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什么下不抵抗命令而丧权辱国？ 第1页

穿越一下：

假设九一八之前发生的一切不变，九一八当天张学良接到沈阳电话后突然被人穿越，然后下指令坚决抵抗。

在军事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驻沈的第七旅仍然是按照之前铣电（铣电真实性问题参考九一八蒋介石不抵抗铣电真实性考证）的指示，并未做任何抗战准备；东北讲武堂的武器仍然是入库的，从教育长到总队长、教官、队长都不在。沈阳陷落的方式不会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大约是抗战最早殉国的将军就是王以哲或者赵镇藩，而等不到一年之后的韩家麟（不过我猜就算是下了死守命令，王以哲也会跑掉的）。

长春和吉林的沦陷也不会有不同，因为张作相还是在北平，吉林军政大权还是在熙洽手里，而熙洽正在做满洲国复辟的美梦，并且是进攻长、吉的第二师团司令多门的学生。所以长春的守军还是会被熙洽调出城外，给日军消灭，冯占海还是会撤到阿城、五常一线。

张海鹏、于芷山仍然会直接附敌，因为现实中他们附敌也不是日军进攻不得已。

所以，在军事上，9月底南满大部分地区沦陷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被穿越的张学良决定抵抗，他如果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是为了收复吉辽，保住黑龙江，必然的逻辑是：

1、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或者至少总动员；

2、要么蒋介石直接主持对日抗战，要么最少授予张学良在华北、东北对日交涉权；

3、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对苏复交，争取苏联政府对孤悬在北的黑龙江省抗日部队的理解和支持，提供后方和补给；

4、作为达成3的必然条件，Guo Gong需要开展和谈，停止JiaoGong；

5、如果 3、4做不到，必须果断自治，在东北、华北搞Guo Gong合作；

6、要求国民政府立刻解决宁粤对峙问题，释放胡汉民，甚至满足粤方要求一起下野，共组团结政府；

7、同阎锡山等华北反对势力妥协，共赴国难，但还得防止他们趁火打劫（这个最难，阎31年8月突然从大连回晋，就是在日本支持下进行的。）

8、将华北非张系嫡系部队，比如商震、傅作义、宋哲元、汤玉麟等等，同东北军按一定比例共同派往东北，先击败张海鹏，确保开鲁-洮南-龙江生命线。

……

如果张被穿越了，并且打算这么做，如果蒋公、汪逆没有被穿越的话，可以肯定，从蒋介石到汪精卫，必然会把中日战争扩大化的帽子扣在张学良身上，指责他军阀作风，目无中央，不顾国家民族等等等等。

现实中，33年5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国民党北平党部立即发文：

冯玉祥这次异动，封闭党部，擅委官吏，破坏中央行政系统，无异宣告独立，实在与抗日宗旨相背驰，似此举动，实为亲者所哀，而为仇者所快。冯氏侈言抗日，乃与中央故意为难，徒唱欺世盗名，将来由此横生枝节，冯氏实应负责。甚望冯氏服从中央意旨，共济时艰，幸勿以一己之恩仇而走极端。

同盟军攻克多伦，收复察东，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通电评价如下：

数旬以来，冯焕章兄在察哈尔一切布置，其心固可念，而其事则至危。盖守边而不秉命于中央，则其结果必为丧失领土……至于守边之策，在严治防守工具，并整顿纪律，不在多招散兵，以致内溃……今者多伦已告收复矣，惟非取自日本军队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径磋之愚，固不敢掩人之善，然若因此而遽以为吾国现有兵力足以收复失地而有余，则徒使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一带战死之将士溅泪于地下而已。

蒋、汪联合通电如下：

今日之中国，外患共祸，交相煎迫，舍全国人士精诚团结，一致努力，无以挽救。内部即有问题，惟当屏除意气，认清事理，以求解决，对内用兵之说，非惟不忍言，亦不忍闻。数月以来，察省纠纷，即其一例。中央对于冯委员玉祥在察省一切举动，深为国危惧。然冯委员若能接受以下诸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GongFei头目，煽扬*焰，贻华北以无穷之祸。以上诸端，中央认为不仅关系察省存亡，且关系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如冯委员果能深体党国艰危，民生凋敝，自当接受此原则，中央亦必开诚相与，极愿共负艰巨，始终维护也。

如果被穿越的张学良按照这几条办，不就是走历史线吗。

如果不照这样办，估计在果粉那边名声和冯玉祥差不多吧，奉系余孽，不识大局，以抗日为名，行赤化割据之实，导致国联同情中国力量不愿发声，破坏国家外交，使得中国被孤立，最终丢掉东北。

“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谁之过？！

​​“九一八事变”已过去88年，但每年此日刺耳的警报在神州大地响起，民族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四个多月内东北全境沦陷，更埋下了日后全面侵华的苦果。“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由谁主导，谁该负责？

