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在河南时，刮地皮刮得厉害。日本人侵占河南了，反而派粮赈灾」是真的吗？ 第1页

转发两文，另外现在的人都不太知道的是，河南饥荒的42年、43年，汤恩伯的部队将部队每天减少一餐，以此支援灾区的灾民。另外，整个一战区仅有汤恩伯的副长官部设立了孤儿院救济孤儿，尽管条件简陋，然而却仅仅他这里有。当然了，估计不少洗地的又要扯什么水旱蝗汤，什么大饥荒饿死人。汤兵团辖区的确饿死不少人，这咱不否认，但是要批判就别拉偏架，因为中共控制区，河南饥荒饿死人的情况和汤部辖区没有什么区别。

豫中会战中河南战场国军被农民缴械之考究

作者：白马啸西风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一场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第一阶段的作战称之为“河南会战”（中国方面称之为“豫中会战”）。在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会战中，由于军令部和一战区战略判断失误，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所部30余万人在十余万日军的攻击下遭到惨败。不仅丢失河南大片领土，也丢失了大量武器以及近十万人的伤亡。更为吊诡的是，在国军败退途中，在豫西山地遭到大量的“农民”围堵缴械。长期以来，缴械者是谁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众说纷纭。目前所见到的解释，多沿用官方史观，对于事件本身的分析甚少，对事件背后当地的社会生态分析更是少之又少。近期冯小刚执导的《温故1942》，更是把这个问题又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实际上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背后又有着怎样少为人知的原委？我们将一一讨论。

　　一

　　第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缴械的双方是谁？在哪里被缴械的？规模如何？笔者将能整理到的资料在这里一一列出，这些记载均处于原始档案、一手资料或者第一当事人回忆。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整个过程中被河南老百姓打得最惨的是13军，13军几乎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原因是13军“军纪最败坏”。那么13军有没有被“百姓”缴械？有，其结果是未遂。根据时任13军军长的石觉将军回忆，当时他率领的军部到达嵩县东北时遭到日军轰炸，事后被不明身份的“暴民”哄抢。另有一股“暴民”也试图围攻一个战斗班，被士兵用枪榴弹驱散【石觉先生访问记录P181,182】。这是我看到的关于13军被围攻唯一一次有明确说法的记载。

　　第二个案例。

　　另外一个比较多的说法，莫过在突围过程中汤恩伯电台被缴获这件事了。据方耀的回忆称，汤恩伯是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冲散只带领一个连然后丢失电台的【中原抗战-P229】。甚至有些以讹传讹的说汤本人也差点被抓住，化妆成伙夫才逃脱云云【姚杰《抗战中的十七路军》P122】。实际上，当汤兵团主力在嵩山一带被日军包围的时候，其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而是在洛阳一战区长官部开会。

　　早在五月五日，军委会就命令“饬即以王总司令（仲廉）所部向龙门敌后反攻，配合守备龙门之刘戡集团消灭进犯龙门向洛阳突窜之敌”【抗日战史-豫中会战P161】。汤部接到命令时，临汝已经失守，且日军机械化部队已经推进至水寨，并派小部兵力进袭伊河西岸。31集团军之13军，85军等已经被包围在嵩山内。此时王仲廉正带领31集团军在艰难的突围中，电话无法联络，汤恩伯不得已派出总部之第三电台在一个班的陪护下到前方指挥所发电，电文于6日晚已经发出去，然而到了7日，军委会再次指示“王集团迅速攻击正在进犯龙门之敌后”。汤深感疑惑，当天中午才得知原来派出的电台发出电报后，在嵩县被地方团队缴获，护卫班寡不敌众，全部被缴械，与王仲廉部联络亦告中断。

　　后来不得已，委托弃军归乡的原第二十路军75师师长宋天才（嵩县人，抗战中厦门保卫战后被撤职）出面协调，直到8日下午，电台才被送回来【《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P234】。这就是现在流传甚广的汤恩伯被河南民众缴械的真实经过。

　　为了说明以讹传讹的厉害，笔者特意摘录了一段关于汤恩伯被缴械的“说法”：

　　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一个副参谋长写的回忆录中披露，豫中会战时，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在叶县，司令长官蒋鼎文电召他到洛阳面商军机。汤就开了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还有几个随从沿洛叶公路奔洛阳而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后方的伊川县附近被武装农民缴了械，除了枪，车子和无线电也被抢走。最后汤恩伯只好带着随从步行，4天后才走到洛阳跟蒋鼎文哭诉这离奇遭遇。在战事最紧的4天里，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将领，用无线电要“跟汤长官讲话”联络不上！最后蒋鼎文连夜找了一个在嵩县有势力的退休副师长，去说服那帮农民，把无线电要了回来，汤恩伯这才重新开始指挥作战【摘自中华网《寻访抗战老兵》一文】。

