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其首相却大多由政治世家的后代担任？ 第1页

准确说是通过民选制度的操作表达了一个思想：首相的儿子更适合当首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日本不是很流行匠人传统吗，其实不要看见“匠”就想到工匠，我们也可以叫“职人文化”。

比如有个部落发明了钻木取火，我们就管他们叫“燧人氏”；有个部落创造了建筑方法，我们就管他们叫“有巢氏”；有个部落学会了使用车，我们就管他们叫“轩辕氏”…

在日本那种文化里面，分配给安倍晋三的角色是扮演首相，分配给吉沢明步的角色是扮演……如是而已。

其实，日本政治结构的本质就像歌舞伎一样。

某一出戏，两百年前的最早主角是田中喜一郎，张三是田中又次郎饰演，李四是田中二三郎饰演，王五是田中米四郎饰演。那么多少年以后，这些角色依然要由八代目田中喜一郎、十代目田中又次郎、九代目田中二三郎、十二代目田中米四郎来饰演。

什么?十二代目田中米四郎想演主角?那你可要努力了，努力学习表演技艺得到认可，先成为十代目田中二三郎演李四，再成为十一代目田中又次郎演张三，再进一步，就能获得九代目田中喜一郎的名字，那你就能演主角了。

但主角，必须是田中喜一郎。只要田中喜一郎还在，我们这出戏就还能演。如果田中喜一郎无人继承，那我们这些田中又次郎、二三郎、米四郎就都没有戏唱了。

把田中喜一郎换成政治家，田中又次郎换成市町村长官，田中二三郎换成地方大企业、田中米四郎换成地方小官僚与知识分子，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角必须是世袭政治家了。

这就是世袭政治的诞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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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取什么政体，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国家原生的政治结构。除非这个国家从根子上被打碎。

像日本这种两千年来本土没被外国占领的文明，只会在遇到国家危机的时候，稍微更换一些表面上的制度，但时局一旦平稳下来，还是会固执地回到自己的历史逻辑之中。

（防有人杠美爹：严格来说，1945年以后，美国除去修改几个宪法条文，并没有摧毁日本原生的政治生态体系，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经济安定委员会甚至强化了日本官僚体系。这可能与英美法系本身的倾向性有关，他们到了一个新地方，仍然惯常使用当地的土办法。）

严格来说，日本并不是西方意义的民主国家，但世袭政治家反映出的问题也不是世袭政治，而是小地区主义。

2021年日本众议院大选的议员出身就很明显。世袭政治家与前议员秘书153人，前地方议员与自治体首脑144人，两大板块直接占了465个众议院席位的63.8%。注意，这个统计结果是跨越政党的，无论政治观点是左还是右，日本当选政治家的六成以上都是“三类人”。

总体来说，越是经济发展落后、规模偏小的地区，“三类人”的比例就会越大，经济相对落后的西日本（中国、四国）46席里，28席被“三类人”拿走；极端地区比如北海道，20席有18席是“三类人”。即便在东京都这种经济发达的巨型城市，“三类人”也能维持在15席（总41席）。很容易推断：经济发展程度低下，人口流动性减弱，大部分青年人外流大都市（且普遍不愿意回来），那么留守老家的中老年人当然会投给自己熟悉的那些姓氏，或是面孔熟悉的地方议员。

更重要的是，选举既然是政治活动，那么任何活动都有自己的技巧。日本投票率目前大概维持在60%，这就意味着，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选举区，有权人口估计是40万，60%的投票率就是24万人，也就是说，你只要能动员12万人给你投票，总体来讲就能保证铁定当选。事实上，安倍晋三同学本次只获得8万多选票，成功当选。

那如何组织这12万选票？这就需要组织和动员咯。地方议会愿不愿意支持你，市町村一级级自治体是否愿意帮你拉票，地方企业愿不愿意跟你合作，这里面都是学问。日本国会每年1月开幕，一般是6月结束，下半年各位议员都需要跑回选举区来回沟通关系。

