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司马懿和司马家族？ 第1页

久违的更新。伐吴之战更新结束，正文的最后一章正式开始。

将前面的章节转化为了一张巨大的图片，请手机党们千万不要在非wifi的情况下随便点……此举是为了节省出字数空间。

谢

君提出建议并指出文中错误。

PS：我本人在三国史上只有半把刷子，文中若有错误和不足，请诸君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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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的真是太多了啊。按照时间顺序慢慢捋。

西晋建立与伐吴之战概述

263年10月，在伐蜀战事捷报频传时，司马昭正式成为晋公，加九锡。这之后，邓艾出人意料的攻破诸葛瞻军，刘禅投降，蜀汉正式灭亡。这一军事上的胜利令司马氏的篡位进程迅速加快，264年5月，司马昭晋位为晋王，这之后即开始安排晋朝建立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晋书》记录曰：

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太保郑冲总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吴人相国参军徐劭、散骑常侍水曹属孙彧使吴，喻孙皓以平蜀之事，致马锦等物，以示威怀。丙午，天子命中抚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

在此应对司马昭所任命的这些重臣稍作介绍。荀顗前已述及，是荀彧第六子，向来与司马氏关系密切；贾充是贾逵之子，在诸葛诞之叛里有过诸多表现，在西晋初年有着巨大的政治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力；裴秀出身于名门河东裴氏，曾被毌丘俭推荐给曹爽，沉寂数年后又重新被司马氏起用（哥们，你这辈子跟过多少反贼啊……），河东裴氏这一家族的传奇历史起自汉朝，一直绵延到唐朝，在魏晋时已经是颇有声望的大族，（裴松之亦出身于此）；唯有郑冲出身较为普通，他的地位较为特殊，曾为曹丕亲自提拔。这四位里，三位都是世家子弟，郑冲虽然出身较低，但也是从曹丕时代坚挺的活到晋初的元老旧臣。更为神奇的是，裴秀和郑冲都曾为曹爽部属，在曹爽死后他们都继续被司马氏任用，并成为西晋的开国重臣。

对臣属的任命完成之后，司马昭立即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这一举动标志着司马炎将成为他的继承人。但这一任命里，却还埋藏着未来的祸根。

前文已经提及，司马懿死后，司马昭长兄司马师继承了他的基业，司马师无子，因而将司马昭次子司马攸过继过来。然而司马师47岁时仓促离世，司马昭虽然在各方支持下顺利继承司马师留下的政治遗产，但他的地位却显得略为尴尬。司马氏篡曹的历程，虽然自司马懿而始，但司马懿死后，将这一切带上正规的却是司马师，他亲自主持了对毌丘俭、文钦之叛的讨伐，实际上消除了司马氏篡位过程中的最大阻碍，此后无论诸葛诞之叛还是高贵乡公之死，对司马氏而言，都只是减缓了篡位的速度，并未构成实质上的威胁。基于这一考虑，在一段时间内，司马昭自认为只是兄长的替代者而非继承人。

因而在他选定继承人时，除了他的长子司马炎之外，被过继给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也在选择之列。司马攸素有贤名，又以孝顺著称。根据《晋书》的记录，司马昭在确立继承人时，曾经向亲近的重臣们咨询意见。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山）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
初，帝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羊）琇密为武帝画策，甚有匡救。又观察文帝为政损益，揆度应所顾问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识之。其后文帝与武帝论当世之务及人间可否，武帝答无不允，由是储位遂定。

《晋书》编于唐朝，其选用的史料里，颇有很多晋朝的官方记录，然而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在登基前地位却与司马攸相似，是才能和声望不逊于太子李建成的次子，因而《晋书》的立场取向一直是很大的问题，与司马炎、司马攸兄弟相关的部分犹为难以分辨，故而这些记录的可信度不如其他，但司马炎的继承权得来不易应是实情。

在这一过程里，司马炎得到了来自内外的众多支持。尤其何曾、贾充、裴秀等人，俱是司马昭所信用的重臣，他们的意见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山涛所说，司马师固然地位不可动摇，但若以司马攸为储，放弃长子司马炎，这相当于废长立幼，实在不利于整个司马氏集团的稳定。此考虑颇似昔年曹操询问时，贾诩所回答的“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不必过于在乎司马炎和司马攸两人谁更有才能，维持政治局势上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咸熙二年（265年）五月，司马昭以司马炎为世子。八月，司马昭即去世，司马炎顺利继位。这之后，司马炎继续巩固司马昭的人事安排。《晋书》载：

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

何曾之父何夔，曾是曹操的丞相东曹掾，后来成为曹丕的太子太傅，估计和司马懿也有些交情，何曾在司马昭时代就是地位崇高的三公之一，之后为司马炎的上位提供了颇多支持；王沈则是重将王昶（在王凌部分出场过）之侄，王昶在多次军事行动里为司马氏立下功劳。

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即接受禅让，立国号为晋，改元泰始，此事宣告西晋正式建立。自此，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四代，司马氏取代曹氏的进程宣告胜利结束。但在其即位之初，他大概没有时间品尝胜利的喜悦，因为他所继承下来的，不仅仅是父祖留下的地位，还有隐患。

