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为什么瓜分波兰？ 第1页

支持 @张益达 老师的看法，实际上18世纪中后期，作为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国家的波兰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而第三次瓜分算是一个“一锤定音”。总的来说，就是自中世纪晚期开始，波兰的王权一步一步的削弱，与西欧各国的王权逐步集中的潮流相反，并且到17-18世纪民族国家萌芽时依然无法阻止贵族权力的扩张，导致国家的近代化彻底失败——结果就是18世纪末的波兰，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不如说是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国王和一群心怀鬼胎并分别受周边各大国支持的独立小领主的集合。

形成这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有三重原因：

1. 波兰的贵族民主制传统；
2. 波兰的民族宗教问题；
3. 派系冲突和域外干涉。

一、波兰的贵族民主制传统

1. 贵族对雅盖隆王朝的早期贡献

波兰贵族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种巨大的权力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比较罕见。我个人觉得这种巨大权力的形成和波兰处在天主教世界的边缘相关：主观上，几次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波兰国王不断用特权从贵族手中交换军事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客观上，强大的地方贵族也有助于波兰对抗周边文化的影响，保证了波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毋庸赘言，中世纪末期，雅盖隆王朝之所以能建立，就是因为安茹-西西里王朝的匈牙利-波兰国王拉约什一世在1382年死后，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匈牙利的玛丽的未婚夫西吉斯蒙德（也就是《天国拯救》里的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在1387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波兰一部分贵族不想继续被匈牙利国王君合统治，于是在1384年加冕拉约什一世的次女雅德威加为国王。原本雅德威加和哈布斯堡的威廉有婚约，但是波兰贵族也不想让威廉来统治波兰，所以在1385年威廉来到波兰想生米煮成熟饭时被波兰贵族驱逐。雅德威加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恰恰在这个时候，北方十字军开展得如火如荼，立陶宛作为欧洲最后一个异教国家面对条顿骑士团压力很大。所以二者一拍即合，雅德威加和立陶宛大公约盖拉结婚，立陶宛皈依天主教，雅德威加获得了重要的盟友。所以从近代波兰早期来看，贵族在建国中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2. 《涅沙瓦特权法》和《无新法》

而且波兰中世纪中后期地历次战争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几乎每次战争都会使波兰的王权被削弱一波，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因为波兰国王往往会用自己的王权来和地方贵族交换军事和物质支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5世纪中期的十三年战争，波兰对抗名义上的臣属条顿骑士团。在战争初期Konitz之战中波兰军队惨败，卡齐米日四世旋即在大波兰地区尝试过绕过省级瑟姆议会来征兵，但是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大波兰的地方贵族在采尔克瓦集结逼宫，迫使国王授予特权，即《采尔克瓦特权法》。但是这个特权法的颁布又让小波兰的贵族不满。随后的战事中，波兰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于是卡齐米日四世尝试从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招募雇佣兵来进攻利沃尼亚，同时又开始从全国征兵（levée en masse）。小波兰贵族于是就站出来，要求国王给与他们和《采尔克瓦特权法》授予大波兰贵族的相同的特权待遇。最终国王是直接在全国颁布了著名的《涅沙瓦特权法》。^[1]

《涅沙瓦特权法》授予波兰贵族极大的特权，要求国王在颁布新的法律、招募士兵以及征收新的税款时，必须征求当地领主的同意，波兰地方贵族的自治权受法律保护。

波兰最终赢得了十三年战争，反而掩盖了问题。到15世纪末的1496年，国王约翰一世为了对抗奥斯曼帝国，又一次故技重施，颁布了《皮奥特科夫法令》来向国内贵族换取支持。《皮奥特科夫法令》为了讨好贵族阶层，免除了大量的贵族税收，并且独家授权贵族可以担任高级教会职位；另一方面，极尽所能的弹压新兴的市民阶层。比如禁止city burgher担任国家和皇家职务，限制农民的流动——比如每个农民家庭只允许一个人搬迁到城市居住，每年只能有一个居民离开自己的家乡等等。^[2]

加上早先颁布的1422年《采温斯克特权法》、1425-1433年的《耶德尼亚-克拉科夫特权法》以及1505年《无新法》，波兰王权在一步步的被削弱。

1505年《无新法》是15世纪-16世纪波兰王权衰落的高潮。《无新法》非常著名，全名是拉丁文“nihil novi sine communi consensus”，意思是“无公众同意就无新事物”。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任何颁布的新法案都必须取得代表贵族普遍利益的瑟姆议会同意才能通过。也就是说，国王私自搞得什么法案，贵族是可以完全无视的，所谓——“少了我们，事情就和我们没有关系”。虽然1501年《米尔尼科法令》尝试过强调少数人组成的senate（参议会）的权力，但是也被1505年《无新法》否决。《无新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国王除了自己封地上的事务，以及犹太人相关的事务之外，几乎没有权力对其它事务颁布诏书——哪怕颁布了也没有意义。