一、“济南惨案”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

1928年，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一路高歌猛进，于5月1日攻克济南，次日蒋介石亲自入城。然而在5月3日，以“保护侨民”名义在济南驻军的日本军队突然对北伐军发动攻击，北伐军将士一开始虽奋起还击，却被蒋介石严令不准抵抗。然而，示弱并没有获取日本侵略者的宽容，国民政府派出的交涉署官员蔡公时以下17人不但全部被日军杀害，甚至临死前还受到了割耳切鼻的酷刑。那么，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又是如何应对的？

1928年5月，日军占领济南，烧杀掳掠。5月5日，蒋介石决定以不抵抗主义应对，从济南撤军。临行前，蒋介石给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福田师团长惠鉴。
自本月三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借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惟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
耑布，顺颂
戎祺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五日

9日上海实业家虞洽卿致电蒋介石，询问国府应对方式：

泰安蒋总司令勋鉴，密。济南日军侵侮事，我兄忍辱负隐等电，【？】为敬佩。比闻阳、庚两日（【按】5月7、8日），日方又炽暴行，如此一再侮我，全国同愤。我兄以后对日方式，希常飞电密示，回电由俞樵峰兄转为盼。虞和德叩。佳申印。

5月11日，蒋介石复电大意，军事采不抵抗主义，对日抗争就指望你们实业界搞商战了：

上海俞樵峰兄密转虞洽卿先生台鉴。佳申电奉悉，深感注存。目下军事注重京汉线，津浦暂取守势，绝不与彼启衅。中明知全国民心愤激，对此不免觖望。然挽救危亡，舍从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实无它法。不得不容忍已成大谋也。对外战略，本有两途，兵战未能，商战斯亟，发扬民气，提倡国货，与彼以惩创。惟赖老成擘画，与爱国诸君子之努力矣。特此奉复。弟将中正叩。真亥。

同一天，蒋介石给冯玉祥下达手令：

顷与谭（【按】谭延闿）吴（【按】吴敬恒）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渡河各部给养，在济宁、东阿至聊城方向兵站线，已着手准备。拟另设一线，由道口、大名至临清，亦准备开设，派兵前来，并请兄多派人帮助。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并且展开了针对济南军民的无差别大屠杀，史称“济南惨案”。

令人唏嘘的是，1926年7月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仪式中，全体北伐军将士还曾经郑重宣言打倒帝国主义侵略。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

可是短短2年间，这支曾经被寄以领导中国革命希望的革命军，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时，不但未能兑现当年的誓言，甚至自己放下武器，坐视济南的父老乡亲被日军屠杀。蒋介石在面对侵略者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反而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导火索。

二、“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

1931年夏以来，在东北，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华北，挑动石友三叛乱，策动阎锡山回晋，迫使张学良抽调东北军精锐入关弹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张学良都预感到东北将有非常事件，并多次就东北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达成采用“以不抵抗为抵抗”，寄望国联、依靠外交解决的战略方针。

“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7月12日记录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0卷150页

进入8月，东北局势日益紧张，驻沈独立第七旅王以哲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时任该旅参谋长的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中回忆：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8月24日，感到事态日趋严重的张学良致电陈群并转蒋介石，提出：

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弟意以为对立各种悬案应即与之开诚谈判，能解决者即解决之，其绝对不能许其要求者即拒绝之。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而彼方即少一攻击之目标，是为釜底抽薪之计。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这里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显然意指之前蒋、张达成过“退避了事”的应对方略，这内容同铣电中提到的“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是一致的。

8月28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收到中村事件后的方应：公叹曰：日人之侵略，其将日益加进乎。

然而，蒋介石、张学良并没有调整应对策略。9月6日，张学良发出给臧式毅、荣臻的“鱼电”，重申了铣电的要求 ：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不过张学良越发感到形势的严峻，两天之后的9月8日张学良发出给蒋介石的“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齐申电，一方面表示已按蒋意下达鱼电（“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时报告日军有大规模入侵动向，希望蒋介石考虑应对措施：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张学良的齐申电规格已经相当之高（“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用词已相当激动（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以张国府二把手的地位，蒋介石不可能没有表示，然而却没有齐申电的复电，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如果考虑何柱国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记录的蒋张在石家庄的一次会面，那么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齐申电后，决定和张面谈，就显得顺理成章：

张学良于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十二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接下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9月13日收到关东军高唱“击滅东北政权”的反应：

又闻日人高唱击滅东北政权，公曰：日人欲图东北，而其狡诈手段如此。其谁欺，欺天乎。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呜呼，岂天欲亡我中华乎。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进一步举动后方应，蒋介石考虑良久，仍然只是“严密注意”，寄望于这是日本的恫吓之举：公考虑久之，曰：“日人之鬼魊诈险，吾当严密注意之也。”

可见，虽然各方情报让蒋介石虽然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但蒋最后仍感“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仍维持了既定的不抵抗立场。

此外，日本截获了辽宁省政府转发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不抵抗密令。电报称“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至起战端。”

三、“铣电”是否存在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以“铣电”指示张学良不抵抗，所以东北军不战而退。所谓“铣电”，指的是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电，但在官方的档案中却找不到电文。

提到铣电的回忆资料有：时任东北军第七旅（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军）参谋长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的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谋厅（厅长荣臻）副官处处长杨正治（别字安铭）《“九一八”之夜》。