司马氏代曹的过程，和曹氏代刘的过程较为相似。但后者在两代之内即实现，而司马氏整整用了四代才完成，且司马炎仅仅是摘取了前人留下的果实，没有足够时间去培植自己的亲信，这就意味着他虽然成了皇帝，却不能在即位之后完全掌控局势。前文已经提及，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热衷于任用钟会这样的亲友，对于司马懿所留下的旧部下邓艾颇为不信任，在邓艾生前死后，双方矛盾不断；而司马炎所面对的，不仅是父祖们留下的旧部下们，还有他的各种亲戚。

司马炎登基时候，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尚且在世，以他为代表的司马氏宗族们为司马氏的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或者手握兵权，或者参与政事，是不可低估的一股力量。泰始元年，司马炎刚刚即位，即开始着手追赠父祖、分封诸王。《晋书》对此有颇为详细的记载。

迫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几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瑰为太原王，圭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凌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面这堆人名里，那个“子文”，不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文”的意思，他的名字就叫“司马子文”——当时司马炎诸子尚年幼，无法进入这一名单里。这批宗室里，不乏司马炎的长辈。此外，贾充、荀顗、荀勖、裴秀、郑冲等西晋初年的重臣，也大都是和司马氏一起打过江山的老臣，他们大都出身名门，地位崇高，司马炎为了获取他们的支持，一直对他们礼遇有加。内有宗室外有旧臣，司马炎既缺少亲手培养的亲信，又没有年长得力的子女，虽然不至于被人夺权篡位，但行事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在这一段时间内，司马炎一直忙于巩固朝政，并着手一步步引入新的势力调整政治平衡，无暇顾及东吴。

泰始二年，司马炎正式立其妃杨艳为皇后。杨氏是弘农名门，兴起于汉昭帝时的丞相杨敞（其妻为司马迁之女），在东汉时有“四世三公”的显赫记录，是与袁氏相提并论的名门望族，据说后来“杨家将”故事里杨继业的原型人物杨业亦出身于这一门。

泰始三年，司马炎正式立储。他以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很遗憾的是，这位太子不是很令人满意，或者说，令人很不满意。

司马炎与他的第一任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长子司马轨早夭，司马衷是其次子。自司马懿始，到司马炎自己，西晋的历代缔造者们，即便不是早慧，至少智力不逊于常人，而司马衷偏偏是其中例外——《晋书》上记载了很多他早年智商低下的故事，出于政治立场，这些记录未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恐怕这位太子的智商是很难让人满意，尤其对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而言。

如果司马氏是死守着父死子继的规矩，冥顽不灵、拒绝变革的一群人也就罢了，偏偏他们不是。当时司马氏宗族之内，最年长者应是司马孚，其次还有司马师和司马昭的族兄弟们，司马炎贵为皇帝，也不可能随意忤逆宗室诸人的意见。在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交接中，宗室默认了司马昭的继承是合理的，这正是出于对家族利益的考量；有此前例，则司马炎想要让司马衷继位，实在不可能一帆风顺——毕竟司马炎的同父同母之弟、司马师的继承人齐王司马攸，看起来要聪明的多——在司马师的葬礼上，他就有过很出色的表现了。但此时司马炎还年轻，继承人的问题似乎不急于摆在台面上，司马衷固然年幼，但在继位前还是可以抢救一下智商的——所以暂时还风平浪静。

泰始四年，司马炎、司马攸等人的生母，司马昭正妻，王太后去世。母亲去世，对儿女而言是极大的悲痛，然而对司马炎和司马攸兄弟而言，却多了一层政治上的意义。《晋书》曰：

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恆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自两汉以继，士人皆重孝道，至孝之人都被大加推崇，司马氏也不例外。尤其司马氏之前篡曹之举有违忠义，故而他们一直极力从孝道上挽回形象。此前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曾因为生母张春华被司马懿冷落绝食而陪同母亲忍饥挨饿，而司马攸也不例外。先前司马师去世时，司马攸在葬礼上极为悲痛；后来司马昭去世，司马攸“哀毁过礼，杖而后起”，乃至于不吃不喝。无论真心还是假意，这些行为都为司马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这一次，太后去世，司马攸又一次悲伤难抑，司马炎却面有愧色，尤其王太后死前对两兄弟之间的关系多有担忧，甚至说出“为兄不慈”这种话——无异于在打司马炎的脸。

泰始五年，司马炎追封已死的弟弟司马兆为城阳哀王，以自己的第四子司马景继承其嗣。泰始六年，司马炎立三子司马柬为汝南王。泰始七年，皇太子司马衷行冠礼。同年，立第五子司马宪为城阳王（司马景死于泰始六年）。泰始九年，立第六子司马祗为东海王。经过这一系列行动，司马炎有条不紊的将自己的诸子分封为王，以加强自己一脉在宗室中的地位。

