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墨家思想而不是儒家思想影响中国那么多年, 中国是不是早就发达得更快了? 第1页

15-07-17补充：

感谢

指出献公时都城在栎阳，今西安阎良区。我在文中写咸阳是有错误的，不更改了。

感谢

指出《睡虎地秦简》解读的争议：

关于睡虎地秦律，有说法是指秦始皇时代的秦法相对公允合理，到二世把刑罚加重了。关于陈胜用扶苏的名义，是指扶苏母家可能是楚国出身有关。

我的回复如下：

关于秦律的说法似乎来自高敏老师对秦简的研究，但依我看这种说法有刻意维护《史记》正确性之嫌，讲不通。按《史记》记载，陈涉屯大泽乡在二世元年七月，二世甫一继位就大面积修改秦律，于史无记载，于情不合理。另外一种说法，是该秦简记载为徭律，而陈涉等实为兵役，刑罚轻重不能等同而论。这种说法更有道理一些，可惜现有秦简中并无兵役内容，而汉律又散佚良久，并无可靠史料能与之对佐。至于扶苏母家出身楚国的记载，本来就是臆测，正反方论据都不足了。

=====答案原文=====

谢邀。

先说结论：

墨家学说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只是你们不知道那是墨家学说而已。

看看此楼绝大部分回答，对墨家思想都是只言片语的理解，而且都是字面意思的理解。

所以它的核心精髓早就渗透到历史之中，你们都不知道而已。

下面详细展开：

1）献公时期，墨家入秦

公元前409年，秦魏河西之战，魏用吴起为将，大胜，夺得秦河西地。

上图是河西地。这张图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配一个谷歌地形图：

之前那张图显示的，就是这张谷歌地形图里那条黄河（白线）拐角的部分。当时吴起就是从东北面攻过来，把渭南东边的那块地方全占了。

《战国策》记载，吴起攻下河西地后，魏武侯与吴起、王钟“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他们浮舟的地方，《水经注》说是少梁，今天陕西省韩城市，也就是图上黄河那条白线北边的绿色山脚下。

此地向西不过百里，就是咸阳。

河西地一失，秦国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可以说，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了。因此，公元前401-386年，秦国曾经多次与魏国交战，试图攻下河西地，但无一次成功。

公元前386年，长期流亡魏国的秦献公趁国内大乱回国，385年，献公顺利继位。在他继位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负责把守郑县边塞的右主然不让献公回国，最后靠的还是把守

的庶长改放他回来。

谁来守城很重要！

当时魏国占据河西地，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兵临咸阳城下。献公不仅要巩固咸阳的防线，还要在咸阳以东建立一系列的防守据点，而且，可以说都是无险可守的防守据点。

既然无险可守，那就只有靠人力了。

谁来守城真的很重要！

而在献公继位4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81年，楚国发生了一件事。

有趣的是，这件事跟攻下河西地的吴起还有些关系：大家都知道吴起后来跑到楚国帮忙变法，结果被楚国贵族围攻。但吴起这人有急智，抱着楚悼王的尸体死的。贵族的箭射在楚悼王的尸体上，犯了大罪。参与围攻吴起的有一位叫做阳城君（封地在阳城），他也犯了大罪，因此出逃，封地被收归楚王。

巧的是，这位阳城君有位朋友叫孟胜，是墨家的巨子，事发的时候正带着弟子在阳城。

当时阳城君潜逃，楚肃王派兵打算收回阳城。孟胜说，按楚国法律，你收回城池要拿城主的符令回来，敢问现在符令在哪里？来人说没有，孟胜说对不起城不能给你们。来人说敢违抗就打，孟胜说打就打。

关于这场战争，孟胜是这么跟弟子解释的：

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
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

战果也很有名：

《吕氏春秋》：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

《淮南子》：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那么，献公如果想守城，当时天下诸家，谁最适合？