但台北学者刘维开撰文指出，在大陆出版的几种九一八事变史料选辑中，无一提供“铣电”原始档案出处；而在台湾方面，“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已对外开放，供研究者参阅，亦不见此则电报。据“国史馆”所藏《 蒋公事略稿本》，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因岳母葬礼将在上海举行，需执绋尽礼，从南昌乘车至九江，预备乘船。当日及次日均无“铣电”之记载。因此，刘维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铣电”是否能作为蒋中正主张“不抵抗政策”的重要史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

晚年张学良在受访时也有意否认铣电的存在。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再度回忆起这段历史，当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里演到：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话叉开：“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992年6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丙女士在采访张学良时，给张学良读了一段一部史书所写的内容：“9月初，日本就制造了‘中村事件’。11号，又接到蒋介石一个密电，召张去石家庄会晤，在火车厢里，蒋说，‘我这次跟你会面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之丙又说：“说您在军法会审的时候啊，您就把它拿出来了，在您口袋里有一个黑皮包，您从黑皮包里拿出来的，正好是蒋总统给您的密电。结果中统局尽量地搜查，希望把它拿去，后来说是于凤至，于夫人把它拿到美国去了。”

张学良说：“大姐(于凤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没这事。”

据张之丙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铁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唐德刚教授也面对面地向张学良提出过相似的问题：“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 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 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的回答直截了当：“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

但新解密的资料是对铣电存在的有力佐证：

１、张8月24日敬电的“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证明，之前还有若干张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么，在8月24日之前，蒋介石至少有一个指示才合乎情理，（否则如果从无指示，张无法确知陈是否转呈了）。因此，这个打破了以前各种九一八前蒋介石对东北局势不知情，东北是张的自留地，因此不会下铣电的说法。所以，蒋介石在8月24日前对东北局势给张有指示毫无疑问，那么问题就剩下，16号发电日期是否可靠，指示内容是否和三人回忆的一致。

２、按《事略稿本》，8月16日蒋介石收到了长春方面的《调查万宝山事件报告》，蒋介石读后，“长叹不已”，曰：“一面交涉，一面侵袭， 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诈欺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技。及目的以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肺肝矣。呜呼，天下从此多事，吾甚为民众痛惜焉。”受此影响，加上张之前就有请示，蒋介石在16日下达对东北局势的指示合情合理。

3、指示内容自然应该和8月份蒋介石其他重要指示方向一致。很凑巧，这段时间蒋介石刚刚发布了之后国府奉行七年的外交内政大方针“攘外必先安内”。比如7月22日的“消滅赤匪，保全民族之元气；削平叛乱，完成国家之统一，方能御侮。完成国家之统一，而后乃能御外。”那么，铣电内容同这个方针矛盾吗？一点也没有。既然8月16日尚未“消滅赤匪”、“削平叛乱”，并且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还加大力度在“匪区”开展大烧杀，自然当前大方向就应该是“不能御侮”、“不能攘外”，“持以镇静，不恃一时之热度，严守秩序，毋失国民之风范”。而这些同铣电“竭力退让，避免冲突”、“万勿逞一时之愤”是一致的。

4、张8月24日敬电的提到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如果意指之前蒋、张达成过“退避了事”的应对方略显然是通的，更神奇的是，“退避了事”很像是铣电“竭力退让，避免冲突”两句话各取一个字的概述。

此外，在1938年3月8日蒋介石的演讲《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指出：从前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许多人都说，我们应立刻同日本开战，不问胜败如何，且拚一仗再说。这不但是糊涂战，而且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

这个九一八如果开战就是“害国家害自己害民众”的评价，和铣电传说中的“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是惊人的一致。而把“国家民族”作为“不抵抗”的挡箭牌，正是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的发明。据《事略稿本》记载，1928年5 月5日蒋介石决定不抵抗撤城时说了一句话：吾人固早置生死于度外，然为国家民族计，不可不慎重也。

目前尚未发现铣电原文，虽然张学良本人否认，但看上下文语气，也可以解释为否认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和于凤至将其拿到美国，而非不存在这一电文。以赵镇藩、洪钫、杨正治三位不同位置的人的回忆均提到铣电，并且内容大致一致来看，也不能说是孤证不立。

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蒋介石致电山东驻军师长刘珍年，要求“不抵抗”：

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养午。

同时，蒋介石还给张学良发出如下指示：瀛眷及尊府家属想均已安全离沈。遥深系念。请代慰问。再青岛海军，鄙意可迅予集合塘沽。因在青或恐与日舰发生万一意外，集合塘沽，则在各国军舰监视之下，较为安全。请即酌行。中正，养印。

9月23日，临时党员大会上，蒋介石“挥泪演讲”：……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而为有秩序有步骤之奋斗，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

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前夕，再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鲜明而贯穿始终。无论“铣电”原件能否最终发现，乃至是否存在，蒋介石都是“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作俑者和决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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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本文作者： @理水