投票点的设置也是学问，名义上都是市民会堂或者中小学校，但具体来说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城市里面的投票点到底设在车站附近，还是远一点的地方？是容易停车的地方，还是不容易停车的地方？假设选在离车站远且不容易停车，那总体上就是限制“散票”的出现；这个时候，一辆大巴车悄悄把一车选民拉到投票点，卸下来投票，凑齐了以后离开；又一辆大巴车驶来，再来一次。对于老年人来说，仿佛集体玩了一趟。

正因如此，自民党每次都选择与公明党合作。毕竟公明党的背景机构是强大的宗教法人——创价学会（当然这俩组织公开否定存在政治联系，至于真假，就看你信不信），只要获得指示，有组织的投票就会在某个地方集中出现。

那么谁来决定投票点的设置呢？自然就是地方自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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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来说，议员的意义与英美等国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当然也要代表选民，代表地方企业利益，但基于日本人的切身感受，议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象征意义：从国家层面保证某个地区的生态关系网不会受到外敌破坏。

这点就要回溯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初期有个大事，叫做“废藩置县”，也就是把各地藩主的领地都废了，统一派遣中央官员去管，也就是完全从分封制转为郡县制。大家猜一猜，被废掉领地的藩主们对这个事的态度是怎么样？

答案是：夹道欢迎。毕竟各地大权早就掌握在各藩家老手中，各藩藩主名义上是领导人，但实际上被架空的很厉害。更重要的是，由于江户幕府要求各藩都把继承人放在江户抚养，作为人质，所以藩主本身都已经成了江户人，他们无论是口音还是文化都跟原藩完全不同。2018年西乡殿就很明显展现出这个问题，藩主岛津齐彬从小在江户长大、岛津久光则一口浓浓的萨摩腔，一下子就能看出未来谁是继承人。

各地大名普遍都对本藩没有留恋，普遍都想走出乡下回到东京（江户）享福，所以废藩置县几乎在一夜间就获得所有权力阶层的同意。这些藩主来到江户后，基本上都成为贵族院议员，并获得华族爵位。

但有些人不满意，那就是各藩农民。毕竟原来有藩主在的时候，各地农民与江户幕府之间还隔着一个“藩”，一旦废藩置县，那各地农民就要直接与明治政府的地方机构打交道了，这件事是很可怕的。1871-1873年间，以西日本地区为主的日本各地都掀起挽留藩主运动，最后明治政府杀鸡儆猴，把闹得最凶的广岛藩农民杀了一堆，这才平定下来。

为什么觉得害怕呢？很简单，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开放许多港口给外国人，但按照当时的条约规定，外国人只能在开港地附近转悠，不能深入日本内地。对于各藩农民来说，开港地都是江户幕府直辖领地，日本内地大多是各藩，所以只要藩主在、藩还在，那么外国人就进不来我们藩；一旦废掉藩，那就意味着日本各地的生态要与幕府直辖领地统一起来，那未来外国人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那我们的居住生态就要发生巨大变化。

但“废藩置县”最终还是执行了下来，日本农民一下子陷入恐慌当中：藩主大人不要我们了，东京政府又不知道可不可信，那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每个地方要有一个代表人物，他来保护我们的安危。这些人可以是本地出身的陆海军人，可以是律师会计师这种知识分子，也可以是豪农富商，这些人的共同目的，就是维持一个地方的稳定。

这些人后来进入地方政治体系，成为最早一波世袭政治家的始祖。比如：

山口县酱油商人安倍慎太郎。由于没有后人，他给自己的妹妹招了一个女婿继承家业，生下来的儿子叫安倍宽。安倍宽的孙子就是安倍晋三。

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市长小泉又次郎。横须贺市目前是神奈川11区，这里的议员是小泉纯一郎、小泉进次郎父子。

