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当代哲学水平到底怎样？ 第1页

...................2.19补充...............

很多答案只是从中国视域看待中国哲学，但是离开了中国，这些对哲学现状的回答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坐井观天。我想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中国”之外，还需要有两个维度：

1、世界的维度：你的水平不是从你出发而论的，而且是由“比较”而衬托出的。我觉得题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想要问“世界哲学中的中国哲学”，而不是“中国的哲学”。

2、历史的维度：很多答案只能算是“对现状的描述”，“对现状的描述”不等于“水平”。我读过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是一个事实，不代表我对它理解水准有多高。所以你谈到水平，还是要有历史的眼光，在哲学史上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与意义。

之前看到《五十自述》英文版的一个读者评论，写在亚马逊上，很长但是却很有意思。我相信这个读者一定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博士生，但它不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所以也带有相当的读后感性质的色彩。

有些角度很新颖，有些值得商榷，不管怎样，看到这样的评论让人感觉心里很暖。唐君毅先生写书最希望有读者，我相信牟先生也概莫能外，尤其是有这样热心的外国读者。

重点加粗了一下，就不想翻译了。

I would consider this book to be autobiography only in the most technical sense of the word. It is written and reads more like a memoir and by the end of the book clearly a philosophical testament or confession. Mou's "Autobiography" is highly personalized and i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trials and trevails of his philosophical career. Though the criteria that would give this book a more definitive biographical feeling are not absent from the narrative, the presentation of facts and historical data supports Mou's personal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and movements and not a larger historical framework. His contextualization of life events is weak. The result is writing that seems petty and sniping and usually one-sided in argument. Battles with other leading intellectuals such as Feng yulan and Hu shih seem more like schoolyard squabbles than robust intellectual debate. But Mou's derision is oddly ameliorated by his honesty and earthiness in expression, the reader always has the sense that Mou is not cowering behind the written word. Moreover, Mou is not afraid of self criticism, freely admitting his own weaknesses.

The book also has some organizational problems that generate confusion concerning Mou's position on philosophical ideas. Most notably his appreciation of dialec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book, dialectic is negatively dismissed as an "illusion" and his opinion presented as definitive, bu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book, his initial encounter with the subject through Tang Junyi is warm and appreciative and even described as life alte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is unclear, and the reader is faced with the question, "what does Mou think about dialectics?" If you are new to Mou, as I am, this will send you digging into other material to find an answer. There are also some issues with the final chapter. "Inquiry of Malaise" is Mou at his most dynamic and interesting, but the writing (or perhaps the translation) can be awkward and unclear. I found myself stumbling through the material and having to reread many sentences. But despite the demands on the reader's attention, well worth multiple engagements.

Certainly, the best parts of the book concern Mou's criticism of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It was rather clear to me that Mou had given these religious traditions serious consideration, and I found his engagement with the material interesting and even revelatory. His embrace of Confucianism was studied, tested, carefully reviewed and formed through a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at included deep seated experience. I found his critique of Buddhism very refreshing and insightful, including his analysi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emptiness and enlightenment, suchness and Heavenly Mind. His review of Christianity equally interesting, though seriously marred by his reading of Ernst Renard. Commiseration is key to his thinking, a constant Confucian thesis to opposing viewpoints. His subtle tracking of energy in human psychology provided me with insights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Qi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both analysis and approach, Mou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ecumenical discussion that breaks free from classical distinctions and seeks understanding through contemporary language.

.............原答案.................

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历史：研究现状的尴尬

如果把一切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的哲学学术活动当作“中国当代哲学”，再将之进一步区分为原创型的中国哲学与学术史型的中国哲学，比较的坐标轴是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现象学、诠释学、批判理论和各种后现代理论等等，我觉得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并没有取得多少独树一帜，也就是说再过一百年以后，不论哪个国家的学者要写一部《世界哲学史》，都一定会收录进去的人物——这是从最顶尖的与历史的角度审视的结果。

但是，20世纪原创型的中国哲学还是有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作为代表。之所以没有把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方东美、徐复观、钱穆先生列进去，是因为考量一个学派哲学水准的重要基准是在哲学圈的学术影响力（不包括在国外的汉学系、东亚系、宗教系等等，这些学系往往是因为对“中国”而不是“中国哲学”的兴趣才会把这些先生纳入视野），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当作纯粹的哲学家，其著作被当作哲学著作来对待的（这就把冯友兰先生排除在外）。

从80年代德国波恩大学开设牟宗三的哲学专题研究，到90年代在法国诞生的第一部专门研究牟宗三的博士论文（作者毕游塞），迄今为止，在法德等国已经有十几部专门以牟宗三位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牟宗三的部分文集已经有英译本，我甚至读到过一本澳大利亚学者的牟宗三研究著作。