《无新法》和《涅沙瓦特权法》被认为是波兰贵族民主制的开端，也标志着在中世纪末期的阶层竞争中贵族阶层获得了关键的胜利。也有一些波兰人认为这是最早的现代民主制，很值得骄傲。不过，这也意味着波兰自此之后就被贵族阶层完全绑架。

3. 自由否决权

16世纪是波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被称为“波兰文艺复兴”时代，哥白尼就是这个时代波兰的杰出代表。客观上，贵族民主制促进了波兰的文化繁荣，但是经济因素才是核心动力。16世纪，受到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欧洲爆发了“价格革命”，波兰作为欧洲的主要木材、粮食出口国获得了巨量的贸易收入，而这些贸易往往都是地方贵族主导，所以结果就是波兰地方贵族愈发富裕，有能力像北意大利的贵族那样投资艺术和文化事业。同时，自13世纪开始的保护犹太人政策，使得14世纪后的波兰成为西欧被迫害的犹太人的天堂，大量的犹太人带着财富来到波兰从事工商业活动。这些都造就了波兰一个世纪的繁荣兴盛。^[3]

16世纪波兰的“萨尔马提亚”主义滥觞，波兰贵族认为原本生活在黑海北岸的萨尔马提亚人是波兰贵族的祖先。并且通过民族神话，给萨尔马提亚人赋予了“尊重平等、重视传统、热爱游牧生活和乡村生活”的象征意义，就有点类似现代美国红脖子理想中的那种状态。原则上，所有贵族、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彼此以“兄弟”相称，甚至有针对自己不满的国王发动起义的自由。16世纪后期雅盖隆王朝绝嗣，贵族们正式确认了波兰的选举君主制，这一系列制度被视为贵族的“黄金自由”。

由于萨尔马提亚主义认为所有贵族都是平等的，少数服从多数是对“平等”的侵犯，所以到了17世纪，这种思想在议会中就变成了——任何法令想要获得通过，就需要瑟姆大会所有贵族全体通过——有一个人反对都不行——而波兰的贵族（施拉赤塔）站波兰人口的比例高达10%。一般认为在17世纪早期，这种“自由否决权”并不严格，而一些反对派贵族也会被劝说撤回反对；但是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自由否决权”逐渐开始失控，任何一个参会贵族的反对都能让整场瑟姆会议上的所有法案完全无效。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如果波兰国王相对强势，或者和议会关系不错，那瑟姆议会还可能会通过几个法案；否则就不行，导致的结果就是三十年战争后，整个欧洲风云变幻、民族主义思想觉醒的一百多年里，波兰的政府事实上处在一个极其低效的状态中，根本无法对欧洲正在发生的变革做出回应。

通过选举上台的齐格蒙特三世被认为是波兰近代历史上少见的铁腕君主，其在位时北击瑞典夺取爱沙尼亚，东征毛子攻占莫斯科，割占斯摩棱斯克，还一度扶持一个伪沙皇登上俄罗斯皇位，南抗土鸡五五开；到了晚年再次对抗瑞典，科涅茨波尔斯基和古斯塔夫二世还能打成五五开，但是最终被迫妥协之外，波兰的军事力量达到的空前的水准。但是强如齐格蒙特三世在17世纪初试图改革瑟姆，搞少数服从多数，于是结果就是直接引发著名的泽布日多夫斯基叛乱和内战。齐格蒙特三世后来不得不和瑟姆议会合作，才能在之后的数次战争中获得不错的成绩。

二、波兰的民族宗教问题

1. 雅盖隆王朝的宗教宽容

这一点提到的人不多。

作为天主教世界的边陲，中世纪和波兰，或者说波兰-立陶宛王国，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14世纪中叶，皮雅斯特王朝的卡齐米日三世就颁布两道敕令：一是表示对东正教信徒和习惯的尊重，二是批准亚美尼亚教会在文化以及行政事务上保有自由和特权。雅德威加和约盖拉时期，波兰为了抵抗匈牙利的影响而和立陶宛结成君合统治，而立陶宛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宗教成分复杂的国家。尽管立陶宛的上层社会在日后一段时间里快速天主教化，但是立陶宛民间依然有大量的东正教徒甚至穆斯林存在。这使得早期的波兰-立陶宛是一个欧洲罕见的宗教宽容的国家。

到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最高涨的16世纪初，齐格蒙特一世公开支持路德宗。16世纪的再洗礼派和门诺派信徒在波兰也享有宗教宽容。到了1573年1月，《Warsaw Confederation》更是直接立法保障了贵族的信仰自由以及不同信仰者间的永久和平，提供异教徒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力和福利——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立法保护宗教自由的开端。这在当时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无疑都是非常进步的，波兰甚至因此被称为“无火刑国家”，这对一个天主教国家来说极其难能可贵。^[4]

