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引起蝴蝶效应改变历史行程的小人物？ 第1页

1963年10月，一个叫周鸿庆的中国翻译，在随团赴日参加会议期间叛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原本一个小人物临时性的冲动行为，却让日本政府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焦头烂额，甚至扰动了几乎整个亚太地区的各方政治势力。

1963年9月6日，应日本油压机械工业协会的邀请，中国油压行业组成了一个8人代表团，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和行业经验交流。44岁的周鸿庆作为日语翻译，随团参加了整个访问活动。

10月6日晚，东道主在东京巴莱斯宾馆举办欢送晚宴为中国代表团饯行。宴席中，酒过三巡的周鸿庆语出惊人，毫不掩饰地在日方面前流露出对日本繁华物质生活的向往及对中国生活艰苦的不满。

碍于礼仪，席间的中国同僚们不好当着日本人的面说周鸿庆什么。回到下榻酒店后，同行的代表团成员也是室友的赵尔恭批评了周鸿庆的言论，并表示回国后要向周的单位领导反应他的这种不正确思想。

周鸿庆深恐回去之后会受到处分，躺在床上左思右想难以入眠。黎明时分，周鸿庆趁赵熟睡，悄悄从酒店溜了出去，乘出租车前往台湾驻日“使馆”。

不知是何原因，司机误将其载到苏联驻日使馆门前。此时，苏联使馆尚未到开门时间。情急之下，周鸿庆翻墙进入苏联使馆内，随后被使馆警卫人员拿下。而这一幕，刚好被东京警视厅一名警员看到。

层层上报之后，日本方面知道这下出了大事。东京警视厅麻布警察署署长一上班就亲自跑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引渡周鸿庆。

起初，苏联使馆方面蛮横拒绝商讨周的引渡事宜。随后，事件为各方面所知，苏联使馆外聚集了大批华侨和日本各界人士进行抗议。各方面压力之下，苏联使馆于10月8日凌晨将周鸿庆交给了东京警方。10月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裁决周鸿庆违反“入境管理法”，将其移交东京出入境管理局关押。

台湾方面得知此事后，于10月16日上午派出驻日“使馆”秘书吴玉良连同日本律师藤井五一郎会见周鸿庆。会谈中，吴玉良劝说周鸿庆以“政治避难”的理由对外宣称自己愿意来台，而台湾方面将给予优厚待遇。

同日下午，受日中贸易促进会委托的小田成光律师也会见了周鸿庆。周鸿庆称自己想留在日本，实在不行则可以去台湾，总之决不回大陆。小田告知周鸿庆，如果其想留在日本自己可以试着帮忙，但如果前往台湾，可能此后无法与家人联系。

周鸿庆听后，知道自己可能被台湾方面政治利用了，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称想留在日本，或者去美国、泰国、澳门等等，不愿去台湾。临别前，周还请求小田律师帮忙活动一下，撤销上午给吴玉良和藤井的委托书。

10月21日，小田再次会见周鸿庆，并带来了一封周妻从国内写来的信。信中称：

“你一直未归，我和孩子整日以泪洗面。我想你大概因为没有过去的斗争经验，才会犯如此错误。但你要热爱祖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要保持坚定的意志，早日回国。”

小田律师带来的除了周妻信件，还有从大陆方面传来的口信：

“早日回国，不会考虑给予处分；如不回来的话，与其去台湾不如留在日本；不会给你的家人施加压力；可以自由地与你妻子交流；请考虑自己的艰难处境。”

10月22日，周鸿庆再次会见小田律师时，提出留在日本，无论如何不愿去台湾的想法。影响周鸿庆最终态度的，不仅是小田律师带来的周妻信件和大陆方面口信，还有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文的一番谈话。

吴普文是22日这天同小田律师一起会见的周鸿庆。吴一见面即语重心长地说：

“小周，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国人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怀着民族自豪和气概。你的事，我们既理解，又同情，但最终怎么解决，还是要你来决定。”

周鸿庆表示，自己出逃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起初仅仅是害怕被处分而已，没想到闯了大祸。事情闹到这个样子，自己也无脸回国见人了。

吴普文接着表示：

“对祖国和家庭的爱，咱们中国人都抱着同等强烈的热情。想我已经离开祖国二十年了，经历了种种痛苦和悲伤。每每变得心无斗志的时候，都会想起深爱的祖国，那个我父亲和先祖的国家。这些年我已经老了，健康状况也不行了，已经感到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死在祖国，回归祖国的土地。”

话说到这里，吴普文拉着周鸿庆的手，二人一同痛哭了起来。

吴接着说道：

“你说你此次行为没有政治目的，但是那些敌视中国、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势力没有趁此机会利用你达到政治目的吗？”

周鸿庆连忙解释道：

“我没有去台湾的意思，我死也不去台湾。只是当时我的勇气不足。自从我被收容在此，台湾方面的人用扩音器对我进行欺骗和威胁，说我已经被中国政府定为反叛者，妻子也被强迫与我离婚……”

吴普文最后说道：

“小周，如果你愿意留在日本，我们华侨都支持你。然后，不管什么时候，还是回到祖国去吧。”

周鸿庆听后，点头表示同意。

10月25日，台湾方面代表吴玉良和律师藤井又提出想与周鸿庆会面，但被周所拒绝。26日，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正式发布将周鸿庆遣返回大陆的命令。

事情到此，本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身处台湾的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后愤怒不已，于29日电令驻日“使馆”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政府鉴于台湾方面的反应如此剧烈，在发布了遣返令之后，拖延发放周的出国许可，以期先将周羁留在日本，待与台湾方面商谈后再做定夺。

眼见回国之事被阻挠，从11月1日起，周鸿庆便以绝食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即：“一定要回到祖国，如日本政府不允，则以死抗争。”

11月5日，绝食数天的周鸿庆身体已非常虚弱，日本政府乃允许担保释放，并将周送往东京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治疗。入院期间，周鸿庆又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强调自己想要回国的愿望。

在此期间，事件逐渐发酵。包括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东京华侨总会等32个政党和团体为周鸿庆回国一事到处奔走。压力之下，日本政府于1964年1月1日给周鸿庆发放了出国许可。

1月9日，周鸿庆从大阪乘坐“玄海丸”号轮船踏上回国之路。日本政府出动了百余名警察沿途护送登船，又用军舰一路护送至中国领海。3天后，周鸿庆抵达大连，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日友好协会、中国机械工程协会多家单位领导连同周的妻儿在大连迎接。

当日，中国机械工程协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讲道：

“尽管周鸿庆犯有错误，但他以爱国精神战胜了蒋帮的诱惑和威胁，毅然决然地进行了绝食斗争，终于胜利返回祖国怀抱，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他在行动中实际上已经改正了错误，对他这种热爱祖国和敢于同敌人斗争的行为，我们表示欢迎。原单位已经决定对周鸿庆进行宽大处理，不咎既往，不仅不给予处分，而且照旧录用，并保持原职原薪。”

至此，“周鸿庆事件”中周鸿庆本人的戏份已经杀青，但由此事件产生的影响却越发难以收拾。

早在周鸿庆还在疗养期间的1963年12月26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便对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后宫虎郎表示，如果周鸿庆最终被遣返回大陆，台湾当局将对日本采取严厉报复。

12月30日，当获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已经批准了周的出境许可时，台湾当局立即对日本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并召回了驻日“公使”、“参事”等高级官员。

1964年1月1日，周鸿庆正式拿到出境许可的当天，台湾本岛爆发了抵制日本的“五不”活动，即：不买日货，不说日语，不看日文书报，不看日本电影，不听日本广播。1月14日，得闻周鸿庆已经回到大陆之后，约20名激进分子甚至冲进了台北日本“使馆”进行打砸。