神奈川县平塚市长的河野一郎。这片地区现在属于神奈川17区，当选者是前外相、防相河野太郎。

青森县金木町长津岛文治。他的侄外孙是青森1区议员津岛淳。为什么要说一个没人知道的津岛文治呢？因为他弟弟是文豪太宰治，现在的议员津岛淳也是太宰治的外孙。

群马县群马郡金谷町长福田善治。他的儿子福田赳夫、孙子福田康夫都是首相。这片地区如今是群马4区，现在是福田达夫，今年刚当上自民党总务会长，妥妥党三役。

这些人之所以能在本地当上政治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本地有着极强的协调能力，很多事情别人说了没人听，但只要他们出面，大家就能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达成一个协议。久而久之，经济发展缓慢、人口流动性比较差的地方就形成路径依赖：既然我爸爸，我爷爷都由这个家族协调，那我们家也可以找他们作为中间人——这就是天然的信任感。

正因如此，在1890-94年日本与英国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最反对的就是这些豪农富商知识分子出身的国会议员。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按照现在的样子，虽然我们损失一定国权，那损失的那部分是在你们原来幕府直辖地，不在我们这些藩地啊。英国人没办法进入日本内地做生意，着急的应该是他们，不是我们。所以你们日本政府肯定跟英国政府商量好了，就是来侵吞我们藩地，那我们就不同意！

这件事闹得极大，老油条如伊藤博文，也不得不在1893-1894年里两次强行解散议会，就是要把这些人压下去。结果没想到，这帮人下一次又选上来了，把伊藤博文弄得更加焦头烂额。

于是，伊藤博文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选择对我大清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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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说，江户幕府时期的藩，本质上也是一个各村组织的协调机构。江户幕府的税收是以村而不是户为单位，这就让村落长老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你混的不好，村里可以照顾你，让你今年少交点税；同样，你要是得罪乡里，很有可能被“村八分”，大家除了生老病死可能不会跟你有任何接触，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基因里就害怕被孤立。

那这些村如何运作呢？这就要说到战国时代的村组织。那时候战乱很多，所以各地村子都自发结成武装，上层农民被推为领袖，各村领袖再推举一个孔武有力的家族作为领地代表，与各大名派驻在自己领地的家臣发生接触。

只要（哪怕是表面上）服从某个大名，大名就可以给你一个武士身份，认可你在当地的统治权，你就可以跟随某个大名的世代从属家臣（谱代）一起战斗了。获得军功，你会有奖赏；就算打不了仗，啥也捞不到，你也能回家里一亩三分地继续当山小王（山大王可能还是当不了）。

当然，你的山小王地位并不稳定。因为大家捧你出来是保卫领地安全的，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没这个能力，还有很多家族对你的位置虎视眈眈。想深入理解这一点，2016年大河剧真田丸比较生动反映出这一点，表面上真田已经是武田的家臣，仿佛拥有小县郡的统治权，但实际上室贺也时时刻刻想着把你给拉下马。

以16世纪周防国山代地区（位于山口县岩国市东部山地）为例，该地一共有13个乡，根据地形进一步分成“五乡”与“八乡”两个农村集团。不过，两个农村集团并没有长老，他们各自推举一位孔武有力的青年男性作为领袖，这些领袖被称为“刀祢”（Tone），直接在乡村中招募男性成员，组织武装力量，凭借地形优势形成小范围割据。由于战国时代战乱频仍，许多农民武装都能轻松获得弓箭刀枪，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组织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山代的军事力量备受当时大名的重视。1554年大内与毛利决裂后，大内军派遣3000人进攻毛利军。路过山代地区时，大内军与“刀祢”谈判，直接免除该地一段时间的赋税，于是包括山代地区在内的几个农民集团共同组织一支3000人军队，与大内军合并为6000人，一起进攻毛利军。

既然加入大内军是为免赋税，那么倒戈自然也很容易。山代一开始追随大内军进攻毛利军，等到1555年毛利元就在严岛之战中取胜以后，局势逆转，山代“五乡”的三分一家族、“八乡”的神田藏人丞立刻改换门庭，帮助毛利军在1556年夺取山代地区。他俩也颠覆原来的“刀祢”，成为新领袖。