　　第三起有记载的袭击缴械事件，仍然针对的是汤恩伯副长官部的部队。当时在邙山头负责破坏郑州黄河铁桥的85军炮兵营在桥头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开始向后方转移。该营在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后，于5月7日前后达到伊川白杨镇一带。一小部人在经过山上一寨子时遭到数十人持枪围堵，声称“把枪缴来”，幸亏后面持枪的数十名步兵赶到，该股人马才不得不放行【黄润生，《中原会战参战见闻录》-《河南文史资料》63辑P85】。

　　以上是战区副长官部也就是汤恩伯所属部队有明确记载被袭击的事件。当然，对于其部队袭击的事件应该而且当然不止这一件。

　　接下来谈一谈长官部所属部队被袭击乃至缴械的情况，其中有三个事件非常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李家钰的47军。豫中会战爆发时，47军军部驻扎于洛阳新安县古村。后因战局恶化，47军开始准备转移，其在河上沟的先遣队主要携带的是行礼辎重和非战斗人员，而在军部人员尚未到达河上沟的时候，这些行礼已遭到当地人的洗劫【张仲雷《豫西撤退以及李家钰的牺牲》-《中原抗战》P387】。更巧的是，在17日，47军转移至渑池南面的城村时遇到从渑池败退下来的胡伯翰及其新编第八军。胡伯翰向李家钰诉说了其在渑池被当地武装包围并被其“所困”的事情【张仲雷《豫西撤退以及李家钰的牺牲》P387】。这件事情，在渑池县志和该县其他史料中均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包围新八军并实施缴械的是渑池地方武装上官子平，该部后来被八路军收编为独立第七旅【渑池县档案资料汇编 第一辑】。1945年5月26，该部忽然反水，导致中共党政军排以上干部损失100余人【《渑池县志》，《中共在渑池的70年》】。日军突破新八军暂编29师河防阵地后，沿南韩公路向南推进，新八军军部仓促撤退，在邸坞的山沟中遭到预先埋伏的日军的密集射击，瞬间遭受了大量的伤亡。突围成功后，又在北部山区遭到上官子平部的包围并将其残部缴械【渑池县档案资料汇编 第一辑】。实际上当时上官子平部大约有千余人，而后来被八路军收编时候检点，该部人枪已达到3000余【张荫曾《上官子平叛变革命的情况》手稿本，渑池县档案馆藏】。而根据战后统计，新八军失踪人数为2581人【《新编第八军战斗要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失踪人数创战区之最。其中多少被虏入了上官子平部，亦可以想见。

　　另外一个是15军。说起来15军是土生土长的河南部队，当年靠土匪起家，在后来又剿匪。特别是刘茂恩全面负责之后，豫西的大股匪患基本全被该军肃清。该军在镇嵩军时期祸豫不浅，但在中原大战之后还是为熄灭豫西匪患付出了很大努力的。抗战爆发后，该军长期在山西与日军血战，并在晋南坚持数年，直到中条山失利退入黄河以南，并长期驻守黄河河防。豫中会战时，该军协同94师死守洛阳十余日，付出重大伤亡后突围。即便是这只土生土长的河南部队，依然无法摆脱被包围乃至袭击的命运。刘茂恩当时带领十四集团军总部撤退至洛宁附近的故县镇时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围堵抢劫。当时随行的还有宜阳洛宁一带的民团头目徐吉生，及其地方团队挺进第九纵队。徐在当地颇有名望，但依然无法组织这些身份不明的人的抢劫。刘茂恩甚至亲自劝说，仍毫无效果。但是对方人却越聚越多，甚至冲向刘茂恩的特务营抢夺枪支。起先刘茂恩严令士兵不得开枪，但随着事态的恶化，士兵也不顾命令，举枪对天扫射，对方这才停止进一步行动，一哄而散。但司令部随行物品几乎被一扫而光【刘亚仙《洛阳战役回忆》P372】.

