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喜欢的故事是什么？ 第4页

好多人找不到《糖果故事》的展板在哪儿

今天特意去了珠江路地铁站4号口

拍了照片～～～

南京地铁珠江路站

又叫糖果车站

这个名字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夫妻带着患病的孩子到南京儿童医院治病后

准备乘地铁返回

在珠江路地铁站

小孩哭闹着想吃糖

囊中羞涩的父母很是为难

一名地铁员工看到这一幕

从口袋中掏出为自己儿子准备的糖果

送到了小孩的手中

叮嘱小孩要听父母的话

并希望小孩的病情早日康复

从那以后

珠江路地铁站的所有员工

都揣着糖果上班

由此

拿到糖果的孩子们都亲切地把南京地铁珠江路站叫做

“糖果车站”

当时在地铁口看到这个小故事

觉得特别暖心

所以虽然我不喜欢吃糖

但每次包包里都会带着一包小糖果

因为不知道自己身边

会不会出现一个小孩子

突然想吃糖

陈后主有个妹妹，封为乐昌公主，嫁给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夫妻俩郎才女貌，非常恩爱。徐德言是个有政治眼光的人，他看到陈后主昏聩，国事衰微，预感到陈朝可能被隋朝灭掉，就对乐昌公主说：一旦国破家亡，凭着你的才气容貌，一定会被据入豪门。咱们夫妻恩爱一场，倘若情缘未断，还望有相见之日，到时应有信物为凭。甚么样的信物好呢？两人一商量，就把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夫妻俩各拿一半，约定以后如果夫妻分离，每年正月十五便去市场卖半面镜子，用这种方式发信号给对方。

后来，隋朝灭陈后，乐昌公主果然做为战利品，被赏给大将军杨素当小妾，跟杨素到了长安。而徐德言则亡命江湖。

杨素很宠爱乐昌公主，但是公主心里还是想着徐德言，每年正月十五都让老仆人到市场上卖镜子，而且故意要价很高，当然从来没人买。

过了好几年，徐德言终于漂泊到了长安。正月十五这天，他也怀揣半面镜子去市场。到那儿就看一个老头高价在卖半面镜子，徐德言把自己的镜子往上一对，严丝合缝。爱妻终于找到了，徐德言当然非常高兴，赶紧向老头打听妻子的下落。老头讲，乐昌公主现在杨素府上。杨素可不是一般人，徐德言一下子心凉了半截。怎么办呢？思来想去，他不敢贸然前往，就在镜子上写了一首诗：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

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意思是，当年，镜子和人一块儿离开我，现在镜子回来了，可是人回不来。我再也不能在镜子里看到我妻子像嫦娥一样的身姿，镜子里只留下一片明月的光辉。

他让老仆人把题了诗的镜子带回去给公主。公主一看丈夫的笔墨，泪流满面，一连几天都郁郁寡欢。杨素问怎么回事，乐昌公主据实相告。杨素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的奇事！一时心动，便派人找到徐德言，请他吃饭。夫妻两人终于重逢，泪眼凝视，原来风流倜傥的徐德言已是两鬓斑白，而乐昌公主也已成为他人的小妾。夫妻相对，真是恍若隔世。

这时，杨素让乐昌公主赋诗一首，公主应声说道：

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

笑啼俱不敢，方验做人难。

今天到底是甚么日子啊？我的前夫和现任丈夫居然都到了眼前。面对这两个人，我是哭也不敢、笑也不敢，这才体会到做人真难啊！一首诗道尽人生辛酸。

杨素是个风流人物，深受感动，便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还给徐德言，还送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江南。

这就是成语“破镜重圆”的来历。

来自网络

真实的故事，熟人很多匿名了。

在外地读高中，高考那三天(包括考前一天)爸妈从家里赶来陪考。

因为考点就在自己学校，我就住在宿舍，很方便。跟爸妈说过不用来，他们就是怎么都不愿意，非说平时读书都没怎么操过心，这种大事还是想陪陪我。

那年题目好难，第一门我就考得很不理想。

中午爸妈带我到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我不想让爸妈知道我考得不理想，大老远过来，别影响他们俩心情。于是我装作没啥发生，敞开了点菜，敞开了吃，装作自己考得还不错的样子跟爸妈谈笑风生。他俩看到我气定神闲的样子果然也乐呵呵的，也不吃菜了，光坐在桌边听我说话，催我多吃点，休息下准备下午考试。

那年真的很难，我考的所有科目都非常不满意，我有一大堆话闷在肚子里，但是我忍住没跟爸妈抱怨，我不想让他俩替我担心。

第二天还是一样，吃饭，聊天，一切都笑呵呵的。

大学里我还拿这件事跟舍友吹牛，说长大懂事就是不要给爸妈添太多烦心事，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就好，这也算是孝心。

大三那年，爸妈让我帮他们在网上订个宾馆。我订完随口抱怨了下你俩在我高考时不是订过嘛。。。老妈说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就是不会啊，那年去你学校的时候，宾馆都被订满了，一间都要四五百，我跟你爸没舍得住，就在公园长椅上呆一夜……”

我在电话这头已经被震撼到大脑一片空白。

我根本不知道爸爸在我高考的那个月失业了，更无法想象他们在公园的那晚要怎么熬过去。

我只知道我以为自己很懂事，敞开了吃着，笑着，只关心自己的事，从没替爸妈担心过。

从那天起我就反复叮嘱自己：你会因为替爸妈想一下记几年，可是爸妈替你想可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吧。

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足够爱爸妈，因为你可能永远不知道爸妈有多爱你。

父亲去世10年后，在我的“软硬兼施”下，母亲终于同意来郑州跟着我——她最小的女儿一起生活。这一年，母亲70岁，我40岁。70岁的母亲瘦瘦的，原本只有一米五的身高，被岁月又缩减了几厘米，看起来更加瘦小，面容却仍然光洁，不见太多沧桑的痕迹，头发亦未全白，些许黑发倔强地生长着。

我们借了一辆车回去接她，她早把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收拾妥当，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那些行李中有两袋面，是她用家里的麦子专门为我们磨的，这种面有麦香。但那天，那两袋面我决定不带了，因为车的后备箱太小，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母亲却坚持把面带着，一定要带，她说。

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忽然愣了一下，看着她，便想明白了什么，示意先生把面搬到里屋，我伸手在外面试探着去摸。果然，在底部，软软的面里有一小团硬硬的东西。如果我没猜错，里面是母亲要给我们的钱。

把钱放在粮食里，是母亲很多年的秘密。十几年前，我刚刚结婚，在郑州租了很小的房子住，正是生活最拮据的时候。那时，我最想要的不是房子，不是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只是一个像样的衣柜。就是那年冬天，母亲托人捎来半袋小米。后来先生将小米倒入米桶时，发现里面藏着500块钱，还有一张小字条，是父亲的笔迹：给梅买个衣柜。出嫁时，母亲给我的嫁妆中已有买衣柜的钱。后来她知道我将这笔钱挪做他用，便又补了过来。那天晚上，我拿着10元一张厚厚的一沓钱，哭了。那些年，母亲就是一次次把她节省下来的钱放在粮食里，让人带给我，带给大姐二姐，在我们都出嫁多年后，仍贴补着我们的生活。但那些钱，她是如何从那几亩田里攒出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一次，即使她随我们同行，也还是将钱放到了面袋里，在她看来，那是最安全的。

面被带回来后，我把钱取出来交还母亲，母亲说，这是我给童童买车用的。童童是她的外孙，这段时间他一直想要辆赛车，因为贵，我没有给他买，上次回老家，他许是说给母亲听了，母亲便记下这件事。2000块，是她几亩地里一年的收成吧，我们都不舍得，但她舍得。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个舍得的人，对我们，对亲戚，对左邻右舍，爱舍得付出， 东西舍得给，钱舍得借，力气也舍得花。有时不知道她一个瘦小的农村妇人，为什么会这样舍得。母亲住下来，每天清晨，她早早起来做饭，小米粥、小包子、鸡蛋饼……变着花样儿。中午下班我们再也不用急赶着去买菜，所有家务母亲全部包揽。阳台上还新添了两盆绿莹莹的蒜苗，有了母亲的家，多了种说不出的安逸。

母亲带来的两袋面，一袋倒入桶里，另外一袋被先生放到了阳台上。过了几天，我却发现阳台地板上的那袋面被移到了高处的平台上晾晒。先生是个粗心的人，应该不会是他放的，我疑惑地问母亲，她说，啊，我放上去的，晒晒，别坏了。我一听就跟她急了，那平台， 一米多高 ，那袋面，六七十斤，身高不足 一米五，体重不足90斤的母亲，竟然自己把它搬了上去。我冲她大喊，你怎么弄上去的？那么沉，闪着腰怎么办？砸着你怎么办？出点儿什么事怎么办……一连串地凶她。她却只是笑，围着围裙站在那里，等我发完脾气，小声说，这不没事吗？有事就晚了！我还是后怕，但更多的是心疼。直到母亲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干任何重活，我才慢慢消了气。