所以无论大名们怎么换，这群人还是这群人，表面上是大名统治了农民，但实际上，战国大名为了维护农民的支持耗费了更多精力。就好比老电影《七武士》，武士们来来去去，赢家总是农民。只用了一些粮食，就换得武士去拼命。

——先这样，要是点赞多，下面接着聊聊日本中世的“一揆”

英国也是这样的，大多数被选出来的议员，本来都是祖上有传统权利背景的。理论上没有贵族的地方，结果也差不多。日本也是。当年上层，今天上层，很多事情还没收拾完，民主制度是非常虚的，许多封建层级化奇葩传统遗留节依旧运转。个人感觉，只让贪取权利的人付出代价，直接管得罚得限制得完整一些，才能开始消灭这种虚伪民主。再往后，为了让人类彻底走出封建，也得熄灭各种渴望去领导和被领导的错误落后诉求，使得所有人都能狗公平参与。

随便逛逛，结果促成了知乎首答。

“民主国家”这个词给日本政治加上了一个限定的前提，即“施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政治的运行机制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相比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存在。看到过有用“门阀政治”的定义，其实不是很精确，建议阅读北大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对于“门阀政治”一词的理解或有新的体会。

我倾向于用“派阀政治”的概念来解读日本政治。即政治的实际运行更多地依赖于政治派系之间的顺承、角力与妥协。阀者，派也，指的是具有一定力量的排他性组织和群体。“阀”的种类和来源并不单一，“门阀”（家庭出身）只是产生“派阀”的一种渠道，且并不是主要渠道，在日本政治的实际运作中并非总是组成派阀的首要原因和政治人物的主要力量。譬如小泉纯一郎，他的几次关键性成长都与他那“四世议员”的家族门阀无关而是他源于所属的派阀“清和政策研究会”的力量。其他具有日文正式说法的派阀形式包括婚姻关系（闺阀）、教育背景（学阀）等。更多情况下的“阀”是“因缘际会”而成的，譬如惺惺相惜的同乡、长期共事的同事、对特定理念有共同信仰的同志等。形成某一派阀的原因往往是多样的，因而单个派阀往往也具有多重性质。为了方便理解，以下简要梳理一下从裕仁之后日本派阀政治的变迁（之前的藩阀要数起来就是很长的故事了...）。

1921—1945：

“军阀”时期 ，即军人群体掌控国家政权。 军部 是指包括 （陆军） 参谋本部 、 （海军） 军令部 和内阁的 陆军省、 海军 省在内的 日本军事机构 ， 这些机关内的军官势力 是 这一时期 日本政权的实际统治者。

昭和军阀 是军部中最主要的派阀 ，核心是昭和天皇（裕仁），昭和军阀从 1921年开始逐渐形成。

为什么划分时期是1921呢？裕仁虽然是1926年才即位的，但他对昭和军阀的构建从1921年游学欧洲就开始了。他在旅途中的各种好学就不赘述了，此行更大的收获在于奠定了今后的统治班底。在当时同在欧洲的多位皇亲（东久迩宫稔彦王、载仁亲王等）的协助下，皇太子裕仁召见了多位驻外武官。同年在德国西北部的旅游胜地巴登巴登，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后任军务局长，号称“军中第一大脑”）、赴欧美考察的陆军省新闻班少佐冈村宁次（后任侵华日军总司令）、驻俄罗斯武官小畑敏四郎（因战滞留在柏林）结成“巴登巴登盟约”（三羽鸟之盟），盟约内容不重要，就是那些效忠主公的套话，而且小畑敏四郎后来还因违背了盟约被边缘化。据说时任驻德国武官的东条英机（后任日本首相）当时不够资格入室密谈而在门口当保安（他也是够倒霉，不仅替永田点烟看门还要替裕仁背战争锅，充当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的日本法西斯头子）。此次密谈之后，这个“武官阀”又进一步扩大到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后任参谋总长）、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后任东南亚日军总司令，号称“马来之虎”）、驻海参崴武官松井石根（后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罪魁）、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香港总督）、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孝太郎（后任陆军大臣）、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后任16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罪魁）、驻科隆武官下村定（后任陆军大臣）。在这批武官回国后，又主导合并了几个个陆军大学毕业生的学阀二叶会、无名会和星期四会（是的，你没看错，换种说法叫“木曜会”），形成一夕会。著名成员包括板垣征四郎（后任陆军大臣）、石原莞尔（后任关东军代参谋长）和土肥原贤二（后任特务机关长）。昭和军阀就此成型。这批军阀里除去后来因“二二六”等政治事件站错队而被边缘化的少数人外，后来都成为了裕仁日翻宇宙春梦的左膀右臂。这一时期的内阁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主性，人事任命由军部摆布，经济建设服务于军事斗争。即便是社会潮流也是“先军”型的，去读东京大学的是二层次的人才（前经济企画厅长官宫崎勇语“成绩优秀的人都去了军队”）。

