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张扣扣为母报仇？ 第1页

服役从军是忠

隐忍廿载是毅

为母报仇是孝

以一击三是勇

不伤妇孺是仁

主动自首是诚

仔细想想，21世纪的张扣扣也算是数千年民间传统道义形象的典范了。但张扣扣事件舆论发酵的核心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现代法律与民间道义的时代落差。

在书本里常常有类似这样的句式:

XXXX的颁布标志着我国XXXX体系的确立。

从公文层面确实如此，但在社会现实角度来看往往事与愿违。

举个例子:

《婚姻法》颁布多少年了，说真的，国人的财产观念、家庭观念、两性社会角色还有孝道、情义、忠贞这些理念真的跟得上婚姻自由的宗旨吗？要知道婚姻自由可远不止恋爱自由、结婚自由而已。

春晚节目中关于老婆不如保姆的比较，说到底就是一边自顾自地以法律的方式推动婚姻走向市场化，另一方面整个舆论大势又死死守住传统家庭观念的结果。

一般认为:法律坚守的是道德的底线。

但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杀人偿命这一条上，法律似乎已经超然于我国普遍的道德观念之上。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此类舆情事件中，尽管不断有法律人士的苦心科普，面对审判结果民众感受到的往往是一阵阵法律与道义相背离的恶心。

无论是身边的现实还是媒体舆论上，那种法官、律师薛定谔的形象总是难以捉摸:

一会是正义之光一会是门下走狗、前一篇回答还满满的颂扬后一篇却又是祖宗双亲齐飞…

这背后就是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时而相适时而背离。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但几十年跨越其他国家数百年变迁又急切跟上现代化的我国，可以说尤为显著了。

司法从业人士以及有相应法律素养的人大概都能体会法律、法学在浩瀚的条文背后有那种精致的美感，那种严丝合缝的逻辑本身就散发着思想的魅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甚至可以说这个社会成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体会，绝大部分人对于法律的观感只来源一个词:

正义。

然而在正义这个问题上，法律与道德又会产生冲突。法律的正义在于逻辑性，而道德层面的正义往往取决于人心。

人心又从何而来？

中东奸杀女童的罪犯被当众扫射处决，悬尸示众

挪威杀死77人的布雷维克好吃好喝甚至反诉政府

当遵纪守法、忍气吞声的你为了一日三餐的大饼奔波忙碌、累死累活看不到半点改善的希望时，又如何能忍受另一个犯下滔天罪恶的人吃住不愁混一辈子？

当你在环境优美的北欧享受着田园牧歌与现代科技的滋润，这个月享受着西班牙的阳光美食、下个月飞到亚洲享受高等人生活的时候，终身困在一人狭小空间里哪怕娱乐方式再多又何尝不是地狱。

但上面两个例子又一定是其国民心中的正义吗？

恐怕中东的民众恨不得亲手砸死强奸犯然后枭首焚尸，而布雷维克也有太多人想把他揪出来一枪正法。无论如何，在伊斯兰教法与现代法律体系内，上面两个例子中的人心与法律最后还是达成和解了。

所以，人心的正义在于围观人群的观感，因为某些时候对于罪犯来说，比起漫长的刑期反而是，一死了之反而是种解脱。

张母之死，杀人者区区数年徒刑、寥寥千余赔偿，在对比的观感下，人心的正义荡然无存。因此隐忍二十年的张扣扣没有选择和解，网民们一边倒的民意也没有选择和解，人心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的矛盾最后以张扣扣的义举/恶行爆发出来。

知乎的律师们可以设身处地一下，如果自己的当事人是杀死张母亲的凶手，在职业道德的驱使下是不是也会尽全力为其减轻惩罚呢？

尽管舆论压力强大，相信不难做出选择。毕竟，除了捕风捉影的阴谋论外，当年的判决书在条文上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但只要道德与法律间的关系依旧混乱，下一个复仇的故事不会太久。

法律的进步不是理想主义指引下的内部逻辑完美自恰，不是只有往进不能后退的单行道，更不是向西方那套完美看齐，化用一个“经典”句子:

法律啊，请等等你的人民吧！

他们依旧陷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泥泞里，步履艰辛、蹒跚而行……

1、对新闻告诉我的事实持谨慎态度，不予置评。但是基层真的很乱。如果真是村霸制造冤案导致报复，恐怕最多就是无期；但如果不是，那就死定了。

2、对网上爆出的判决书中那句

由于被告人王正军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但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许经济困难属实，现确无力全额赔偿，故可酌情予以赔偿。

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具体源于当时的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的通知