母亲来后不久，有天对先生说，星期天你喊你那些同学回家来吃饭吧，我都来了大半个月了，没见他们来过呢。先生是在郑州读的大学，本市同学的确很多，关系也都不错，起初还会在各家之间串门，但现在，大家都已习惯了在饭店里聚会。城市生活就是这样繁华而淡漠，不是非常亲近的，一般不会在家里待客了。我便替先生解释，妈，他们经常在外面聚呢。母亲摇头，外面哪儿有家里好，外面饭菜贵不说，也不卫生。再说了，哪儿能不来家呢？来家才显得亲。然后，母亲态度坚决地让先生在周末把同学们带回家来聚一聚。我们拗不过她，答应了。

先生分别给同学中几个关系最亲近的老乡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来我们家。周末一整天，母亲都在厨房忙碌。下午，先生的同学陆续过来了，象征性地提了些礼品。我将母亲做好的饭菜一一端出，那几个事业有成、几乎天天在饭店应酬的男人，立刻被几盘小菜和几样面食小点吸引过去。其中一个忍不住伸手捏起一个菜饺，喃喃说，小时候最爱吃母亲做的菜饺，很多年没吃过了。母亲便把整盘菜饺端到他面前，说，喜欢就多吃，以后常来家里吃，我给你们做。那个男人点着头，眼圈忽然就红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他也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乡了。

那天晚上，大家酒喝得少，饭却吃得足，话也说得多。那话的内容，也不是平日在饭店里说的生意场或单位里、社幷会上的事。很少提及的家事，被慢慢聊起来，说到家乡，说到父母……竟是久违的亲近。那以后，家里空前热闹起来。母亲说，这样才好，人活在世上，总要相互亲近的。

母亲来后的第三个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有人敲门，是住在对面的女人，端着一盆洗干净的大樱桃。女人 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送给大娘尝尝。我诧异不已，当初搬过来时，因为装修走线的问题，我们和她家闹了点儿矛盾。原本就不熟络，这样一来，关系更冷了下来，住了3年多，没有任何往来。连门前的楼道，都是各扫各的那一小块儿地方。她冷不丁送来刚刚上市的新鲜樱桃，我因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她的脸就那样红着，有点儿语无伦次，大娘做的点心，孩子可爱吃呢……我才恍然明白过来，是母亲。母亲并不知道我们有点儿过节儿，其实即使知道了，她还是会那么做，在母亲看来，"远亲不如近邻"是句最有道理的话。所以她先敲了人家的门，给人家送小点心，送自己包的粽子，还送自己种的新鲜小蒜苗……诚恳地帮我们打开了邻居家的门。后来，我和那女人成了朋友，她的孩子也经常来我们家，奶奶长奶奶短地跟在母亲身后，亲好得犹如一家人。

邻居们，不仅仅是对门，前后左右，同一个社区住着的许多人，母亲都照应着。她常在社区的花园和先生同事的父母聊天，帮他们照顾孙子。不仅如此，还有物质上的往来，母亲常常会自制一些风味小点，热情地送给街坊四邻，这也是母亲在农村生活时养成的习惯。小点心虽然并不贵重，却因有着外面买不到的醇香味道，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

有一次，得知先生一个同事的孩子患了白血病，母亲要我们送些钱过去。因为是来往并不亲密的同事，我们只想象征性地表示一下，母亲却坚决不答应，说，人这辈子，谁都可能会碰到难事，你舍得帮人家，等你有事了，人家才会舍得帮你。孩子生病对人家是天大的难事，咱们碰上了，能帮的就得帮。我们听了母亲的。

在母亲过来半年后，先生竟然意外升职，在单位的推荐选举上，他的票数明显占了优势。先生回来笑着说，这次是妈的功劳呢，我这票是妈给拉来的。我们才发现，最近我们的人际关系竟然空前好起来，那种好，明显地少了客套多了真诚。一个字都不识的母亲，只是因为舍得，竟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赢得了那么多，是我们曾经一直想要赢来却一直得不到的。再想她说过的话，你舍得对人家好，人家才会舍得对你好。于她，这是一个农村妇人最朴实本真的话；于我们，无疑是一个太过深刻的道理。

温煦的日子里，我很想带母亲到处走走。可母亲因为天生晕车，坐次车如生场大病，于是常拒绝出门。那个周末，我决定带她去动物园。母亲说，没有见过大象呢。动物园离家不远，几站路的样子。母亲说，走着去吧。我不同意，几站路，对一个70岁的老人，还是太远了。可她又坚决不坐车，我灵机一动，妈，我骑车带你去。母亲笑着同意了。我推出车子，小心地将她抱到前面的横梁上，一只胳膊刚好揽住她。抱的时候，心里一疼，她竟然那么轻，蜷在我身前，像个孩子。

途中要经过两个路口，其中一个正好在闹市区。小心地骑到路口，是红灯，我轻轻下车，还未站稳，却有警察从人流中穿过来，走到我面前说，不许带人你不知道吗？还在前面带。说完，低头便开罚单。母亲愣了一下，攥着我的胳膊要下来，我赶忙扶稳她，跟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了声对不起，解释说，我母亲晕车，年纪大了，不能坐车，我想带她去动物园看看……

警察也愣了一下，这才看清我带的是一位老人，还不等他说什么，母亲责备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城里骑车不让带人呢？然后坚持要下来。我正不知所措，那个警察伸手一把搀住了母亲，大娘，对不起，是我没有看清楚， 城里只是不让骑车带孩子，您坐好。然后他忽然抬起手，向我认认真真地敬了个礼。接着，他转身让前面的人给我腾出一个空间，打着手势，阻止了四面车辆的前行，招手示意我通过。我带着母亲，缓缓地穿过那个宽阔的路口，四面的车辆静止行人停步，只有我带着母亲在众人的目光里骄傲前行。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因为母亲，因为舍得给予她一次小小的爱，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警察，便舍得为我破例，舍得给我这样高的尊敬。这礼遇，是母亲送给我的。

母亲是在跟着我第三年时查出肺癌的。 结果出来以后，有个做医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为老太太好，不要做手术了，听天命尽人事吧。这是一个医生不该对患者家属说的话，却是真心话。和先生商议过后，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把母亲带回了家。又决定不向母亲隐瞒，于是对她讲了实情。母亲很平静地听我们说完，点头，说，这就对了。然后，母亲提出要回老家。



母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我陪在她身边。药物只是用来止疼，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她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已经不能站立，天好的时候，我会抱她出来，小心地放在躺椅上，陪着她晒晒太阳。她渐渐吃不下饭去，喝口水都会吐出来，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痛苦的神情，那些许黑发依旧倔强地蓬勃着，面容消瘦却光洁，只要醒着，脸上便漾着微微的笑容。那天，母亲对我说，你爸他想我了。妈，可是我舍不得。我握着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想握牢，又不敢用力，只能轻轻地。梅，这次，你得舍得。她笑起来，轻轻将手抽回，拍着我的手。但是这一次，母亲，我舍不得。我说不出来，心就那么疼啊疼得碎掉了。母亲走的那天，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排到村尾，除了亲戚，还有我和先生的同学、朋友、同事，我们社区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很多很多人，里面不仅有大人，还有孩子，是农村罕见的大场面。

队伍缓缓穿行，出了村，依稀听见围观的路人中有人议论，是个当官的吧？或者是孩子在外面当大官的……母亲这一生，育有一子三女，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不官不商。母亲本人，更是平凡如草芥，未见过大的世面，亦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她只是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而她人生最后的盛大场面，便是用她一生的舍得之心，无意间为自己赢得的。

《舍得》赵海宁

在《青年文摘》上看的

侵删

原来去法大的研院上课，因为路途遥远，专门找了个司机师傅，类似于包车，每天早上七点，他准时在宿舍楼后面的栅栏门候着我。我上车看书，他专心开车，谁都不说话。

这师傅姓廖，名一平，三十七岁，个子不高，两肩微塌，眉毛很浓，但眼睛挺小，嘴唇厚，下巴宽阔，是个一眼看上去就老实巴交的男人。

当然，从面相上看，也是不善交际的那种。

驾驶座的左侧，摆着张相片，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年轻女人，一个小女孩。但很可惜，我们完全没聊过有关他家庭的话题。

“来啦？”他冲我点头。

“嗯！”

低头钻进车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话。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从2012年的年初直到2013年，我们俩像是北京城内绝大多数擦肩而过的路人，来去匆匆，只有金钱的关系。

后来，我们有了一次对话。

那天是我和朋友在蓟门桥喝多了，晚上十一点，拦不到车，朋友家住得近，先走一步，留我一人寥天野地茫然不知归路。无奈之下，我试着打了廖师傅的电话。

电话通了，我问廖师傅还在跑活儿么，能不能接一下我。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廖师傅问我在哪儿。我报上方位，廖师傅“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二十分钟后，廖师傅的车停在我的跟前，他就是这么个人，话少但实诚。

他搀着我，把我架到副驾驶座上，又把车窗打开。我拿脑袋顶着车门，晕晕乎乎地想睡觉，但又像是孕妇起了妊娠反应，老是想吐。

眼皮打架，迷迷糊糊之际，廖师傅突然开口说道：“别睡，一睡就吐得厉害。”

“咱们聊聊，说说话，你也精神点儿。”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强撑着睁开眼，窗外的夜风刮在脸上，凉凉的。

“小戴，你买车了吗？”他问我。

“还没。”我强打精神说道，“号都没摇着，且等呢！”