这一时期日本的政党大多被解散，议会政治完全熄火（标志是1930年首相浜口雄幸遇刺身亡），但是鸠山一郎和芦田均等组成了同交会（是的，这名字很容易想歪），暗地里组织政党力量对抗军部势力，这次蓄力为其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1945—1972 ：

“官阀”时期 ，即官僚群体（含官僚出身的官僚派政治家）掌控国家政权。

“ 官僚 ”（主要是指中央官僚，1975届东大法学部毕业生去地方政府工作只有3人，中央政府有130人）在日语中是指行政机关的 事务官员（ 中央各 省厅事务次官及以下 级别 官员）， 产生途径是国家公务员考试（1977年该考试的及格率为2.5%）， 有着单独的编制系统和升迁秩序。

日本战败后，亲英美系的外交官僚（同志加同事组成的“阀”）在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暂时填补了军部垮台留下的权力真空，前驻美大使多次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成为战后首任总理大臣（1945年）。这之后，政党又开始重新走上日本政治的舞台。在1946年的战后首届议会选举中，鸠山一郎领导的自由党获超过30%议席，成为第一大党，但是GHQ以他在战时出版过一本鼓吹纳粹体制的书（《世界之面貌》）为由，褫夺其公职。鸠山一郎被迫联系到前驻英大使时任外相的吉田茂（吉田当时甚至并无议员身份），给以党首之托（相当于委以政权了），并商定日后鸠山恢复公职吉田必须将大政奉还。于是吉田时代到来。除去1947年5月-1948年10月两届小党联合内阁酱油的一年多，吉田从1946年5月一直执政到1954年12月（1951年鸠山恢复公职，吉田拒绝交还政权，二人决裂，鸠山出走另组民主党，并于1954年12月上台）。如前所述，吉田本人脱胎于旧帝国时期的亲英美系官僚派阀（岳父牧野伸显是派阀领袖，所以吉田的崛起还有一层“闺阀”的助力），他本人担任首相和自由党党首时间非常长，因而成了新一代教父，形成“吉田派”（俗称吉田学校，语出前参议院议长松野鹤平）。而鸠山一郎出走后的民主党内又兼有“鸠山派”、“岸派”（岸信介）等派阀存在。1955年，为抵抗左翼政党联盟，鸠山一郎主导了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合并，确立了“1955体制”，自民党连续执政到1993年，算到今天为止，非自民党执政的在野期只有四年零三个月。从吉田开始，现代日本政局的派阀版图开始逐渐形成，现在各派阀的格局已经较为固定。以下附上战后日本首相列表（源自百度百科）简单勾勒一下自民党各大派阀的顺承情况。（说明：1.剔除了1993年—1996年那几个非自民党的首相，他们的执政时间较短；2.现在的民主党本身就是自民党分裂出去的，因此看成一个派阀；3.以下各个派阀的演变过程按时间顺序整理，但是并非严格一一对应的前后顺承，因为有些时段派阀的领袖没有担任过首相，我剔除了这些人）

吉田派的嬗变有两条线，其一为池田派：吉田（茂）派→池田（勇人）派/宏池会→大平（正芳）派/伊东正义（大平密友，在其死后短暂代理首相）→铃木（善幸）派→宫泽（喜一）派→麻生（太郎）派/为公会