但问题在于，这种宗教自由往往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内被和贵族民主制绑定了。

2. 齐格蒙特三世的反宗教改革

瓦萨王朝的齐格蒙特三世在1587年被波兰瑟姆选为波兰-立陶宛的国王，并在立陶宛盖特曼扎莫厄斯基的支持下，击败了王位的觊觎着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波兰瑟姆选齐格蒙特三世的用意就是不想把王位给有根基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人。

但是齐格蒙特三世是一个天主教徒，其身为瓦萨王朝的一员，有资格继承瑞典王位。但此时的瑞典已经是一个新教国家。1592年，齐格蒙特三世承诺保障瑞典的新教信仰自由和独立，于是得到瑞典议会的支持，将要加冕瑞典国王。但是很快，还没等齐格蒙特三世到瑞典，他的叔叔卡尔九世就在瑞典搞了一场针对非路德宗人士的驱逐。齐格蒙特三世虽然任命卡尔九世为摄政并且承诺只有路德宗信徒才可以担任公职，于是加冕，但是在1594年回到波兰国内后就立马反悔，说承诺是在胁迫中签署的，并且派了一些人去保护瑞典的天主教徒。卡尔九世于是大怒，对瑞典的天主教徒展开了清洗。之后的战争中齐格蒙特三世被击败，卡尔九世在1599年成为瑞典实际统治者并在1604年加冕为国王。

这一系列经历可能使齐格蒙特三世的天主教信仰变得愈发狂热。自16世纪90年代开始，齐格蒙特三世就一改波兰过去的宗教宽容政策，在国内引进耶稣会的反宗教改革，同时试图削弱瑟姆权力，并且迁都华沙。为了巩固自己的力量，齐格蒙特三世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安娜结婚，这场婚礼甚至遭到了立陶宛大盖特曼扎莫厄斯基的武装干涉。

耶稣会士的改革首先是开学校。大量的教会学校的开设，逐渐从文化上将“波兰”和“天主教”绑定；其次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兰贵族对农民阶层的压迫，比如可能是为了给教徒留下做礼拜的时间，立法减少了农民为贵族服劳役的天数（每周三到四天），并且赋予他们离开农村的自由；再次是拿国内大量的东正教徒开刀，试图把他们改造成天主教会的波兰分支——这就是著名的布列斯特联合。^[5]这批新的天主教徒保持东正教的传统礼节，但是受罗马教廷的节制，也是后来乌克兰的希腊礼天主教会的起源。

齐格蒙特三世从宗教层面的改革是其政治改革的一个引子，其最终目的是加强王权。但问题在于，其推翻一个落后制度（过于膨胀的贵族权力）的同时也不得不推翻一个进步制度（宗教宽容），这就很尴尬。所以1605年-1607年的反叛，齐格蒙特三世遭到了贵族的强力回击，不得不撤回政治上的大部分改革，和瑟姆和解。齐格蒙特三世也是选举君主制时期少数成功将王位传给自己儿子的国王——尽管实际上还是选上去的。

但是宗教上的改革却没有撤回，此后，反宗教改革运动继续在波兰蓬勃发展，而且很讽刺的是，后来的天主教徒认为波兰是少数反宗教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区，波兰自中世纪开始的多元化、宽容的社会文化氛围，到18世纪末时已经基本消失了。

3.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和“大洪水时代”

宗教宽容政策的崩溃首先影响的就是南方哥萨克人。16世纪末开始，波兰下层贵族、犹太人、耶稣会士先后涌入波兰-立陶宛东南部地区，开垦土地，建立庄园，发展工商业。与生活在此地，信奉东正教的哥萨克人爆发了冲突。在宗教宽容时期，这种冲突可以被暂时遏制，但是当宗教宽容政策崩溃，这一地区的矛盾就难以调和——而齐格蒙特三世死后，瓦迪斯瓦夫四世希望重拾宗教宽容政策，但是遭到了已经成长起来的耶稣会士的抵制。瓦迪斯瓦夫四世死后，扬·卡齐米日难堪大任，在位当年就爆发了著名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波兰在1648年后的十多年里与瑞典、沙皇俄国两面交战。1655年瑞典军队几乎占领波兰全境，在波兰各地肆意亵渎天主教信仰，使得波兰民族主义开始觉醒——并且自始就与天主教意识绑定。尽管最后瑞典被赶出了波兰境内，但是波兰也丧失了对普鲁士地区的控制。而在南方，哥萨克人自此成为俄罗斯的藩属。

大洪水时代塑造波兰民族意识的同时，也对波兰的经济结构造成了严重破坏。首先是16世纪波兰实际上已经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城市工商业阶层，这其实是诞生新兴资产阶级的温床。但是大洪水时代后，波兰丧失了对工商业繁荣的普鲁士地区的宗主权，内地的农业剩余人口也不断减少，进一步遏制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作为工商业管理阶层的波兰犹太人，则在战争中遭到了血腥屠杀。赫梅利尼茨基的哥萨克人据传就在南方屠杀了大量的犹太人，波多利亚地区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后大量的犹太人也被征做苦工，在这一时期波兰犹太人人口下降了10-20万。