这就不禁使人要问：周鸿庆既非政治要人也非军事要人，为何台湾当局要对一个小人物是否来台如此在意，甚至不惜和日本闹翻呢？

周鸿庆来台，虽然几乎不会给台湾当局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但其潜在的“精神影响”和政治意义却是巨大的。

早在台湾当局刚刚得知周鸿庆事件发生之时，岛内便开始对周鸿庆进行炒作，称其为“反共义士”。炒作了那么多天，结果周回国了，国民党政府如何在台湾民众面前下得来台？

自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一直非常冷淡。特别是1962年的台海危机之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事实上放弃了“武力反攻”的计划，对大陆的策略也改为30年前对付红军的那一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可本来胸有成竹的“靠民主感召大陆人士来台，以期大陆政权自行瓦解”，却没有按想象中的剧本进行，反倒是“投共”的比“投台”的人更多。

一来为了给岛内还在幻想“反攻”的人士以信心，二来为了使民众、盟友（特别是美国）相信台湾国民党政权还是有能力有希望的，争取一两个“投台”分子过来再大肆宣传，成了当下台湾当局唯一能做也必须要做的事。

再说日本政府方面：自日本首相池田勇人1960年第一次组阁以来，日中关系开始逐渐趋于缓和。

1960年12月，池田首相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预期到1970年日本国民收入将会较1960年实现翻番。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除了加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外，那个拥有6.5亿人口的近邻，无疑是无法忽视的贸易对象。

1962年11月9日，日本通产省大臣高碕达之助与中方代表廖承志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因廖承志和高碕二人姓氏首字母，该备忘录又被称为《LT贸易备忘录》。该备忘录的签订，标志着战后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次年8月，日本仓敷株式会社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大陆出售了整套维尼纶生产设备，并且其中的75%以年息6厘的贷款方式支付。这一优惠措施，与日本给予西欧国家的条件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贷款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已由民间提升到至少是准政府间的关系。

正是在池田的推动之下，日本对东北亚各国的外贸总额之中对华贸易比例由1960年的3%，上升到1964年的20%以上。

因此，台湾方面强烈反对日本向中国大陆出口整套设备，就算退而求其次，台方也不能接受由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贷款的方式。双方就“维尼纶事件”展开一轮又一轮的交涉，关系闹得十分紧张。

一事未平，一事又起。1963年9月19日，池田首相在一起采访中对美国记者公开说道：

“……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此话一出，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公开驳斥了池田勇人的讲话，并且紧急召回了“驻日大使”张厉生以表抗议。台日关系降到了冰点，大有“断交”之势。

好巧不巧，半个多月后“周鸿庆事件”发生，到此也可以大概理解为什么一个小人物周鸿庆的事可以引发台日之间如此大的风波了。

池田政府面对台湾当局政治上的抗议和经济上的抵制，并没有服软迹象，反而光速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台湾的反制措施。诸如：放弃从台湾进口大米转而向中国大陆发出购买意向；优先向中国大陆大量出口化肥，而非台湾；日本政府甚至放言去古巴购买糖以取代从台湾进口……

那么，台日之间最后又是如何收场的呢？

相信大多数人猜也猜得到了，最终出来“搓合”的就是美国。而整个事件中，美国的态度是最饶有趣味的。

起初，美国尽量避免过度卷入周鸿庆事件之中，先静观其变，而后根据日本政府的态度施加“微调”式的影响，原则是尽量尊重日本政府的政策独立性。

美国对日本政府的干预也仅限于1963年12月27日美国驻日公使爱默森会见日本外务省官员时，提出

“将送周回国的日期拖延数日以照顾台湾政府的面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便是上文所述周鸿庆虽被强制遣返，却迟迟拿不到出境许可的原因。

那么，美国政府为何如此“尊重”日本政府的政策独立性呢？

战后美国对日本政府的事事操纵，让日本民众日益不满。1960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在国会上通过了《美日安保条约》。随后，不满岸政府的日本民众发起了总人次以亿为单位的群众示威游行。虽然群众运动最终被镇压，《美日安保条约》也被强行通过和生效，但岸信介也不得不迫于压力而下台。此事给了美国政府一个警醒，即战后日本民众左翼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在涉及日本政府之事时不能操之过急，身段尽量要软。

至于美国政府对台湾方面，态度则完全不同。针对台湾朝野的强烈反应，美方给予更为强烈的压制，以一种近乎命令的态度令台湾方面执行美国政府的意愿。

1964年1月4日，美驻台“大使”赖特在会见蒋介石夫妇时强调：

“美国认为日本政府处理周鸿庆事件的措施是妥当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友好国家看到其在太平洋上的两大盟友（台湾和日本）关系出现破裂的话，那么台湾政权在他们当中的地位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赖特的此番话语让蒋介石夫妇震惊之余又无法接受，二人随即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了一番批驳。但赖特并未改变态度，会谈不欢而散。

精彩的是，美国的态度在1月27日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变。因为，1964年1月27日，全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法建交！法国媒体《世界报》高喊：“两个具有独立性的国家走到一起来了！”

被誉为“外交核爆”的中法建交，其意义和影响绝不仅限于中法两个国家之间，篇幅所限不作详述。但有一点不得不提，中法建交让美国政府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彻底流产。因此，美国无法再坐视台日两方面继续争斗下去。

1964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台。会谈中，腊斯克表示美日之间正在商讨如何阻止法国承认新中国一事，因此就需要台湾当局不仅不能在这个紧要关头拖日本政府的后腿，反而台方最好能同日本站到一起来反对法国接纳新中国。之后，台湾方面口头和事实上均遵从了腊斯克的建议。

1月26日腊斯克又紧急赶赴日本，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但腊斯克此行却不同于前几天在台北一般顺利：大平正芳表示美国应当尊重日本的外交独立性，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日本政府事事跟着美国意愿走。

腊斯克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警告大平正芳美国政府不希望美日关系受到日本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影响。

尽管会谈之中，大平没有明确表示服从美国的政治意愿，但腊斯克的讲话不可能不给池田政府造成压力。同时，日本国内以岸信介、佐藤荣作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则趁机给池田内阁施加压力，不久之后大平所称的独立性便看不到踪影。

1964年2月23日，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作为池田勇人的特使代表日本政府出访台湾，双方在“共同反共”这一方面达成共识，日台关系逐步恢复。

在周鸿庆事件发酵之初，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人物的一个临时性决定，会将如此多政治势力卷入在内。其中，尤以日本政府承受压力最重。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表示自己简直成了“周鸿庆大臣”，三个多月中为周的事情东奔西跑焦头烂额。

“周鸿庆事件”这样一个政治乌龙事件，之所以能一波三折，除了与周鸿庆本人胆小怕事想一出是一出有关外，也与日本政府的矛盾是分不开的。

从1951年旧金山媾和开始，日本政府便执行“吉田书简”中所说的“政经分离”政策。60年过去了，中国已不再是那个中国，日本还是那个日本。“政治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精分”模式，不知还能玩多久？

居然没人提到崇祯四年吴桥兵变，这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明军小兵因偷窃食物引发的影响明清鼎革因果顺序的标志性事件，也是小人物的国恨家仇，在不断背叛与绝望后，迸发为吞并山河的无尽复仇的开端。这次兵变彻底解体了明朝对后金的整体战略，并且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可靠的成功经验。理解了这次兵变的始末，也就能理解为何满人以巨大人口劣势却能横扫天下，为什么大明会有那么多人争先卖国求荣。