答案呼之欲出。

谁来守城真的很重要。

墨家守城最合适。

有人会问，这些都是臆测，有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很遗憾，证据确实不多。但我们可以在《墨子·号令》中读到如下一些官名：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等等，“皆秦时官”。清代大儒孙诒让考据这里的时候，还特别注了一笔：

上文关内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

孙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在他之前，苏时学就注意到这些都是秦官名。苏认为这些官名都是商鞅之后的，因此这一段是商鞅之后的文献，被掺杂在墨子著作里面。但孙诒让经过详细考据指出，这些官名在商鞅之前业已存在。因此，苏时学认为这一段属伪造的说法不成立。

如果秦国的官名出现在《墨子》里面的篇章，是《墨子》抄现有秦制的可能性大，还是秦制采纳墨子思想的可能性大？——当然是后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官名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换句话说，没有制度，就没有官名。如果秦制已经存在，而《墨子》加以采纳，那又是谁创造出了这么可怕、完整、成体系的制度？如果有这么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这么伟大的学派，为什么我们丝毫不知？

2）墨家的救世之道

我们今天很多人读书，读了一个道理，觉得很伟大，却从来不想这种道理怎么可能实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哇，好伟大！大家都该天下为公！可怎么实行？把你的银行卡交出来？

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兼相爱，交相利，哇，好伟大！可怎么实行？靠宣讲和谐社会？

墨家之所以牛，不在于他们敢说，而在于他们敢做。最有名的那个故事，墨子为了阻止楚国发动战争，跑到楚国去跟公输班对弈，九战九胜，并告诉公输班，如果你们敢攻宋，宋国有我的大弟子禽滑厘带领三百人，拿着我的工具，学会我的办法，帮他们守城。你们杀了我，也没有用。

于是楚国只好罢休。

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墨家敢讲“非攻”，因为他们自己就有“非攻”的本事！

你们印象中的墨家是干这个的：

实际上墨家还干这个：

（摘自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

所以秦献公看重墨家，首先是墨家掌握了全套的攻守城技术和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请看《墨子·备城门》中的段落：

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这一篇开始一直到最后，墨子都在详尽地讨论城墙怎么修、土坑怎么挖、攻城器怎么造，甚至为了防止敌人的间谍混进来，还详尽到规定上厕所时必须获得许可，不能两个人同时上厕所！

孔孟整天讲仁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然后你一问他们怎么种树，马上回答“吾不如老圃”。只有墨家，给你鸡汤的时候，还送你勺子！这不叫伟大，什么能叫伟大！

3）从军事制度到政治制度

好了，为什么说墨家制度影响了中国历史，但大家都不知道那是墨家制度呢？

因为它的内核完全被商鞅吸收了。或者换句话说，商鞅只不过是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墨家的组织技术，并将其从军事应用到政治而已。

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多，有一些是跟政治斗争相关的，比如废除旧世卿世禄制，革除残存的戎狄风俗等等；有一些是别国已经实行了的，比如推广县制、废除井田等等。但学界一般认为，他最大的成绩在于推行户籍制和什伍连坐制，大大强化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打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兵农合一制度——

——在墨家的基础上。

首先，我们来看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什伍连坐”。

《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然而实际上，“什伍”和“连坐”都是商鞅之前出现过的制度：

《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
《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二十年（公元前746）“法初有三族之罪。”三族指父母、妻子、同产（兄弟）。

可见早于商鞅四百年秦国已有连坐法了。

那么，“什伍”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说这是户籍组织制度，用于统计兵源的，实际上，它最初的用处是防止间谍的渗入：

《尉缭子·伍制令》：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好。我们再来看《墨子》。什伍制作为一种守城时期的组织方法，在《墨子》中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

《墨子·备城门》：“城上十人一什长”；《墨子·迎敌祠》：“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

墨子为守城制定的连坐法极其严苛：

　　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
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此所以備姦也。里正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正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

是不是跟你们印象中“兼爱”的墨家形象不大一样？

推广什伍制度要跟户籍结合起来看。因为什伍制度只有跟户籍结合，才能真正打造兵农合一的制度。而《墨子》中的守城制度，也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