宗教和文化冲突迫使波兰更加仰仗贵族来对基层实现控制——或者说，波兰此时只能依靠贵族来对国家实现治理，波兰的社会文化也趋向保守。

三、派系冲突和域外干涉

1. “神圣联盟”对“虔诚联盟”

扬·卡齐米日并非没有尝试过对波兰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他失败了。1652年，波兰整个国家最危急的时刻，一个贵族弗拉迪斯拉夫·西辛斯基首次使用了自由否决权，瘫痪了当届议会，自此自由否决权开始失控。^[6]扬·卡齐米日也试图在瑟姆推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法，并且建立一般收税制度。一开始瑟姆初步同意了这个提案，但是关于国王的推选，扬·卡齐米日试图让瑟姆接受自己去世前就选出继任者，这个动议遭到了瑟姆的拒绝。

在之后的1661年瑟姆，国王敦促贵族议员们通过额外的税收法案，进行选举改革，以及给军队的士兵发放军饷。到了1662年，瑟姆依然否决了绝大部分改革。小波兰的贵族耶日·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是反对派的首脑。扬·卡齐米日在1664年直接指控卢博米尔斯基叛国。结果就是，卢博米尔斯基跑到西里西亚，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下发动了起义，组建了一个反对国王的“神圣联盟”，并且两次怂恿国内的支持者动用自由否决权迫使瑟姆议会直接解散，并且在1665年和1666年两度直接击败了国王的军队。这个神圣联盟主要由一些大贵族组成，这些人反对一切改革。而另一批贵族则忠于国王，在斯特凡·恰尔涅茨基的带领下，建立了虔诚联盟，与神圣联盟对抗。

这场起义的最终结果，是《莱格维察协议》。扬·卡齐米日承诺放弃改革，赦免叛军，卢博米尔斯基则签了一封道歉信。1668年，王后突然去世，扬·卡齐米日也心灰意冷，宣布放弃波兰王位，回到法国，再次加入了耶稣会。

2. “亲法派”对“忠诚派”

扬·卡齐米日退位后，波兰瑟姆选了没什么根基且资历很浅的米哈乌·克雷布特作为下一任国王。经历了瓦萨王朝的三个国王后，大部分波兰贵族觉得选外国人当国王可能会导致和外国的冲突，也有可能让王国利用外国的力量来对抗贵族们，所以更倾向于选一个本土的、知根知底且没什么威胁的弱势贵族。所以1669年，米哈乌·克雷布特就将会正式加冕。

但是国内依然有很多反对者。这时已经可以看到欧洲其他国家对波兰国内政治的影响了。

波兰贵族中有一批亲法国的派别，代表是波兰大主教普拉日莫夫斯基和盖特曼扬·索别斯基，他们就很反对米哈乌·克雷布特当选。而米哈乌·克雷布特假面后就要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埃利诺结婚。法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算得上是世仇了，所以亲法派极力抵制这次加冕。1669年，亲法派的贵族直接行使自由否决权破坏加冕的瑟姆，并且试图推选法国人查理-巴黎-奥尔良-隆格维尔伯爵当波兰国王。到1670年，这场斗争蔓延到地方瑟姆，波兰的国家机器彻底停转。一些国王的支持者公开要求弹劾索别斯基。

但问题在于索别斯基正在领导军队在南方抵御奥斯曼帝国。1671年，米哈乌·克雷布特国王支持斯坦尼斯瓦夫-维扎基的军队反抗索别斯基的命令，放弃了南方边陲伏尔加利亚，撤退到富裕的桑博尔地区过冬，并且给他们丰厚的军饷。而索别斯基的军队则没有得到军饷。

1672年，奥斯曼察觉到波兰国内的混乱，向波兰-立陶宛联邦宣战。但是国内的争斗依然无法停息，支持国王的“忠诚派”要求罢免波兰大主教，并且抄了索别斯基的家。立陶宛的军队支持“忠诚派”，并且组建了联盟。

眼看双方马上就要打起来，教皇的特使和克拉科夫主教连忙过来调停。同时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默德四世给波兰国王写了一封恐吓信，迫使波兰国内双方坐下来谈判并在1672年3月达成协议。随后索别斯基在南方打了几场胜仗，但是波兰最终还是把波多利亚割让给了土耳其人。

1673年，米哈乌-克雷布特去世。死因似乎是食物中毒，但是后来民族主义时代也有传闻说他是被一些对国立衰败感到愤怒的军官杀害的。

3. 奥古斯特二世的改革尝试和俄国势力的渗透

之后，索别斯基被选为波兰国王。索别斯基被认为是波兰的中兴国王，但是其主要的功绩也是在军事改革和对外作战中，尤其是维也纳之战中救援天主教联军，使得波兰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声望，日后被称为“天主教的救星”。但其对国内的政治问题依然是几乎束手无策。