不敢苟同排名第一 @

网友意见。该网友认为，少帅为了保地盘、保军队，才“九一八”不抵抗、“西安事变”绑老蒋。少帅“九一八”真要是死磕的话，结果绝对没那么难看，因此只能称少帅为“智商捉鸡的小人”。

对此，我想问几个问题：

倘若是为了保地盘，张学良为什么要“改旗易帜”？难道自成一统的“东北王”不如空头的副总司令？

国民政府自北伐军进占北京之后，完全无视了尚在日本人掌控之下的东北数省就高调宣告“完成统一”了——1928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称：“今当统一告成”，蒋介石则亲赴总理灵前告慰。与此同时，日本人则积极怂恿其在东北“自治”，并承诺予以大力支持。1928年11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曾这样劝说张学良的专使莫德惠和王家桢（外交秘书主任）：

“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张将军还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张将军能够发抒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我们绝不向他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王家桢《日本鼓动东北独立的阴谋 》）

然而，张学良面对日本人伸出的橄榄枝却不为所动，毅然“改旗易帜”，主动将东北交予中央领导之下。

倘若是为了保军队，张学良为什么要与日本人翻脸？难道国民政府这顶保护伞要比日本人更可靠？

张学良易帜后，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日本的措施。《蒋总统传》描述当时的情形为：“日本军人既认张氏长期目的在反日，乃注视适当机会，欲将张氏完全排斥于东北之外。”（董显光《蒋总统传·二》第216页，台北1952年版）。而张学良当时应当非常清楚国民政府与日本方面的实力对比——北伐途中，日本人不过是往济南城一站，蒋公就噤若寒蝉“决取不抵抗主义”了!

• 这里补充点资料：1928年5月，蒋总司令挥师北伐，途径山东，日寇出兵济南。蒋公为避免冲突，亲令“须切实保护外侨，并对日本始终勿出恶声、勿使冲突”。然而，日本人却丝毫不领情，甚至肆意杀害中国军民，并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制造“五三惨案”。而蒋司令对此的反应则是“不抵抗”。在5月10日的日记里，蒋总司令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　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次日，日军即占领济南。

倘若是为了保地位，张学良为什么轻易就对东北军弃如敝屣——“辞职下野”？难道云游欧洲更能保全其地位？唐德刚2001年曾为《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所写下这样一段序言：

九一八事变以后，学良再次追随时代前进。环顾当时政坛，能真正洗心革面、大彻大悟的国民党高干，恐怕又只剩下个张学良了。热河抗战之后，他在政治上，决心解除兵权，从此摆脱“军阀”的背景，把数十万大军拱手献于中央。“杯酒释兵权”之外，中国历史上亦绝无此先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慢说军阀时代，就是在国民党治下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龙云、刘湘、盛世才、马鸿边等等．他们肯这样做吗？（王书君（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10页）

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决策，可参看这里：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既然张学良不是为了保军队，为什么“九一八”不抵抗呢？

　　窃以为，“九一八”之际，张学良副总司令面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既是张学良个人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也是结义大哥、总司令蒋介石，乃至国民政府应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方略与要求。

具体解释如下：

• 一、“九一八”之夜，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未下达“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执行了张学良事先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进攻东北军的沈阳驻地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枪声一起驻沈阳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便通过电话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张学良当时正在北京慈善义演上看戏），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此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整个东三省。而荣臻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数天前的9月6日，臧式毅、荣臻收到了张学良发来的一封电报，史称“鱼电”：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张学良文集》第488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1版第67页）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10时，张学良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则坦言：

　　“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

　　不仅如此，多年之后，张学良还在接受唐德刚的采访中明确说到：“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

　　很明显，东北军在“九一八”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执行张学良的命令，这一点毫无疑义！
　　明明是就是千夫所指、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何以荣臻却声称“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是哪门子“为国牺牲”呢？而张学良面对媒体竟然也毫不掩饰地宣称“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张、荣二人何以如此理直气壮？我想，这也是题主提出问题所在？

• 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是执行蒋总司令和中央政府“九一八”前后的要求与命令；
  

　　很多网民称，“九一八”之际，张学良作为地方军阀，蒋公根本指挥不了他，才使得纨绔子弟败家子张学良自作主张，擅自避战，一枪不放丢了东北！然而，很多网民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无论是“九一八”之前，还是“九一八”之后，蒋公从来没有向张学良下达过任何关于“抵抗日军”的命令！不仅如此，在“九一八”之前，蒋公要求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而“九一八”之后，则要求全国人民“取逆来顺受态度”，甚至“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先说“九一八”之前。

　　“九一八”之前，对于日本方面的蠢蠢欲动，张学良及其东北集团十分清楚，并且态度是鲜明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然而，蒋介石却否决了这个意见。顾维钧在其回忆录对此事这样记述的：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2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从顾维钧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蒋公否定了张学良集团“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而“必须对日谈判”（顾维钧非常含蓄的使用了“对日谈判”来替代“不抵抗”这个“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日本人刻意挑起“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并鼓动朝鲜排华浪潮，侵占东北之心已经路人皆知。在此危急时刻，蒋总司令在1931年7月12日给张学良发电则明确要求：“此非对日作战之时”。[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5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3年6月]。