　　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当今许多史书中被当做国民党军中一个比较另类的典型。在众多的史料中，似乎这也是一支军纪严明的军队。十七路军抗战后先是改编为38军，而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豫中会战爆发时，该集团军驻扎于偃师及其以东的汜水一线，负责黄河河防。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蔚如就称“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孙蔚如--豫西战役《中原抗战》P338】”孙还称该军在韩城时，“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孙蔚如--豫西战役《中原抗战》P338】。而后更是进一步引用河南参议院报告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同上】。

　　然而姚杰对此却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姚杰是38军教导队一期毕业，该军教导队是由中共协助建立的，一期为中共培养的大批军中地下党员。姚杰后任第四集团军新三十五师支部书记。他80年代走访该集团军对日作战地区，查阅大量原始资料以及档案，写了《抗日战争中的第十七路军》一书。据称，五月十五日，三十八军在韩城与日军作战时，与日军相遇，三面迎敌。然而“韩城战地匪民不分，不断袭击部队，夺枪伤人，很难应付”【姚杰《抗战中的十七路军》P123】。五月十七日，三十八军在韩城西北再次遭到日军三面夹攻，而夺枪事件又再次发生，“以聂沟岭地区最为严重”【同上P124】.该军最后不得不后撤，撤退途中96军炮兵营与日军遭遇，火炮尽毁。三十八军辎重团在长水镇遭遇日军，几乎全军覆灭【同上P125】。

　　十四军是卫立煌一手建立起来的中央军嫡系，是华北抗战的两大支柱之一【笔者自封，另外自封的支柱为十三军】。该军从平汉线北段作战到忻口会战，然后数年坚守中条山，中条山失守后退往黄河以南，驻守洛阳地区。豫中会战时，该军94师协同15军据守洛阳，其八十三、八十五两师与新编第六师【师长范龙章，请注意此人】和暂编第四师合编为刘戡兵团，在龙门阻止日军长驱直入洛阳。该军与日军精锐的战车第三师团精锐在龙门激战数日，使得日军付出重大伤亡。该军退守洛河西岸后，却遭到沿岸居民不断的截击，“连日以来洛河西岸居民坚守于寨劫拦我军……..以致我军行动倍感困难，同室相残豆萁相煎，此种现象殊出意料也。”【刘戡兵团战斗要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那么我们对这些国军被袭击的事件的地点做一个梳理：

　　13军 嵩县

　　15军 嵩县

　　47军 新安县

　　新8军 渑池县

　　38军96军 韩城

　　14军 伊川宜阳

　　85军炮兵营伊川

　　第九军 不详

　　从以上分布来看，除了13军和85军炮兵营属于汤恩伯部队外，其他部队均为一战区长官部所属部队，也就是蒋鼎文的部队。然而吊诡的是，后来人们却一直指责其原因是汤恩伯部队军纪败坏，民众恨之入骨所致。就连蒋鼎文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也称老百姓只打汤恩伯的部队，而对他的部队则倍加欢迎【《蒋鼎文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 第九期 P60】。然而事实上，蒋鼎文的部队几乎无一幸免。其中特别是第九军是从第八战区调到一战区增援的部队，之前基本未在河南驻军，也同样遭到袭击【《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P】。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区域反而一直不是汤恩伯的防区（见配图，汤恩伯防区与蒋鼎文防区以折线为界），他的部队几乎从未在这里驻扎过，这里的人民因何对其如此恨之入骨，而其原防区的人们却又无动于衷？

　　二

　　作为土生土长的豫西人，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这里的社会生态。有句开玩笑的话说河南是中国土匪的大本营，而豫西是河南土匪的大本营。豫西的刀客蹚将们，不仅对地方治安影响巨大，甚至影响过中国的政治格局。豫西土匪盛行，始于清末，以王天纵为首的杨山十兄弟为代表，从土匪到革命党完成了华丽的转变。而其继承者刘镇华更是将其发展为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镇嵩军。