到泰始十年结束后，司马炎大赦天下，改元咸宁。咸宁元年，他开始了一项对西晋初年的政治形势影响深远的活动。《晋书》载：

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

这份十二个人的名单，将成为我们分析西晋初年政治局势最为重要的证据，没有之一。我毫不怀疑，单单这几十个字就可以引申出鸿篇巨著，故此处请允许我简单的解析下这份名单。

郑冲，从曹丕时代活动到司马炎时代的老臣，晋初三公之一，精通礼仪制度，主要作用是撑门面。当时已去世。

荀顗，颍川荀氏成员，荀彧之子，地位延续自曹魏。已去世。

石苞，出身低微的重将，诸葛诞死后即镇守淮南地区，泰始年间受猜忌而被召还。已去世。

裴秀，出身名门，曹睿时代的尚书裴潜之子，司马昭的亲信，曾主持改订官制。已去世。

王沈，出卖过曹髦的贱人，司马昭的亲信。已去世。

司马孚，司马懿之弟，功勋卓著。已去世。

何曾，曹丕的太子太傅何夔之子，晋初三公之一。

贾充，贾逵之子（贾逵生前与司马懿长兄司马朗交好），司马昭的亲信，精通律令。

陈骞，曹睿时代的司徒陈矫之子，司马昭的亲信，以智谋闻名。

荀勖，出身颍川荀氏，但一直与种氏亲善，钟会的从外甥，司马昭亲信，掌机密事。

羊祜，名门之后，但家族在曹魏时期不受重视，司马氏姻亲，天下名将。

司马攸，前面已经说过很多了。

这帮人里，除了两位宗室以外，其余十人里，半数是在司马昭继位前就在司马氏集团内崭露头角的元老重臣，但却不能说是司马炎自己的亲信，他们地位崇高，司马炎向来以礼相待，却不可能引为亲信。故而真正被他所倚重的，恰恰是裴秀、贾充、荀勖、王沈和羊祜这几个人。这群人有一共同点，他们在西晋建国之初，虽然也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在职位上都不算很高，这恰恰表明了司马炎的态度——对父祖们留下的重臣多加礼遇，但真正做事，还是要指望跟自己年龄更接近的一干亲信。

除此之外，石苞出身低微，早年被司马懿提拔，之后作为将领镇守淮南——这资历实在没法让人不想起被排挤的邓艾和被提防的诸葛诞。他在泰始年间被人诬告意图谋反，幸得羊祜据理力争为之辩解，又查无实据，最后被解除兵权。此次虽然跻身在铭飨之列，但实际上早已失去了政治地位。

另，司马攸虽然素有声望，但在西晋建立过程中未有大功，司马炎将他置于此列，恐怕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既然入了铭飨，就是皇帝的臣子，臣子自然不可能继承皇位。

司马炎所重视的裴秀、贾充、荀勖、王沈和羊祜五人，除了领兵的羊祜声誉不错，其他四个多多少少都被认为道德上或者性格上有缺陷。但以才能上说，他们确实是治国的良才：裴秀修订官制，贾充和荀勖修订律法，王沈精通政事，羊祜更是被尊崇至今，堪称西晋政权里少有的能在后世演义小说里保持正面形象的名人。这一组合在西晋初年的制度订立和政事处理之中表现卓越，对西晋政权的早期稳定功不可没——但是他们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五个人，个个出身名门，在司马炎的政权之内，实际上是没有石苞这种出身较低者的位置的。

咸宁元年时，裴秀和王沈已经去世，羊祜则在边境与东吴最后的名将、陆逊次子陆抗相爱相杀，此时朝内政事基本由贾充和荀勖两人处理，又以贾充地位更高。但贾充在西晋初年的政治变动中，也绝非一帆风顺。

贾充，贾逵之子，指使成济弑君，参与改朝换代，这份经历放眼整个魏晋时代都堪称空前绝后。在民间故事里，贾充必定是画着大白脸的奸臣，把持朝政，弄权享乐——但我们这次说的是历史。

贾充历来被认为是司马炎的心腹，一辈子几乎都没有忤逆过司马炎的意思，但他的地位远比看上去复杂——佐证很多，最简单的一个，贾充有四女，其中贾褒嫁给了齐王司马攸，贾南风则嫁给了太子司马衷。泰始七年时，贾充即因为和司马攸的关系，而遭遇一次危机，《晋书》虽然黑他黑的飞起，但有些事儿是掩盖不了的：

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及氐羌反叛，时帝深以为虑，恺因进说，请充镇关中。

所谓“刚直守正”，实在是很双重标准。任恺之辈争权夺势的行为，与贾充并无二致。但他们的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司马炎的态度——司马炎直接一纸诏书把贾充丢到长安去了。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吃惊，贾充身为司马炎的重臣，居然这么轻而易举的被逐出中央。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他还没离开，就又被召回来了。关于这件事，《晋书》有一个说法：

充既外出，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将之镇，百僚饯于夕阳亭，荀勖私焉。充以忧告，勖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不顿驾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怀？”对曰：“勖请行之。”俄而侍宴，论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顗亦并称之。帝纳其言。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而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诏充居本职。先是羊祜密启留充，及是，帝以语充。充谢祜曰：“始知君长者。”

荀勖虽然也是厉害人物，但要说他一个计策就能促成一桩如此重要的婚姻，实在不合常理。再参考羊祜的态度，司马炎可能根本就没打算让贾充去长安吹风，他的真实目的，多半就在司马衷和贾南风的婚姻上，他就是要用这桩婚姻让贾充和司马攸关系疏远。婚姻完成之后，司马炎即对任恺之类不再感兴趣，他随手打发走任恺，此后再也没有认真搭理过。

咸宁一年，西晋的局势正是如此：身份复杂的贾充、善体上意的荀勖在内朝，很会做人的重将羊祜在边境，素有名声、擅于收买人心的齐王司马攸依然在洛阳。依照常理，尚在壮年的司马炎应能控制住局势，然而该年十二月，瘟疫爆发，并在洛阳流行。第二年，亦即咸宁二年，司马炎因病不能主持正月的朝会——这意味着，当时他真的病得很重。