　　而此电文被日方窃取，由驻北平参赞矢野于7月24日电告币原外相，进一步刺激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据时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的熊正平回忆：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黄（警务处长黄显声）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他回来向我说：“副司令派王维宙（王树翰）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虽说“铣电”存疑，但是当南京8月15日接到关东军将在东北诱发军事行动的情报后[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66页]，蒋介石于9月11日致电张学良则是明确无误的：“避免与日本冲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76页]

　　9月15日,东北军方面发现日军有明显异动，中日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任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的李济川受张作相的指派当面请示张学良，张学良答复：“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5-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为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纲》中写到：

　　“一九三一年五月，南满铁路会社总裁内田康哉曾警告辽宁省主席臧士毅，束北铁路悬案必须作相当解诀，否则日本少壮军人将有行动。六月初，臧士毅派员赴北平向张学良清示，张未加重视。及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发生，七月六日，命沈阳东北政务委员会，力避与日本冲突。蒋中正忙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及应付两广军事，十二日，致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七月二十三日，通电全团，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八月中旬，得知东北军有意启事（？），尚不了解其最后企图。九月六日，张学良命沈阳军事负责人谓，「无论日人如何寻事，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十一日，蒋亦命其避免与日本冲突。事变之日，蒋赴江西督师剿共，兼防粤、桂。此为不抵抗政策的由来。”[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627-628页]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者布赖恩·克罗泽所著《蒋介石传》中对此是这样解读的[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109-11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国民党的资料否认蒋介石使用过“不抵抗政策”一词，但是不否认蒋曾经命令少帅避免与日军冲突。……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明令张学良，那就是“不能和日本人酿成军事行动”！

　　再说“九一八”之后。

　　据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顾维钧回忆，“日本军队发动侵略后，少帅和南京联系很紧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15页]：而张学良在向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形时，专门强调到：

“特急，南京蒋主席钧鉴……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该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张学良自北平报告日军进攻沈阳各地详情呈国民政府电》（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发）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59页）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荣臻电话紧急请示张学良，由于张当时在外看戏，由侍卫副官长谭海答复：“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9页]。

　　张学良当晚得知消息后，紧急从戏院赶回驻地，于19日凌晨一点紧急召集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张学良要求“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65-66页]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顾维钧提出，立刻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并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13-41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逾二日，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名流胡适、陈篆、曹汝霖、陆宗舆、顾维钧等27人蹉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从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反应来看，他不但多次请示中央，而且也多次听取方方面面意见来做出决断，看不出其一意孤行的举动。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表现，更是公开支持东北军的“不抵抗”应对措施——据《近代中国史纲》中记述：“沈阳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策为对日武力可以退让，交涉决不放松。”[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629页]

　　当蒋介石9月19日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事件后，立即致电张学良：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79页]

　　日军已经开始进攻沈阳，蒋总司令的急电竟然无一字言及“军事”，更无一字言及“守土”、“抵抗”，而是要让张副司令“辟谣”。看来，蒋先生不仅自己日记雪耻，还要让张学良宣传御敌！

　　而在9月19日晚8点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紧急会议上的《关于日军强占沈阳事件之应付案》则为：

决议：一、由常务委员电请蒋主席同京。二、根据正式报告，继续对日方提出抗议，并电命驻外代表向国际间宣布。三、即日发对各级党部训命《令文附后》。四、从明日起每日开中央委员谈话会一次。（录自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原稿）[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78页]

　　日寇已占我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竟然无一字言及“军事”，更无一字言及“守土”、“抵抗”，而仅仅是“继续对日方提出抗议”！

　　在1931年9月22日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蒋介石则对全国人民提出如下要求：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83页]
　　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此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86-287页]。

　　下面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报纸上发表有关不抵抗政策的消息。

　　国民政府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东北军还敢抵抗日本人吗？

　　9月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66页]

　　而在日寇侵占东北一个月后，蒋介石在日记中也袒露了心腹。

　　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七日：“日寇充分表现侵略军事之进展，吾且以电请国联紧急制止后再定，如日寇相迫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正气。决心已定，相机应付，一切成败利钝，早已不在我度中矣。”[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76页]
　　民国二十年十月三十日：“日军不如期撤退，一切困难，总无法解决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27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79年9月版]

　　在东三省已经丢失殆尽的情形之下，还发誓“如日寇相迫过甚”。很明显，蒋先生的内心独白就是：东三省丢就丢了吧，只要日本人不要再得寸进尺，就不再“与之一战”了。但是，要是日本人不退出东北，也就没办法了！

　　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的一系列表态可以看出，面对日寇在东北的大肆侵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抱定不抵抗主义，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身上。而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不过是忠实贯彻执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决定而已。

　　因此，宁恩承（美国共和党中央委员、柏克利加州大学校董，时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1950年赴香港创办书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定居美国旧金山）才会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上面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日本人他打你不要还手”。

　　而唐德刚2007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史》一书中，才会这样评价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表现：