　　民国头二十年，河南成为了各类军阀角逐的主战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几乎为零，在豫西当局能完全控制并维持稳定治安的，基本上只有洛阳一城。土匪，民团，溃兵，枪支甚至大炮，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土匪和民团之间经常发生混战，甚至民团之间也发生过混战。陕州（今三门峡地区）和洛阳地区成为了滋生土匪的温床，特别是洛阳下属各县，因深入伏牛山地，山高皇帝远，更是土匪们的天堂。当你翻看豫西各县县志，想必一定会为豫西绿林如此之“昌盛”而惊叹不已。据笔者个人不完全统计，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嵩县县城被土匪攻破2次【1916，1931，】，洛宁四次【1929被不同杆匪连续攻破两次，1934、1936、1937年各一次—《洛宁县志》】，伊川三次【该县这三次非县城被攻破，而系乡镇被攻破。其中1914吕店村被杀害297人，百余房屋被毁,1921年吕店乡赵庄又一次被土匪攻破，被害150人,房屋毁坏200余间。1928年白沙镇被攻破，被绑票千余—《伊川县志》】，宜阳四次【1922年，1923年9月下旬，县境西南花山一带有大股杆众盘踞，县知事孙明亮率团队进剿。姜明玉（临汝张寨人）率1200余众于9月29日夜乘虚攻进县城，烧毁张鹤年等家街房数间，杀居民130余人，拉走肉票2000余人，十有八九的商户破产倒闭。1924年，9月，藕池被攻破，数人被杀，数十间房屋被毁。1926年一次】，渑池两次【1929年一次，其中1920年义马一次，当时义马属渑池】，新安两次，陕县三次【1922年三次，其中一次为张矛镇】，卢氏七次【1913年两次，1917年，1923年，1929年，1931年，1938年各一次】。其他大大小小的匪患更是不计其数。仅活跃在嵩县一带的土匪，就有55股之多。以上仅仅是被定义为土匪且攻破县城一级的行为，而更多的村寨一级被攻破以及众多民匪不分的抢夺和争斗，更是多如牛毛。鉴于触目惊心的事例太多太多，这里实在无法全部列出，以上仅算作是抛砖引玉。而河南历史上有名的巨匪，几乎全部出自这一带。嵩县洛宁伊川一带，俨然土匪世界的金三角。陈赓兵团在解放豫西后，也不得不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在该地区进行剿匪。笔者在这里简单列出几个在河南绿林史上赫赫有名的几位人物并就其主要业绩做简要介绍。

　　NO.1：王天纵

　　这河南绿林界头把交椅，当属开天辟地的中州大侠的嵩县人王天纵【张纺《中州大侠王天纵》—《洛阳文史资料》第七辑P1】。这头把交椅给了王天纵，倒不是因为他怎么作恶多段，而是他开创了山大王的一个新时代。实际上他不仅和后来那些只顾抢掠烧杀的土匪不同，而且算得上是豫西绿林最进步的人物。当年张纺的陕西起义军在潼关遭到赵周的阻击进退两难，就是王天纵带领他的万余名绿林解了张纺的燃眉之急。后来袁世凯窃取革命之后，王天纵也被请到北京，给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官做。具体说来，这个官职的内容基本上是让一个山大王来维持京城治安这么一个事情。后来张勋的辫子军入京，王天纵也带着自己的卫队和这帮死硬分子狠搞了一把。护法期间，他还跑到四川组织靖国军，后来1920年去世，算是落得一个善终的结局。他手下的好汉们被刘镇华接手后，发展成为大家都知道的臭名昭著的镇嵩军。

　　NO.2: 张寡妇

　　张寡妇，洛宁人，豫西绿林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乡间哄小孩子不哭，大抵常说某某恶人来了，倘若这个恶人足够令人惊骇，小孩子往往因惊骇而止哭。在20年代的豫西，张寡妇可毫无异议的担当此重任。张寡妇的来龙去脉这里不再多讲，基本上是一个黑暗的旧社会逼良为娼的故事。这里仅列一些其拉杆结匪之后的骇世惊闻。张寡妇当年的事业做大后，就找洛阳的镇嵩军收编，镇嵩军自然是来者不拒。当然了，镇嵩军的收编，无非就是给了这帮杆匪们打砸抢一个合法的名义而已。张寡妇的小儿子在收编的部队里做了连长，在一次下乡“扫荡”的过程中，与地方乡民冲突被杀【张寡妇在镇嵩军当连长的是二儿子张明升。1931年张到陕县头峪催办“日行兵差”，因性情暴躁打骂地方乡绅引起民愤。当地一士绅假借请客之名将张明升打死在酒席之上。《驰名豫西的张寡妇》——洛阳文史资料 第七辑P54】。这张寡妇儿子在洛阳当连长，自己在乡下也没闲着。儿子常常奉命“剿匪”，老娘则在乡下做他的大杆架。无论如何，这儿子也不会剿他老娘的杆。更何况张寡妇的杆匪还是其士兵的来源，活脱脱的一个兵站。儿子死后，张寡妇带着她的杆匪们杀气腾腾的赶来为儿子报仇，一夜之间将那个村子杀的干干净净【此次行动由张明升的镇嵩军部队配合，头峪村全村死伤惨重，幸存者寥寥《驰名豫西的张寡妇》——洛阳文史资料 第七辑P54】。