廖师傅点点头，说：“没买也好，就北京这路况，买多好的车都得堵。而且这年头，买车事儿多，哪怕没事儿，都有人给你找事儿。”

我听了廖一平的话，觉得他是想说点儿什么，于是接着问，这话什么意思？

“碰瓷儿！方法多着呐！”廖师傅提高声音说道，“比如拿一个行李箱，悄悄摆在你车尾，等你一开车，箱子倒地，然后立刻有人跑出来，说你把他箱子碰倒了，里面装的是文物，乾隆年间的花瓶，至少要赔三十万！”

“或者是你倒车的时候，一个老太太，专门挨着你车边走，你要是停着不动还好，要是接着开，立马倒地，说是你撞的。要是去医院验伤，保管是骨折，这些人呐，都是专门找好的，真的有病才往你车上靠。”

“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些讹人的也都是老百姓，怎么老想着骗老百姓的钱呢？”廖一平低声说。

我想起来原来谢师傅说过的话，于是解释道：“底层欺负底层，这事儿才他妈是常有现象。”

“是！是这个理。”廖一平点点头，不再说话。

车厢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北京的夜晚，十一点的街道依然霓虹闪烁，那些敞开着门的店铺，喝得头昏脑涨的食客，穿着暴露的姑娘，忽闪着警灯的警车，像是蚂蚁一样，涌向四面八方的人们。所有的一切都随着我和廖一平所在的出租车呼啸而过。

“四月份的时候，我拉了个人。”廖一平突然开口说道。

远远的车灯照在他的脸上，五光十色。

“当时那人出车祸了，躺地上， 肇事车跑了。他老婆招手，让我拉。”

“说实话，我不想拉。身上都是血，再加上我怕惹麻烦，你知道的……”廖一平有些烦闷地吐出一口气，问我有没有烟。

我给他点上一支。

“后来呢？”我问。

“到了医院，扯皮，说是我撞的。”

“到头来，为了避免麻烦，还是赔钱，息事宁人，要不然连活儿都拉不了。”廖一平拿手指轻轻抓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烟灰轻轻落下，染白了他的头发。

“操他妈！操！”廖一平轻声骂道，他的声音很轻，可是我依然能听出来隐藏在语言之下的恼怒和愤恨。

“你说这他妈叫什么事儿？”

我静静靠在车椅上，看着廖师傅。原本浓密的眉毛，此时像是墨团一样，拧在一起，双眉之间现出川字形，两颊因为情绪都染上了一层如同醉酒的红色。

“我老婆说我是个大傻逼。”

“我觉得自己也是。”他说。

车缓缓停下，红灯。

廖师傅握着方向盘，低声说：“想杀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想杀人。妈了个逼，看谁不顺眼，就撞死丫！”

“那一阵儿老想着这个，天天心里跟烧了一团火似的。”

“五月十七号，我还记得日子，往劲松派出所走的那条道。一个傻逼骑摩托逆行，直接冲着我来了。”

“当时我就握着这方向盘，脚挨着油门儿。”

“我真的想撞死他了！真的！”廖一平深吸一口烟，“你妈了个逼的，怎么都是你们这些杂种违反交通规则啊！怎么总是你们欺负别人啊！我感觉整辆车都发烫了，马达嗡嗡地响！踩！撞死丫！”

我看着廖一平，滚烫的烟气弥漫在车厢里，带着杀意。

红灯灭，绿灯行。

出租车又缓缓开了起来。

“我给了自己一巴掌，特狠的那种，把自己嘴巴都抽出血了。”廖师傅眯着眼睛说。

他把烟头扔出窗户外，指着放在驾驶座左边的照片说：“我想了一下她们。”

“那脚油门儿，还是没踩下去。”

出租车靠路边停了下来，再往前路不好开，我说我自己走过去得了。

混在体内的酒精都随着汗流了出来，廖师傅说得平淡，我却听得惊心动魄。

他把车厢灯打开，埋着头给我找零钱。

“你说这年头，做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他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别做好人，好人都活不长。”廖一平低着头说。

我推开车门，缓缓往学校走，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我的身后，廖一平开着车慢慢地退去，像是要把自己隐藏在黑暗里。

但过了一分钟，我的耳边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扭头一瞧，竟然是廖一平开着出租车赶过来了。

我停下，他的车也停下。

他摇下车窗，看着我，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好几次，却又闭住。他用鼻子吸着气，像是要鼓足气儿似的，太阳穴的青筋突突地跳动着。浓浓的眉毛伸展着，像是笔直向前的公路，细小的眼睛睁开来，如同闪烁的车灯，廖一平狠狠捶了一下方向盘，大声说道：

“可是我他妈还是想做个好人。”

说完，廖师傅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关上车窗，掉头。

树立在两边的大厦，好像都映照着光亮，将他前行的道路辉映得无比光明。那辆不知开了多久的破出租终于驶离了我的视线。然而马达声却始终回响在我的脑海里，那声音越来越大，直至震耳欲聋。

鸡贼的，利己的，个人的，堕落的，自私的，在这座城市里茫然不知的出租车司机，与此同时却又是怀有梦想的，善良的，伟大的，向前的，在这座城市里讨生活的骆驼祥子。

他们依旧在这座城市里，不停地奔驰。

不要找我网上看病了，怀疑自己有病的快去做心电图 超声心动图 只要超声出现肺动脉高压这几个字 你就随时可以来找我(｡・`ω´･)

最近病房又收到了一个好看的女孩子，正好排到我手上。

小姑娘20出头，大学刚毕业，五官秀秀气气的，有着大眼睛和长长的头发。是很单纯的那种好看，大概刚出校门的缘故，还没沾染上多少社会上的气息。

同事拿我打趣，说怎么美女全归到你管。我笑笑没说话，肺血管病房的特点就是年轻女性发病偏高，也经常被人开玩笑。

但看到超声结果时，我感到心情顿时沉重了起来，一点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了。

肺动脉高压，右心已经严重扩张，把左心室足足压缩了一半。这么严重的情况，一定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你觉得哪里难受，我问她。

嗯，就是憋，两三年了吧，小姑娘捂着胸口，开头时只是跑步时候憋，现在上2层楼都觉得喘得厉害。

她的父母站在旁边默不作声地听着，看起来像是农村来的，还不太习惯大医院的环境，身边还有一个男孩子，年龄和小姑娘相仿，不知道是兄弟还是恋人。

我翻翻病历，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心脏和血压的关系就像打气筒和自行车胎一样，随着车胎气越来越足，每打一次气也会越来越费劲，心脏射血也是一样。

现在高血压已经不是什么高端名词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血压高了要降，让心脏射血更容易，否则会得心脏病。但如果提到心脏分为左心或右心，估计一半人就得犯糊涂，如果再提到肺动脉高压，估计所有人都得像听天书一样大眼瞪小眼了。

实际上，肺动脉高压算得上一种新认识的疾病。就算是医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对这个病不了解，所以漏诊误诊的事屡见不鲜。

心脏分两块，左心把血射到主动脉里供应全身，右心把血射到肺里负责氧气交换。如果肺血管血压高了，右心的血射不进肺里，就会缺氧，首先会表现为憋气，稍微运动下就会喘的厉害。这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阶段，随着疾病进展，慢慢的右心会被憋得越来越大，把左心压得越来越小，迟早有一点，受压的喘不过气的左心会彻底罢工，导致病人猝死。

而且这个病年轻人比较多见，尤其是女孩子，常常在新闻里看到学生、白领运动或者加班时猝死，估计相当一部分都是肺动脉高压的缘故。

其实如果早诊断而规范治疗，虽然不能根治，至少也能很大程度上延缓病情进展的。

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小姑娘抬头看我，目光充满期待，医院里太闷了，我想出去玩。

我微笑着看她，别急，我们先查查，把病查清楚，治好病你就能出去玩了。

她撅起嘴不说话。

旁边人都忍不住嘴角勾起一道弧线，太可爱了，还是个孩子。

我有点不忍心看她眼睛，装作低头看病历。

太晚了，现在心脏已经不堪重负，而且过程很像是个特发性的表现，那是肺动脉高压病因中恶性最高的一种，即使治疗规范，也很难控制病情发展。

她恐怕活不过五年了。

我招呼她父母到办公室坐下，男孩子留在病房里照顾小姑娘。

交待病情是个麻烦事，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病人，有的家属可能完全不相信，或者心理上不愿意接受。坏消息谁都不想给，尤其是给一个花季少女下死刑通知，是最难受的事情。

我给他们各倒了杯水，病史3年了，怎么最近才来看？

没想到，母亲可能以为我这句话在责备她，居然当时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们没有……没有不给她看……，她一边抽噎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都怪我们……怪我们……就在县里……又不懂，开头以为就是身子弱……她又懂事……自己又不说……

父亲在一旁皱着眉头一声不吭，手抖抖索索地在口袋掏了半天，夹出一支皱皱巴巴的香烟，然后好像意识到在医院，又颤颤地放了回去。

县医院开始说是感冒……后面又说超声不好，让我们来北京……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来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看病……

我愣愣地看着她，一时有点手足无措。

主治走到她身边坐下，递过去一张纸巾，一边握着她的手。

请放心，孩子到了我们医院，我们一定尽力，我们医院对于肺动脉高压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心功能比较差，整个人还是有潜在的危险，这点你们还得了解。