在这次兵变中涌现出许多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逐渐出现在史籍的文字中，这些人物后来都封爵锡藩，成为手握重兵的藩王大帅。作为清朝招降纳叛最显著的旗帜，东江降将三王一公的显贵是明朝众多降臣降将觊觎的目标。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中，这些人作为清初南方战场的主要将领，在军事和政治上都相当程度地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崇祯二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后，将东江镇一分为四，自己的亲信徐敷奏和后金逃来的将领刘兴祚各统一协；原东江副总兵陈继盛和毛文龙从子毛承禄各领一协。本回答的主要人物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最初隶属于陈继盛麾下，后投奔登莱巡抚孙元化。

孔、耿二人离开东江的时间和原因不详，可以从二人的过往找到一些痕迹。在毛文龙成名之战镇江大捷之前，孔有德就跟随左右，是奇袭镇江的二百人之一。孔有德虽年少，但人高马大，骑射和搏杀功夫很好，“躯干伟长，善骑射，工击刺，一时武才，无出其右者。”“骁勇善斗，临阵先登为诸将冠。”而且为人多智，很会说话，这点和毛文龙很像，和毛承禄关系很好，毛文龙十分喜爱他，收为养孙，改名毛永诗，让孔有德做自己的亲卫，累功至参将。

练兵游击毛文龙将亲兵一百九十七人袭破镇江城，有德其一也；骁勇善斗，临阵先登为诸将冠。文龙爱之，养为孙，名毛永诗。文龙开府皮岛，有德累官至参将。《吴耿尚孔四王全传》

耿仲明也是个特别的人，脸黑得像“深墨”，手掌却“洁白如玉”。他在文化上比孔有德稍强，孔有德不识字，耿仲明“识姓名”，和孔有德一样身材修长，骁勇善战，被毛文龙收为养孙，改名毛有杰，同样深得信任，主掌东江的钱帛和军械。耿仲明最让人称道的是他长期潜伏在后金的老巢沈阳，刺探消息，后金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耿仲明的这段经历。努尔哈赤死前背上生疮，前往温泉洗疮的消息，明朝方面最早是被耿仲明侦知。

有海州门下人耿仲明者，其胆最大，其心极细。臣向托其坐定沈阳，以通消息。至今年八月初二日急归报臣：老奴背生恶疮，带兵三千，见在威宁堡狗儿岭汤泉洗疮，请臣急发精兵一万，竟可取奴。《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李九成也被毛文龙收为养孙，改名毛有功，也是个骁勇之将，尤善火枪，“可择人命中”。耿仲明、李九成、陈有时在东江镇军中号称“三大王”，可见东江全盛时三个少年人是何等意气风发。

有三个领队头目一拥勒马，狂呼直上。都司毛有功等急发鸟枪矢石，俱即打下马来。都司毛永诗等左右冲敌，余贼惊慌，随将三个尸首捎驮马上，并将余尸都拖拽奔回去讫。《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被杀时，“岛中将士闻其死，皆哭。”孔有德终其一生都对此耿耿于怀。孔有德封王入关后，谈起毛文龙，仍然抑不自胜。毛文龙丧停登州时，孔有德亲自安排船只迎接。孔有德路过杭州时，四处寻访毛文龙的儿子不得，只找到故屋三间，已经易主，孔有德“流涕去”。最后找到毛承斗，孔有德浑身战栗，大声嚎哭祭拜毛文龙。在桂林开府后，孔有德派人请来毛承斗，已是世袭罔替藩王的孔有德对毛承斗“执礼甚恭”。毛文龙死后23年，孔有德兵败桂林。临死前，仍然对此难以释怀，他回忆自己少时漂泊辽东，与毛文龙开辟东江，仍然称呼毛文龙“大将军”，认为毛文龙“以忠受戮”。临死之际仍然念念不忘毛文龙之死，可见这件事对他的影响之大。

定南王孔君分藩广西，道经钱塘，觅将军子不得，其故屋三间，已易姓，孔君流涕去……有故校知将军子所，迹至，厚赠之，亲诣将军栗号而祭。《毛总戎墓志铭》
初，皮岛之溃，文龙麾下先后来归，封王、封伯、为总督、为将军者甚众。独有德心念旧恩，言及大将军时事，辄于邑不自胜。文龙丧停登州北寺，有德亲具舟，从海道遣人迎之，将葬于辽阳；舟至中流，飓风倏起，怒涛山立，有德拜而言曰：公不欲往东耶？因返舟，舟移而风止……及开府广西，复迎事文龙子诸生承斗，执礼甚恭：可谓不以盛衰改节、不以新故易志者也。《吴耿尚孔四王全传》

耿仲明对毛文龙的死亦是如此，在被派去支援大凌河的路上，耿仲明对孔有德说：大将军以乌合之众，跋山涉险，万死为了恢复辽东，最后落得个冤死的结局。

会御东师出兵而饷不至，仲明顾有德叹曰：大将军要合义旅、跋涉荒、出万死以复疆宇，而卒之冤死；我与若，直几上肉耳。可郁郁久居此乎？《吴耿尚孔四王全传》

而与东江有关的辽将和辽人情形又如何呢？刘兴祚和祖大寿的例子可以看到，崇祯朝君臣的道德水平已经降到何种不堪之地步。刘兴祚是辽阳本地人，十二岁时被后金军俘获，深得努尔哈赤喜爱，唤之“爱塔”。他很早就暗通明朝，凡是反抗努尔哈赤的辽民或是部落，刘兴祚都资助逃亡东江，连耿仲明兄弟也是他送来的。后刘兴祚自己诈死入皮岛，因家人俱在后金，不能抛头露面，躲在耿仲明处。毛文龙部下捉回的后金俘虏供述，后金将领抱怨毛文龙书信哄骗讲和，而且哄骗刘兴祚逃亡。刘兴祚给皮岛的见面礼是“杀死我人二千余名，又带我部落四百名，马四百余匹，盔甲器械全全拐去。”

内听得敌说屡次有书差人送于毛都督讲和，虽有书回我，俱是哄我……又将我心腹刘爱塔等兄弟七人收回岛去。爱塔杀死我人二千余名，又带我部落四百名，马四百余匹，盔甲器械全全拐去。这样哄我，实不甘心，又屡次被他袭杀，吃了大亏。《东江遗事》

毛文龙六月被杀于双岛，十一月后金从喜峰口破关之前，袁崇焕将徐敷奏和刘兴祚召回宁远，得知后金破关后，命徐敷奏守山海关，没有带刘兴祚入关。袁崇焕在十二月初下狱，孙承宗再次督辽，祖大寿这时已经叛逃回了锦州，孙承宗命刘兴祚率亲卫二百及八百辽兵与后金军战于太平路，斩首592级，为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军单次斩级数最多者。辽镇每年几百万两军饷养出的关宁军自入援以来畏敌如虎，从不主动攻击后金军，几乎没有斩获，甚至在后金围攻北京时叛逃而去。而一个刚刚投降明朝的后金将领以自己200亲兵和临时招募的800辽兵血战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果。

皇太极虽然早已通过内奸确认了刘兴祚诈死逃亡明朝的事实，还曾发信给袁崇焕招降他。这时得知刘兴祚大量杀伤后金军，恨之入骨，他说：“朕思擒刘兴祚，胜得永平。”尽发明军内奸和哨骑侦知其所在。崇祯三年正月初三，刘兴祚在永平刚刚卸甲，即陷入重围，遭到阿巴泰与济尔哈朗前后夹击，刘兴祚来不及穿甲，只穿箭衣迎战，从日出战至日落，斩级600余，最后壮烈战死。后金军将刘兴祚尸体运回，皇太极下令分尸泄愤。

