当热月党人放弃经济管控以后，在1795年5月只剩下8%了。最终督政府放弃了指券，他们将指券换了个名字重新发行，结果这种土地券在发行的当天就贬值到18%，在四个月后变成了废纸，更不要说之后的实质性破产了，除了1788年革命前的短暂阶段，这是法国自1720年以来第一次放弃了自己作为政府的职责。而拿破仑的上台，对于经济局势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建立了法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并且建立有效的税收体制，法国政府终于完成了收支平衡，在他统治期间，拿破仑既不像旧制度一样依赖贷款，也不像革命时期那样贬值货币，就经济政策来看，他同样是个正统的保守主义者，但是正是这一份保守，赐予了法国经济难得的稳定，如果拿破仑的上台真的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那么最当之无愧的就是经济领域。

其次是对外战争而言，这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拿破仑三个字就意味了一切。就像三巨头时代的罗马共和国一样，没有什么能够比战争英雄更能赢得一个危机重重国家民众的爱戴了，然而对于拿破仑而言，战争带给他的并不仅仅是威望，还有一个忠心的军人群体。此时的军人已经取代无套裤汉成为大革命最为坚定的拥护者，但是他们与无套裤汉绝然不同，甚至与革命前的军队也不相同，困扰路易十六最大的问题之一他无法确认军队的忠心——毕竟，王室军队也是新公民的一份子，但是此时的军队不同，战争锻造了他们，他们成为拿破仑最为忠诚的盟友（这一点从葡月政变中就可以看出来），而拿破仑也回报了他们，在帝国时期，拿破仑让他们成为法国新的贵族——这一头衔在1790年便被废除。

最后就是政治方面，回到一开始所言，拿破仑上台前的政治局势很难称之为混乱——那属于遥远的1794——更为重要的督政府无能的跷跷板政治。或许是出于对恐怖时代和保王党的恐惧，督政府极力寻求政治上的稳定与平衡，但是他寻求平衡的手段，却动摇了共和国存在的根基。而这甚至引起了政府自身的不满，在拿破仑登台的雾月政变中，他的支持者大多是此前花月政变的受益者——正是因为督政府发动了花月政变，他们才获得议员的席位，但是现在他们决定推翻这个无能的政府，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拿破仑的政治盟友西耶斯，而他更为人知的成就，是革命前夕那本振聋发聩的《第三等级是什么》。

所以，如果从政治谱系的角度进行考察，那么拿破仑无疑是革命的继承者，实际上拿破仑统治的基本盘与督政府时代一致，都是中间派以及偏右翼的共和主义者，拿破仑的政府中77%是督政府议员，其中很多是1798、1799年第一次当选。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这个国家逐步告别了激进的左翼思想，领导者将稳定视为国家的首要目标，这实际上是与拿破仑时代一致的。拿破仑的很多政策都体现了大革命的1789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法典的颁布，这一要求自18世纪70年代便被提出，从1790年开始起草，然而直到拿破仑时代才最终成型，而拿破仑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确实称得上居功至伟，在立法委员102次会议中，他亲自出席了其中的57次。民法典之所以重要，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由于出卖地产，所有权在大革命期间流转频繁，民法典的颁布确认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获得土地的合法性，新的社会秩序被确立起来，而这对于革命事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拿破仑对革命事业的倒退，比如他再次建立了天主教与国家事务的联系，天主教会重新获得了国家财政的支持，而在此前的热月党时代，宗教已经明确与国家事务分立，完全属于私人事务的范畴，最终教会和国家的再次彻底分离，需要等到1905年才重新实现。关于奴隶制同样如此，早在1794年2月，国民公会便宣布殖民地的黑人奴隶制废除，这无疑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体现，但是在拿破仑时代奴隶制被恢复，直到1848年才彻底取消。

就社会体制而言，拿破仑以名流的名义恢复了贵族等级——这一头衔在1790年便被废除。当然名流与旧制度下的贵族并不相同，拿破仑将归来的流亡贵族与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融合为新的贵族，和军队共同构成了帝国统治的支柱，他的选择标准介于出身与财产之间，旧制度和革命下的两个法国在拿破仑这里达成了和解，而他们对于法国的统治，甚至比第一执政本人还要漫长。

最后，就对外方面而言，大革命时代的欧洲战争也不宜过多强调其传播启蒙价值的一面，诚然，法国在其征服的地区废除了封建捐税、推行了革命体制，但是同时也对被征服地区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在拿破仑上台以前，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都发生了群众起义，威廉多伊尔甚至指出，欧洲国家的民族意识正是在抗击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简单的“传播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判断无法全面评价法国战争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其恐怖的一面，对于那些将拿破仑视为欧洲人民的拯救者的观点，我只能说：何不食肉糜？