索别斯基在位的末期就尝试过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也在波兰贵族的抵制中失败了。索别斯基算得上是齐格蒙特三世之后波兰数得上号的强力君主，是从军队成长起来的波兰本土贵族，但是也无法对抗波兰的地方贵族势力。

索别斯基死后，萨克森选帝侯“强人”奥古斯特二世为了当上波兰国王不惜改宗天主教，并在哈布斯堡王朝支持下击败了另一个法国候选人孔蒂亲王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二世作为萨克森宣帝侯无疑是很成功的，在改宗后还压制了国内议会，极大的强化了自己的绝对君权，扩建常备军，建设德累斯顿，把萨克森建设成了北德意志第一强邦，军事上甚至还要压刚刚崭露头角的普鲁士一头，文化上更是一枝独秀。

但是奥古斯特二世在波兰的改革却举步维艰。本来奥古斯特二世可以利用萨克森侯国的力量来对波兰进行改革，但是大北方战争的爆发阻碍了这一进程。奥古斯特二世本来试图和丹麦、俄罗斯结盟，趁卡尔十二刚即位，年轻不懂事，直接夺回17世纪被瑞典控制的波罗的海南岸地区。但结果是俄罗斯在纳尔瓦脆败，卡尔十二转过来对着丹麦和波兰就是一顿胖揍。1701年里加战役萨克森军队惨败，1702年卡尔十二就占领华沙和克拉科夫。

本身奥古斯特二世已经打算和卡尔十二讲和，但是卡尔十二扶持了亲瑞典的波兰贵族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当波兰国王。1706年瑞典军队攻进萨克森，奥古斯特二世被迫放弃波兰王位。但是很快，1709年波尔塔瓦战役中，彼得一世的俄罗斯军队彻底击败了卡尔十二，奥古斯特二世又重新登上了波兰王位，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则逃亡普鲁士。1721年《斯德哥尔摩条约》签订时，萨克森-波兰恢复了战前疆界，但是境内却是一篇残破，萨克森人口减少了15%，很快就被崛起的普鲁士超越，失去了北德意志第一强邦的位置。

1715年，奥古斯特曾经在波兰强行推进新税，并且建立官僚系统，提升政府效率，引发的结果就是波兰贵族立即反叛。奥古斯特二世带着萨克森军队进入波兰准备镇压叛乱，波兰贵族旋即向俄国人求援。1717年，彼得一世“居中调停”，使奥古斯特撤军，同时波兰瑟姆也同意国家维持两万四千人的常备军，并且建立了一些简单的行政机构。900万人口的波兰，两万四千人的常备军，相对的，俄国当时常备军人数可达25万，而战前200万人口的萨克森就有三万军队——而且国王对常备军没有控制权。这结果就是这仅剩的一点中央权力，变成了波兰大贵族们争夺的目标。同时，这次“居中调停”也使俄国人的势力逐渐渗透进波兰瑟姆，甚至到1719年，奥古斯特二世与英国、奥地利结盟的尝试都被国内亲俄的贵族势力破坏，这批亲俄派与原本就在瑟姆中根深蒂固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以及亲法派明争暗斗，为日后瓜分波兰埋下了伏笔。

奥古斯特二世万年也尝试将波兰的王位改成世袭制，但是依然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除了国内贵族的反对，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贵族们背后的外国力量的反对。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死后，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4.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古斯特三世“统治”时期

之前被瑞典人所立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女儿玛丽·莱什琴斯卡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妻子，所以法王路易十五非常希望自己的老丈人能再次当上波兰国王，制衡奥地利在东欧的影响力。俄国的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则希望葡萄牙的曼努埃尔来当波兰国王。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去世，很多波兰贵族支持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俄国和奥地利觉得曼努埃尔的竞争力不够，于是反过来推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胖子”奥古斯特，也就是后来的奥古斯特三世。俄国和奥地利军队直接动员军队包围波兰瑟姆，强迫波兰贵族们选奥古斯特三世，然而贵族们还是推选了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当国王。

而后，俄罗斯的陆军元帅彼得·彼德罗维奇·拉西率领俄军开进波兰领土，一部分亲俄的贵族（主要是立陶宛贵族）在米哈乌·塞尔瓦齐·维希尼奥韦斯基领导下直接就加入了俄国军队。虽然人数上亲俄贵族相对是少数，但是这批人得到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军事支持，迅速攻占华沙，莱什琴斯基逃到了格但斯克。1734年，俄国-萨克森联军攻占格但斯克，莱什琴斯基逃亡法国。

支持莱什琴斯基的波兰贵族组成了“吉科夫联盟”，并且得到了法国的支持。但是法国很远，无法直接派遣军队进入波兰境内，于是，实际上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最主要的战斗都发生在意大利和莱茵河一线。

吉科夫联盟在1736年就被俄国和萨克森联军彻底平定了，但是西面的战场上奥地利军队就很不顺利。法军完全占领了洛林公国，西班牙军队在比当度战役送给奥地利军队一场脆败，并且征服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两个王国。