六日丙戌，晴。祖总兵领大兵西援，诸将官皆出饯。今日仅宿红花店云。夕闻刘兴祚被贼杀死，其侄子收败卒还到西关里云，不胜惊叹。贼奴渐逼，闪报日闻，罔极罔极……刘副将营内逃出兵报称，刘副将阵亡，亲身中二箭二刀，驮尸于马上去。孙爷即回府，唤报人诘问遇贼始末。报称，虏拿住永平中军，问信知刘副将所在，挑四千精骑追围，刘副将下马先射，死义，虏伤甚众。《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庚午元旦，兴祚方入永解围，至两灰口，陡遇敌数千骑，以驼马逸，不及甲，箭衣力战，自寅卯至申，杀贼无算，无何中流矢死。贼得兴祚尸，驮归老营，于广众之前，剖胸裂肠，快泄其愤。《边事小记》
使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将五百人求兴祚。兴祚将趋山海关，阿巴泰遮其前，济尔哈朗迫其后，遂战，甲喇额真图鲁什获兴祚，杀之，执兴贤以归。库尔缠解衣瘗兴祚，上命发而磔之，库尔缠复窃收其遗骼。《清史稿》

袁崇焕其实也不信任刘兴祚，只是用他来对付毛文龙和控制东江而已，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后金破口，袁崇焕入关，“以兴祚新至，不同行。”真到了紧要关头，才能看出袁其实不信任他，以至于皇太极得到祖大寿身边的后金奸细的密报，刘兴祚已经来到山海关，还以为他也随着袁一起入关了，所以在蓟州投书给袁，希望刘兴祚回归。袁崇焕下狱后，祖大寿部队被北京百姓在城头扔石头砸伤，“辽人俱是奸细”的传言四起，三日后关宁军叛逃回了锦州。彼时身在山海关的刘兴祚作为后金的降将，也受到许多质疑，只有孙元化认为辽人可用，临时拨了八百兵给他指挥。孙承宗也不敢将刘兴祚留在山海关，让其领兵西援。刘兴祚也知道自己被怀疑。彼时祖大寿还在锦州，后金正在关内四处攻城抢掠，各路援军集结京师，关内城池要么被后金占据，要么闭门不纳援军，反而是最危险的地方，先前赵率教3000骑兵就是因为被遵化闭门不纳而在野外遭遇后金军全部覆没。

督师入援，以兴祚新至，不同行。十二月枢辅孙公奉命来关，兴祚与其弟兴贤谒于关西红花店，时已领宁前孙副使所拨兵八百余，令其西援者。人或因其援而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枢辅乃发同郑一亨之一千八百，靳国臣之夷丁三百，暨随行张汝行之四百，王承胤、石国柱之三百，合之为四千，以护永平及建昌一带。而永平道又以兵多费饷欲驱散之，枢辅屡谕不从。《边事小记》

至于《督师纪略》中提到刘兴祚死后，孙承宗为刘兴祚请恤，应该是作者为为孙承宗督辽期间东江屡生内乱而为孙推卸责任，由结果反推而称赞其识人之明，所生造的情节。其情节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前文提到是孙元化拨给刘兴祚800兵，而非官职更大的孙承宗。朝鲜使臣完整记录了刘兴祚部下逃回向孙承宗报告战况的内容，并没有说刘兴贤未死，以当时战况的惨烈，认为刘兴贤也战死才是合理的，既然孙承宗为刘兴祚请恤，有什么理由不为同时战死的刘兴祚兄弟请恤？更为夸张的是，孙承宗还到处跟人说刘兴贤迟早要叛变，这岂不是等同于说刘兴祚也要叛变？孙承宗在没有情报得知刘兴贤生死的情况下，实无必要专门上个奏疏反对孙元化为刘兴贤请恤。从后面皮岛内乱的原因看，陈继盛得到谍报说刘兴祚再次诈死投降，而刘兴祚死在关内，这个消息只能传自关宁，皮岛都能到消息，说明人在山海关的孙承宗早就知道这个传言了，他不给刘兴祚请恤才是合理的。《国榷》与《崇祯长编》对此也均无载。

公疏请优恤，有旨：恤从优荫其子大缙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初宁前道详请并恤其弟兴贤。公特疏兴贤以兴祚兄弟，初见红花店，谓兴祚攒眉有死色，兴贤终当为（虏），每为人言之。至是知其面无死法，竟不入疏。侦人来，兴贤果在（虏）中。后兴贤以书招兴治，致江东惨杀之祸，而刘氏一门遂尽。人莫不异公之识。《督师纪略》

但作者作为孙承宗多年的幕僚，深知孙承宗对辽人的态度。他这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孙元化与孙承宗对待辽人的不同之处。孙元化认为辽人可用，不分关宁东江。而孙承宗的辽人可用，只包含辽西关宁的辽人，对东江系统的从来都是不信任的。比如朝廷曾发100万两赈济通过山海关逃到北直隶和山东的辽民，而从东江而来辽民则丝毫未给。同是辽兵，关宁“月饷兵钱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东江兵食不充腹，卧草餐霜，天启二年至七年，东江六年所得粮饷总计仅和关宁三个月的粮饷数量相当。毛文龙在奏疏中不平地问“臣以为同一兵士，而东江与关宁两视，不知作何主见？”这也是朝野认为毛文龙跋扈倨傲的原因之一，也是本回答的主题吴桥兵变的诱因之一。

查得辽民昔从山海关流移北直、山东一带者，户口不满二十万，而我皇上怜其丧家之苦，发帑金一百万赈济之，至今津、沧、潍、宁间辽民感激，俱思杀贼报效。今臣海外接渡，同一辽民，分毫未沾。《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尚可喜投降后曾对皇太极说：“辽人男妇奔逸各岛者，不下百万。”毛文龙生前，对于东逃辽民有一些微薄的救济，每人月粮三斗，并安排在东江各岛上屯种。东江全盛时期，各岛开垦田地可收获约十万石，仅和朝廷拨付粮食的最低水平相当。据赵世瑜教授的分析，朝廷发的粮食只能维持2万士兵的口粮，考虑到数十万乃至百万的辽人难民，这些粮食实在是杯水车薪，东江海贸换取粮食是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也是唯一选择，满文文献中时常见到东江的采参者被后金杀死，明朝和朝鲜文献中毛文龙直接贸易，有时赊欠货款等行为，乃是生存绝境下的不得已选择，袁崇焕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在杀毛之前彻底禁止东江海运。

将军屯兵平岛，开督府于朝鲜之新改馆驿，日以招集辽民，安插屯种，拣练将士为事。凡归止之辽民，每口月给粮三斗……大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公招集辽民，安插屯种。周回岛屿，星列棋置，如石城有田一万亩，设参将刘可绅领兵二千人防守；如常山岛长百余里，有田万亩，设守备钱好礼领兵三百名防守；如鹿岛周围数十里，山环险峻，设游击朱尚元领兵一千名防守；如广禄岛有田数万，设游击张继善领兵三千余名防守；如弥串、千家庄等处届数十百里，有田十余万可屯种，今俱次第安插辽民。去今两岁开垦颇多，各岛除选兵外，合有辽男妇四五十万，今秋成熟便可积谷十余万。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刘兴祚抛家弃业为明朝血战而死，生前的巨大战功未得表彰，死后也没有得到朝廷抚恤，反而流言四起说他再次投降了后金，引发了皮岛的第一次内乱。在皮岛的刘兴治本就不满，陈继盛又收到密报称刘兴祚是诈死，其实又投降了后金，其他在岛上的刘氏兄弟都心怀不轨等语。这封揭帖被刘兴治得到，他以为是陈继盛写给朝廷诬告他，所以佯装给刘兴祚治丧，待陈继盛等人来祭拜时，伏兵出将陈继盛、调兵官王远、督粮经历刘应鹤、中军李柏等十一人抓住杀死。