西晋的礼仪制度制定过程中，对前代多有参考，其中包括了所谓的“元会”。咸宁年间制定的《咸宁仪》中规定，于每年正月元旦举行名为“元会”的朝会，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两项，其一是诸侯藩王和文武百官向皇帝朝贺，其二是皇帝本人、外邦宾客、各地藩王和各级官吏共同参加的隆重宴会。此次司马炎虚弱到连元会也无法参加，这无疑是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无论诸侯，还是大臣，甚至外邦之人都会意识到，刚刚建立的晋王朝有换代的可能性。而司马炎指定的太子，是被认为智商不及常人的司马衷。

一个“傻子皇帝”，对刚刚建立的晋王朝而言可不算是好消息。这种紧要关头，立刻就有不安分的人开始活动了。《晋书·贾充传》中记载：

会帝寝疾，充及齐王攸、荀勖参医药。……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

“朝廷属意于攸”的说法不见于司马炎的本传，此中意味亦颇为有趣。这一段记载很短，但却直指要害。所谓“参医药”，是个含蓄的说法，实质上就是指当时朝政掌握在这三个人手中。而夏侯和说的也很直白，司马攸和司马衷都是你的女婿，对你而言不存在亲疏上的分别，你应该支持贤明的那一个。而这位在历史上完全不出名的夏侯和，当时职位是河南尹，这一职责的重要性与现在的河南省省长略有不同——因为当时洛阳正好是河南郡的辖区之一。（顺便说一句，夏侯和居然还是夏侯渊第七子，夏侯霸的弟弟）《三国志》引《傅子》曰：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身为河南尹的夏侯和都已经有如此明显的立场，可见“朝廷属意于攸”这话，虽然可能有水分，但也绝非完全胡扯。贾充既是在司马炎患病期间主持朝政的重臣，又与司马氏有姻亲，他与他的亲信友人在朝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夏侯和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自然不足为奇。

作为司马炎宠信有加的元老重臣，贾充对夏侯和的这次试探当场做出了反应，他的反应就是，没反应。

对贾充而言，当时局势尚不清晰，他可能还在举棋不定。何况以他的地位，无论谁继位，他都可以确保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不受太大损伤。但不站队，实际上也是一种站队。

数月之后，司马炎逐渐康复。而夏侯和对贾充说的话，也入了他的耳。司马炎做出如下处理：

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寻转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

剥夺了贾充的兵权，调离了夏侯和。这个处理不算严厉，但司马炎对贾充的态度却明显的有所改变。此外，夏侯和被调离后，河南尹的职务也被司马炎交给了另一个人。这人具体是谁，《晋书》里没提，但在咸宁三年有一记录。

河南尹王恂上言……

可见，咸宁三年，河南尹已经是这位王恂了，他的身份是王朗之孙，王元姬的弟弟，司马炎的舅舅。这孙子……这位王恂，既是大族子弟，又有外戚身份，但之前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清晰记载，估计也没立过什么功勋，和曾经在钟会之叛中英勇不屈、死忠司马氏的夏侯和相比，实在很有差距。

对王恂的任命算不得一件大事，但司马炎的人事调整只是刚刚开始。剥夺了贾充的军权后，司马炎又开始对司马攸的调动了。《晋书》载：

咸宁二年，（司马攸）代贾充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

这个任命的问题在于，之前司马攸的职位，是镇军大将军，手中握有部分兵权。此次他被任命为司空，实际上失去了这一部分军队。

贾充和司马攸失去了军权，那么这部分军队被交给谁来管辖了呢？以我目前看到的资料，很难确定这个人是谁。但从《晋书》的记载中，可以做出某些推测——不能证实，但我认为有可能。

武悼杨皇后，讳芷，字季兰，小字男胤，元后从妹。父骏，别有传。以咸宁二年立为皇后。
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

司马炎的第一位皇后已于杨艳泰始十年去世，之后，咸宁二年，司马炎立杨艳的堂妹杨芷（这名字读起来跟“娘子”似的）为皇后。杨骏作为皇后之父，应当就在此时得到提拔。以此为开始，司马炎逐步将外戚势力引入朝堂的政治斗争之中。这标志着西晋的政治局势有了巨大的变化，从之前宗室与功臣形成的平衡局面，变为之后的宗室、功臣、外戚三足鼎立——我们常说，蝴蝶会引发暴风雨，而杨骏不只是蝴蝶，他所引发的剧变也远远不是一两场暴风雨所能匹敌的。

但在将杨氏外戚引入游戏之前，司马炎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他需要掌握真正的至高权力，能让他与宗室和功臣两大势力相匹敌的权力。为此，他在咸宁二年病愈之后，在对朝廷人事进行更改时，还针对边境的军事做了一定调整。《晋书》曰：

（咸宁二年）冬十月，以汝阴王骏为征西大将军，平南将军羊祜为征南大将军。
（咸宁三年）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
（咸宁三年）九月戊子，以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
（咸宁四年十一月）辛卯，以尚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羊祜卒。
（时间不详）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王）濬为益州刺史。