中国哲学迄今做到的最大规模的文化输出大概就是牟宗三先生的哲学，然而就是这个“最大规模”的体量也不过是区区十几部博士论文，更不要说这些博士论文很大一部分不诞生在哲学系，这些研究著作也没有在哲学圈内产生多大的影响，其研究者也不在本国哲学圈内有多少话语权。（比如在台湾任教的毕游塞）

管窥蠡测，20世纪的中国哲学在世界影响力多大，认可度多大，说“哲学荒漠”稍显过分，然而你非要说在20世纪诞生了有世界影响的第一流哲学家，具备了哲学输出的能力，也只是自欺欺人。

并且，中国哲学家的身份性总是在“中国的”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游移，也就是说，人家对你感兴趣，可能不是来自你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智能水准，而是你作为一个文化代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的肉身符号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打入汉学系易，进入哲学系难。

我看过的大多数英文研究著作中，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也不过是作为反映当代新儒家（不是作为一个学派，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折射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镜像）与当代中国文化史的媒介，它仅具备特殊历史的意义，而不具备普遍思想的魅力。

因此，20世纪中国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附庸，在海外还不具备独立的自治能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与“石沉大海”：语言交流圈

以上是现状。

但是，客观地讲，中国哲学影响力与水平毕竟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就真实情况来说，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的哲学水准应该在国外有更大的影响。

然而为什么没有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汉语。在国外基本只有汉学家懂汉语，这是最尴尬的一个事情。思想与哲学的流通必须要有一个普遍的语言的交流圈作为保证，比如法国德国人有什么新著作，一是马上就有翻译本，二是就算没有翻译，一个具备平均水准的哲学学者也大多具备多种语言文字能力，可以直接阅读最新的哲学成果，给予评价与批判，从而引发针锋相对的批判与回应，甚至引发其他学科的参与，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就是哲学学科内的互文性与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文性。

而中国学者的著作要等到有翻译本，那真是猴年马月了。你既没有翻译本（即使是懂汉语的汉学家，他能够翻译，但是翻译哲学著作和翻译一般的文学著作可是不一样的，所以近些年在国家的推动下，出版了一批中译外的译作，但是这些译作质量怎么样，就不好评价了），人家学者也不具备直接阅读的能力，你怎么会有影响力呢？

这里面有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人懂汉语——中文著作传播不出去——中国哲学没有影响力——无法吸引顶尖知识分子学习汉语——没有人懂汉语。

石沉大海。

其实，要打破这个局有两个重要因素：

1、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继续强劲增长。要知道在目前中国缺乏真正的文化输出与原创型文化创造的大前提下，强劲的发展前景是唯一能够吸引大规模的人群学习汉语的动力，离开了国家发展这个大背景，围绕个人兴趣而发展出来的零星汉语热，只能是守先待后，而不能继往开来。

2、中国哲学能够诞生一些典范性、领军型的哲学家。如果现在的中国学术圈能够出现像牟宗三先生，或者稍逊于他的哲学家作为领军人物广泛地在欧美讲学，翻译自己的著作，熟悉与掌握欧美的哲学语境，与欧美理论对手直接用英语（或其本国语）进行哲学论争，并且努力淡化自己“中国文化代表人”或“中国的”哲学家的“身份性”，突出自己哲学家自身的身份纯粹性（身份性不同于哲学内容，后者不可能不驳杂，前者还是要纯粹），那么在这种交互活动的影响下，相信会有更多哲学系的学生会研究中国哲学，把话语权从无到有地先建立起来。

话语权与策略：从无到有

就学术型的中国哲学来说，往远了说，我们有陈康，从近处说，我们有余纪元。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与学术正常化，起步于80年代的哲学学术的研究越来越像中国的国家实力一样在突飞猛进，所以，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在哲学史、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通过“硬本领”让西方同行刮目相看。

在学术圈建立话语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一步，在目前没有原创型的哲学家作为领军人物的现状下，我们的学术型的专家学者进步越快，取得的成绩越多，积累的权力越大，就会为以后出现的原创型的中国哲学家提供更多便利，为中国哲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圈与思想场域打下基础。

关于原创型的哲学家，这一点我想零散地谈几点感想。

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是近些年来非常突出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者。我之所以之么觉得，不仅在于我个人主观的阅读感受，而是来自于张教授著作的译本数量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的，据我不牢靠的记忆里所及，有韩文、日文、英文、土耳其文（可能还有更多）。

这里面有两点很突出：

1、很多张老师著作的翻译者，是曾经来南大留学的外国学生。（比如日译本）张老师借助南京大学的一些研究机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中日文化研究中心），近水楼台先得月，培养具有一流语言水平的中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据我的个人接触来说，张老师的学生除了英语之外基本都独精一门外语。对此，我们不从动机上对此有任何判断，只是从学术研究的结果来看，无疑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的水准。