《备城门》：“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应作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

战时连丁女和老小都动员起来了，这跟兵农合一的“原始全民动员”很接近了。

而且，“户籍什伍”也是秦献公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如果秦献公接纳墨家是事实，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通了。

《商君书》跟《墨子》在技术细节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习惯了秦国强大是采取法家学说的说法，但实际上，战国时代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法家”。儒家和墨家都是明确传承的，但法家则是一个汉代知识分子总结出的派别，其内部分化很大。比如管仲也是法家，却被孔子夸过；子产也算法家，但改革力度很弱；吴起、李悝也被算进去，就因为他们改革了。商鞅讲的以技术性问题为主，韩非讲的以权谋术为主，都被归成法家，实际上，当时人并不这么看。他们更习惯用“申（不害）、商（鞅）之术”这种说法，来指代一系列增强中央集权的政策。

如果不把商鞅看作是一个法家脉络里的学徒（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个脉络），而是看作一个有志于富国强兵的个人，那么，他从墨家制度里汲取优秀成分，推广实施，也就自然而然了。

4）湮灭

墨家的湮灭，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著名公案。我记得萧公权还是谁曾提出（手头没有原文，不敢说一定是），墨家的湮灭是由于它的理念跟儒家太相似，所以被同化了。还有学者认为，墨家是下层民众的代言人，统治者并不喜欢，等等。

后一种说法纯属扯淡了。墨家出身下层民众不假，但墨家是最讲中央集权的。很多人说墨家“尚同”，“尚同”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实际上来自《孙子兵法·计》篇：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因此，“尚同”实际上就是“同于上”。

《尚同·下篇》：“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

“圣王”驱使天下的百姓，就像驱使一个人一样，这才叫“尚同”！

墨子更进一步要求“上同而不下比”，“不下比”的意思，就是老百姓之间不要相互勾结。他的理想状态是一种极权社会：

“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这就是为什么墨子一定要讲“尚贤”。因为他相信这套社会体系必须是正义的，前提就是，这个有如神明一般驱使所有人的天子，一定是贤能的天子，他任用的各级官员，也是贤能的官员。墨子理想中的圣王跟韩非理想中的全能君主实际上很相似，只不过前者对圣王的道德要求更高，极权程度也更高。

墨子死后，墨家学徒把这套技术传授给了秦献公。而献公只看重实用的军事制度和组织方式，这一点也被商鞅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至于道德的那套东西，统治者不感兴趣，自然就湮灭了。

当然，这跟墨家的巨子制度衰落也有关系。

墨子之后，我们能确认的巨子只有三位，一位是孟胜，一位是孟胜所传的田襄子，还有一位是一名叫“腹”的巨子，大概是秦惠王时期在秦（这也可能是因为秦墨家已经成为庞大力量），但是关于他们的记载都十分稀少。再后来，我们就只能看到零星的墨者记载和“墨家师”，也许那种组织严密的巨子制是终于湮灭了。

然而如果秦的成功，秦的一统天下来源于墨家，为什么历史中只留下关于“暴秦”的记载，看不到一丝墨家的影子？

对此，我只能说，秦汉交替之际，湮灭了太多故事。

比如，大家一定记得，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而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明确记载了：

“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殹（也）及诣水雨，除。”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征兵误了日期，三到五天，批评教育。六到十天，罚一面盾牌，十天以上，一具铠甲。而且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生病了或者遇到下雨发洪水，你是可以免除刑罚的！

哪里来的“失期，法皆斩”？是谁掩盖了历史真相？

这种掩盖，即使是从现有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比如陈涉吴广起义用的名号是“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

他们在楚地，用项燕的名号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会打扶苏的名义？如果真是“天下苦秦久矣”，那用秦太子的名义，何以会有号召力？