东江署前协事刘兴治，阵亡副总兵刘兴祚之兄也，素武健，怨弟死未恤，而署岛副总兵陈继盛误听谍报，谓兴祚未死，且有以其弟兴贤书报之者。兴治遂佯为兴祚斋，荐诸将咸吊。辛卯，继盛亦至，兴治伏兵庑下，甫一拜即前擒之，并执调兵官王远、督粮经历刘应鹤、中军李柏等十一人，手出刘兴祚诈死不忠，其在岛兄弟子侄咸怀不轨之揭以示继盛，以为出继盛手，将上之中枢，假朝命诛兴治者。继盛愕不知所谓，兴祚即以诸人徇于军中，谓此曹同谋，揭部害己，不得已诛之。军中皆唯唯，是日遂杀诸人于市，自为奏疏，极言兴祚报国之忠、兴治行权之妙，托之在岛商民以闻。《崇祯长编》

这次内乱后，岛中粮食耗尽，朝廷又不发粮，刘兴治不得已放许多人出去朝鲜乞讨，许多人被朝鲜当地人杀死。刘兴治只得发文向朝鲜借粮。在吴桥兵变前夕，沈世魁对朝鲜接伴使哭诉岛中军民饥饿惨状。在沈世魁之乱后，朝鲜使臣登录其中一岛，村落宛然，还可见石磨等物，只是田地荒芜，空无一人，不禁怆然。

兴治作乱之后，岛中粮絶，而天朝不为之给饷，遂发汉人，讨食于两西。民皆苦之，有时袭杀汉人，死者颇多。兴治患之，乃使国海，诈受军门伪咨，来借军粮及战马…… 今请贵国，于冬月无遏岛籴，更蠲万石，以资接济，是使我民， 死而生也……沈世魁、张焘见接伴使，流涕言军民饥饿之状。伴臣以闻，上命给海西米二千包。《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
往村落故墟摘桃而来，墙垣礎砌，宛然依旧。且有石磨等物，水田陆田皆干陈荒秽，无人物踪迹。盖沿海数十百里之间，荡无居民，为空虚之地。念之怆然矣。《韩国文集丛刊》

关宁军则不仅粮饷充裕，孙承宗对关宁军更是是呵护备至，为掩其罪不惜公然指鹿为马，已到了黑白不分之地步，这也是大凌河之战后发生吴桥兵变的主要原因。祖大寿在十二月三日公然叛逃，孙承宗上疏说祖大寿本想“束身待罪”，但看到溃兵没有统属，恐怕为患滋大，所以也跟着一起溃逃了。又说辽人多诈，辽兵要挟主将是经常发生之事。若崇祯宽恕其罪，辽人辽将必“豪杰用命”。

该臣看得辽兵胁将习为固然。祖大寿当兵众东奔，原欲束身待罪，而兵散无统，为患滋大……而大寿随具禀挑兵赴战……宽其既往，励其将来，将雷霆总是天恩，而豪杰用命，逆（虏）可灭矣。《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

孙承宗这是颠倒黑白，祖大寿要是真那么老实“束身待罪”，怎么会鼓动辽兵东溃？孙承宗奏疏中所谓祖大寿“具禀”说要挑兵赴战，却不敢把祖大寿的原话奏给崇祯听。祖大寿根本不是被兵众胁迫，也不是为了怕乱兵为患滋大，他完全不怕承认自己主动统兵叛逃。

夕时有马总兵世龙赍敕及孙军门书，持上方剑宣召入见。则祖总兵曰：奸臣用事，陷害忠良。我军力战杀贼，而功归于满桂，且不给军粮，故军心愤怨，不得已还来。今若赦袁爷斩奸臣以慰军心，且给每名银五两，则当还人京讨贼云云。《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以上是孔、耿二人离开东江的背景。东江分崩离析，二人“常悻悻不得志”，投奔登莱巡抚孙元化帐下。时间来到崇祯四年七月，孙承宗修大凌河城，完工之时后金大军即将城池合围，城内有祖大寿部及修城民夫共三万余人。孙承宗派出吴襄等四万军救援，九月二十七日援军在长山被金军击败。十月初二，皇太极从锦州捉来的俘虏口中得知，孙承宗已从锦州逃往山海关。此时城内粮尽，已到了人相食才能存活的地步。二十八日，祖大寿为取信后金，当着后金将领的面，杀害不愿投降的副将何可纲，带领仅剩的还没有被吃掉的一万余人投降，祖大寿“食人魔”外号由此而来。

是日，命苏达喇、乌拜率每旗大臣各一员及每牛录护军各一人，前往锦州、松山一带捉生，杀八人，生擒九人解来。讯之，言吴总兵官、金副将、桑阿尔寨携百人遁去。其余众将士，均为尔等所杀。孙阁老、太监二王公，已由锦州逃往关内等语……二十八日，诸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均与祖总兵官合谋归降。唯副将何可刚拒降。祖即执之，命二人推出城，於城西壕外斩之。行斩时，何可刚含笑而一方不出。於我诸将前斩何可刚毕，祖总兵宫遂遣其属下副将四员、游击二员来誓……《满文老档》

祖大寿将儿子祖可法等人留在金营为质，向皇太极建议由自己率兵作突围状回到锦州，再伺机献城。皇太极同意。祖大寿十一月初一进入锦州，向朝廷奏报自己破釜沉舟杀出重围，由于大雾笼罩，金军不及追击。

前锋总兵官祖大寿自大凌城突围而还，疏奏被围将及三月，城中食尽，杀人相食，势难保守，遂于十月二十九日亥时破釜沉舟，率领标下都司等官祖尧勇、施大勇、祖泽远、崔士杰、史明显、刘成功、卜全胜、赵邦宁、郭进道等弃城杀出，得夺白云山，赖雾罩不为追及，已于本月初一日二更进锦，余官俱在围中杀散，尚未集齐。《崇祯长编》

孙承宗十月初二前就逃回了山海关，却在十一月十五日奏疏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自己的帮助下祖大寿如何用计杀出重围。孙说士兵想要挟持祖大寿投降，何可纲主张战死不降，乱兵将之杀害并且分食。又说祖大寿为了用计出脱，率27人入金营，与四位酋长结为兄弟，对方给与赏赐，祖大寿都用计拒绝了。后金想要取锦州，祖大寿说我和各将家人都在各城，如此他们必死。后金酋长说你任去安排。祖大寿以儿子为质，返回了大凌河城。十月二十九日孙承宗派援军直攻金营，金军人慌马乱，自相攻打。祖大寿对后金将领说，此时我杀出重围，明朝必不疑我。于是金军将祖大寿送出大凌河，初一日步行进入锦州。孙承宗最无耻之处是他明明早就逃回了山海关，却在奏疏中借祖大寿之口说自己还在锦州前线，而且十分怀疑归来的祖大寿，将他严防。祖大寿派使者去金营说希望多放些明军俘虏回锦州，自己才好举事，使者见到祖可法等人质均已被杀害。崇祯接到奏疏称赞祖大寿“兵不厌智……大寿此时只一意战守，贼来便杀，便是真正用智之人。”

孙承宗向明朝奏报祖大寿留在金营的人质子侄都已被杀，替祖大寿遮掩这些人已经降金且被皇太极收养的事实。加上己巳之变时皇太极特意从永平掳去的祖大寿兄弟子侄，祖家此时投降后金的人数达到三四十人。这些人被皇太极以原官任用，以祖可法为例，成立汉军旗时被委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在清军入关时原地复活，先后任卫辉和湖广总兵，封三等子爵。

祖大寿在孙承宗的帮助下，被崇祯赞为“忠智脱困”，继续担任辽东前锋总兵长达十年时间，直到松锦之战时本人也降金了。也就是说，明朝的辽东防务自己巳之变后到明朝灭亡的十五年时间里，完全操诸首鼠两端的祖家之手，焉能不败亡。《明史》评价袁崇焕之死“明亡征决矣”，恐怕不只说袁崇焕作用多大，更有不便明说的上述之意。