　　“他（张学良）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辨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难能可贵的。”[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史》180-18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
　　最后，看下图——台版高中历史教材。

• 三、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决定放弃武力对抗日本侵略
  

　　那么，蒋公为什么否决了张学良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呢？为什么要求全国人民“取逆来顺受态度”，甚至“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呢？！窃以为，原因有三：

　　其一，蒋公彼时“恐日”心理阴影太重！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蒋介石9月19日日记：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吁，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5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加【】部分原文略去）。

　　从日记“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一个“果”字可以看出，日本人入侵东北其实早已经在蒋公预料之内了！

　　“九一八”事变第三天，蒋公9月20日记：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

　　“九一八”事变第四天，蒋公9月21日记：

“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

　　蒋公为什么会发出“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只好“求公理之战胜”的感慨呢？我们先来听听“九一八事变”4个月后，蒋介石于1932年1月12日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

“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31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79年9月版）

　　再来听一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七月，也就是“九一八”３年后，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演讲：

“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置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专在这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於做梦”（《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一册431）。

　　“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正是蒋公对于日本国力有着如此认识，所以才会面对“济南惨案”反而向日本鬼子道歉，“不抵抗主义”才成为其1928年到“西安事变”前之间所奉行的对日关系基本准则。

　　而正是蒋公这种“恐日”心态作怪，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四年之后，蒋公又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此刻，蒋介石仍然在其日记中仍然为“九一八”的“不抵抗”政策而得意：

（一）倭寇要求我河北党部取消，中央军队撤离河北，免冀于（河班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察宋（察哈尔之宋哲元）二主席之职，并派飞机任意侦察监视我军撤退之行动，十八日且飞至济南、徐州纵横盘旋威胁。鸣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二）此次事变，实等于九一八之钜祸，而全国智识阶级与军人皆能仰体政府之意，忍辱沉毅，而毫无幼稚蠢动之气，此实四年来国民最大之进步，而其对政府信仰之程度亦可测其大概，此实为复兴之基础，对此不禁兴喜惧之感。（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增订本）第102页，九州出版社出版）

　　不知道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网民们，明不明白蒋委员长的一片苦心，能不能取得“国民最大之进步”呢？

　　其二、寄希望于国际列强干预。

　　正因为对日本有着巨大的畏惧之心，因此，不单是蒋介石，而是当时整个国民政府当局，对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对此，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一文恐怕能够说明一二的：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而这种恐日的认识，甚至到了全面抗战爆发时期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期间，蒋公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干预，才会出现进退失据的昏招频出！

　　其三，蒋公认为丢掉东三省热河是“无所损失”的。

　　应当说，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蒋公是非常清楚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蒋公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就已经明确指出（1931年9月21日日记）：

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轻易视之。（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92页，九州出版社出版）

　　那么，既然蒋公知道日寇浪子野心，为何不积极备战呢？蒋委员长于1933年4月7日在江西抚州演讲时，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革命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而不能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是失了我们革命军人之本色了。”（《最近剿匪战术之研究》，《剿匪之理论与实施》第７５－７７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２４年７月编印）。

　　很明显，蒋公承认了“东三省热河失掉”的责任在己，但同时认为“没有多大关系“，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１、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没有多大关系。其实，甚至在抗战期间，蒋公的目标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以长城为界，放弃东三省。

　　２、侈言抗日，而不能除灭匪患，那就是好高鹜远，投机取巧。换句话说就是“抗日”是白日做梦！

• 四、当国民政府要求张学良“死守锦州”之际，张学良出于自保，并未执行该命令。
  

　　当然，还会有网友说：倘若说九一八事变之际张学良是奉命行事的话，张学良拒不执行国民政府“固守锦州”命令又是怎么回事呢？无他，形势所迫耳！

　　11月12日，蒋公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慷慨陈词：“奉大会的命令，到北方去尽我的责任，就是死也愿意的”，于是大会一致决议：“请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07-1211,1250页)

　　可是，蒋中正同志服从全党决议， 迅即 北上了吗？没有，原因无他，形势所迫耳！

　　同样，张学良退守锦州后，也确曾有过坚守打算。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

　　“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日〕关宽治《满洲事变》第346-34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12月15日之后，张学良开始犹豫起来！众所周知，经过改旗易帜、中原大战，张、蒋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然而，九一八后，由于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国人群情激昂，大批学生赴京上访，以粤系为主的反蒋势力借机逼宫。12月15号，大哥蒋介石宣布下野。次日，小弟张学良也辞去了副总司令一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也就是说，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成为一个反蒋、反张政府。

　　在这种情形之下，坐镇锦州的张学良可谓是进退维谷。从12月21、22日张学良先后发出的两封电报，可以看出张当时的纠结所在：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致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时，我军之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能用锦州之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水平、滦河、昌黎。（《满洲事变》第355页）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兄此次返乡，本人痛心万分。河北时局当如何处理？日军逼近锦州。望兄作出最后指示。[《满洲事变》第355页]