　　张寡妇早期为匪的时候，经常打劫绑票，不少富户对之恨之入骨，其三儿子张先升因此被一些富户拉到洛河滩打死【同上，P53】。当时张寡妇势力尚弱，不敢大张旗鼓的报仇。如今军威大振，二儿子的仇报了之后，三儿子的仇也就近在咫尺了。1932年7月10日，张寡妇带着她的大队人马浩浩汤汤的开往洛宁德里北村。其先头部队搞错了地名，将陶峪也叫北村的地方误认为是德里，结果在这个村子展开了大屠杀，见男人就杀，等到张寡妇赶到之时发现杀错了，然而此时已经有33人被杀，一百余间房屋被烧【同上P55，另见《洛宁县志》——大事记】。

　　中原大战后，刘茂恩一方面整顿镇嵩军，一方面大力剿匪，豫西大股匪患渐渐难有立足之地，也不再成大气候。张寡妇即无法像以前依靠镇嵩军，更是成为了十一路军追捕的对象，她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后来在洛阳被人认出，警备司令部很快派人将其抓捕，两日后押赴刑场枪决。刑场之上，张寡妇毫不畏惧，并称要将未完成的复仇事业进行到底，在场人员，无不骇然。

　　NO.3：范龙章

　　范龙章是汝州人，活动范围也是金三角，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如果说豫西的土匪有三个批次登堂入室的，他算是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第一批当然是王天纵大侠，第二批的算是跟着刘镇华的武庭麟，最后官至国军军长【豫中会战时任15军军长，带领15军与日军血战两周，解放战争被俘，51年被公审后枪毙】。第三个批次的，就是这范龙章。范最后官至国军师长，抗战后北上接收北平，被刘伯承部包围，与随同的30军和40军一同全军覆灭，本人被俘。

　　鉴于河南绿林界名人太多，还有一些绿林巨头诸如老洋人，崔二旦，张巨娃【张巨娃虽然是鲁山人，但是其活动范围却纵贯金三角，最后在宜阳与民团和保安队一战而薨，了其一生】等等，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洛阳政协曾整理过两本文史资料，全部讲洛阳地区的匪患。三门峡政协也整理了一侧近600页的匪患专辑，讲述三门峡地区的匪患，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可以想见，如此的社会生态下，匪患何其猖獗。

　　可以说，严重的匪患也造就了当地强悍的民风，民匪不分是一个夸张而又不算过分的说法。

　　除了土匪和民团，豫西还有各种门会组织，比较出名的就是红枪会，还有很少人知道的白枪会。1919年8月20日，宜阳红枪会就试图抢夺住高桥的镇嵩军一个旅的枪支，结果反被镇嵩军赶入寨子内，被杀多人，数百间房屋被毁。1925年7月，陕县发生过红枪会和白枪会之间的械斗，白枪会大败。后白枪会在镇嵩军的支持下反击，数百红枪会员被打死【陕县县志—大事记】。1925年胡憨之战后，国民二军进驻河南。1926年三月，刘镇华的镇嵩军与国民二军在豫西大战，国民二军遭到数万红枪会围攻而惨败。1926年底，中共豫西区委曾派张之朴刘笑佛到渑池宜阳洛宁交接的杜村联络当地的庙道会准备配合北伐军起义，庙道会的头目，就是曾在孙殿英部队当过团长的武治环【《中国共产党渑池县历史》第一卷 P11 P12】。孙作为庙道会的大玩家，武治环也深得真传。起义由于后来冯玉祥的态度转变而失败，但是这是庙道会第一次在中共的领导下发挥力量。

　　1928年，中共领导了渭华起义，起义后的许权中旅多方征战，最后被迫转入豫西。8月，许旅进入邓县，地主豪绅假意欢迎，但部队进城后，立即受到红枪会武装的包围和袭击。24日，刘文伯师（包括许旅）被迫离城，出城后即陷入数千受蒙蔽的红枪会群众的包围，当日下午2时，许旅在急滩街被迫交械，部队被打散【《渭华起义详细经过》---华县人民政府网站】。