在大凌河被围时，八月二十二日兵部调皮岛副总兵张焘、登州参将黄蜚辑孔有德部于双岛会合，再横渡渤海至辽河三岔河口“张声牵制，相应登岸夹击”。九月二十七日海上才有顺风，张焘率拼凑出二十一艘可以航行的船从皮岛出发，士兵行粮每人仅米一斛，银五分。途中多次遭遇逆风和飓风，船只有的触礁损坏，也有积朽不可修者，行粮也多被海水浸泡不能食用，在广鹿岛借船粮之后，十月十七日抵达双岛。遇见孔有德则刚从三岔口遭遇飓风回到双岛，报告称三岔河口河水高急，海面低平，涨潮才能驶入辽河，如果退潮则无抛锚之处，停泊之所。河口之处已结坚冰，无可飞越。

兵部为激励张焘等人，每兵发粮一石。扣除在广鹿岛所借之粮，每兵到手仅一斛而已。当时士兵身上“衣无薄絮，身无分文，盔甲不充，火药不备”，且无一门西洋火炮。随行的葡萄牙统领西人士兵行李兵器因为飓风全部丢失。十一月初一日见有东南风即准备出航，而当夜有起西北飓风，二十一艘船，损坏12艘，剩余9艘也开始漏水。张焘恳请拨发船只24艘，且发西炮、火药、盔甲，并预支开春粮饷，让士兵可以购买御寒之衣。与对关宁的态度不同的是，崇祯完全不信张焘的话，“圣旨……张焘等只以遭飓坏舡为词，着兵部看议来说。”

海路不可行，兵部在十月二十三日命孙元化从陆路调兵出山海关往救大凌河。十月二十五日孙元化调孔有德部从双岛前来。而三日后祖大寿就已经投降了。由于上文提到的祖大寿和孙承宗的奏疏，明朝并不知道实情，还以为只有祖大寿逃出，大凌河事尚有可为，故而没有停止调发登莱援军，悲剧就此拉开序幕。

十月三十日，孔有德率辽兵800人启行。他本就不愿援救关宁军。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前文提到，孔有德一直对毛文龙之死不能释怀，而关宁军，特别是袁崇焕亲信徐敷奏更是杀害毛文龙的执行人之一。此人在毛文龙生前，曾到东江，以“大粮大饷”煽动毛文龙部下哗变，本应斩首，被袁崇焕一力保住，后又被袁崇焕安排成为东江协将，是东江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之一。孔有德应该内心十分痛恨此人。而对于其他关宁军，从毛文龙的奏疏看，东江军普遍不满关宁“大粮大饷”，而且“又不见敌”，战力低下，不堪复辽，对二者待遇的巨大差异愤愤不平。孔有德作为毛文龙的亲卫，耳濡目染，也应该是这种看法，而如今又让他去援救兵精粮足的仇人，他自然是不愿意的。

独幸辽东部院袁崇焕念切同舟，疏遣都司徐敷奏会哨商榷进剿至计，讵知徐敷奏图入高丽之愿不遂，辄不体上台本意，不谙军中机宜，带舡五十余号，各岛停泊，执旗谣称奉旨接渡辽众，以就大粮大饷。愿去关上者，即现给与银米，官去加升，兵去厚赏。苦极枵兵，久知关上粮饷按月给发，又不见敌；非比海外缺粮乏饷，冒险冲锋，一闻其说，谁不愿往。满载去者无数，及有由陆奔窜被虏截杀者亦无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当初关宁如何兵马，如何甲仗，一闻虏至，弃城而走……海外有信总兵，自无虚兵马，必发大饷，一日不得饱之官兵，亦得与关宁同沾雨露之恩，而剿奴复辽，在指顾间矣《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客观上，孔有德还是愿意从海上完成牵制任务。孔有德出自东江，而东江自成立以来作战以登陆骚扰为多，后金没有水师，所以奈何皮岛不得，这样援救比较安全。从他很早就去三岔河口勘探水流地形，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完全抗拒救援关宁的军令，海路牵制未成的主要原因是主力张焘无法前往，作为辅助的孔有德不可能独自前往。而陆路则不然，同是辽军，他十分了解金军和关宁军的战力，吴襄四万人援军都在长山被击败，孔有德带着东江旧部仅800人往救，此行几无生路。

行至吴桥时，当地知县是前辽东巡抚毕自肃的哥哥毕自寅，毕自肃在崇祯元年宁远兵变时被辽兵绑缚锤击，羞愤自尽，当时孙元化正任宁前兵备。所以毕自寅对孙元化和辽人素无好感。辽人在山东境遇相当悲惨，当地人以众欺寡，侵夺辽人仅剩的财产，诬陷他们“养患可虞，通夷有据”，往往一人株连至十人丧命，因一事而怀疑千百辽人，辽人富贵者罹法，贫者投奴。

登之辽人与始为乱之辽人犹有限也，海外之辽人无限也；登之辽人犹有妻子也，治乱之辽人已为饱鹰也。海外之辽人穷而悍，与虏同性，勾联入登，其势愈张，难破矣……辽人有二等，有南四卫之辽人，有北四卫之辽人，今之贼，北四卫之辽人也，性与虏同……自三韩沦没，辽人进关百万余，辎重十倍之，辽俗不耐饥渴，流离伤心，所在有争，争则人欺其孤，且利其有，不曰养患可虞，则曰通夷有据，株连吹求，因一人而毙数十命，一事而疑千百人，十年来摧折殆尽，富者罹法，贫者投奴。《陈太史无梦园初集》

孔有德部经过时，知县毕自寅“闭城罢市”，民众应之，孔有德部行粮已尽，“无所得食”。时值隆冬，饥寒交迫之下，士兵在当地乡绅王象春的庄园偷食了鸡犬，王象春的儿子大怒，先将其父名帖投给孔有德，要求处置犯兵，见孔有德无有所动，后又亲自找到孔有德，孔有德无奈将犯事士兵捆打，并贯耳游街，其他士兵怒而放火烧毁了王家庄园。

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县人罢市，众无所得食。一卒与诸生角，有德抶之，众大哗。九成先赍元化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吴桥。闻众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相与为乱，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众东。《明史》
发辽卒千人授游击孔有德、千总李应元往……初无往意，勉强前赴，沿途观望，至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次于吴桥。时官兵屡过地方多骚扰，以故民皆闭门，兵无食宿皆怨。适部卒与生员相争，有德笞之，众遂哗然（原注：时屯兵新城乡绅王象春庄，白食鸡犬，春子怒，先投其父名帖，复亲讲其兵不法状，有德将兵捆打、贯耳，兵遂将庄焚毁，春子潜逃）。次日，千总李应元与其父九成缚有德于演武场，首倡反谋，有德从之（原注：九成初为元化市马，马价荡尽，至吴桥，适与有德遇，遂与应元谋，以为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叛谋益决）《平叛记》

王家是世家大族，王象乾在崇祯年元被袁崇焕推荐出任宣大总督，王象恒官至应天巡抚，王象复为保定府同知，王象鼎为吏部考功司郎中，王象丰为参将。王氏与户部尚书毕自严的淄川毕氏世为姻亲，不仅在山东，在朝堂也有巨大影响力。远征辽东的必死命运和得罪王氏、毕氏的巨大压力下，荡尽买马银子的李九成与儿子李应元将孔有德绑缚演武场，加上耿仲明的劝说，也许是想起了毛文龙无辜冤死，以及刘兴祚的悲惨命运，每年几百万军饷的关宁动不动就要东江这群叫花子饿着肚子去送死援救，全军的不平之气已忍无可忍，孔有德最后同意造反。