从咸宁二年开始，司马炎开始了若干军事调动。先是提升羊祜的地位，后又布置了王浑、胡奋、杜预、王濬等人分别前往扬州、江北、荆州、益州掌管军事，这一系列的行动说明，在西晋建国十余年后，司马炎终于准备开展伐吴之战了。

伐吴之事，在《三国演义》中一笔带过，比如我年幼时就产生了错觉，以为伐蜀成功之后不久，西晋就展开了对吴国的攻势。然而从正史的时间线上来看，在伐蜀之后，西晋正式建立一直到咸宁二年之前，整个西晋，从皇帝到重臣，对于伐吴的兴致都不高。

泰始五年，司马炎以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而接替卫瓘驻守下邳的则是其叔父司马伷（司马懿第五子）。泰始六年，孙皓任命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泰始八年，东吴西陵督步阐叛吴投晋，以此为契机，两国之间爆发西陵之战。是战羊祜战败，被贬为平南将军。西陵之败，实在有损国威，但无论司马炎还是朝中重臣对此都不甚介意——实际上，整个泰始年间，西晋统治阶层对于开疆拓土的兴趣都很低，虽然国力明显胜于东吴，但在前线却常常表现出守势。即使是一直被认为是主战派代表的羊祜本人，做法上也十分安分，他虽然在地方干的风生水起，但一直到咸宁二年被加封征南大将军后，才正式上疏司马炎，请求伐吴。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羊祜上疏前，司马炎在伐吴准备方面已经给予羊祜以支持，《晋书》载：

会益州刺史王浚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浚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

司马炎突然转变了对伐吴一事的态度，原因其实也很明白。咸宁四年，羊祜去世前，就把这个原因明明白白的说了出来。

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书令张华问其筹策。祜曰：“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轨。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

羊祜说的实在是太直白了。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司马炎本人的功勋不足，威望不够，而伐吴之战如果成功，就能为司马炎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让他凭此跻身为一代贤君。这对于急需扩展皇权、摆脱各方势力限制的司马炎而言堪称对症下药。

实际上，在对吴战事筹备期间，司马炎已经迫不及待的对宗室下手了。咸宁三年八月，在刚刚任命王浑都督扬州诸军事后不久，司马炎即大肆调整宗室诸王的封地。

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于武帝，以为“古者建侯，所以籓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封国，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
……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国次国始封王之支子为公，承封王之支子为侯，继承封王之支子为伯。小国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为子，不满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为男，非此皆不得封。

《晋书》是唐朝时编撰，所谓“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的理由，实际上颇为片面。对司马炎而言，司马攸固然是个威胁，但宗室整体权力过大是更深远的隐患。这次改封明确提及，非皇子不得为王，是为了逐步抑制司马氏分支的权力。因而此次改封，也可以视作司马炎逼迫司马攸及其他诸侯王回封地就国的准备工作之一。除此以外，司马炎还对各封国的军事做了重新规划，以中尉领兵，限制诸侯王亲自掌握兵权。第三，效法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但仅限于皇室诸王，不用于功臣侯爵。

此外，这次提出建议的杨珧，是杨骏的弟弟，外戚杨氏，可见此时，杨氏已经可以参与此等军国大事。

同年，司马炎在宗室之中设立“宗师”这一职务，任命司马懿四子司马亮为宗师。晋初，已有宗正负责处理宗室之事，而宗师这一职务则更类似于一个在伦理上教育宗亲的精神首领。司马亮之前无甚功绩，司马炎看中的，无非是他辈分很高，能帮他压制司马攸等人罢了。

咸宁四年六月，司马师之妻、司马攸继母羊太后去世。此时，河南尹王恂上言，要求司马攸不得行子礼。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充议以为：“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皆谓奉统承祀，非谓不得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丧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议，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丧服从诸侯之例。”帝从充议。

这位王恂，之前也出现过，从家庭关系算，是司马炎的母舅。他显然是忠于司马炎之人，这一提议显然是司马炎所支持的。羊太后是景皇帝司马师的妻子，因为司马师在晋朝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羊太后才能被尊为太后。但若司马攸行子礼，则他的身份就被认可为了皇帝之子，则他原本所具有的继承大统的资格就相当于被再次承认了。王恂之提议，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在这件事上，贾充作为朝臣的代表，态度依然暧昧。他以孝道为由，提出了折中方案，让司马攸服子服，行臣礼，一方面不致于否定羊太后和司马攸的母子情深，一方面守住君臣之礼。这一事件只能说是小小波澜，但窥斑见豹，各方势力对司马攸身份和地位的认定上表现出的立场差异也表达的十分清晰。

对内，调整宗室，对外，筹划战备，司马炎的生活过得必定非常充实。到了咸宁五年，伐吴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伐吴之战正式开启，此前司马炎和羊祜等人做下的各项准备工作也一一发挥作用。

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

经过多年准备，此时晋军的船只制造已经胜过吴军。然而从总兵力上说，晋军并不占据优势。为了能达成灭亡吴国的战略目标，此次的计划，实质上是由司马伷和王浑的军队逼近建业，牵制吴军主力，此时王濬和唐彬率领水军从益州出发，顺江而下，直抵建业。王戎、胡奋、杜预各部则夺取战略重地以策应王濬部。最后，司马伷、王浑和王濬在建业实现合围，破城灭国。这一战略与羊祜上疏时提及的“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兗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的战略基本保持一致。