　　实际上，后来的红二十五军经过豫西时，也遭受了很多攻击。西进途中，该部经过村寨时经常遭到攻击【刘震回忆录P49】。然而伏牛山区地形绝佳，是非常适合做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刚来到伏牛山地时，曾考虑过能否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当地民风太过强悍“不便于挫近群众开展工作（原文如此）”而不得不作罢【刘震回忆录P52】。

　　可以说豫西各种势力交错混杂，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混乱。红枪会、土匪、民团、保安团、正规军既有联系也有冲突。中原大战后，中央势力进入河南，但是对其地方力量的控制基本还是真空。正规军在县乡一级基本没有驻扎，保安团也往往力量不足，疲于应付。至于各种窜扰的杆匪，更是有心无力。对抗匪患的中坚力量，自然而然的落到了地方民团的头上。然而地方团队和中央并非一条心，换句话说，更多的地方团队更像是地头蛇和墙头草的结合体，原则其实简单，谁的力量大就依附谁。于是各种稀奇的现象出现了：正规军来了，地方团队就依附他，正规军走了，土匪来了，如果土匪势力够大，就相互勾结；如果势力较小，就干他一仗。当然也有誓与土匪不共戴天并顽抗到底的，那就是王建召和王凌云。

　　对于豫西（陕州南阳洛阳三地）的大股匪患，当时奉命剿匪的是刘茂恩的十一路军和张纺的二十路军，有趣的是，这两个军都是土匪出身，同出刘镇华的镇嵩军。中原大战后刘茂恩投蒋，被改编为十一路军，没有投蒋的部队战后被张纺收编为二十路军。同为土匪出身，十三路军和二十路军在对待剿匪上的态度和作为完全不同。刘茂恩作为保定军校出身的职业军人，对部队有着较高的要求，特别是投靠中央以后，更是要用实际行动把自己部队以前的土匪生涯彻底割裂开来，因而在剿匪问题上态度和行动十分坚决。而二十路军完全一副打酱油的心态，与镇嵩军时期的剿匪心态无二。豫西的大股匪患如南阳的王泰和洛宁的崔二旦都被十一路军剿灭。

　　然而面对不计其数的中小匪患，脱颖而出的则是王建召的汝阳民团。王建召和他的民团是与土匪死磕到底的典型代表，但事实证明，在绿林如云的豫西，这样的死硬派结局很可能是悲惨的。最后王建召先是在范龙章的围攻下身负重伤，王凌云则拼死抵抗并保护王建召撤退，不料在撤退途中王又被赶来助战的另一股杆匪打死。自然而然的，接过王建召剿匪大旗的则是后来官至国军中央军军长的王凌云。

　　绿林界的很多事情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比如中原大战后曾经是死敌的范龙章和王凌云就分别就任二十路军76师两个旅的旅长【范龙章任第228旅,王凌云任第227旅长】，原本死敌，这里竟然又握手言和了。

　　豫西的大股匪患，从中央军控制河南以后，基本被消灭，但是其小股匪患，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解放，从未停止活动。淮海战役后，对豫西的匪患由于不够重视，匪患日趋变得严重起来，大量的土匪不断袭击解放军，抢掠民财，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破坏。1949年2月十五日，嵩县一带的一个班被三百余土匪截击，“战士打散，武器全被掠走”。17日，“嵩县西德廷基干队被三百余土匪袭击受损，偃（师）、伊（阳）、洛（宁）边，宜（阳）、卢（氏）边，伊（阳）、洛（宁）、嵩（县）边，方（城）、南（召）边及襄（城）、宝（丰）、叶（县）与内（乡）、卢（氏）边境，皆发现新股匪活动，每股一二百不等”【《中原局关于豫西匪特活动的通报》--《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第一辑】。“豫西各地进来也发现不少因生活无法铤而走险的散匪骚扰现象。临汝破获有大汉军组织的约2000人，是利用庙道会及教会策动的”【同上】。

　　三月，信阳红枪会万余人将中共地方武装解决，分区武装赶来之后，竟无法平息匪患，进而形成对峙局面。3月30日，洛阳二区区公所被百余人包围，6名干部被杀【《中原局关于信、洛地区庙道会暴动的通报》--《中共中央中原局文件辑存》第一辑】。

　　为了平息豫西地区的匪患，1949年6月16日至26日，中共河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委、军分区及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西十二军、骑兵师等单位的正式代表307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剿匪为下半年全省中心工作的方针，动员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开展剿匪斗争。省委书记张玺、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会上分别作了关于剿匪的总报告和关于剿匪的军事报告。