　　　在这种情况之下，1931年12月2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做出决定，要求张学良“固守锦州”。然而，令人万分不解的是。就在同一个会议上，却同时又提出了“张学良处分案”，要求张学良应负东三省丧师失地责任，予以处分。

　　对于张学良而言，在大哥蒋公国民政府罩着的情况下，已经拱手将东北地盘全数让出。此刻再把军队拿出来去和日本人死磕，东北军还有活头吗？而当时的情形为，山海关海面开到日本军舰11艘之多，威胁东北军退路。及至日军以四万之众，三路进攻锦州，守军不足三万人。为此，张学良与12月26日，向国民政府请示决策并申请援助 ：

国民政府钧鉴：奉有电敬悉，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但日军倾全国之力，我仅一隅之师，彼则军实充足，器械精良，陆空连接，大举进犯；我则养给不足，械弹两缺，防空御寒，均无准备，实力相较，众寡悬殊。凡此情形，谅为钧府所洞察。战端一开，非一时所能了，关于补充增援诸项，必须筹有确切办法。再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困守，实际有所为难。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良职责所在，誓效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惟念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情势所在，不能不据实直陈。究应如何处理之处，敬请统筹全局，确切指示为祷！张学良叩。育酉印。(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76页，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版)

　　国民政府表现又是如何呢？国民党四大后之一中全会选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3人为中执委常务委员，轮流主席。然而，三巨头却是蒋下野在籍，胡称病在粤，汪称病在沪，新政府对张“无一弹一钱之助”！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怎么可能去守锦州？因此，当汪精卫要求东北军与关东军作战时，张学良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蒋先生，军事委员会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我就打，我非服从不可。但要我自己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否则我不干。”[2001年10月28日台湾《联合报》]

　　国民政府不给一枪一弹、不发一兵一卒，却又要求东北军“固守锦州”，其目的非常清楚：让政敌蒋介石的盟军东北军与关东军死磕，借刀杀人而已！

　　倘若你处在张学良的位置，你会作何选择？

日本方面对于张学良弃守锦州的解释为：

“张学良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放弃锦州，其原因不得而知。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也许是实际情况。（〔日〕关宽治《满洲事变》3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而蒋介石则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写出名作《敌乎，友乎》，将“九一八”事变以及锦州、热河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局，为张学良进行了解释：

及至九一八事变既起，彼时中国舆情昂奋异常，但也有一部份人烛及危机，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当局终于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以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一般人民激于义愤……高呼宣战，力促出兵，使当时政府解释无从，因应不易。这种虚骄的呼喊，暴露自身外强中干的弱点，适以张日本军人的气势，固可叹惜，其实也不仅民间观察错误，就是政府判断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错误的所在。当时军事方，在日本发动侵入热河之时，过信东北军队为有利用险要，相当抵御的力量，以为日本如不从他国内再运六师以上的兵力，决不敢侵入热河，初不知东北驻守热河之军队，精神实力，颓败至此，这是审察自力的错误。（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第145-14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

• 五、张学良自行“不抵抗”原因之一：患上了“中东路事件”后遗症——怯战！

　　有网友对张学良的指责是：就算国民政府不让抵抗、就算身边的高参主张放弃。可归根结底东北可是老爷子打下的基业，就那么轻松拱手让出吗？更有网友设想，要是当年拼死抵抗的话，凭借东北军的实力（“九一八”之前，东北军有人数多少多少、武器装备多少多少、后勤补给多少多少……雄踞天下第一！），没准“登高一呼，天下响应”，成为全国军阀之盟主，也未可知．即便与日寇难以抗衡，也能成为悲情英雄，还会为天下人耻笑吗？有些网友甚至畅想到，鬼子遇到强悍的东北军抵抗，说不定见好就收，占了几个城，拱卫一下朝鲜的殖民地就算了。想想实在是TMD令人扼腕叹息啊！

　　当然，张学良作为东北军阀，如果他要抵抗，蒋介石是没办法制约他的。然，鄙意以为，对于这些网民的言论，用蒋公的话来评价，那不过是“好高鹜远，侈言抗日”罢了！不信？我们再听一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七月，也就是“九一八”３年后，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是如何告诫这些军官的：

　　“我们的军人，到处受敌人胁制，得不到一点国防的掩护，敌人时时在监视著我们，随时来扰乱我们，可以制我们的死命！今天他要派兵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他要派兵舰到什么地方，马上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如其海陆军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用他的飞机随时派来掷弹轰炸，制我们的死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那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一册431-433页）。

　　蒋公说的非常清楚：“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明白吗？

　　对此，很多网友不以为然，说东北军武器准备如何精良、后勤补给如何充足、经济实力如何雄厚、兵力配备如何占优，当年完全可与日军一战云云……对此言论，请看下图：

　　请注意：沙特军费支出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排世界第三！而其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经济实力无论哪一条都能在全球排在前列！然有卵用——2015年3月底，沙特部署100架战机和15万士兵，联合埃及、约旦等十余国国家进攻小小也门。打了将近一年，结果却是：也门军队逆袭攻入沙特（