其二为佐藤派：吉田（茂）派→佐藤（荣作）派→田中（角荣）派→竹下（登）派/经世会→桥本（龙太郎）派/平成研究会→小渊（惠三）派/平成研究会

岸派的嬗变：岸（信介）派→福田（纠夫）派→森（喜朗）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小泉（纯一郎）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安倍（晋三）派/清和政策研究会→福田（康夫）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安倍（晋三）派/清和政策研究会

三木（武夫）派→海部俊树（非派阀领袖）

中曾根（康弘）派/新政同志会→宇野宗佑（非派阀领袖）

民主党内的派阀：

鸠山（一郎）派→鸠山（由纪夫）派

[野田（佳彦）组/花齐会和菅（直人）派的存在时间尚短，因此还无顺承关系出现）]

几个首相产生的特例：

1、一般来说，党内的小派系领袖是无缘总理大位的，但这其中有两个特例。一个是三木（武夫）派，其是自民党内的著名反主流派，但1974年11月田中角荣迫于各方面压力辞职，为了打压大平派和福田派，操纵时任自民党副总裁的椎名悦三郎指定三木上台，史称“椎名裁定”，这是当时党内派系妥协的产物。（这次妥协很经典，剧情跌宕内幕重重，留待下次再细说了）

另一个是中曾根（康弘）派，该派本来也是源于与官僚派对立的党人派河野（一郎）派，属于党内支流，但是这个人行事比较厚颜无原则，在当上首相前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依附过很多党内大佬（绰号“风向鸡”），一步一步累积政治资本，最终成功登顶权力巅峰。

2、宇野宗佑和海部俊树担任首相时都并非各自派系的领袖。桥本龙太郎比较特殊，他上台时不是派阀的领袖，但是后来成为新一代政坛柯里昂后创立新派阀“平成研究会”（顺承自竹下派）。

3、羽田孜本来是自民党的明日之星，竹下派的精英（“七奉行”之一），但在1993年出走另立新生党，这直接导致了自民党“1955体制”的终结。

1972至今

非官僚出身的职业政治家（党人派政治家）崛起。

“政治家”在日语中是指区别于“官僚”的民选官员[含立法官员（议员）和政务官员（总理（副总理）、各省厅长官（副长官）、政务次官）]

日本第一位真正意义上成功的“纯政治家”首相是田中角荣，1972年第一次组阁。八十年代以前，除了片山哲、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以外（这三人的执政时间只有三年多，下台后派阀就被边缘化了），其余的日本首相都是中央省厅的官僚出身，具有处理实际问题的丰富经验。但从1980年开始至今，官僚出身的首相就只有宫泽喜一一人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也就是自民党总裁），总理大臣任免内阁各省厅长官（其中半数以上必须为议员），自民党总裁由党内具有众议员身份的党员投票选出，派阀力量强大的总裁可以完全主导党内政治资源的分配（比如小泉纯一郎可以直接指定安倍晋三接班），相反如果总裁不具有绝对优势的派阀力量就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妥协（比如池田佐藤时代确立的“三派三役”，即干事长、总务会长和政调会长由三个不同派阀的人担任），因此政治家的政治地位依赖于本派阀议员数量的多寡。