　　陈再道在报告中，对重点区和一般区的剿匪兵力作了具体部署：“（一）陕州、洛阳分区为一重点清剿区，以两个分区的全部力量及四十二军1个师组成。（二）许昌分区（包括南阳分区之南召县）为一重点区，以该分区力量与警二旅全部，以及南召县区力量组成。（三）南阳分区为一重点区，以五十八军及南阳分区全部力量（南召县在内）组成。（四）潢川分区为一重点区，以分区全部力量及四十二军1个师组成。（五）确山分区为一重点区，以该分区全部力量、军区骑兵团及四十二军一部组成。（六）除主力照上列分配外，尚有四十二军1个师及西野骑兵师为机动部队。其余分区均为一般区，基本上是依靠本身力量……根据上述部署，党委专区指导重点是‘陕州、洛阳’、‘南阳、许昌’、‘确山、潢川’3个集团。”

　　解放军投入了几乎两个军外加所有地方武装来清剿土匪武装，由此可以想见，豫西地区的土匪活动，猖獗到何等程度。实际上，早在1948年，豫西就进行过一轮剿匪活动，同时收缴大量散落的民间的枪支。然而这些行为遭到地方的强烈反对，由于这些武装并非纯粹的土匪而带有民团性质，收缴行动带来很大困难。最后不得不做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即不敌对的枪不收，民间私有的枪不收【《张玺关于豫西目前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这些不彻底的政策，虽然当时推进了工作的进展，但是为次年匪患的猖獗也埋下了隐患。

　　关于剿匪的细节和更多的战斗，有更加丰富的资料，笔者这里推荐《师出豫西》和《河南的剿匪斗争》这两本书，有兴趣的可以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从具体缴械袭击案例分布以及当地社会生态两方面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国军在豫西被缴械与其军纪没有必然关系，专打十三军抑或八五也是一十三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2、袭击或者缴械的不完全是纯粹的乡民，且这些人对于截击的对象并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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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1942——旱灾中的八路军抗战根据地

942年，席卷中原地区百年一遇的大旱，让正处于抗战最黑暗时期的中国雪上加霜。天灾并不会选择地方，而是毫不留情地覆盖了大部分中原之地。处在其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自然不能幸免，从1941年开始旱灾席卷了晋冀鲁根据地。粮食歉收，灾荒降临，借用一句刘震云的话，根据地也出现了吃的问题。

抗日根据地灾情严重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的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归远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地，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注1）

这不是“生化危机”或者灾难电影中的画面，而是1942-1944年中原大旱之下，发生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惨状。大灾令根据地遭受重创，饿死因灾而死民众三四十万，逃荒者上百万，某些地区卖老婆孩子，甚至人相食。

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1942年六七专区（太行）大部、一四两个专区的一部（注2），麦收仅有三四成。1941年，冀鲁豫区的冠县、堂邑、莘县、聊城、高陵、内黄、清丰、南乐诸县出现旱情，秋粮谦收，冬小麦未能播种；1942年春旱情扩大，秋季又出现蝗灾，形成大面积的重灾区。之后整个晋冀鲁豫边区旱灾继续发展，1943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旱灾。这一年的灾情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受灾面积差不多包括太行和冀南的全部、太岳的大部和冀鲁豫的一部分。而以太行四五六专区，冀南一二四六专区，冀鲁豫沙区等地最为严重，成为百年来第一大灾荒。（注3）

百年大灾给抗日根据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相对受灾较轻的太岳行政区，也有部分地区受灾严重，豫晋区地处晋东南与河南交界处，是该区受灾较严重地区之一，被称之为浩劫——

特别是现在根据晋城的调查，西土河199户人家中，在去年（1942年）阴历年关时即有60户没有吃的，到今年3月底将有120家陷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后里沟74户人家到2月半就有25户（成为）贫农，全村共36家贫农已经绝粮。到2月底，中农也有29户，全村32家势将无法度生到3月半。3家富裕中农（全村共6家富农）也不得不趋于断炊的地步。晋城如此，济源、垣曲更甚之。阳城、阳北、沁水虽比较好些，但也相差不会太多。这也就是说，除了翼城、绛县还可以勉强维到夏收外，其余各地虽然灾情轻重不一，但一般说来也不过坚持生命到3月底而已。（注4）