我们知道……知道……，母亲擦了擦眼睛，感觉还没平静下来，有点语无伦次，上一家医院医生就让到你们这里来，说你们治得最好，家里穷，孩子没享过什么福……

总之一切都听医生的，一旁的父亲打断了她的话，我们都配合。

我们迅速地安排了下一步的心导管检查，这是目前评价肺动脉压力的金标准，暂时先用上对症的药物，希望能尽量缓解右心衰的症状。

小姑娘父母后面出现的不多，都是那个年轻的男孩子在忙前忙后。

我在病房碰到过几次，男孩子很腼腆，见我面也不太说话，每次都是笑笑，算是打过招呼。

这天我正在走廊上，听到有人喊我。

我转过身，看见男孩子朝我走过来。

医生，他不好意思的笑笑，我发现，他年龄似乎比我想象的大点，只是一开始没多说话，所以没太注意到。

医生，她的病怎么样？

这两天要稳定一些，右心导管已经明确了肺动脉高压，但这种心功能还是不稳定，随时有风险，我看看他，你是她的？

他笑笑，我是她男朋友，您觉得下一步要怎么治疗。

哦？我有点意外，根据目前的结果，考虑还是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我们几个主任周一讨论一下，应该要加靶向药物。

效果会好吗？

应该会有效果，我顿了一下，犹豫该不该和他说实话，如果是恋人的话，知道真实病情会不会……

没关系，医生，他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笑了笑，您跟我实话实说就行，或者我这么问吧，她还能活几年？

我惊讶地看着他。

话匣子一打开，他好像终于找到了诉说的人，朝我滔滔不绝地倾诉了起来。

原来他和女孩很久以前就是恋人，后面由于距离两人分了手，各自谈过几个都不太合适，但一直没断联系。男孩子在外面打工，这次听到女方生病就专程赶了回来，坚决要求复合。

我放不下她，男孩看着我，我打听了一下，这个病很重，治不好，我知道，我就是想尽力让她最后的时间快快乐乐的。她自己还不知道病情，我和她父母商量过了，还是不和她说的太重比较好。

那，你父母那边？

闹翻了，他又朝我笑笑，以后慢慢解释吧，我们已经定了这个月底的婚礼，我要娶她。

我突然觉得有点感动，在医院久了，人性的冷暖见过不少，还是头一次有人这么坚定地对我说，我知道她要死了，我要娶她。

特发性的五年生存率不到一半，而且她前期耽误了一下，估计不会太好，我沉吟了一下，还是决定告诉他实情，这个小伙子有权利知道真相，而且后期药物不便宜。

他的表情没有什么波动，好像早有预料一样，要花多少钱呢？

一个月四千多吧，都是自费，不能走医保。家里能负担吗？

可以，他坚决的说，我一个月打工五千多总是有的，大不了辛苦点，就算她家里供不起，我也愿意供她，医生，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的目光转向病房，目光仿佛出现了一丝温柔，她一直就没长大，什么都不懂，像个小孩子。

我怔怔地看着这个男人，满眼的血丝，应该是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突然想到，他应该还没到三十岁，这个岁数，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也还算是小孩子呢。

我们打算让你明天出院，我微笑着对她说。

太好了，她兴奋地原地跳了一下，顿时把我吓了一跳，心功能只是稍微好了一点，突然剧烈运动的话还是有晕厥的可能。

没事，我已经好多了。她露出调皮的笑，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男孩子在旁边扶着她，朝我笑着点点头。

我也朝他点了点头，目送他们远去，男孩站在女孩子的身后，两手抱着她，把头搁到女孩子头上，两个人像做游戏一样在病房里绕着圈。

我有那么一刻钟似乎出了神，怔怔地看着两个人的身影，脑海中反复回想着那个时候，他对我说的话。

我一定要娶她……

我一定要娶她……

她就像个小孩子……

虽然……

她要死了……

医院是人心的试炼场，在医院待久了，会见到各式各样的人性。我不止一次的遇到，女孩子被诊断为绝症，甚至仅仅是不能怀孕，第二天男朋友或者丈夫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相信那些人昔时相恋时，一定都有过海誓山盟，也尝试过要承担责任，但面对生活的洗礼，他们选择了畏缩。

大连有一条路，依山傍海，很美，很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滨海路，又叫情人路。传说因为太长了，往往需要两个人相互扶持走下来，末了，不是情人也变成了情人。

我一直觉得恋人之间在结婚前，都应该一起去走一走这条路，因为生活的道路，只会更加坎坷崎岖。

面对生老病死，若没有共患难一生的勇气和承担，是走不下来的。尤其是恋爱时都要考虑房车等物质条件的现在。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生既同衾,死亦同椁。更多的已经成为一种都市传说。

也许我们不应该苛求所有人，但至少有一个男孩曾这么告诉我，他能做到。

更多的内容来我的公众号吧：小医说事儿

荷西问三毛：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

三毛说：看的顺眼，千万富翁也嫁。看的不顺眼，亿万富翁也嫁。

荷西就说：那说来说去你还是想嫁个有钱的。

三毛看了荷西一眼说：也有例外的时候。

“那你要是嫁给我呢？”荷西问道

三毛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的话那只要够吃饭的钱就够了。

“那你吃的多吗？”荷西问道。

“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三毛小心的说道。

一坛猪油/迟子建

一九五六年吧，我三十来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上头的两个是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六岁。老小是个丫头，三岁，还得抱在怀里。

　　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

　　老潘打小没爹没娘，他有个弟弟，也在河源。那时家里没值钱的东西，我把被褥、枕头、窗帘、桌椅、锅铲、水瓢、油灯通通给了他。猪被我贱卖了，做路费；房子呢，歪歪斜斜的两间泥屋，很难出手。我正急着，村头的霍大眼找上门来了。霍大眼是个屠夫，家里富裕，他跟我说，他想要这房子做屠宰场，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见我犹豫，他就说老潘待的大兴安岭他听人说过，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别的吃的，难见荤腥。他这一说，我活心了，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

　　那是个雪青色的坛子，上着釉，亮闪闪的。先不说里面盛的东西，单说外表，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见过的坛子，不是紫檀色的就是姜黄色的，乌秃秃的，敦实耐用，但不受看。这只坛子呢，天生就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身形也是美的。它有一尺来高，两拃来宽，肚子微微凸着，像是女人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它的勒口是明黄色的，就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的。我还没看坛子里的猪油，就对霍大眼说，我乐意用它换房子。

　　我掀开坛子的盖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只有新炼出的猪油才会有这么冲的香气啊。再看那油，它竟然灌满了坛子，不像我想的，只有多半坛。那一坛猪油少说也有二十斤啊。猪油雪白雪白的，细腻极了，但我还是怕霍大眼把好油注在上面，下面凝结的却是油渣。我找来一截高粱秆，想探个虚实。我把高粱秆插进猪油的时候，霍大眼在一旁叹着气。我插得很慢，高粱秆进入得很顺畅，一直到底，些微阻碍都没有，说明这油是没杂质的。我抽出高粱秆来的时候，霍大眼说，这坛猪油是新炼的，用了两头猪上好的板油，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个一勺两勺也不行，一定要自己留着，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他说我若给了不相识的人吃，等于糟践了他的心意。我答应着，搬起这坛猪油出了院子。

　　我领着仨孩子上路了。那时老大能帮着干活儿了，我就让他背着四只碗、一把筷子、五斤小米和一个铝皮闷罐。老二呢，我也没让他闲着，他提着两罐咸菜和一摞玉米饼子。我编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篓，把我和孩子的衣服放在下面，然后让老三坐在上面，这样我等于背了衣服又背了孩子。我怀中抱着的，就是那个猪油坛子。

　　那是七月，正是雨季。临出发时，老潘的弟弟送了我一把油纸伞。我把它插在柳条篓里。老三在篓子里待得没意思时，就把它当甘蔗，啃个不停。

　　我们先是坐了两个钟头的马车，从河源到了林光火车站。在那儿等了三个钟头，天傍黑时，才上了开往嫩江的火车。那时往北边去的都是烧煤的小火车，它就像一头刚从泥里打完滚儿的毛驴，灰秃秃的。小火车都是两人座的，车上的人不多。别的旅客看我拖儿带女的，这个帮我卸背篓，那个帮我把孩子手中的东西接过来。还没等我们安顿好呢，火车就像打了个摆子似的，咣当咣当地开了。它这一打摆子不要紧，把站在过道上的老二给晃倒了，他的头磕在坐席角上，立时就青了，疼得哇哇大哭。我一想直后怕，万一老二磕的是眼睛，瞎了眼，我哪还有脸去见老潘哪。

　　我把猪油坛子放在了茶桌下面。一到火车要靠近站台时，就赶紧猫腰护着，怕它像老二一样被晃倒了。

　　带着仨孩子出门真不容易啊。一会儿这个说饿了，一会儿那个说要拉屎撒尿，一会儿另一个又说冷了。我是一会儿找吃的，一会儿领着他们上厕所，一会儿又翻衣服。天黑以后，车厢里的灯就暗了，小东西们折腾累了，老大斜倚着车窗，老二躺在坐席上，老三在我怀中，都睡了。我不敢睡，怕迷糊过去后，丢了东西和孩子。熬了一宿，天亮时，我们到了嫩江。