然而与伐蜀之战类似，在伐吴之战开始前，朝内对于此战的意见也很大。其中尤以司马炎钦点的统帅贾充为甚。

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给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充虑大功不捷，表陈“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将中军，为诸军节度，以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南屯襄阳。

贾充本人对于伐吴之事，抱有明确的反对态度。司马炎展开对吴攻势的目的，贾充心知肚明，尤其是司马炎以杨骏之弟杨济作为他副手的这个决定，显示出司马炎本人对于打破朝内平衡，引入外戚势力的明显动机。对贾充而言，当这个挂名主帅实在无甚意义，他是不希望看到外戚势力的进入打破他之前辛苦维持的政治平衡的。但司马炎的表现颇为强硬，贾充只得再次退让。

伐吴之战开始后，孙皓以丞相张悌领兵拒敌。咸宁六年，王浑击破寻阳赖乡诸城。王濬部则先后攻克丹阳、西陵等城。与此同时，杜预、胡奋也完成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其后，王濬与胡奋、王戎军合力夺取夏口、武昌。而张悌军与王浑军相遇，王浑军取胜，击败吴军，斩杀张悌及其部将数人。此战，东吴精兵死伤惨重，建业震动。扬州别驾何恽提出建议，认为张悌兵败后，吴国已经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力量，莫如立刻引兵渡江，直逼建业，获取大功。而王浑则谨遵诏令，拒绝了这一建议。

按司马炎的诏令，此后王濬应与王浑在秣陵汇合，一同进攻建业。然而王濬此时，竟然违背了这一计划。

及濬将至秣陵，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濬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王浑久破皓中军，斩张悌等，顿兵不敢进。

王濬领兵八万，首先抵达建业城下，其间未遇到较为激烈的抵抗。孙皓出城投降，宣告吴国正式灭亡。然而这之后发生的事却与伐蜀之战颇为相似。王浑以王濬违背诏命之由上疏。司马炎念及伐蜀前车之鉴，对此事采取了温和处理，仅下诏训斥而已。

而濬乘胜纳降，浑耻而且忿，乃表濬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有司遂按濬槛车征，帝弗许，诏让濬曰：“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诏使将军受安车将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违制昧利，甚失大义。将军功勋，简在朕心，当率由诏书，崇成王法，而于事终恃功肆意，朕将何以令天下？”濬上书自理。

王濬其人，出身虽然不似邓艾之低，但其家族与司马氏关系较浅，在西晋内部常常不受重视。此次虽然避免杀身之祸，但其后王濬与其子孙也一直不得重用，几乎重蹈了邓艾的覆辙。

伐吴之战的胜利，使得西晋完成了统一大业。按照一般的剧本，这之后，这个完成统一的新王朝应当朝气蓬勃的发展起来，或者休养生息，或者折服四夷，然后诞生出无数的名臣、名将，爆发出辉煌灿烂盛极一时的文化，在史书上留下一段令后人憧憬的记载。

咸宁六年三月，司马炎改元太康，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之后的十年，西晋开始逐渐开垦荒地，恢复农耕，兴修水利，消弭从东汉末年以来长期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百姓们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享受着新秩序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可惜历史并非如此温存。在“太康盛世”的表象之中，新动乱的种子即将埋下。

太康年间的政治变动与西晋初年政治平衡的崩坏

太康元年，晋朝一统天下，彻底终结三国鼎立的时代。伐吴功业，使司马炎的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该年九月起，朝臣先后五次上书，请司马炎行封禅之礼。其中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右仆射魏舒、尚书刘寔、司空张华等人上书时，有如下语句：

至于陛下，受命践阼，弘建大业，群生仰流。惟独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负固，历代不宾。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荡定。羁其鲸鲵，赦其罪逆，云覆雨施，八方来同，声教所被，达于四极。虽黄轩遐征，大禹远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

此时的司马炎志得意满，对朝局的掌控力也前所未有的强大。对于他扩张皇权，压制宗室和功臣的政治计划而言，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太康三年四月，贾充去世。这位在后世被认为是谄媚之臣的老臣的死，预示着朝内可以制衡司马炎皇权的一股力量开始衰落。在贾充去世前三个月，即太康三年一月，曾经对司马炎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的尚书张华被司马炎外派到幽州。同年十二月，司马炎终于下诏，以司空齐王攸为大司马、督青州诸军事，命令他立刻离开朝廷前去赴任。

这一命令在朝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在咸宁年间对司马炎立储之事抱有不同立场的朝内各方势力几乎都为这一诏令所震动，无论宗室、外戚、功臣还是其他形形色色的普通官吏，都对这一命令所蕴含的政治变动感到恐惧。自诏命下达之日起，朝廷之内，反对意见不绝于耳。首当其冲的，即是宗室。

及齐王攸出镇，（司马）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

扶风王司马骏，乃是司马懿第七子。司马懿九子之中，司马师、司马昭自不必提，三子司马干习性怪异，不理政事，六子司马京早逝，其余诸子中，少有能和司马骏之功绩相提并论者。司马骏竟然因此事而发病去世，可见宗室之人对司马炎这一命令的反抗之强烈。

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籓，（王）浑上书谏曰：“……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历观古今，苟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也。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帝不纳。