田中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实质，颠覆了日本政治的游戏规则，开发了全新的政治运作机制，就是以选举和笼络为核心（有个专有名词叫“数量逻辑”），而非以政绩和理念为核心（“政策逻辑”）。广为人知的日本选举三大利器是“地盘”（选区经营）、“看板”（靠山，主要是派阀和政界大佬的支持）和“荷包”（选举资金）。在田中之前，旧派政治家的更替相对是有秩序的，首相任期也较长，因为派阀掌握着选前选举资源（看板和荷包）和选后政治资源（党内和内阁重要职位）的分配。但是田中这个人是建筑商人出身，拥有日本一流的地产公司，不仅没有“荷包”的负担，还通过向其他议员提供竞选资金大大扩充了自己的派阀。而且他与党内大佬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人交好（田中在第二届吉田茂内阁下台危机时给予过关键支持，在佐藤第三次当选的过程中是竞选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解决了“看板”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田中智商奇高，被称为“斗将”，精于派阀之间的斗争，对于选举的理解也十分透彻，洞悉选民的心理，很会迎合他们的喜好（曾经干过将自己选区的县级道路、町、村的道路提升规格成国道标准全面铺设的事）。田中对于“地盘”的经营也很有心得，充分开发了“后援会”的力量，促使“后援会”成为“选举者在自己的选区（多为选举者自己的家乡）为展开竞选、直接网罗支持者而以家族为轴心，以姻亲、近邻集团、同行业工会等血缘、地缘的人脉为媒介，建立起来的培养、维持、扩大票源的组织”（语出学者福冈政行）。这之后，后援会就成为了“地盘”经营中最主要的内容。而这正是为什么日本国会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也会出现“世袭议员”的原因。1990年的众议院大选中，后援会成员的选票占自民党全部得票的64.7%，已经成为了绝对票仓。那些初出茅庐的“二世子”、“三世子”靠得就是先辈的后援会力量。回到正题，自田中之后，打赢选战成为政治家们的工作主线（包括自己打赢和帮助自己派阀的人打赢，也就是尽可能扩大自己派阀的议员队伍），这种局面持续至今。从此，日本政治家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官僚精英能力当先，而更依赖“选上就是爷”的团队运作，在田中角荣之前，战后非东大出身的日本首相只有石桥湛山一个；而这之后出身东大的首相只有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三个......

最后，给一个结语：在日本，一人一票（在比例选区是多票）的“民主选举”只存在于所在选区的议员选举，对于政治家来说，解决议员身份只是从政的第一步，在派阀内部的升迁和不同派阀之间的博弈结果才是决定政治前途的关键。

当然，日本政坛的派阀斗争剧情还是很精彩的，从最初的“吉田—鸠山抗争”到绵延三十余年的“角福战争”，再到近一点的“三六战争”、“加藤之乱”，日本公认的自民党内部政争共二十八次，真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政治世家出身就一定会有优势，篇幅所限实在无法展开，如果有感兴趣的请支持一下，我会辟文专讲。翻开这些戏幕，才知道日本政坛还有很多幕后的大佬于低调中翻覆时局，很多首相都只是台面总理而已......

打完收工。

民主国家和政治世家不矛盾。日本政客的权利是来自于民众授予的，不是来源于世家的血统。日本法律由民众授权代议机构制定，它是所有民众互相妥协划定个人权利边界的公约，而不是体现君主个人利益，用于支配民众的指令。日本的政客对大众和法律负责而不是上司负责，大众的利益不会被无视。日本政客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客法无授权不可为。日本存在权利互相制衡的机制，日本大众在政客违反法律侵犯自身利益的时候找到有效有效反制的途径，能够令胡作非为的首相和大臣和平地放弃权利。

日本民众可以因为地方政府限制其玩游戏的自由而去起诉该措施违宪；可以自由组织工会与财阀进行集体谈判，要求一分劳动得到一分报酬，并改善工作环境以达到体面劳动；可以根据劳动法要求足量支付加班费，违者重罚，以至于其企业开始强制员工按时下班；可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可以追求个人发展，也可以不求上进得过且过；可以要求税收用于改善民生而非用于东亚共荣一类的荒唐计划；日本的政府开支优先用于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等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所以日本民众的人均寿命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大概是因为医疗水平高，工作压力相对小，医疗保障也完善；相反，对外投资，援助，贷款，增强自卫队等用于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开支被视为只是为了政客的脸面和成绩，在预算不足时必须让位；虽然日本认美国做老大，但是对于免除非洲印度等不发达国家无息贷款之类欧美白左势力的裹挟，只要民众不同意议会也就硬气地不会允许，日本护照免签世界大多数国家，美国在日侨民或驻军在日本也没有特殊优待，一旦犯罪大多数会受到严惩，大概除了财阀和政客没有人会感受到美国这个老大带来了屈辱；日本民众可以自由批评不合理的制度，这不被视为不爱国，反而是督促政府改进的爱国行为；日本民众不必为虚无的宏大叙事，其实就是一小撮人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日本政客的每一笔收入和每一个动作受到议会和媒体二十四小时的监督，日常生活如履薄冰；在日本，没有人会要求你服从什么大战略，只要不违法，你尽可以开展任何业务，如果日本政府无端限制你的事业，你就可以起诉其违法；日本法律对于保护私有财产和禁止垄断的方面非常严格，作为普通创业者也可以享受公平的竞争环境。日本人不必担心辛苦创立的企业被有权有势者挤垮和霸占，不必担心自身成为政客政治秀的代价，因为罚款要经过司法，而禁止一大类业务需要经过立法，而立法机构又是各民间利益团体博弈制衡的场所，有利于社会的产业一般不会受到打击。