1738年11月，双方签订了《维也纳协定》。奥古斯特三世加冕波兰国王，而莱什琴斯基则获得了洛林公国作为补偿。原来的洛林公爵、玛丽亚·特蕾莎的未婚夫弗朗茨·斯蒂芬，成为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继承人并与1737年继承公国。

这场战争算是日后两场围绕西里西亚的战争的前奏。而奥古斯特三世得到的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波兰。奥古斯特三世对波兰的治理没啥兴趣，其在位的30年中，呆在波兰的时间不超过三年。奥古斯特三世在波兰的代理人是海因里希·冯·布吕尔，波兰总督。而布吕尔又将权力下放给波兰的贵族。这段时期波兰事实上处在无政府状态，恰尔托利斯基家族和波托茨基家族争权夺利，不断通过自由否决权瘫痪瑟姆。奥古斯特三世在位三十年，甚至只有一场瑟姆会议通过了法案，波兰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7]

5. 巴尔联盟、第五次俄土战争和第一次瓜分

恰尔托利斯基家族是一个在波兰-立陶宛拥有亲王爵位的立陶宛和鲁塞尼亚人家族，他们的家族相对亲俄。1763年奥古斯特三世去世，1764年的国王选举瑟姆上，恰尔托利斯基兄弟在俄罗斯人的支持下，压制了亲奥地利的波托茨基家族的意见，扶植自己的外甥，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加冕波兰国王。

在俄罗斯的影响下，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开始推动波兰的政治和文化改革——首先就是宗教宽容政策。结果被国内的天主教徒视为恶魔。前面说到，宗教宽容原本是波兰的传统，但是在大洪水时代后，多次的异端、异教入侵以及长期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没有摧毁波兰贵族的特权，反而和波兰贵族特权融为一体。波尼亚托夫斯基改革还要求限制大贵族的权利，也遭到了大批贵族的反对。但同时，1768年的雷普宁瑟姆未经讨论强行通过了“俄罗斯和联邦之间的永久友谊条约”，以法令的形式确认了波兰是俄罗斯的保护国。

于是，反对宗教宽容政策以及反抗俄国渗透的波兰贵族们组成了巴尔联盟，对抗俄国的影响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改革。

巴尔联盟是一场非常矛盾的运动——一方面，其反抗俄罗斯的干涉，标志着波兰民族主义的彻底觉醒，是波兰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国渗透的独立战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进步的政治和文化改革，试图保留旧时代的特权和生活方式。

波尼亚托夫斯基本身试图调停巴尔联盟和俄罗斯的矛盾，但是失败了。南方乌克兰又爆发了克里伊夫谢那起义，使波兰国王应接不暇。巴尔联盟的势力不断向东部扩张。为了和俄罗斯势力对抗，巴尔联盟饮鸩止渴，向奥斯曼帝国请求援助。俄罗斯的一支骑兵部队追击巴尔联盟军队时，越界进入了土耳其控制的乌克兰巴尔塔地区，奥斯曼帝国于是称这批俄国人在当地进行了屠杀，向俄国宣战。巴尔联盟的军队在一开始获得了几场胜利，并且自行向欧洲各国派遣大使，还把自己的总部签到了匈牙利，希望和支持自己的奥地利、法国和奥斯曼讨论组建一个反俄同盟。法国在1770年派遣夏尔-弗朗索瓦-杜姆利埃作为巴尔联盟的军事顾问。1770年，巴尔联盟宣布废除波尼亚托夫斯基，甚至在1771年抓获了他。

但是很快巴尔联盟就遭遇到了重大挫折，1771年的兰茨科罗纳会战中杜姆利埃率领的军队被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击败。而后时英国和普鲁士在战争中支持俄国。奥地利一开始支持巴尔联盟，但是最终被瓜分波兰的利益诱惑，也开始支持俄罗斯。直到1772年，巴尔联盟彻底瓦解，最后几处据点也宣布投降。巴尔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都被俄国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俄土战争最终是以俄罗斯获胜而结束。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被俄国控制。

实际上在1769年到1771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已经接管了一些波兰领土，几乎没有遭到当地贵族的任何抵抗。1772年2月，普鲁士和奥地利、俄罗斯先后签署了瓜分波兰的协议。普鲁士割走了除格但斯克外的整个东波美拉尼亚；俄国则获得了西德维纳河北岸和德鲁齐河流域的白俄罗斯，包括波洛茨克和维捷布斯克；奥地利获得了小波兰西部的克拉科夫地区南半部、桑多梅日和加利西亚，包括南部重镇利沃夫。

由于波兰的中央常备军几乎不受国王控制，军事力量基本掌握在地方贵族手中。这些贵族军队完全无力保卫波兰的国土，实际上此时的外国军队已经在波兰国内驻扎。所以在1773年的著名的“瓜分瑟姆”上，波兰议会甚至在武力威胁下直接承认了这次瓜分。