此处的王浑，即为伐吴之战中击破吴丞相张悌的那位西晋重臣。他的上书里，不仅对司马攸的重要政治地位予以陈述，还告诫司马炎，杨氏之类的外戚，和司马炎用以代替司马攸的司马亮，也并非可以完全信任之辈，一味猜疑司马攸，乃至于动摇朝局，恐怕会招致恶果。此上书过长，我不全部引用，但王浑之言鞭笞入理，十分精彩，诸君可以自行查阅。最终王浑提议，以司马攸、司马亮、杨珧三人共同辅佐太子司马衷，以维持朝局的平衡，保证政权的平稳，但司马炎对司马攸之警惕与恐惧太深，对于这一颇具可行性的方案视若无睹。

除这二位之外，驸马王济、甄德二人都数次上书请求司马炎收回成命，乃至于二人偕两位公主一起进宫劝说，被司马炎严厉斥责。而景献羊皇后之弟、羊祜堂弟，历来与司马炎关系亲近的外戚大臣羊琇之反对尤为激烈，昔日司马昭就继承人问题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两人之间举棋不定时正是他力挺司马炎，司马炎最终得以继位他功不可没，而此次他为司马攸之事劝谏多次不成，竟和北军中候成粲一起，密谋刺杀杨珧，最终被贬，不久之后即去世。

自司马炎登基以来，朝内从未对他的命令和决策爆发过如此激烈的反对意见。司马攸本人接到诏令后，亦迟迟不肯离开洛阳，想等待事情有所转机。次年，也即太康四年，司马炎再次下令让司马攸回到自己的封地。此次他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违背自己之前立下的“非皇子不得封王”的规矩，封司马攸之子司马寔为北海王，以示优渥，并授命太常博士们拟定给司马攸增加的礼仪。然而这一次，太常博士们也得到机会，竞相上书，反对让齐王司马攸回到封国的命令。七位博士上书，博士祭酒曹志公开支持博士们的意见，被激怒的司马炎命令廷尉处理此事，廷尉刘颂竟然将八人拟为“大不敬”的死罪，意欲一次诛杀八位大臣。此举再次震惊朝野，同情司马攸的宗室、外戚和大臣与司马炎及其亲信之间的矛盾几乎爆发到无法缓解的程度，尚书夏侯骏等人上书反对，其余朝臣中竟然有人去廷尉处自首要求与诸位博士共同被治罪。最终司马炎下诏，将对曹志等八人的处罚改为革职，但依然坚持要求司马攸之国。

太康四年三月，年仅三十六岁的司马攸愤恨难平，在回到封国之后即生病去世，这场席卷朝廷的大风波终于平息。司马炎诛杀了曾为司马攸诊病的御医，以推卸责任。然而这场风暴已经将西晋初期的政治平衡搅得四分五裂，宗室司马攸、司马骏悲愤而死，重臣张华被贬出朝廷，外戚重臣羊琇被贬后很快去世，驸马王济被贬，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和七位博士被罢免。而被司马炎重点培植的杨氏外戚名声扫地，原本名声尚可的杨珧本人差点被刺杀。这一系列变故，预示着刚刚建立的西晋王朝已经遭受重创，甚至于有分崩离析的态势。

在群臣都已接受司马衷作为司马炎继承者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司马炎借着伐吴得胜的威望，要强行将司马攸排挤出中央，已经超越了朝内各方势力所能接受的底限。自西晋开国以来，朝廷之内，宗室和功臣一同管理国家大事，而皇帝则手握仲裁之权，维持着各方势力的平衡。对朝内各方势力而言，司马攸不仅是司马师之子，还是维护朝内政治平衡的重要支柱。司马炎提拔杨氏外戚，想要创造新的平衡，已经令各方势力感到不满，而驱逐司马攸和司马攸的暴病而亡则在这一道裂痕上再填一重锤。最终，双方两败俱伤，司马攸身死，杨骏、杨珧、杨济这三杨声名扫地，张华等重臣被外放、贬职或罢免，这一切的一切，对于初建的西晋王朝而言，实在难以承担。

太康八年，西晋开国重臣里硕果仅存的荀勖被迁为尚书令，这一任命代表着这位老臣已被司马炎疏远。太康十年，杨珧自请逊位，杨骏则逐渐被重用。同年，注意到杨氏外戚权力愈发增长的司马炎再次对宗室进行改封，以才能平庸、不具备野心的司马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派遣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三人镇守要害重地掌管军队，以此安排防止外戚杨氏篡权。此时，司马炎已经身患重病，天生愚笨的太子司马衷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为此他将司马衷的儿子，素来以聪慧著称的司马遹分封到据说有天子气的广陵，希望自己身后，西晋政权能够平稳过渡。然而这一安排，也不过是他在死前的最后一点努力罢了。太康十年之后，司马炎改元太熙。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去世于含章殿。

司马炎去世之后，杨骏矫诏，驱逐司马亮，独揽朝政。杨氏和贾氏在后宫中的矛盾，最终引发了贾南风联络楚王司马玮入京，联合禁军发动政变诛杀三杨，这即是八王之乱的开始。永嘉五年，在八王之乱中遭受重创的西晋被匈奴贵族刘渊所建立的汉赵王朝灭亡，怀、愍二帝被虏，士人们纷纷南渡，在长江以南建立起东晋王朝。

