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接受梁思成建议在京西建新城而不是现在这样环状往外建，北京还会这么拥堵吗？ 第1页

首先声明，北京城的拥堵，不是接受谁的建议采用哪个规划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无力对抗的历史必然。

然后回答题目，如果“当年接受梁思成的建议”，而且这几十年不做任何大方向上的改动，那我们会拥有一个“和现在一样堵”的千万人规模的新北京，以及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贫民窟旧北京。不要神话梁思成，他生在全国钢铁产量百万吨的年代，再怎么“大师”也有时代局限性，何况他真的比苏联人更懂“工业化都市”吗？

首先说“和现在一样堵”的部分。

北京城这么拥堵，其实规划啊设计啊城建啊什么的都不是关键原因，本质上就是以百万步行人口为基准的城市规划迎头撞上了两千万人口五百万的现状。

据公开资料，二十一世纪以后，北京城区内的注册机动车大概在五百万上下，就算一半在停车场呆着不动，高峰期北京城内跑着三百万辆车。每一辆车都想着走得顺顺当当的，怎么可能不堵？别说北京堵，全世界跑着上百万辆车的城市，有一个说一个，都得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方式的问题，要解决恐怕得等到下一次工业革命。

让我们再回到五十年代，百废俱兴打算建造一个新北京，就算苏联卖肾援华成本可以完全不考虑，最多也就是按照百万自行车的方案。中国是农业国，当年全国加起来都没有五百万机动车，没有人想象的出五百万机动车在同一个城市会是什么样的盛况。所以，甭管是谁来设计，只要按部就班发展几十年，发展到城市人口两千万注册机动车五百万的程度，必然会堵，必然要外迁，必然要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这是历史的客观规律。

什么？你说五十年代就按照两千万人五百万机动车的标准来规划新北京？那我无话可说。

小剧场：

让我们假设一个穿越者到了1950年面见领袖，带去了21世纪北京的城市规划，试图改变北京城拥堵的情况。

       穿越者：具体情况就是这样，北京城要想不堵车，就必须如此如此…… 主席：你说的那个时候，北京城还是首都吗？ 穿越者：是。 主席：北京城有多少小汽车啊？ 穿越者：前几年是差不多六百万辆 主席：堵车，那些汽车，有多少是归我们的党政干部老爷们享用啊？ 穿越者（感觉有些不对劲）：可能……很多吧。 主席：六百万小汽车，一辆车算两吨钢铁，就是一千二百万吨钢铁，很多都归我们的老爷们享用。 恩来同志：是我们我们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三倍。 主席：李自成进了北京，就脱离群众腐化堕落，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重蹈覆辙啊。 少奇同志：对，要加强共产党员的政治修养。 穿越者：（我好像触发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件）     

再说说百万人口的贫民窟旧北京。

民国年代北平已经拥有百万级别的人口。注意啊，这是沿海遍地租界、东北开荒、经济南移，首都南迁等人口外流因素齐备的北平，是一座“大城市”，除了学术之外并无其他先天优势，民国的首都和经济中心都是南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百万市民，可以说，这就是地理环境做出的最终选择，华北地区只要不发生饥荒瘟疫战乱，北京无论如何都会拥有百万市民，赶都赶不走。

这上百万人，在建国以后，考虑到人均口粮上升和医疗保健条件改善，必然会迎来一波人口增长，很可能二十年左右就会翻倍（有疑问的回去问问家长，解放前那一辈人一家几个兄弟长到成年娶妻生子，解放后出生的一代人每家几个兄弟）。注意，这些人不是农业人口，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生于北京城也将一辈子居住在北京城，基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搬迁出城。但是，他们的吃穿住用，所有的生活资料都要从城外通过城门运进来，生活垃圾，照理来说应该运出去，不过实际上根本运不走，解放军进城以后一次性的运走了50万吨。

好了，请想象一下这百万市民的生活状况。在全国热火朝天的建设新家园的同时，他们被遗忘了，建国的头十年头二十年“保持原状”，他们的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不，甚至不用想象，各位请到内地随便哪个城市的老城区，找找二三十年没拆迁的建筑群，拍着良心问问自己，这是不是贫民窟。请注意，你看到的还是有自来水有下水道通电有煤气而且汽车可以开到巷子口的“现代化城建”，仅仅是过时了二三十年，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回过头来看，如果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放着不管，北京旧城区会是个什么样子，住在其中的居民，看到一墙之隔的“政府驻地”热火朝天的建设，心里会作何评价？这百万市民（很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三百万），再一次堆积出50万吨垃圾，需要多久？

只有没人住的古建筑才是古建筑，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修缮改造，不管它曾经多么美丽多么壮观，不管建筑行业如何评价，对居民来说，这就是贫民窟。

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改造，北平城上百万的人口，以及他们数量翻了几倍的后代，将会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如果你是他们其中一员，你会对这个“保留城市旧貌”的决定，持何种看法？

最后说说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所谓进步，其实就是砸烂既有的事物，在废墟上建立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生态。没有千年不变，甚至难有百年不变之真理，承认现状，与时俱进，在环境变迁后及时修正既有的看法，这才是“进步”的标志。在遇到困难后，不去研究实际问题，反而翻起故纸堆，找到某个当年被否决的方案高呼这才是救世真理，那叫原教旨主义者，是被淘汰的理念。

我觉得，梁思成和当时中共政府最大的分歧点就在于，梁眼中的北平，主体是建筑群和城市功能，至于居民不过是城市的附属品；然而在管理了十几二十年根据地的中共执政者眼里，北平的一百万市民，以及必然迁移过来的中央政府和相关工作人员，这些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民，他们才是北平（或者说北京）的本体，至于城市建筑，那不过是工具。

我们这些看客，沉浸于城市古建筑的巍峨，惊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完整保存，但很少能够想到，那些城市居民，真的愿意“保持现状”吗？

城市，是属于居民的，还是属于看客的?

那么现在首都一定在南京。

那时国家根本建不起梁陈那座新城。无论定都在哪儿，城市现有房屋足够容纳中央机关是硬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