6. 五三宪法、塔戈维查联盟和第二次瓜分

波尼亚托夫斯基尽管是在俄罗斯支持下上位，但是其本人思想确实较为开明，也有着强烈的改革意愿和救亡思想。在阻止瓜分瑟姆召开失败后，波尼亚托夫斯基开始寻求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和法国启蒙运动，大批波兰进步人士得到启发，发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1788年俄罗斯和土耳其交战，从当年开始到1792年，波尼亚托夫斯基在这批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连续四年在瑟姆会议上推动改革议案，包括勒令俄国军队从波兰撤军并且扩充常备军到10万。并在1791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三宪法》，提出了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利，遏制农奴制度，废除自由否决权等等。《五三宪法》确立了波兰的君主立宪政体，如果得以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波兰持续了近一百年的准无政府状态。

但是，《五三宪法》从根本上触动了波兰大贵族的利益。齐格蒙特三世、索别斯基、奥古斯特二世等人做不到的事情，波尼亚托夫斯基也很难做到。1792年4月，波兰和立陶宛的一部分权贵在圣彼得堡会盟，建立“塔戈维查联盟”，在俄国人的支持和直接干涉下，主张恢复贵族的所谓“黄金自由”，波兰护法战争爆发。

普鲁士在护法战争中一开始支持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因为普鲁士和荷兰英国结成了反俄联盟。普鲁士和英国在1791年“调停”俄国和土耳其的第六次俄土战争，迫使俄国提前和土耳其签订和约。但是在波兰-立陶宛东北驻扎、拱卫维尔纽斯的普鲁士军队在1792年俄军干涉波兰后，直接撤军，让俄国人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维尔纽斯。在波兰国王地侄子约泽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和美国独立战争英雄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地指挥下，波兰军队屡败屡战，甚至获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在俄军攻城下心态崩溃，在7月18号放弃抵抗，加入了塔戈维查联盟。大批原本支持国王的波兰军官和士兵不愿意投降，只能流亡国外。

1793年格洛德诺瑟姆在胁迫下废除了《五三宪法》，并且认可了第二次瓜分。俄国几乎拿走了包括明斯克在内的整个白俄罗斯地区，而普鲁士则削走了大波兰地区的一部分，包括波兹南。

7. 柯斯丘什科起义和第三次瓜分

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出生于波兰，在1776年到达美国，作为一名志愿者为大陆军服务。在1776年10月成为了大陆军的工兵上校。他被认为是大陆军最杰出的工程兵之一，在1783年晋升为准将，并且成为了美国公民。1784年，柯斯丘什科回到波兰，在之后的1789年被波兰王室晋升为少将。

护法战争中，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在约泽夫·波尼亚托夫斯基麾下作战。但在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投降后，柯斯丘什科和一批波兰军官逃亡到了德累斯顿。随后他加入了波兰的反抗组织，准备策动针对普鲁士和俄罗斯的起义。

1792年后，普鲁士和俄罗斯策动了波兰裁军计划，强破波兰军队从三万减少到一万五，并且将裁撤的波兰士兵编入自己的军队中。1794年，大波兰国家第一骑兵旅的1500人不服裁军令，进攻克拉科夫，击败了当地的俄国卫兵。自此波兰国内掀起了一场针对俄国军队的暴动。

柯斯丘什科在1794年3月24日于克拉科夫发表起义宣言。但是波兰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此时则反对起义，并且协同俄国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柯斯丘什科在之后被俄国俘虏并软禁。1795年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最终签订瓜分条约，将剩余的波兰领土全部瓜分：俄国获得了库尔兰和剩下的立陶宛，普鲁士获得了新西里西亚和华沙，奥地利获得了卢布林和克拉科夫。

波尼亚托夫斯基国王最终在1795年11月25日退位，此后就靠俄国的养老金生活在圣彼得堡，直到1798年去世。

后记

三次瓜分波兰最终彻底引爆了波兰民族主义。1796年，东布罗夫斯基在拿破仑和北意大利齐萨尔皮尼共和国的支持下组建了波兰军团，召集了大量的流亡波兰人。1797年，现在的波兰国歌《波兰没灭亡》的波兰名即歌颂东布罗夫斯基的《意大利波兰军团颂歌》成曲。

尽管东布罗夫斯基的波兰军团从未到过波兰，但是这批波兰人依然对拿破仑寄予厚望，希望法国军队能够帮助他们光复波兰。但是1801年吕内维尔条约的签署让波兰人开始对拿破仑感到失望。条约签署后的1803年，拿破仑派遣波兰军团去镇压海地独立——一个争取独立的被压迫民族，为了独立而替别的民族镇压另一个争取独立的被压迫民族，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中法军获得大胜，和俄国人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耶拿会战中战败的普鲁士王国需要割让自己占领的一部分波兰土地，拿破仑于此建立了华沙公国。

然而拿破仑失败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华沙公国再次被瓜分而消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波兰被瓜分的外因，是作为天主教世界的边陲，周边强敌环伺，生存空间有限；而内因则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下的近代化失败。