这之后，战争频发，杀戮不绝，天下大乱。北方先后有五胡十六国、北魏、东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方则先后经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直至公元589年，杨坚下诏灭陈，才再次实现了统一，开启了崭新的隋唐时代。而短暂的隋王朝历经几十年即告分裂，最终在公元622年，唐朝重新统一天下。

谢邀。

司马懿的奋斗史。

公元207年，司马家二公子司马懿入大汉司空曹操幕府。

有传言，公元201年，曹操征司马懿未遂，此当为伪说。

这一传说出自《晋书》，里面讲二十三岁的司马懿看汉朝将亡，不愿屈事曹操，故而拒绝。曹操十分忌惮，还派人连夜相探。多年后，再次征召，表示不答应便弄死你之后，司马懿才勉强入仕。

这显然不合理，无疑《晋书》是在给自己的窃国祖宗屁股，铺垫一下，我们的司马宣王不是窃国，是本来就没打算给你们曹家人干。

那真实版本呢？

据《魏略》记载，当时曹洪想要征召司马懿，司马懿拄着拐杖，说：“我病了，不去了。”曹洪很不高兴，回去告诉曹操。曹操听了很惊奇，又亲自派人征召，司马懿听到是曹操派人来，立刻扔了拐杖，腰不疼背不痛地大喊：“我来啦~~~”。

对于一个年近三十赋闲在家的文人，听到彼时朝廷丞相的征召，那种反应更靠谱，显然不言自明。

这是司马懿的官场起点，也是一点新的小补充。

下面转引，我自己过去的一篇答案。

奸，盗也。——《广雅》


首先，司马懿肯定是奸臣。
其次，曹操，虽难称忠臣，但绝对是无愧于汉家的，这两个人在本质上完全不一样。

人们可以讲司马懿盗魏家天下，但断不可以讲曹操盗汉家天下。
曹子桓代汉时，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曹操打下的天下。
司马炎代魏时，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曹操留给自己子孙的天下。

曹丕是取东汉而代之，但在灵帝之后，董卓、袁绍割据伊始，东汉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东汉十三州，曹操一个人敲下来九州半，他所欠刘家的，无非就是四处征讨时，借了天子的名号。但曹操他也还了，我自己打下的江山，我不称帝。并且在赤壁战败后，写的那篇《述志令》中讲——“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成王。”
纵观孟德一生，对待汉朝刘家，可以讲无可挑剔。

但司马懿在这个事儿上，可是大大的不一样。
东汉刘家烂了，那是宦官、外戚、诸侯弄的，曹操是乱世崛起。
魏朝曹家烂了，那可全是司马懿一家人，憋着坏一手促成的，典型的窃位篡权。
晋代魏，基本就是三级跳。
1.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司马仲达赚曹爽。
2.公元260年，高贵乡公被刺，贾充弑曹髦。
3.公元265年，晋代魏，司马炎即位大统。
明明白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犯上，司马一家人就是野心勃勃！

单说司马懿，这一辈子都干什么了呢？
1.跟曹操去了趟陕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得陇望蜀”这一著名成语。
（此处有误，“得陇望蜀”一词最早应出自《后汉书·岑彭传》。）
（感谢知友 @彭荐予 的指正。☺）
2.和曹子桓搅基……
3.二爷威震华夏时，劝曹操不要迁都，同时献计让渣权去阴了二爷。
4.小受表现优秀，升官、升官、升官、升官，升到左仆射。
5.从曹叡手里拿到兵权，干了孟达。
6.升官，升到大将军+大都督，熬死葛公。
7.领兵去辽东，围死公孙渊，屠了襄平。
8.不甘于人臣，同曹爽争权，争权，争权……
9.高平陵之变，屠了曹爽三族，没过瘾，又屠了王凌三族。
10.把曹家所有的皇亲贵胄叔叔大爷通通撸到洛阳，监控起来，给儿孙铺路。

那司马懿是权臣还是奸臣？愚以为，权大而盗即为奸。
司马懿屠曹爽、监禁曹家各族等行径，绝对是盗主窃国之举，实无悬念。

最后，窃国大盗司马懿，一生魏臣入晋书！

╮(╯▽╰)╭以上。

由于我欣赏的一位铁杆司马粉已经离开了知乎，从此地球人再也不能阻止我吹我们司马宣帝了。

前面某位考据狂魔说了一句：一生魏臣入晋书。

我哈哈哈哈哈，说的不能更对！

司马家三代都对曹家那是忠心耿耿啊，身为曹家托孤的重臣，对曹家的继承人把关的不要太严哦，像曹芳曹髦曹奂这种不成器的家伙怎么能继承曹家大统！怎能不废？！曹爽这种曹家的败类当然也要处之而后快，否则怎么能保证曹家优良的基因得到传承？！

到了司马炎时代更是为了曹家的江山呕心沥血啊，你说做皇帝这么累人的一件事情，司马炎实在是心疼曹家人啊，干脆他受点累帮忙做了吧，哎……这种忠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也就赵匡胤之流能媲美！

司马家三代忠烈，无愧于曹家，真·大魏忠臣不解释！也就出了司马孚这么个败类，曹髦死了在那儿瞎BB，晋篡魏后还去找曹奂瞎BB说什么自己终身魏臣，这人怎么不能体会司马炎的良苦用心呢？还真把司马家那几位当二五仔哪？人家可都是为了曹家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