孔部攻王氏家族所在新城，杀死王象复及其子，王象春逃脱。后回攻登州时，山东辽人群起响应，于崇祯五年正月占领登州，获得城内西法训练的鸟铳和火炮，登莱巡抚孙元化自刎未死，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徵，标将张焘被俘。孙元化、宋光兰和王徵昔日收留孔部，孔有德感念其恩，“不肯加害”，因孙元化自刎，又遍搜王徵其身，防止自刎。张焘是东江旧部，也没有杀害，将四人全部放归。

初三之夜，内溃外应而城破矣！叛将不肯加害，且令兵士卫守。少刻，则孙抚台乘马而至，见城已破，辄自刎仆地。叛兵细搜徵身，恐亦自刎，防范愈严。《恳祈炤察登州兵变前后事情揭帖》

明朝命总兵金国奇，副将靳国臣，参将祖大弼、祖宽，以及大凌河之战中被罢免的总兵吴襄等统帅“关宁夷汉官兵”12000人，昌平总兵陈洪范，义勇总兵刘泽清，密云副总兵率马步兵6000人，参将王之富，王武纬率3000人三路进剿，孔有德不敌，最后在崇祯五年九月被围困于登州，双方血战登州达四个月，李九成、陈有时战死，朝廷方面总兵金国奇卒于军，副将王之富、王来聘战死。

崇祯六年二月，孔有德率部2万余人突围出海，如此逆境下孔耿还是不愿投降后金。孔部与明军在海上激战，欲夺取旅顺为立足之地不果，耿仲明致信明朝愿恢复金州赎罪，而东江总兵黄龙欲将孔耿赶尽杀绝，不从。明军水师连败孔耿，并檄朝鲜封锁孔耿陆上退路，绝境之下，孔耿在广鹿岛小圣庙占卜之后，致信皇太极，后在东江镇的起点，小城镇江登岸投降。

吴桥兵变因孙承宗与祖大寿狼狈为奸导致延宕军机而起，对明清鼎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孔、耿投降后，东江的内乱并未结束，孔、耿带去的西洋枪炮极大地增强了清军的战力，黄龙在孔耿随清军攻旅顺时战死。沈世魁接掌岛事，欲杀尚可喜，后者无奈降金。清军在火炮助力下，很快征服了朝鲜，攻灭了皮岛，明朝对后金整体战略三方布置策彻底解体。

孔有德、耿仲明本是明军中备受冷落的小人物，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史籍中，最后成为清初南方战场的藩王大帅，开启了清初三藩体制的先例。皮岛陷落时东江军民战死者五、六万人，沈志祥收拢东江各岛溃卒2000余人投降清朝，被封续顺公，至此，东江镇除战死者外，绝大部分被清朝收入麾下。

令人不解的是，明朝许多人对此并不可惜，反而有一种“二十年积患，一朝而除”的放松感。

而被明朝弃之如敝履的辽人，则是清初战场中对南明作战最为坚决的力量，成为清初稳定统治的重要支柱，据学者统计，顺治朝辽人即占了总督和巡抚缺的约 77%，布政使与按察使的 48%，道员的 34%，知府的 39%，州县正官的 21%；汉军至康熙朝亦仍占总督和巡抚缺的 51%。

这次兵变是崇祯朝君臣道德水平下降至无可救药之境，人心丧尽至社会道德体系瓦解的完整呈现。小人物的悲喜情仇，在时代巨变的洪流荡涤中，激奏出大明灭亡，天下倾覆的悲歌，听之不禁有何至于此，不该如此，又或许本应如此的幻灭感和意难平。这段历史读下来，自为内乱，终至分崩，掩卷叹息，这本不该是大明的结局。

梨花女子大学学生（已被其母校和毕业高中取消身份，现学历是初中）、2014年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金牌获得者郑维罗。

这么说各位可能不熟，她还有另一个身份，朴大妈闺蜜崔顺实的女儿。这位在网上炫了个富，和网友撕了两句逼，最后诞生了大韩民国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

一个小小的富二代女大学生炫富嘲讽别人竟然导致大韩民国总统被弹劾下台（摊手）。

1.无名小卒的一个笔画，影响了一个国家的进程

1930年4月，阎锡山与冯玉祥结成反蒋联盟，发动了讨伐蒋介石的中原大战。

（图为冯玉祥）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这场战争所能引发的历史走向可见一斑。

为了集中精锐兵力消灭蒋介石在河南的有生力量，阎锡山和冯玉祥召开了联席军事作战会议，制订了精密的作战计划。

会上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各派出一支精锐部队，在河南省的沁阳县会师，一举消灭驻在河南省的蒋介石军队。

沁阳在河南省的北部，此处北临山西，而阎锡山的军队的主力部分驻扎在山西。对阎锡山来说，沁阳离山西较近，进可攻、退可守，是绝佳的战略位置。

散会后，冯玉祥的作战参谋很快就拟定了一份调动部队的紧急命令：“昼夜兼程，直插沁阳，与阎锡山部会师。”

大家注意看这张地图，北为山西，为阎锡山的军队驻扎之地。但南为湖北，为蒋介石重兵把手之省。

言及此处，该是我们改变重大历史的“小人物”登场了。

那撰写命令的作战参谋官，做事马虎，又缺乏地理知识，竟把沁阳的“沁”字，多写了一撇，写成了“泌”字，如此一来，集结地点“沁阳”变成“泌阳”。

倘若如此倒还好，若没有泌阳这个地方，或是泌阳离战区甚远，那这个错误还有纠正的可能。

毕竟如果泌阳是在福建，没有那个傻瓜军官会真的日夜兼程前往沿海。

然而历史偏偏要和所有人开玩笑——真的有“泌阳”这地名，还不偏不倚正好在河南省的南部！

直直对上蒋介石位于湖北的大军！

（由此图可知，一南一北相距甚远）

奉调集结参战的部队长官，接到调动军令后非常惊讶，脑子里闪过一个问号，这是靠近蒋介石势力范围的地方啊！

但是军令如山，部下们养成了“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习惯，故不再向总部询问，立即带领部队星夜赶赴离真正会师地点相隔200多公里的泌阳。

再说阎锡山部队按预定时间赶到沁阳，左等右等，眼看会师时间已过，还是看不到冯玉祥部队的影子。

阎锡山部队因人数少，不敢单独作战，立即打电报询问冯玉祥，冯玉祥一查，才知道奉调的部队已经奉命挥师南下，背道而驰，赶去泌阳了。

且眼看就要被蒋介石部队重兵包围。冯玉祥大惊，急令撤退，但想完成原定的作战计划已经来不及了。

（图为阎锡山）

就是粗心参谋多的这一撇，使阎锡山和冯玉祥的联军陷于被动，冯玉祥的部队接到命令,匆匆赶往泌阳,结果贻误战机,错过了聚歼蒋军的有利时机,使蒋军获得了主动权.在近半年的中原大战中,冯、阎联军处处被动挨打.一字之差,最终导致冯、阎联军在中原战场的全面失败.