虽然长久的封建传统和自民党一党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的民主程度低于欧美，但是至少形式上讲日本允许任何反对党和独立候选人参选，利益独立于政治的法院系统保证了自民党无法打压这些反对力量，所以至少日本民众的观感还是会认为自身享有充分自由。

讲真，根据“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原则，这个问题应该先列个统计表。所以，我先就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日本政治体制迈入当代以来的历任首相情况，做了份统计表格：

由上表可见，日本现行宪法施行以来，从吉田茂到岸田文雄的这34名首相中，有16人算是广义上的政治世家出身。如果不算代理首相，只算选举出来的正式首相，则是33人中有15人，依旧少于一半。

但是要注意，这15 or 16名“世家首相”中，有12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占了平成-令和时代（1989年以来）首相人数的三分之二。

也有读者提出疑问，说那些在位时间过短的首相列进来是否不合适？对此，我认为，首相在位时间更多地取决于其在位时的政争形势变化，与他上台前如何成为首相的决定因素毕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很多在位时间短的首相，在首相任期以外却可能有重要影响，比如羽田孜伙同小泽一郎背刺自民党、直接导致五五年体制瓦解，菅直人上台前即推动事务次官会议的废除，细川护熙卸任后与菲、澳前领导人共同发起博鳌亚洲论坛等等。至于鸠山由纪夫在任时一手开启美军基地搬迁问题之类的事，更不用谈。所以，在位时间有没有必要考虑进来，完全可以另开话题了。

90年代以前，所谓的“政治世家出身”首相反而寥寥无几，也就是鼎鼎有名的五十年代三大首相----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根本不存在“首相多由政治世家后代担任”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反而出现了“世家子弟首相”井喷的现象呢？其实很好理解，日本社会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或正在形成）一批新的政治家族。比如福田赳夫本人的家族并不算显赫，也就是个父亲福田善治、大哥平四郎当过町长（相当于镇长）的水准，但是从他和他儿子康夫开始，有了“父子首相”，那么他的家族就不再算地方上的“寒门”了，才有资格称作望族。所以，福田赳夫本人算不上“世家”，但福田康夫算。因此，很多“二代”当选国会议员或首相，恰恰是他的家族刚成为“世家”的标志，而不是反过来，先成为世家再培养首相。

当然，战后的民主化改革、重新立宪对日本来说，可谓是堪比改革开放的社会重大转向，意义不啻于重新开国。阶级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花个三四十年，绝对足够了。这不就恰好到了昭和末期、平成时代了吗？

另一方面， 宫泽喜一、羽田孜、小渊惠三和父辈一样，是以地方选出的议员身份进入国会的，细川护熙、森喜朗则是代表家族从地方进军中央。这些人都算是老家在中央的利益代言人，在老家群众看来，只要他们父辈干得好，子辈能力也不差，那么把这些继承政坛人脉资源的子辈选为议员，更能为本地谋利益。 只有等他们在中央扎稳了脚跟，并培养出了合格的继承人后，他们的家族才能达到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岸田文雄这个级别。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以下几个回答答得很好，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