第六十二条 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依照刑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案发当时是1996年，当时刚修订1979年刑诉法，但是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96年的刑诉法只是从原来的2个法条变成4个法条，内容很少，审判当时关于96刑诉法的解释也没出台（98年才有新的解释）。实践中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很多要参考民事法律。

虽然说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总是被批评，但是这种东西确实能很好地体现立法当时的思路，以及立法那帮搞理论的大爷有多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我们搞实务的一向很鄙视做理论研究的人，就是因为做理论研究的人提出的东西很不切实际。

这一法条的设置理念还是张军那帮人的思路：因为将来执行不了，所以干脆别判。

包括刑附民不支持两金（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不支持财产被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财产被骗盗抢），以及有些省提出的判死刑的被告人无赔偿能力、不支持对他们的民事赔偿，多少都受这个思路的影响。

看法院对张扣扣“自首情节”的认定结果吧。

从新闻报道上，张扣扣主动投案，而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符合自首的规定，属于可以减刑或者从轻的环节。

不过2人死亡，1人重伤，这种故意杀人的情节，的确不轻，估计死刑是必然的。

所以综合下，也许会是死缓?

————血亲复仇——古老的困境————

复仇这种行为，可以说是早期文化非常认可的行为，比如最早《礼记·曲礼》就记载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对于维护家国体系很有必要。

不过血亲复仇也有个问题，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比如案件中的死者也并非一个人啊，那么如果这样复仇下去，那还了得。所以需要法律来维护秩序。

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所以到了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基本上对于复仇的看法也不断地受到了质疑，毕竟复仇多少会动摇法律的基石。

面对这种个人正义和法律正义的纠结，一直是很多执法者的困境。

在唐朝的时候发生过一个案件，也是对血亲复仇的一个经典案例。

案件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叫快递员徐元庆的人杀了中纪委书记赵师韫，然后自首。按理说这两人身份悬殊，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而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赵师韫任下邳公安局局长的时候，徐元庆的父亲因为犯罪被处决了。所以徐元庆要报仇。

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认可徐元庆属于为父报仇，其情可原，但是又纠结于法律的正义。

最后陈子昂（就是那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登幽州台人）写了篇《复仇议》给出了几个字：

既诛且旌。

意思是，杀徐元庆以明正典刑，而表彰他的道德行为。

武则天十分认可这种做法，于是“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不过，柳宗元不认可陈子昂的做法， 觉得他在和稀泥，要确定徐元庆的父亲究竟是不是冤杀来确定徐元庆本人复仇的合理性，如果是冤杀，复仇合理；如果不是冤杀，复仇不应该。

所以这个案子，估计还是柳宗元的道道，就是看当年处理张母被杀案是否合理了。

国家不能保护公民的时候，公民也就没路可走了啊。

另外这又是个官僚系统的黑色幽默，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把事情压下去了，结果等到了迟来的大新闻，本以为解决了小问题，结果给更大的问题埋下了隐患，最后定时炸弹炸了。

这新闻在打击村霸和提倡传统文化的今天爆出来真是应景。

其一，基层吏治果然是党国的心腹大患；其二，圣朝以何治天下？法还是孝？

这就是现阶段绝不能在中国废除死刑的原因了。中国人认死理，“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这个民族还没诞生的时候，那个给这个民族定名的皇帝和老百姓的约定，那个时候天下大乱，所有的法律全都不作数了，可是这三条，老百姓和皇帝都觉得还是得作数。从那以后，无论盛世乱世，所有的皇帝和人民都承认这三条，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有效。杀人者死，是比现代人说的法律本身还要早、还要长久的存在。

什么是正义？有些人肯定要说得天花乱坠，各种专业术语，各种复杂词汇，各种英文拉丁文……可惜，在中国，最大的正义就是杀人偿命，做不到这个，你的正义就是在自说自话。再说，你以为老百姓都傻么？以中国从古至今的法律环境，对于有势力的人家来说，只要不是死刑立即执行，他们总归有办法把人捞出去，有办法让坏人脱离制裁。

所以杀人偿命是人民心里最后的正义底线，如果上层建筑在中国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这样的上层建筑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就狗屁都不是。到那个时候，人民就要自己动手了，虽然这样残暴，这样不文明，这样没有法律观念……对！你说得都对，可这就是中国。汉武帝的诏书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样野蛮么？是很野蛮。可这样好么？我看还是好的。当有一天黑白颠倒，法律成了律师们的文字游戏、成了有钱人的避难所、成了权贵们的玩物的时候，匹夫一怒，便是世间最后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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