这位怒刷存在感的参谋，最后当然落得个枪决的下场。

最后说个知乎上经典的小人物改变大历史：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 左，乃陷大泽中。——《史记.项羽本纪》

李垂的《《导河形胜图》》和宋、金、元三朝的灭亡。

北宋初年，辽朝强大，1005年宋辽签定盟约，一位叫李垂（此人贡献了一个成语：趋炎附势，不是说他自己哦）的士人写了一篇文章，认为黄河河道会持续北移（从汉朝到宋朝，黄河河道确实北移了），最后会流入辽朝境内，契丹人便可顺流而下，黄河天堑不能再护卫开封京城。

这反映的是古人对自然的粗浅认识，实际上不那么正确。

但是1048年，黄河下游小规模改道，向北数里，宋朝君臣受到极大刺激，认为李垂所言是真，一旦最后黄河流入辽朝，契丹水师直接南下直扑东京……我的妈呀太可怕了！于是宋朝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黄河改道工程，史称“三易回河”。基本目标是让黄河笔直向东而非向北。

以古代的知识水平，怎么可能改变黄河？加上后来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新旧两党围绕黄河大做文章互相扯皮，导致黄河屡泛屡决。

首易回河，还没有动永济渠，而是把黄河水导入六塔河，当年“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

再易回河，吸取教训，没有整个黄河东移，而是修了一条向东的支流，东、北两路，事成之后，宋朝君臣决定再接再厉，盯上了永济渠。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

御河就是永济渠，从此开始，永济渠的灾难开始了。

朝廷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文彦博就说：“今乃取黄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纳，必致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致淤淀。凡上下千余里，必难岁岁开浚。”但是宋朝已经决定作死了。

黄河母亲立马奖励了他们的胆量：“未几，河果决卫州。”（《宋史·河渠志二》）

作死成功，君臣开始反思。"御河狭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纲运转入大河，而闭截徐曲。"赶紧把永济渠恢复吧，没想过到刚干完，第二年“，户部侍郎蹇周辅复请开拨，以通漕运，及令商旅舟船至边。”拍脑袋决定，反复做死，今天堵明天通。“或作或辍，迄莫能定。”永济渠严重毁坏。“御河数为涨水所冒，亦或湮没。”

到了哲宗年间，三易回河轰轰烈烈的大幕拉开，“大河东流，御河复出。”朝廷抓紧时间修了河堤河坝，然而被扒拉的一塌糊涂的黄河也不知道该怎么流了。“明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复用夫七千，役二十一万余工修西堤，三月始毕，涨水复坏之。”

永济渠乃是北宋三易回河时期华北河流的缩影，宋朝君臣持续做死，坏田过三千万亩，数百年来水未有如此之大，“河北千里萧条间无人烟”。空耗国力，使得北宋国虚民穷，被金朝铁蹄直接踏破。李垂获得成就：文章灭国。

金朝接手华北，也接手了一地烂摊子

“大定八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

”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卫州界多被其害。“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沟。“

”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廷津京东埽，弥漫至于归德府。“

”二十六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至二十八年，水息。“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金世宗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内外皆安，唯独和黄河搏斗了一辈子，临死估计都在恨李垂，他孙子完颜璟即位后发了狠，治河！用吃奶的劲儿治！！！

但是此时黄河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妙，北宋末年杜充妄图决河阻碍金军（好耳熟的剧情）导致黄河南下夺淮，金朝初年黄河得不到照顾屡屡泛滥，已经形成了数股分水河泄入海中，究竟怎么维护呢？金朝最繁华的经济区是济南一带，当然希望倚靠水利，于是田栎建议放水入梁山泊，由南北清河分流，这样对山东和中都（今北京）有益。换句话说还是北流不要东流，反正金朝不怕契丹人。

然而黄河表示妈妈怎么流不用你管：“八月，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

没办法了，那就顺着黄河来吧，按照规划，黄河改为东流，去掉北流，还是李垂先生的那套。

“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金朝当时人口5300万左右，可以说丁男都被拉去堵黄河了。这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开始着手统一草原，准备向金朝开刀了。

金朝时代，黄河灾祸不断，金朝末年，赋税全部用来治河，国家财政日益枯竭，以至于蒙古仅用28年就灭掉了金朝。李垂获得成就文章灭国x2

金朝灭亡，黄河依旧任性，至元九年，黄河给了忽必烈一个下马威：“卫辉路新乡县广盈仓南河北岸决五十余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势未已，去仓止三十步。”显然去掉北流让黄河再一次不稳定了，新兴的元朝继续治理黄河，但是究竟该怎么引导黄河，大家依旧莫衷一是。有人主张继续搞北支流分水，而有人认为现在的入海口已经可以了，在大臣们积极讨论的时候，黄河年复一年的泛滥。

元朝末年黄河泛滥，元顺帝以贾鲁治河，征集百万民夫疏导。为此民怨沸腾，终于有一天，民夫们挖出了个残疾人石像……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朝亡。李垂获得成就文章灭国x3

朱元璋称帝的洪武元年，黄河马不停蹄的继续泛滥，翻翻明史河渠志，有明一代河患不绝。

不过可喜的是，到此时，黄河北支流终于逐渐断绝，只剩下向东去，在连云港一带入海的南支流了！经过近三百年的不懈努力，李垂先生文章里的目标：黄河东流终于实现了！至此中原大地广有屏障，再也不用担心朔河南下的契丹铁……欸？契丹人呢？

1931年6月，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突然叛变，导致当时潘汉年、周恩来等人处于被一网打尽的险境，上海的地下组织也面临着被连根拔起的境地。

就在这时，一位至今鲜有人知的女子挺身而出，一举改变了历史走向。这个人就是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湖南浏阳人。当时，她年仅24岁，任书记处秘书（小科员）兼交通员（特工）。

22日下午，法租界知名律师陈志皋是黄慕兰的热恋男友，二人打算看电影。见面后，他们感觉离电影开演还有较长时间，随就近来到一家咖啡馆坐下闲聊。

不久，陈志皋看到同学曹炳生走了进来，他是租界的法语翻译。二人相见，高兴地交谈起来。

曹炳生调侃道：“老同学，真羡慕你呀，还有闲暇陪女朋友来喝咖啡。看看我，命多苦，还要忙工作，准备去办理一个人的引渡手续。今天一大早，巡捕房抓住了一个的重要人物，长着酒糟鼻，镶着金牙齿，左手只有4个手指头，大概50多岁，湖北人。一开始，像只高傲的大公鸡，可当他看到刑具时，立刻就怂了，什么都交待了。”

正说着，有人来叫，曹炳生便匆匆离去。

这时，黄慕兰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浓浓的危险气息。他当即起身，借口身体不适，让曹柄生将她送了回去。

一进家门，黄慕兰迅速抓起电话，打给了刚刚就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潘汉年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赶了过来，二人当即对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进行逐个排查。因为，向忠发年轻的时候，嗜赌成隐，被债主剁掉了左手的一个手指头。

排查结论，这个叛徒竟然是“总书记向忠发”，着实令潘汉年、黄慕兰心惊不已。

潘汉年深感事态严重，不敢耽搁，随之向周恩来报告了详情。

周恩来接到密报，立即悄悄转移到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暂住。同时，身在上海的其他中共地下党成员，也陆续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接着，为了确认向忠发的叛变事实，周恩来派出一队特科红队的队员，埋伏在自己之前居住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公寓附近。当晚，队员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来到了公寓门前。这个人拿出一把钥匙，轻松地打开门，他们还对公寓进行了仔细搜查。

这下，向忠发的叛变事实已经确凿无疑。因为，这个公寓共有三把钥匙，周恩来和邓颖超各有一把，而另一把则在向忠发的手中。

后来才知，向忠发准备去往中央苏区工作之前，为了他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将他安排到自己的公寓和自己同住，并提醒他当前局势严峻，平时尽量不要外出，更不能到外面过夜。

6月21日夜里，寂寞难奈的向忠发悄悄溜了出来，跑到了情妇杨秀贞处鬼混。次日清晨，在返回途中，不幸被人指认出来，并被巡捕房逮捕后，做了叛徒。

可以说，当时的黄慕兰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科员，却能通过敏锐的观察，从别人不经意间的谈话中嗅出危险的来临，从而化解了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巨大灾难！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辞世，享年110岁。

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教员的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