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峰报复的对象本应是刘鑫,而真正死去的却是毫无关联的江歌,
刘鑫本应死去而成为看客们假装同情的对象,却意外活下来成为了被讨伐的目标,
刘鑫也许会感叹:“如果我死了,人们就会希望我活着,我活下来了,人们却希望我死。”
可见生活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变化,地球是一个混沌状态的地方。
设想某次恐怖袭击遇难的几百几千人,他们也未必都是好人,也许也有一两个陈世峰,但因为他们被恐袭了,他们就永远不会再暴露自己邪恶的内心世界了。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下面,每个人都在讨论对错,互相甩锅。
然而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人,可以帮到这个家庭。
没有人可以帮助孩子,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父母。
人们反对语言暴力,反对肢体暴力,反对禁闭管教,
人们几乎反对所有“极端方案”,却没有人任何人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例里,父母的行为,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父母,甚至高素质父母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故事在一次“长记性”的暴力殴打之后得到了控制。
然而如果这样都控制不住呢?
比如打过之后,依然没用,女儿开始逃学,抽烟,夜不归宿;家里人没有办法,把她锁在家里关禁闭,她用床单当绳索从3楼爬出去,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家长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豫章书院事件中,那个“只是有点早恋”的当事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诉的故事。
实际上不管是送去杨永信还是送去豫章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和这个新闻都类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在从爱的感动,到灵魂交流,再到科学教育法,最后到心理咨询师;
当“正确”的方法都无效之后,还有谁能帮助这些人?
这些人是少数,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同时也不是少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儿童近百万,千分之一就意味着数千家庭需要面对这种极端情况。
在豫章书院之后,我也在试图寻找这件事的答案。
我对话了豫章书院当事人sona的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我sona不该送去那样的地方,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人需要在那里管教。
我找了浙大的儿童心理学教授,他告诉我心理辅导和更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的讨论中,出现“驯服人类的方法”这样极限的闭门话题。
一位在工读学校工作了14年的高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更令我惊悚。靠”管“能解决的问题不会送来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作用是把这帮人关到18岁,等他们出去了就能判刑了。
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教育学的书籍。但我发现,整个社会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信息非常丰富;对于异常儿童和家庭的帮助方案近乎于玄学;而对极端状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回到主题,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叛逆少年研究和帮助的空白。我们有海量的关于对错的讨论,有海量政治正确的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方案禁得起“如果这样做无效呢?”的反问。
父母无处求助,孩子无处管教。声称能给出帮助方案的机构,全部诉诸暴力而被网友围剿。
如果学术上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角色不能良好的补位,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这个问题下,现在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