）

　　当然，还会有很多网友说，“九一八”之际，在东北的正规军保守估计约40万人，而关东军不过区区数万人。套用一句话，就算是数四十万头猪，让关东军抓，也不至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抓完！对此，我只想问这些网友一句话：你们拿着这个数据、那个数据，比划来、比划去，可是，您知道“九一八”两年前的“中东路事件”吗？

　　“皇姑屯事件”后，东北改旗易帜，国民政府统一南北。蒋公志得意满，积极推行“革命外交”。而少帅年轻气盛，指点江山，也总想整出个大新闻。在蒋介石忽悠之下，张学良昏了头竟然真的如当今某些网民一样，相信东北军实力雄厚，足与苏军一战，从而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对此，蒋不仅力挺张，而且于1929年7月20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勉励全体将士“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无忿嚏，舍一致对俄以外无出路，诸将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势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我国民革命最后之职责”。甚至在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出现军事摩擦后，蒋亲自向张学良保证：“设不幸而出于战，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尽量供给我东北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立反此强俄。”

　　可以说，“中东路事件”完全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撑腰鼓励之下挑起的，有着精心准备。而当时的苏联“一五”计划刚开始，远没完成工业化，临时组建的苏军二流部队——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也仅约为四万余人，应该说对于拥有4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而言还是信心满满的！

　　然而，事件发生的结果却令少帅大跌眼镜：双方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要说东北军抵抗的时间也不算短了。结果却是，东北军被苏军吊打的连妈妈都不认得了，不仅想象中的列强干涉没有出现、全国爱国青年望风来投成了传说，甚至连蒋公都未派一兵一卒增援，而是静观东北军被胖揍。最终结果：东北军损失3500人，被俘18000人；而苏军损失不超过200人！

　　此战后，东北军被打破了胆。而张学良也锐气顿失，畏首畏尾起来，他没有忘记，日本是日俄战争的战胜方！因此，也和蒋介石一样：患上了“恐日症”！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还不得不考虑东北军的实力远比中东路事件时更加薄弱：一年前为了在中原大战中给大哥蒋介石撑腰，张学良向华北派出了东北军精锐嫡系部队，此刻还在关内驻扎。整个东北三省只剩下14.2万正规军和1.3万非正规军，而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只有3.3万正规军和6000非正规军。当年“中东路事件”之时，东北军兵强马壮，气势如虹，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依然被苏军吊打。就东北军的实力，张学良怎么可能在国民政府“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擅自与日寇开战？

　　其实，别说与苏军、日军相比了，当年十数万东北军围剿破衣烂枪的陕北红军，结果呢？四战四败损失先后三个师！就凭这实力，违背国民政府命令去玩命，作死啊？

　　因此，就在九一八事变当夜的紧急会议上，张学良就明确提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65页]

　　九一八之后，张学良在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讲话中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没有采取“抵抗“政策：

　　“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最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城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67页]　

　　至于某些网友所设想的“鬼子说不定见好就收”，实在无语之至了！中东路事件之际，国府拼命给张学良打兴奋剂，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老毛子不会真的动手”，结果呢？难道侵华战争就是军部几个战争狂人所能左右的吗？他们不过是加快了侵华的步伐而已。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谁还能阻止？

• 六、张学良“不抵抗”原因之二：犯下了与蒋公同样的错误，对形势判断失误，以及示弱心态之下的侥幸心理——寄希望于国联干涉。
  

　　正是在强烈的“恐日”心理作用下，张学良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侥幸心理上了。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给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铁路问题交涉，一直拖延搪塞；“中村事件”也还在继续拖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因此，1936年6月，张学良才会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中说：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NHK采访时，再次提出了其当时做出不抵抗决定的的判断理由：

　　“关东军搞‘九·一八’事变，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承认，大家责备我．国家贵备我。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政府也会要控制它。这里我想加上一句话（我忘了是币原说的，还是西原寺说的了），说是‘九·一八’事变就等于日本吃了一颗炸弹，他的意见跟我是一样的。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我刚才说过西原寺或币原的话，‘九·一八’事变等于日本吃了一顺炸弹，他们的元老重臣跟我的意见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是我判断的原因，判断的理由。”[《日本ＮＨＫ记者采访录：张学良开口说话》7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在同唐德刚教授的交谈中，张学良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

　　　下面是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的盖棺论定：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授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遽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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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说，九一八不抵抗就是最佳选择呢？当然不是！

　　客观来看，“不抵抗主义”并非完全就是丧权辱国之举。在当时中日力量对比之下，通过大国博弈来迫使日本方面做出退让，重演“三国干涉还辽”，并非异想天开。因此，向国联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是必要的。

　　但是，不作任何抵抗，退避三舍，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之举！正如戴季陶在《电蒋中正，中央决请主席回京》所言：“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中日关系史料》，第2页]。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1931年9月19日《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其实，“九一八”事变前日方也曾担心过。据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写道：“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主义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华，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第28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松室孝良这段话，表明“九一八事变”对于日方来说是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军事冒险。因此，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实际上打击了日本内阁对于军部的掌控，同时，又刺激了军部激进派的冒险冲动，加速了其侵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