　　按照老潘信上说的，我找到了长途客运站。往黑河去的大客车三天一趟，票贵不说，我们来得不凑巧，刚走了一辆，等下趟要两天呢。我怕住店费钱，就买了便宜的大板汽车票，当天下午就上路了。

　　什么叫大板汽车呢?就是敞篷汽车，车厢体的四周是八十厘米左右高的木板，看上去像是猪圈的围栏。车上坐了三十来人，都是去黑河的。车上铺着干草，人都坐在草上。车头是好位置，稳，行路时不觉得特别颠，人家见我带着仨孩子，就让我坐在车头。我怕猪油坛子被颠碎，就把它夹在腿间。我用胳膊抱着孩子，用腿勾着坛子，引起了别人的笑声。有一个男人小声跟他身边的女人嘀咕：这女人一定是想男人了，把坛子都夹在裤裆里了。我白了他们一眼，他们就赶紧夸那只坛子好看。

　　坐敞篷车最怕的不是毒日头，而是雨。一下雨，大家就得把一块大苫布打开，撑在头顶，聚堆儿避雨。雷阵雨不要紧，哗啦哗啦下个十分八分也就住了，要是赶上大雨，就遭殃了。路会翻浆，不能前行，就得停靠在中途的客栈。

　　我们离开嫩江时天还好好的，走了两个来钟头后，天就阴了。路面坑坑洼洼的，司机开得又猛，颠得我骨头都疼了，好多人都嚷着肠子要被蹾折了。乌云越积越厚，接着空中电闪雷鸣的，没等我们把苫布扯开，雨点就噼里啪啦落下来了。我在车头，又要撑苫布又要顾孩子的，早把猪油坛子丢在一边了。那时只嫌自己长的手少，要是多出一双手来多好啊。雨越下越大，车越开越慢，苫布哗哗响着，感觉不是雨珠打在上面，而是一条河从天上流下来了。苫布下的人挤靠在一起，才叫热闹呢。这个女人嫌她背后的男人顶着了她的屁股，那个女人又嫌挨着她的老头儿口臭，抱怨声没消停过。不光是女人多嘴多舌，家禽也这样。有个人带了一笼鸡，还有个人用麻袋装着两只猪羔。鸡在窄小的笼子中缩着脖子咯咯叫，猪把麻袋拱得团团转。老大看猪羔把麻袋快拱到猪油坛子旁边了，就伸脚踹了一下。猪羔的主人生气了，他骂老大：它是猪，不懂事，你也是猪啊?老大小小年纪，但嘴巴厉害，顶起人来头头是道。他说：它不是人，不懂事；你是人，怎么也不懂事?苫布下的人都被老大的话给逗笑了。

　　傍晚的时候，汽车终于在老鸹岭客栈停了下来。尽管挡着苫布，但雨实在太大了，我蹲在苫布边上，衣服的后背都被雨潲湿了。我抱着坛子走进客栈时，店主一眼就相中它了。他问我，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古董啊?我说这不过是只猪油坛子。他嘴里啧啧叫着，在坛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他老婆看了生气了，说，你看它细发，摸个没完了?店主说，坛子又不是女人的屁股，有什么不能摸的?店主问我，它值多少钱，连油带坛子卖给我行吗?我说自己用两间泥屋换来了这坛猪油，我喜欢，不卖。店主冲我翻眼白，他老婆却给了我一个媚眼。

　　我们在老鸹岭等天放晴，一停就是三天。那时的客栈都是光板铺，上下两层，每层铺能躺二十几人。一般是男人住上铺，女人和孩子住下铺。人多，被子不够使，就两个人用一条。为了省点儿钱，我和孩子不吃客栈的饭，吃自己带来的玉米饼子和咸菜。下雨天凉，我怕孩子们受寒会闹病，就借用他们的灶房，用带来的闷罐和小米熬粥。我一进灶房，店主就和我纠缠，要买那只猪油坛子，说是多给我钱，不让他老婆知道。我讨厌和老婆隔心的男人，就说你就是给我座金山，也不换这个坛子!店主生了气了，他要收我煮粥的柴火费。我说你觉得那点儿钱拿在手上不烫手，就收吧!他冲我大叫：你这种死心眼儿的女人拿在手上才烫手呢！

　　在客栈里，人睡在铺上，东西什么的都得堆在地上。当然，能放在睡人的屋子的东西都是死物。活物呢，像旅客带来的猪羔和鸡，都放在马房里。但凡开客栈的，没有不养马的。小孩子们喜欢在马房玩儿。离开老鸹岭的前一天，我去马房找老二和老小，在那儿给马喂食的店主指着他的几匹马说，说吧，你相中了哪个，我让你牵走!我问，你怎么非要这个坛子不可呀?店主说，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样，看了让人忘不了!咱没福分娶好女人，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个惦记的!谁想这话被他老婆听到了呢。马房的地上铺着干草，所以谁也没听见她进来了。这女人真是刚烈啊，她一句话没说，一头朝拴马的柱子撞去，当时就昏了，额角裂了道口子，鲜血一股一股地流出来，把玩儿捉老鼠游戏的孩子们都吓坏了。

这天晚上，雨停了，月亮出来了。第二天早晨，鸡还没叫，司机就吆喝我们上路了。当我抱着猪油坛子上汽车时，看见店主的老婆站在车旁。她受伤的额头上贴着一块药布，脸是灰的。她见了我叫了一声妹子，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让我留下那个坛子!她说这一夜想明白了，要是一个男人身边活物死物都不让他喜欢，这男人就等于活在阴天里，她不想看她男人以后天天阴沉着脸。说完，她哭了。我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时，司机把店主找来了。店主听说他老婆下跪是为了给他要坛子时，受感动了。他把老婆拉起来，说，下了三天雨，地上潮气大，你有关节炎，要是跪犯了病，自己遭罪不是?你要是想跪，晚上就跪我的肚子上，那儿热乎。他那话，把围观的人都逗笑了。店主对我说，好看的东西都是惹祸精，咱不要那个玩意儿了，你快抱着走吧。他嘴上这么说，可他看坛子的眼神还是留恋的。

　　我们离开老鸹岭客栈时，太阳冒红了，店主搀着他老婆回屋了。我的眼睛湿了，觉得这个坛子没白用房子来换，真是宝物啊。大家看着他们夫妻和睦了，都跟着高兴。男人打口哨，女人哼着歌。鸟儿也跟着凑热闹，空中传来阵阵欢快的叫声。有人说，现在客栈没旅客了，店主一定是一进屋就脱了裤子，让他老婆上来跪肚皮啦!大家哈哈笑。我家老二问，肚皮那么软，能跪住人吗?一个黄胡子男人说，男人身上有根绳，用它拴女人，一拴一个灵，跪得住，跪得住!大家笑得更厉害了。老二凡事爱刨根问底，他问，那根绳在哪儿?快告诉我呀。

　　我们笑了一路。傍晌午时，车停在潮安河，我们到一家小店简单吃了点儿东西，接着赶路。太阳落时，到了黑河。

　　黑河是我今生到过的最大的城市啦，黑龙江就打城边流过。城里有高楼，有光溜溜的马路，有吉普车。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多，让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富裕的。一些女人穿着裙子，露着腿，看得出这个地方挺开放的。客运站就在码头边，车还没停下来，我就望见了码头上的客船和货船。

　　往上游漠河去的船每星期有两趟，一趟大船，一趟小船。那儿的人管大船叫大龙客，小船叫小龙客。我们到的当天上午，小龙客刚走，大龙客要两天后才开。我乐意在黑河耽搁两天，想着这次到了老潘那里，一头扎进大山里，指不定哪年哪月再出来呢，我得给脑子里攒点儿好风景，空落时好有个念想啊。买了船票后，我就领着孩子逛商店，买了二十尺蓝色斜纹布、五尺平纹花布，想着过年时给孩子们做新衣。黑河的对岸就是苏联，有家商店有苏联围巾卖，我看着花色和质地都好，又不贵，给自己买了一块。除了这些，我还买了几条肥皂和几包蜡烛，把手里的钱基本花光了。上船时，兜里只剩六块钱啦。不过那时的钱真顶用呀，我们娘儿几个在船上吃一顿饭，一块钱就够了。

　　大龙客比小龙客慢，又是逆水走，该是一天到的路，走了两天。坐船比坐敞篷汽车要舒服多了，稳当，又风凉。白天时，我领着孩子站在船尾看山水，看江鸥，也看船上的厨子捕鱼。那时的鱼真旺呀，撒下一片网，隔半个钟头起网，起码能弄到一脸盆鱼。孩子们玩儿得高兴，到了下船时，个个都舍不得。

　　我们下船的地方叫开库康，有人把它念白了，就成了开裤裆。老潘所在的小岔河经营所，离开库康还有五十多里呢。一下船，就有一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走上来问我，是潘大嫂吧?我说是啊。他说，我叫崔大林，潘所长让我来接你，我等了一个星期了。我对他说，这一路出来不顺当，在老鸹岭遇雨耽搁了三天，在黑河等大龙客又耽搁了两天。小伙子说，我还想呢，要是这趟船再等不来你们，我就回林场了。崔大林接过我怀中的猪油坛子，说，潘大嫂，你可真能耐，领着仨孩子，又倒火车又换船的，还捧着个坛子！