然而，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于共和传统的中断，这种中断不仅限于第一执政和皇帝的区别，而是在于政治生活被改变了，拿破仑从雅各宾派的经验中认识到了民众动员的价值，所以选择取消所有有意义的政治参与，投票和政治俱乐部让位于强大的政治宣传，积极参与让位给被动旁观，它保留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他却声称自己就代表了人民的声音。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法国的政治传统中，威廉多伊尔曾指出，此时的督政府如果能够将雅各宾派转化为政府内部的反对派，构建起英美式的政党体制，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或许能够重新走上正轨，然而督政府对于平衡的追求却选择通过蛮横的政变实现，这实际上与1789原则背道而驰，最终埋葬了自己和共和国。然而，督政府的行为并不是孤例，实际上从大革命一开始，革命者就对“政党”这一概念唯恐避之不及——吉伦特派从未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党派，他们将之视为一种侮辱。与英美不同，在法国革命的语境下，政党意味着勾心斗角与私人利益，因而他们从革命一开始，便排除了政党政治的可能，林亨特将之称之为“修辞学假设”，而如果以中国人更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解读，我们不妨称之为“政治理念”或“政治传统”的不同。

这背后的根源来自于旧制度时代，与英国的封建自由不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便建立了绝对君主制（虽然现在看来这更多是一种神话，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法国的政治体制内，从未出现过英国式的议会，即使是三级会议，也有一百多年从未召开了，甚至于说，以三级会议作为代议制方案，本身就体现了法国代议传统的匮乏。在正式议会场所缺失的情况下，法国形成了另外一种政治空间，即民间社交团体，他也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扬启蒙思想、评论公共政治，由此形成一套公共舆论，到旧制度后期，公共舆论逐渐成为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基础，甚至于国王也不得不讨好公共舆论。

如果我们就“场所塑造行为”的发生学理论而言，这种不同的舆论场所，导致法国形成了与英美不同的政治理念。人们在这里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将被重塑，人与人之间将真诚而透明，与英国议会中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差异让位于公共、妥协让位于理想。所以，与英国尊重自身传统不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法国人形成了更为抽象、理想、普世的政治理念：在真诚而透明的社会关系上重建一个启蒙价值主导的全新共同体。基于这样的理念，革命者相信普遍的真诚与美德是可以实现的，而政党只会因为各自的私人利益分裂这个共同体，所以任何潜在的结合都会使人联想到党派的密谋，在林亨特看来，正是这种政治理念使法国天然的阻止了政党政治的形成。

然而这里却形成了一个悖论：对于真诚与透明的追求加剧了人们对潜在政党的敌视，而为了在这种敌对中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抱团寻求庇护，最终另一种事实上的政党形成了——事实上，如果没有罗伯斯庇尔的指责，吉伦特派绝不会走到一起。但是这种形势下造就的政党并不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再加上政党政治传统的缺失，失去了秩序与规则的政党冲突无法造就宪政，只会形成党争，最终法国革命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督政府的政变正是源自于这样的政治理念，所以大革命最根本的悖论在于：作为一个共和国，他天然的抵制作为共和国基础的政党政治。

所以拿破仑的上台几乎是大革命在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果。如果我们将1789和帝国时期视为一个整体，那么拿破仑或许代表着一种断裂，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缩小到1794到1799，那么拿破仑无疑代表着一种延续性。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从热月党到督政府再到第一执政，法国整体的政治氛围开始右转，议会代表的稳定性在上文中已有说明，而在地方上此前消失的保王党也重新出现，所以拿破仑是这一趋势逻辑上的结果。在当恐怖和造就恐怖的危机都成为遥远的回忆，当社会精英渴望稳定的秩序来巩固他们从革命中得到的果实，却又无法通过议会辩论的正当程序实现，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是对于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言，他们不必沮丧，因为此时他们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第二共和与第三共和的先驱，而不是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的前身，种子已经种下，他将在遥远的未来生根发芽。大革命创造了基于公众参与的共和传统，而这也是英国传统所缺失的，从此国王没有议会就不能统治，贵族对公共事务的主宰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新生的法兰西民族不仅属于资产阶级，更属于全体公民，三色旗不仅记录了革命，更塑造了革命。在遥远的未来，第三共和国实现了共和国与社会秩序的和解，从此共和国不再是小国寡民的特权，也不再代表激进的民众政治，而是所有现代国家必然的选择，他们短暂的失败，无法掩盖长远的胜利，当然，之后的故事，都属于皇帝本人，而不是造就他的大革命。