我个人的推测是，实际上并不是“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久矣”的只有原六国贵族，他们才是秦统一最大的受害者。至于普通老百姓，秦统一是要打仗，但秦不统一就不打仗了吗？

谁掩盖的？真相是什么样？

只有天知道。

回过头来说墨家。

墨家起于平民阶层，主张兼爱非攻，但却要建立起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这矛盾吗？

不矛盾。其实我们可以把墨家跟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平等主义社团相比较：这些社团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发家的时候主要依靠贫民，在团体内部实行平均主义/共产主义，有着高度的信仰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宗教团体是为神，墨家是为道义）。因为墨子很早就清楚，只有这样的极权组织，才是对平民最有利的组织。

同样的道理亚里士多德也曾阐述过：跟民粹联系最为密切的政体就是僭主制。民众越是要求平等，就越容易产生一个政治家，利用这种呼声和给予民众的许诺，来建立最大的权力。

与之相对的，就是呼吁精英、优秀、自由、荣耀的贵族，他们号召的这些价值背后，往往是极度的不平等，是等级化的社会。

要么是平等但接受一位全能君主，要么是不要君主要自由，但自由的背后是那些资源更多的人形成一个贵族阶级。

这是人类的政治宿命，到今天也不例外。秦汉交替，也只不过是两种对立面的重演。而所谓“外儒内法”，就是对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术。

中国两千年以来，有两个人对这一点理解的最深刻。

第一个叫做汉宣帝：

《汉书·元帝纪》：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第二个么，请自行搜索此诗作者：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你以为墨家已经远去，两千余年后，你不是又看到它的幽灵久久不散，提醒着我们人类政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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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献公与墨家关系的论述，完全来自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中《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考据之功完全来自何先生，笔者不过是在此转述，并为转述过程中造成对何先生原意的误解或扭曲承担全部责任。

谢邀。

墨家在古代混不下去，在现代也是混不下去的。

简单粗暴地说，墨家的主要思想，有不少是反人性的。墨家学派自身也在和这些条框作斗争，最终分裂。

墨家擅长搞学术，所以本身参与进来的门槛就已经很高，何况还有这样的规定：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

墨者的梦想是很伟大的，提出的口号是为天下除害，注重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清苦到了极点。

“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孟子·尽心上》里形容墨者“ 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既然是这么提倡的，那么也应该这么做。

如此清苦，工资发下来也是没用了，交上去。

绳命基本的乐趣是没有的。

然后呢？

对于百姓，墨家提倡：

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

听起来也是很美好的，但读过点儿书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事儿咱还真干过，用实践证明了此举几乎完全行不通。

墨家还提倡兼爱：

所谓兼爱，是指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

听起来也是很美好的。

只不过，这种兼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团体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墨子曰：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我们依然可以简单粗暴点地翻译一下。

其实中心思想是这样的：

只要大家都像佛祖一样，世界就美好了。

难道不是么？

墨家在战国时实在是很火，全因墨子本人学富五车，雄才善辩，睿智旷达，家规严格，墨者为官，激情四射，与民同甘共苦。身为巨子，要求是很高的。追随后来的巨子孟胜学习的有一百八十人，这一百八十人，全都是是精英中的精英，一腔热血，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这些人全部殉城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光了诸子的书，墨家也不能幸免，但经过汉朝的修书和搜集，诸子学说又重新有了眉目。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也意味着在汉初，百家的学说又在沸腾。

曾经辉煌过的几个有名的家，在后来也都有传承，唯独墨家，不见踪影。据说，有的是去搞科研去了，还有的是去当了游侠，他们继续在各行各业实现自己的抱负。游侠的作用很明显，这似乎印证着，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也是可以不惜动用暴力的。墨家思想需要墨者的推广，身为墨者，必须具备超高素养以及工作可以不要钱、坚决不妥协的思想品德，这太难了。

墨者在并未得权时，是赴汤蹈火帮助弱者的一群人，是呼唤人人平等，充满热忱的一群人。

他们在得权之后会不会成为另外一类人？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