　　这崔大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机灵，会说话。他说他是林场的通讯员。

　　我跟在崔大林身后去客店的时候，心里想，老潘当了所长了，看来在这里干得不错呀。可他在信上一个字也没透露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事坏事都不爱跟女人说。　

　　大龙客在开库康停了二十分钟，接着走了，它还有三站到终点呢。我们在开库康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了。

　　崔大林准备了一副担子，挑着两个箩筐。他让老二坐在前筐，说是男孩子皮实，不怕日头。老小坐在后筐，说是有他的身影做着阴凉，老小在后筐就不会觉得太晒。他还把我们带来的东西分装在两个箩筐里。他挑着担子在前，我和老大跟在后面。我把猪油坛子放在背篓里，背在肩上，比抱在怀中要得劲儿多了。

　　要是轻手利脚地走五十里路，也得多半天，何况我们挑担背篓的，走的又是林间小路呢。崔大林虽然有力气，但他每挑个半小时左右，也要停下来喘口气。歇着时，老大爱问，还有多远？崔大林总是说，快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那时山上的树真多啊，水桶那么粗的落叶松和碗口粗的白桦树随处可见。林子中的鸟儿也多，啾啾地叫得怪好听。渴了，我们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吃上一把从开库康客店买的炒米。林子里的野花也多，老小坐在后筐里，时不时伸出手揪上一朵，不管是红百合、白芍药还是紫菊花，只管往嘴里填。我怕有些不认识的花会药着她，只让她吃百合花。大概她嘴里有了花香的缘故吧，蝴蝶和蜜蜂爱往她嘴丫飞，她哇哇叫着，挥着小手赶它们。要说林中什么东西最厌烦人？那就是蚊子、瞎蠓和小咬。它们都是爱喝人血的家伙。我们走着路的，它们难下口，坐在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可就遭殃了，到了中午，我发现老二的左眼皮让瞎蠓给咬肿了，他看上去一只眼大，一只眼小。老小呢，她的脖子和胳膊让蚊子叮了好多处，起了一片红点儿。我心疼坏了，心里忍不住埋怨老潘，他也不想着我领着仨孩子一路有多辛苦，只打发个人来，真心狠啊。想着到了那里后，一定不和他睡一个被窝，晾着他。

　　我们拖拖拉拉走到下午，忽然听见密林深处传来一阵马蹄声。崔大林放下担子对我说，这一定是打猎的鄂伦春人。果然，一忽的工夫，就见一匹棕红色的马从林子中蹿出，马上是一个挎着猎枪穿着布袍子的鄂伦春人。他见了我们，跳下马，问崔大林我们要去哪里。崔大林说去小岔河经营所。鄂伦春人说他可以用马送我们过去。我让崔大林卸了担子，把箩筐吊在马上，但崔大林说他不累，非让我和老大骑马。老大胆子小，不肯骑。我也没骑过马，但看着马还算温顺，再说我累得不行了，看见马跟见了救星似的，就背着猪油坛子壮着胆上马了。刚上去时晃悠了几下，走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开始时鄂伦春人帮我牵着马，后来他看我骑得稳，就去抢崔大林的担子，说是换换肩，让他歇一歇。鄂伦春人的心眼儿真是好使啊。

　　山中的路坑坑洼洼的，走这样的路，再有经验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在马上自在了一个多钟头后，我们经过一片裸露着青石的柳树丛。没想到马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它一侧歪，我从马上掉了下来。我倒是没怎么伤着，就是胳膊肘和膝盖破了点儿皮，可是那个猪油坛子可怜见的，摔碎了。一想到坛子抱了一路，快到地方却出了事了，我哭了。心疼白花花的猪油，更心疼那个漂亮的坛子，早知如此，还不如把它留在老鸹岭客栈呢。崔大林见我哭，就安慰我，说是把坛子的碎瓷拨拉开，猪油还是能吃的。他把能盛油的东西都拿来了，闷罐，碗，一把一把地往里划拉猪油。这些器物满了后，我把老潘弟弟送的油纸伞打开，把余下的猪油收进伞里。好端端的猪油沾上了草，一些蚂蚁在里面钻来钻去，我那心啊，别提有多难过了！但我凡事能看得开，想着这个坛子太美了，所以命薄，碎就碎吧。

　　我说什么也不敢骑马了。鄂伦春人觉得过意不去，他对老大说，他可以抱着他一同骑在马上，老大吓得连连说，我走得动。鄂伦春人要把坐着老二和老小的箩筐吊在马上时，他们也都哇哇叫，不愿意。他们一定是怕像我一样被颠下来。结果这匹马最后驮着的只是散装在背篓中的猪油。怕它们互相磕碰着，鄂伦春人捋了几把青草，把它们掖在闷罐、碗和半开的油纸伞之间。每走半个小时，他就去换崔大林，帮他挑会儿担子。

　　就这样，我们走走停停，把太阳走落了，把月亮走升起来了，把野兔走回窝了，把眼睛锃亮的猫头鹰走出来了。晚上八点多钟，到了小岔河经营所。那时箩筐里的老二和老小已经睡过去了。老潘见了我，还有心思开玩笑，说是有两个牛郎帮我挑担子，福气不小啊。

　　那时经营所的房子只有七八栋，有三十来个工人，其中七八个是带家属的，比我早到不了多少日子。我们住的房子是板夹泥的，很旧，老潘说那还是伪满金矿局留下的呢。我说，那我得留神点儿，说不定哪天挖地，挖出块狗头金呢！

　　鄂伦春人把我们送到后，骑着马走了。我嫌老潘没留他过夜。老潘说，他们睡不惯屋子，喜欢住在林子里，你留他，他也不会答应的。

　　我折腾得骨头都快散架了，安顿好孩子后，我烫了个脚，上了炕。快两年没见老潘，我有一肚子的委屈。猪油坛子碎了时，想着晚上给他点儿颜色看，可一见着人，就刚强不起来了，看他哪里都亲，最后还不是睡在一起了。

　　只一两天的时间，小岔河的孩子们就熟悉起来了。老潘说年底时还要上一批工人，到时组织上会派来一个教师，那时老大就有学上了。不然他这种年龄不上学，在大山里就耽搁了。

　　我把猪油从闷罐、碗和伞中用勺子刮到一个脸盆里，用它做菜。那时小岔河开垦出的土地不多，再加上菜籽不全，男人们只种了豆角和土豆。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女人就找了一个在山中游猎的鄂伦春人，让他教我们认野菜。采了水芹菜、山葱、老桑芹后，我们就掉着样地给男人们做菜，把他们吃得天天叫好，上山伐木时更有力气了。野菜用猪油烹调最对路了，野菜吃油啊。有时吃着吃着，会在菜里发现蚂蚁，那是猪油洒了时，蚂蚁趁乱溜进去的。它们贪了口福不假，小命却是搭上了。老潘夹着蚂蚁时，也不挑出，说是蚂蚁浸了一身的油，扔了可惜，连同它一起吃了。到了小岔河没两个月，我怀上了。兴许是吃猪油的缘故，这胎儿特别显怀，秋天蘑菇下来的时候，谁都看出我有了。男人们就拿老潘开玩笑，说，潘大嫂才来两个来月，你的种子就发芽了，本事大啊。老潘笑着说，都是猪油里的蚂蚁搞的，那东西长力气啊！

　　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那时的雪真大啊，一场连着一场。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都成了黑的了。男人们采伐，女人也不能闲着，除了带孩子做饭，还得上山拉烧柴。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我们就锯下来，把它劈成片，用来引火。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填上水，熬油。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可以用来点灯。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好闻极了。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要是在南方，麦苗都青了，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黑龙江也封冻着呢。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碰到大毛病，就傻眼了，到时就得套上爬犁，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

　　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在那种地方，人说扔就扔了。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不该怕了，可是胎儿太大了，疼得我满炕打滚，就是生不下来。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如果去开库康，快马也得三个钟头，何况我上不了马。这时崔大林说，要不就送江对岸吧，苏联那里的医院好。

　　那个年月，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比如洛古河、马伦、鸥浦，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比如加林达、乌苏蒙。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苏联那边有岗哨，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就会让我们入境。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列巴村”，列巴就是“面包”的意思。苏联人喜欢吃列巴，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省却了渡船的麻烦。我们一越边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没谁会说俄语，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然后摇摇头，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那家医院虽小，但设施全。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胡子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先是给我打了一针，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他快十斤重了，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老潘一看母子平安，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由于出来匆忙，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老潘有块手表，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老潘满身翻，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钱是人民币，给他也不能使，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医生指了指我，摆摆手，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由于开了刀，当天不能返回，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还帮我们喂马。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蓝地红花，怪好看的。临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我亲了女护士，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

　　回到小岔河林场后，老潘就去了开库康，辞他的所长去了。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越了边界，不配做所长了。但组织上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没处分他。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地回来了，买了二斤喜糖，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苏生”，小名呢，就叫蚂蚁。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

　　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了。宽额和浓眉随老潘，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眼睛呢，既不随我，也不随老潘，不大不小，黑亮极了，老潘说随蚂蚁，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都爱叫他的小名。