在中世纪后期，波兰通过宗教宽容政策成功整合了波兰和立陶宛国内的各种宗教社群，形成了中世纪晚期罕见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点上，波兰的政治是早熟的，而同期波兰周边的对手就相对差很多：条顿骑士团在立陶宛改宗后面临着目标危机，很难再从西欧腹地招募到狂热的十字军战士；而东方的罗斯诸王公还生活在金帐汗国的阴影之下。到16世纪波兰的黄金时代，通过普鲁士地区和国内犹太教社群的工商业和波罗的海贸易，波兰国力飞速上升。到齐格蒙特三世时期更是四面出击，打了许多胜仗，掩盖了波兰政治体制的矛盾——但是也要承认，那时的贵族民主制并没有发展到“自由否决权”滥用后的那么反动。

但自雅盖隆王朝结束后，选王制的波兰的国力就取决于选上去的国王的个人能力，同时国王和国王之间的政策几乎没有延续性。四面出击的齐格蒙特三世没有真正消灭任何一个敌人；而其引入反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塑造了波兰的统一信仰，却也破坏了波兰难得的宗教宽容传统，使得国内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在17世纪中叶总爆发，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自由否决权也在齐格蒙特三世死后彻底失控，使波兰的国家机器完全失灵，并且这种失灵状态持续了一百多年。

波兰能以一种无政府状态维持这一百多年不被吞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也得益于波兰周边的强敌过多——在18世纪末之前都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所以才能留着这块巨大的无主之地。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瑞典基本退出了列强行列，奥斯曼一蹶不振，中欧北部的德意志邦国已经完全无法和普鲁士对抗，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的影响力则远远不如俄罗斯，波兰地区的地缘均势已经崩溃，俄国很自然而然的就将波兰的绝大部分地区纳入统治。

欧洲各国的近代化有两条大致的路线。第一条就是国内资产阶级势力足够强大，能够独立发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比如荷兰；另一条就是由传统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出面调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建立所谓“开明专制”，典型例子就是普鲁士和俄罗斯。但是波兰这两个方面的条件都有所欠缺。17世纪的战争使波兰人口减少，农业减产，或许导致了更大比例的波兰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进城从事工商业；犹太人阶层在战争中人口锐减也破坏了原本由犹太商人构造的城市工商业体系——这导致了波兰的工商业阶层一直存在感不强。而相对的，波兰的传统贵族阶层在欧洲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强势——毕竟很少有国家能搞出来占人口10%的贵族阶层。结果是波兰数任国王试图推动改革时，都不知道能依靠谁。另一方面，选王制导致了波兰君主缺乏权威，而且由于不知道王位能不能传给后代，所以对国家的治理也缺乏使命感——典型的例子就是奥古斯特三世，完全荒废了波兰宝贵的三十年；而尤其是自由否决权的滥用和中央军事力量的薄弱使得波兰君主几乎不可能建立如普鲁士或者俄罗斯那样的“开明专制”体制。尤其是索别斯基后的波兰国王，可以算得上是彻底的“孤家寡人”，波兰国王这一头衔能给他们的真的只有一顶王冠。

波兰的近代历史充满了“矛盾”，几乎每个波兰君主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比如齐格蒙特三世，试图通过引进反宗教改革来进一步削弱国内大贵族的权力，但是削弱大贵族的权力失败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却保留了下来——成为雅盖隆王朝后波兰少数的真正发生了“改变”的政策；比如巴尔联盟，作为波兰历史上最早的谋求民族独立，反抗外国干涉的运动之一，发起者却也是一群保守的、反动的、无法接受任何近代化和进步的贵族阶层；到了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这个末代国王这里，矛盾更是达到了顶峰。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俄罗斯人扶植的傀儡国王，也是唯一的真正动员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波兰君主和改革者；他是波兰近代化的最后希望《五三宪法》的推动者，却在护法战争中向敌人投降。波兰国歌歌颂的意大利波兰军团从未到过波兰，其中大多数人死在了镇压另一个民族谋求独立的运动中。

就连波兰的民族主义叙事也是矛盾的。在18世纪后期，民族主义者们批判“萨尔马提亚主义”，认为“萨尔马提亚主义”代表着波兰旧贵族的守旧、反动、愚昧；而当波兰消失后的19世纪，“萨尔马提亚主义”的形象又发生了反转，成为了在亡国期间波兰民族主义者构建波兰民族形象的载体。^[8]

参考

1.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228175637/http://www.bartleby.com/67/556.html
2.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tutes_of_Piotrk%C3%B3w
3. ^ https://doi.org/10.28131/n.cnki.ncshk.2020.004362
4.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ter-Reformation_in_Poland
5.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of_Brest
6.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C5%82adys%C5%82aw_Sici%C5%84ski
7. ^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4StZDvPCcJEC&pg=PA659&redir_esc=y
8. ^ http://www.ruf.rice.edu/~sarmatia/497/wask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