因此，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应当如何评价拿破仑与大革命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上面所有的文字都在叙述拿破仑如何如何继承并重塑了大革命，但是问题在于，是拿破仑拯救了大革命么？或许，不能这样说，毫无疑问拿破仑的民法典代表着革命的原则，他也把自己视为革命的捍卫者，但是别忘了，即使路易十六也曾宣誓效忠宪法，如果我们仅以这样的标准去判断，是否要求太低了呢？拿破仑并不是1789年或1793年那样热情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冷峻的政治家与征服者，他对于民主选举的信仰远不如秩序与荣耀坚定，拿破仑适时的出现，满足了社会精英对秩序的渴求，他以自己的方式巩固了革命，或许可以说他拯救了作为革命载体的法国，但绝不能说他拯救了革命（或者说，拿破仑代表着革命法国的巅峰，但不是法国革命的巅峰），即使没有拿破仑，旧制度也不会回来了，革命并没有随着他的倒台而随风飘散，即使归来的是那个仍然活在三级会议时代的路易十八。

与其说是他防止了革命的失落，不如说是革命限制了他的选择，即使他成为了皇帝，共和国的理念依然在运行，即使他恨透了议会体制，他依然不能将其取消，在经历了那一场革命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必须遵循宪法和人民。所以真正拯救革命的，恰恰是革命者自身。革命者在演说、装扮、节庆的过程中传播了革命价值，也动员起更多的人民参与政治，从此政治不再是国王、贵族甚至革命者的特权，在1787年，“公众”是那些阅读启蒙著作的社会精英，而在革命之后，“公众”是所有赤诚的爱国者。1789年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的妇女们则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就像林亨特所说，真正塑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1789年革命者以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勇气参与了这场革命，而在十年以后，他们真的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传统，即使是路易十八也无法放弃宪章，戴高乐的选择中从未有过第三帝国，因为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已经在那十年中，融入了这个民族的血脉，从此，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被人为地重建起来了。

最后以威廉多伊尔《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的结尾来结束吧：

“1802年4月18日，复活节庆典上的弥撒标志着天主教的复活，第一执政、政府要员和外交使团全体出席，布道者是70岁的布瓦日兰，曾经的埃克斯大主教，如今的图尔大主教，这位古老出身的贵族曾在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上发表布道词，此刻，他歌颂新的开端。”

“她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

当然是继承、拯救、光大。这个继承决不是继承雅各宾那套吃人的教义，而是继承了古罗马的真正精髓，以及东学西渐的成果，用雨果当时的话来说，即“巴黎是宇宙的同义词，法兰西人继罗马人而起”。供参考：

以拿破仑处决昂吉安公爵为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以下整理自我评论一友答问的内容：

拿破仑处决昂吉安公爵后，贵妇、塔列朗富歇、欧洲王室，皆有不同反应，但这些反应本质一样简单，都是立场决定的：

贵妇受惠于王朝，讨厌和害怕“弑君者”，当然认为是犯罪；

塔列朗富歇则知道，此举会让欧洲诸王室以消灭“革命怪物”为目标的反法联盟彻底丢掉对拿破仑的幻想，不粉碎不罢休，以至于亚眠和约之后很多次战争，实质都是反法联盟挑起；

而公爵确实有60多名刺客阴谋刺杀拿破仑，与之前的爆Z案一样，这同样也是波旁王朝立场决定的。虽然拿破仑当夜准备宽宥他，但撤销死刑也被执行环节扣住了。

欧洲王室痛恨拿破仑甚于痛恨罗伯斯庇尔，原因就在于，罗伯斯庇尔以恐怖行为给“共和”抹黑，王室能以对立身份吊民伐罪，但拿破仑却以民选“共和国的皇帝”和自我加冕以及战争传播民法典，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以契约社会统一起来，对君权神授进行了釜底抽薪，让欧洲王室及其根基——农奴制、贵族世袭、朕即国家、神权法庭，合法性从内部崩解，这不啻于天主教徒看到弯刀帝国滚滚而来的恐惧。

实际上拿破仑真正肉体消灭的政治犯屈指可数，治国盛时一度囹圄常空，对斯塔尔夫人这种铁杆保王反对派，也只是驱逐出巴黎，实在不行也只是驱逐出境，没有抓捕，对卡尔诺这种把雅各宾极端恐怖当成“共和”的迂腐反对派，也只是不再重用，对贡斯当这种持续的反对派，也并未打压，甚至百日回归提前行宪时与之合作。拿破仑3世就是以此遗产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宣传，经过四次普选而取得和巩固帝位。

拿破仑的最终失败除了是军事原因，还有一个关键就在于，他对反对者根本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残酷特质（遑论列宁斯大林那样），相反还服从了议会决定两次退位，一如恺撒宽容而遇刺、苏拉血洗而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