　　蚂蚁四岁时，崔大林结婚了。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叫程英，扬州人。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她长得才俊呢，杨柳细腰，俏眉俏眼的，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在肩后一荡一荡的，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有三个人追求她，一个是开库康小学的老师，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还有就是崔大林了。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

　　在当地，结婚前夜有“压床”的习俗。所谓“压床”，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倌睡上一夜。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就让他去压床。一般四岁的孩子，离不开父母的怀儿，可我们跟蚂蚁说，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蚂蚁还问，我是睡崔叔叔呢，还是睡程阿姨？把我和老潘笑得哇，说，你要是睡了程阿姨，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了！

　　蚂蚁没压好床，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哼唷了一宿。到了天明，这才消停了。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好了，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

　　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场了。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支上锅灶，女人们七碟八碗地做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咂着喜糖做游戏，一直闹腾到晚上。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

　　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的戒指。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是那种没有一点儿杂质的透亮的绿，醉人的绿！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个个看得“啧啧”叫，羡慕得不得了。有人说它值一栋好房子，有人说它值一车皮红松，有人说它值五匹好马，还有人说它值一千丈布。只要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好东西，都被打上比方了。从那以后，我们见到的程英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她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们都说那字被映得一闪一闪的。冬天时，她戒指上的那点儿绿看了让人动心，好像她的指尖上藏着春天。

　　孩子们在小岔河一天天长大了，林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岔河学校又增加了一名男教师，是个单身，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

　　说来也怪，程英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她的身体看上去挺好，不像是不能生养的，有人就嘀咕崔大林有毛病。有一年春节，他们俩回程英的娘家探亲，回来时带来了大包小包的中药。从那以后，崔大林家就老是飘出汤药味。我们猜那是治疗不孕症的药。至于是谁吃，我们猜不出来，也不便问。

　　山中的日子说慢很慢，说快也很快。好像是一忽的工夫，我的鬓角就白了，老潘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尽管生了蚂蚁后我又怀上了两回，但没一个能站住脚。头一个三个月时就流产了，第二个倒是生下来了，是个女孩，才四斤多，我没奶水，只得喂她羊奶。她弱得三天两头就病，三岁时，一场高烧要了她的命。从那后，我就跟老潘说，咱也是奔五十的人了，有四个孩子了，再不要了。老潘说，不生也够本了，咱最后那一笔多带劲儿啊！那一笔当然指的是他心爱的蚂蚁。

　　“文革”前，老大参加工作了，在小岔河林场当木材检尺员。老二喜欢上学，我们就让他在开库康上中学。老姑娘在小岔河上小学，她一拿课本就迷糊，脑瓜不灵便，程英说别的孩子记一个生字三五分钟就够了，她呢，一天也学不会一个字，都五年级了，没有一篇课文能读连贯。不过她手工活儿巧，会钩窗帘，织毛衣，还能裁剪衣裳，我想女孩子会这些就不愁嫁人了。最让人省心的是蚂蚁，他功课好，又勤快，还仁义。学校冬天得生炉子，他那个教室的炉子，都是他烧的。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去烧炉子了。等到上课时，教室就暖和了。

　　“文革”开始了，中苏关系也紧张了。因为我在苏联的列巴村生的蚂蚁，旧账新算，非说老潘是苏修特务，说老潘当年签的字是卖国的证明。他的经营所所长给撤了，人被揪斗到开库康，在船站打杂。崔大林也跟着倒霉了，被发配到开库康粮库看场。后来是老潘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当年是他主张送老婆去苏联的，而且字也是他签的，跟崔大林没丝毫关系，让他还是留在小岔河，说是崔大林在开库康，跟老婆分居，耽误下种。人家都知道崔大林没有孩子的事情，就把他放回小岔河了。不过他不能坐办公室了，跟工人一样上山伐木了。

　　可是崔大林回到小岔河没多久，程英就死了。

　　要了程英命的，是那只绿宝石金戒指。

　　自打程英结婚后，那戒指就没离过手。她教书时戴着，挑水时戴着，到江边洗衣服时还戴着。也许是一直没有孩子的缘故，程英后来脸色不如从前了，人也瘦了。有一天，程英去江边洗衣服，回来后发现戒指丢了。人一瘦，手指自然也跟着瘦了，再加上肥皂沫的使坏，戒指一定是秃噜到江中了。小岔河的人都帮着程英去找戒指，人们在程英洗衣服的那一段江面撒开了人，浅水处用笊篱捞，深水处由水性好的潜进去搜寻，折腾了两天，也没找着。

　　程英没了戒指后，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看人时眼神发飘，你在路上碰见她，跟她打招呼，她就像没听见似的。她给学生上课，也是讲着讲着就卡了壳。她原来是个利索人，衣服从没褶子，裤线总是压得笔直的，辫子编得很匀称。可从戒指丢了后，她等于失去了护身符，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牙齿缝塞着菜叶也不知剔出来。从她的表现看，人们暗地都说，当年她嫁给崔大林，确实图的是财，而不是人。

　　有天晚上，程英没有回来。崔大林把小岔河找遍了，也不见人。四天后，在黑龙江下游一个叫“烂鱼坑”的地方发现了她。尸首荡在岸边的柳树丛里，已经腐烂了。人们都说，程英要么是去江中找戒指时让急流卷走了，要么就是自杀。没了心爱的东西，她就活不起了。

　　我想起蚂蚁当年去崔大林那儿压床时害肚子疼的事情，看来童子是有灵光的，他们的婚床没给那对新人带来好运。

　　崔大林从此后腰就弯了，整天耷拉着脑袋，跟谁也不说话了。不到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儿了。他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汤药味飘出来了。

　　崔大林没了老婆，再加上他因为老潘受了牵连，我很过意不去。蚂蚁在家时，我常打发他去帮崔大林干点儿活儿，劈个柴啦，扫个院啦，挑个水啦。有时候做了好吃的，就送给他一碗。小岔河的人也可怜他，常有人往他家送菜和干粮。　　

　　蚂蚁那时已经大了，他知道爸爸因为他而遭殃了，很不开心。他开始逃学，也不给学校生炉子了。有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红缨枪，步行几十里，去开库康看他爸爸。说是谁若敢在他爸身上动武，他就用刺刀挑了他！他十四岁时就有一米七了，体重一百多斤，胡子也长了出来，像个大小伙子了。开库康的人没有不知道蚂蚁的，他去到那里，总是雄赳赳的模样。就连批斗老潘的人都说，你这辈子值了，有这么个好儿子！

　　蚂蚁不上学后，冬天就上山伐木；夏天呢，他跟着人去黑龙江上放排，把木材从水上由小岔河运送到黑河的码头。每放一次排，总要十天八天的时间。放排是个危险的活儿，蚂蚁一跟着上排，我就睡不着觉，想着黑龙江上有许多急流险滩，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好？所以蚂蚁放排时，我总要请把头喝一次酒，托付他照应好蚂蚁。木排上的把头又称“看水的”，掌管棹，棹相当于船桨，起舵的作用。放排是否平安，取决于掌棹人的手艺。看水的把头都喜欢蚂蚁，说是他一上了排，一路风平浪静。他是福星。一般的木排有一百多米长，三十多米宽，排上能装二百多立方米的木材。一个排上放排的人总要有七八人，排上有锅灶和窝棚，可以在上面做饭和睡觉。把头说，蚂蚁最喜欢站在排上往江里撒尿，说是畅快。赶上月亮好的夜晚，他们在排上喝酒，蚂蚁就说快板书。他说书的内容是自编的，全是英雄美人的故事，放排的人都爱听。

　　一九七四年吧，蚂蚁虚岁十八了。好多人都给他介绍对象，可蚂蚁说大丈夫四海为家，娶了女人累赘。这年夏天，他又去放排了。这次放排改变了蚂蚁的命运。

　　从小岔河往黑河去的水路上，要经过一个叫金山的地方。金山的对岸，是苏联的一个小镇。一般来说，放排是昼行夜宿的，就是说每天晚上要找一个地方“停排”，第二天早晨再“开排”。金山那段水路石砬子多，赶上那天风大，看水的把头在停排时掌握不住棹了，木排打着旋儿，顺着风势，一直往苏联那边飘，一忽的工夫，就撞到人家的岸上了。那时苏联在黑龙江上增加了防御，常有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巡逻艇在江上窜来窜去。木排一靠那岸，江兔子就追过来了，苏联士兵端着枪下来，哇啦哇啦地冲放排的人叫嚷。语言不通，把头就指着天，意思是说老天爷把我们吹来的，我们并没想越界。蚂蚁鼓着腮帮子，呜呜呜地学大风叫，把苏联士兵都逗笑了。那时正是傍晚，小镇的人家都在忙活晚饭，烤列巴的香味飘了过来。把头说，岸边有几个织鱼网的姑娘，其中一个姑娘穿着蓝色布拉吉，金黄色的头发，梳着一条独辫，水汪汪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鹅蛋形脸，嘴唇像是刚吃完红豆，又丰满又鲜艳。她不看别人，专盯着蚂蚁。把头知道苏联人喜欢喝酒，就把木排上的几瓶烧酒拿来，送给他们。他们呢，吩咐岸边的姑娘进镇子拿来了酸黄瓜和列巴。苏联士兵和放排的人围坐在岸边，一起吃喝。那个姑娘呢，就站在蚂蚁身后，一会儿帮他掰面包，一会儿帮他添酒。蚂蚁也喜欢她，看她一眼脸就红一阵。吃喝完了，天黑了，风住了，月亮升起来了，把头预备把木排摆回金山岸边了。那个姑娘看蚂蚁上了排，眼泪汪汪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勺，送给他。木勺的把儿是金色的，勺面呢，是金色的地儿，上面描画着两片红叶，六颗红豆。蚂蚁接了木勺后，把它插在心窝那儿。