稳定、可兑换的方法论

2、张老师的研究个人特点鲜明，尤其有稳定的文本学的方法论基础与交叉批判的语境共融能力。

a.稳定的方法论基础，意味着稳定的问题域、问题式、问题构境与问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不断创新文本学，在文本学的构境海中进行深耕，张老师发展出了能够为外国人所一以贯之地进行了解的问题场域。

与之相反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拍脑门研究法”：匪夷所思的选题、胡编乱造的方法论、莫名其妙的著作架构、天马行空的材料征引、不知所云的颠三倒四。

举另一个例子，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这两部书如果翻译成英文，一定会有相当的影响力。它不是开创性的研究著作，但却使用了在西方学术圈内臻于圆满的方法论去处理中国这个新材料，所以说不会有巨浪般的影响但也不会默默无闻，这就是稳定的、可直接兑换的方法论之为基础的重要性。（更好的例子是余英时和他的徒弟黄近兴的历史著作）

你站在福柯与阿多的肩膀上进行学术研究，比起你拍脑门子想出来的问题域，岂不是靠谱地多。

但问题是：研究历史学、思想史、或者分析哲学的学者比较容易进行方法论对接，研究其他哲学没有相应的自己的问题语境的历史性的思想积累，是无法直接转换到其他方法论范式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有的国家轻易采取了宪政制度，有的国家就困难，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轻与重的问题。

语境共融能力

b.张老师的著作有一个和一般研究西方哲学学者完全不同的特点：别的学者引述某人说的话是为了给自己“撑腰”、“壮胆”与“粉饰”，张老师是为了“批判”、“批判”、“再批判”，进行挫骨扬灰式的决绝批判。

在张老师著作里出现的西方学者有两类：一类是和张老师观点一致，张老师把他们拎出来表扬一下；一类是和张老师观点不一致，张老师要严厉批判的。当然，张老师不是党同伐异，而是会有严格的解释与说明的。

所以张老师的著作，比如写海德格尔，他会说伽达默尔哪一点错哪一点对，布尔迪厄哪一点错，哪一点对，阿多诺哪一点错哪一点对，一层一层说下来，就建立了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学术批评谱系。

但是，与其说这个是谱系学，不是说是中国传统的校雠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不论是尼采的谱系学，还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都不重视连续性的对错判断（福柯不重视对错判断，而相应具有“连续性”或者说“断裂的话语连续性”；尼采有重视对错判断，而不重视连续性）。

这种研究方式就取得了一个独特的结果：

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方法，张老师不仅梳理出了只有用谱系学才能取得的历史性脉络，而且绝不像后现代一样放弃对“真假对错”的判断承诺，更要命的是，通过批判把自己置入了那个历史性的互文语境中，而造就了一种共融的、流通的、环流的语境。

这种书西方人能不好理解么？

他一看你这书，就知道你的立场，知道你在大概处于哪个时间位置上（比如80年代？90年代？00世纪？），是在哪个学派的边缘或中心的区域进行表述。

由此，张老师把自己“时间化”了，就是通过融入西方的哲学时间性中，在历时性的时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ort）。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遇到的阅读阻力会小很多的重要原因。

我觉得这就是语境共融的能力。

如果你单做分析哲学，不需要语境共融；你单做西方哲学，不需要语境共融。但当你面对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交相冲击的时候，并且想要通过承担这种的交相冲击来建构一个比以往所有大坝都要牢靠、美观、实用的建筑奇观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考虑语境共融了啊？

关于张老师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羁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访谈性质的论文：《析张一兵文本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中国经验”——一种“构境论”的批评视角》

如果不考虑这种交相冲击的压力，只是计算专门领域的研究，我们中国可以有而且在将来一定会有世界级别的一流的专家学者；但是，如果希冀一个原创型的哲学家，那么我个人的观点是，他的哲学还是要从这种交相冲击与语境共融的历史大环境中诞生。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我导师曾经跟我讲，傅伟勋先生是继牟宗三之后最有可能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哲学的伟大学者，可惜早逝。傅伟勋先生在美国天普大学任教，从西方哲学到禅佛道，无不精通，语言能力一流（沟口雄三评价他的日语跟日本人一样，英语就不用说了，梵语等专门语言也不在话下），视野开阔，具有稳定的方法论与语境共融的能力。客观地讲，水准至少是阿多这一级（我个人觉得傅先生的贡献更大，但文无第一，也不好说），但现实就是，阿多有福柯的激赏与支持，不仅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还具有世界级别的名声。相比之下，傅先生逝世后，其影响力日渐衰弱，已经不成气候。

所以说，这就是有圈子跟没有圈子，孤军奋战还是集团作战的区别。

有时候有好东西大家不知道，有时候是没有好东西强说有好东西，有时候是有好东西只能老爷们们赞赏，有时候是有好东西是大家都认可的。但不论怎么说，先看看别人家的好东西怎么做出来的总没有错。

所以我最喜欢徐光启这位中西文化第一次接触过程中涌现的伟大人物的一句话：

欲求超胜，必先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