　　这次放排回来后，蚂蚁就不是从前的蚂蚁了。他常常一个人拿着木勺，坐在院子里发呆。他每天要去一次江边，名义是捕鱼呀、洗澡呀、刷鞋呀，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为了看看对岸。

　　有一天，蚂蚁用网挂上来一条足有十多斤重的红肚皮的细鳞鱼。那鱼被提回家时，还摇头摆尾着。我想做个酱汁鱼，装上一罐，去开库康看看老潘。刮完鱼鳞，用刀剖膛时，我发现这鱼的鱼肚异常地大。大鱼的鱼肚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我划开鱼肚，一缕绿光射了出来，那里面竟然包裹着一只戒指！取出后一看，竟然是程英丢失的那一只，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怕是自己眼花了，喊来蚂蚁，他看了一眼就说，是程老师戴的戒指啊！我们把它放在水盆中，用肥皂洗了又洗，将附着在上面的鱼油和江草洗掉，它鲜亮得就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看一眼就让人怦怦心跳。我想这条鱼要是早打上来就好了，那样程英就不会死了。这也说明，戒指确实是在她洗衣裳时滑落到江水中的。我和蚂蚁赶紧用块手绢包了戒指去崔大林家，想把它还了。谁知崔大林见了戒指后看了一眼就哭了，说，这是命啊，命啊，我不能要这戒指了。我以为他想起程英伤心，就说，你现在看着难受，就把它锁在柜子里。你下半辈子又不能一个人这么过下去，碰到合适的还得找一个，晚上吹灯后好有个说话的人。崔大林抓着我的手，哭得像个泪人，说，潘大嫂，这戒指命该是你的，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它要是再回到我家，我非死了不可！我说，这东西这么金贵，不是我的，我不能要。崔大林竟然给我跪下了，求我救救他，留下戒指。我见他那样，就说，那就给蚂蚁吧，鱼是他打上来的，等于他捡着的，这戒指留着他将来娶媳妇用。蚂蚁将崔大林从地上拉起来，干脆地说，我喜欢它，我要！就把戒指取过来，揣在兜里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崔大林心中的秘密，只当他没了旧人，怕见旧物了。

　　我把那条细鳞鱼用油煎透，放了一碗黄酱，慢火煨了三个钟头，鱼骨都酥了，盛了满满一罐，搭了一辆拖拉机，去开库康了。那时从小岔河到开库康已经修了简易公路，走起来方便多了，两个钟头就到了。船站的人对老潘很好，并不让他干重活儿，我去了，还让他休息一天，陪我逛逛供销社。我跟老潘说了戒指藏在鱼肚中的事情，老潘说，听上去像是神话，只有蚂蚁才能把吞了绿宝石戒指的鱼打上来啊！

　　我怎么能够想到，等我从开库康返回小岔河时，蚂蚁走了。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开库康的组织的，说是他爸爸因为他生在苏联而成了苏修特务，现在他离开中国了，跟家里永久断了联系，应该把他爸爸放回小岔河了。一封是给他哥哥姐姐的，说是他不孝，请他们好好待父母，为我们养老送终。还有一封是写给我和老潘的，说是他此去，永不回来了，请我们不要难过，要保重身体。在我们那封信的下面，他还画了一个磕头的男孩，说是每年除夕，只要他活着，不管在哪里，他都会冲着小岔河的方向，给我们磕头拜年的。

　　蚂蚁带走了那只戒指和那把描画着红豆的木勺。我明白，他这是游到对岸去了。老潘是条硬汉，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但蚂蚁的走，让他痛不欲生，以后只要谁一提起这个话题，他就掉泪。我也是心如刀绞，但为了老潘，只得挺住，我劝他，在哪里生的孩子，最后还得把他还到哪里，这是命啊。

　　我们没敢把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只是说蚂蚁失踪了，不知去哪里了。不然，老潘等于有了一个叛国投敌的儿子，罪更大了。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怕蚂蚁突然被遣返回来。没有遣返的消息时，我们又担心他偷渡时淹死了，所以一听说黑龙江的哪个江段发现了尸首时，我们就打哆嗦，直到确认那人不是蚂蚁时，才会舒口气。到了冬天封江时，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　　

　　“文革”结束了，老潘回到小岔河。那时经营所已经扩展成林场，上头派来了一个场长，让老潘做副场长，他谢绝了。他说自己快六十的人了，又得了风湿病，没能力做事情了。我明白，蚂蚁的离去，等于把他油灯中的灯芯抽去了，他的心里没有多少亮儿了。

　　一九八九年，老潘死了。他活了七十岁，也算喜丧了。离世前，他对我说，真是馋你当年来小岔河时带来的猪油啊。我知道他是想蚂蚁了，就拿来蚂蚁留给我们的那封信。他眼睛盯着那个磕头的男孩，笑了笑，撒手去了。

　　在老潘的葬礼上，崔大林把折磨了他半生的秘密告诉了我。他说那个戒指确实是我的，当年他从开库康接我来小岔河的路上，猪油坛子碎了，他在帮我往碗里划拉猪油时，发现了一只绿宝石戒指。他一时贪财，把它窃为己有。开始时他不敢把它拿出来，以为那是我藏到里面的，后来套问过我几次，知道那坛猪油是用房子换来的，戒指的事我一无所知，他就敢拿出来了。程英能跟他，确实是因为这只戒指。他其实心里清楚，程英更喜欢那个追求她的技术员。婚后，他一看到这只戒指，腿就发软，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他央求过程英，不让她戴那玩意儿，可她不答应，他们为此没少吵嘴。我问崔大林，你为什么要等到老潘死了才告诉我？他说，老潘是条汉子，他要是知道了，他看我的眼神就能把我给杀了啊。

　　我这才明白，当年霍大眼为什么嘱咐我不要让别人吃那坛猪油，看来他要送我那只戒指，他暗中是喜欢我的。老潘的弟弟刚好从河源老家赶来奔丧，我就向他打听霍大眼的情况。他说，霍大眼得了脑溢血，死了六七年了！他活着时，一见老潘的弟弟，就向他打听，你哥哥嫂子来信了吗，他们在那里过得好吗？老潘的弟弟说，有一回他告诉霍大眼，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叫蚂蚁，霍大眼说了句，比叫臭虫好啊，气呼呼地走了。霍大眼的老婆是个泼妇，两口子别扭了一生。霍大眼病危时，他老婆正在鞋店试一双黑皮鞋。别人唤她快回家，她不急不慌地对店主说，给我换双红鞋吧，他死了，我得避邪，省得老王八蛋的鬼魂回来缠我。

　　咳，可惜我知道这戒指的来历晚了一步。要是老潘在，我可以跟他显摆显摆：瞧瞧啊，也有别的男人喜欢我啊。不过以老潘的脾性，他听了后肯定会哈哈大笑着说，一个眼睛长得跟牛眼似的屠夫喜欢你，有什么臭美的？

　　老潘死后的第二年，崔大林也死了。我仍然活着，儿孙满堂。我这一生，最忘不了的，就是从河源来小岔河那一路的风雨。我的命运，与那坛猪油是分不开的。夏日的傍晚，我常常会走到黑龙江畔，看看界江。在两岸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儿，叫声是那么地好听。有一种鸟会发出“苏生——苏生——”的叫声，那时我便会抬起头来。我眼花了，看不清鸟儿的影子，但鸟儿身后的天空，我还看得挺分明呢。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大的美女叫棠姜。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那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


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

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

崔杼直视着他，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了史官。


故事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寥寥数行，古文人之气节、史官之傲骨尽显。

所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所谓"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说的便是他们吧。

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就是《大明王朝1566》，在这里，我还想到了胡宗宪的一段话。

5.24更新

经知友提示，我才知道，这个故事还有两幕，了解到这两个角度，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故事了。

崔杼对太史季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

这样一来，是不是崔子的形象也变立体些了呢？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镜头：晏子当时站在门外，不劝也不管，有大臣劝他阻止崔，晏子说这是国王自己作死，“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有个小女孩，才3.4岁的样子，一只眼睛被纱布堵住，被一位男子抱在怀里。女孩儿的眼睛刚刚做了手术，在地方医院也被判了死刑，说是要失明。孩子的父母不放弃，到处赶火车求医。女孩的印象里，永远有人抱着她，坐在绿皮火车车厢里，然后桌子上放着一把绿水壶。女孩儿做完手术，想吃冰棍儿，可是男子掏了全身的钱竟然都不够买一根冰棍儿。男子觉得很对不起女儿。这件事儿过去了20多年我依旧记得。我是当时的小女孩，而那个男子是我的父亲。谢谢父母的坚持，让我有了看这个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