太岳区陷入灾荒的还有二分区即有10万人，士敏、晋北、高平等县灾民，占该县人口总数的25%以上。据士敏县贾峰村调查，原有201户、883人，逃亡的就有38户，饿死者178人。1943年至1944年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共饿死2647人，逃亡1.1万人，卖掉牲口3099头。（注5）

受灾较轻的太岳区已经如此，受灾严重的冀南区情况更加危急——

从1943年2月开始，大名、元城每日每村平均死亡5-10人。二分区仅巨鹿县就饿死5000人，因患病而死者3000余人。

三分区馆陶北辛头村400户人家有400人饿死。四分区以清江、邱县、企之、广曲最为严重，至4月上旬，四县因饥饿致死者已达4941人。逃亡人数也不断增加，如邱县共有人口8万，其中死亡2万余人，逃亡3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第四军分区各县，由于灾荒疾病死亡8万余人。

六分区以清河、垂杨等县灾情最为严重，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之中死亡400余人，黄金庄死亡2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一个集日因饥饿倒街而死者30人，有些村庄逃亡人口占2/3。（注6）

再如冀南新河、任县、宁南三县共有人口389613，因灾死亡人数就有6797（其中因饿致病，因病致死者多）；据隆平二区21个村的调查统计，原有人口20463，逃亡人数为4238，占总人口20.7%。（注7）

据统计，这期间冀南全区死亡人数约20-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注8)

在冀鲁豫区，成群结队的灾民抛家离业，携带妻子，逃往非灾区。如井店全镇475户，逃荒者占70%。1943年8月5日至10月17日，在不到两个半月时间，威县南胡帐村170户中死亡230余人，邱县梁二庄300户中死亡人数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高内县逃荒者占50%；鲁西北的堂邑县逃荒者达64%。还有大批人在饥饿中倒下。据不完全统计，沙区的高内县饿死27000人，南乐县饿死17000人，清丰县饿死27000人；鲁西北的聊城县饿死6万余人，冠县的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村子饿死11000人。在沙区的东半部，茫茫大地，饿殍横野，户无炊烟，一片荒凉。（注9）灾区人吃人的惨剧也时有发生，原中野一纵旅参谋长黄锐回忆文章中讲到一位母亲吃掉了两岁的儿子，另外在高内县南野庄农民吃掉被打死的土匪。（注10）

根据以上统计，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160万人（注11），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抗日根据地救灾措施

面对如此大灾，共产党八路军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最早的措施是抢种，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七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七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注12）

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注13）

而到了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的10月，所拨出的旱灾救济贷款不过十万元。而且仅仅是无利借贷，尚需灾户偿还。（注14）

但另一方面因为需要，仍然要出口粮食，比如灾害最严重的42年10月到43年6月，边区运了12万石粮食出口，调剂敌占区游击区灾民，同时换回必需品；调剂内地灾区粮食，共有89133石（注15）。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是以“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以太行区为例，1942年减免公粮675万斤（注16），该区屯粮数（征收公粮）为58.8万石（注17）。

太岳行署在岳北减免公粮37.5万公斤，在岳南减轻公粮75万公斤、公款15万元。（注18），该区屯粮数（征收公粮）为11.5万石（注19）。

太行区在1943年-1944年，由边区公粮中拨出赈济和低利借贷粮21000石，发给灾区人民运输脚力费45000石，付给纺织工资米5万石，社会救济7万石，实际用于救灾的各种政府贷款2000万元。总计38.6万石。（注20）两年间人民负担的21%用于赈济。（注21）

太岳区43年向灾荒最严重的士敏县贷款626020元，全县负担粮款4760石，政府发给群众达2415石，占全区负担总数的50%。1944年发给群众救济款折合粮2688石。

据统计，1943年春天，太岳行署给灾民发放贷款93.8万元，救济粮7.1万公斤，救济谷糠5.87万公斤、麦麸350公斤。44年春天，又发放救济谷糠6.67万公斤。（注22）

在冀南，1943年总计，春荒急赈500万元，救济款108万元（冀钞），粮19.4万斤；运输纺织等放款35万元；贷出麦种190万斤。

1943年-1944年两年中，冀鲁豫区含冀南用于冀南救灾的粮食达1000万斤（粗粮），1943年秋季种麦，80%的种子是由政府贷出的。冀鲁豫（冀南除外）救济贷款达一亿元（鲁西钞），沙区受灾严重村庄，每户平均可得2400元。（注23）

除了急赈和低利借贷的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共产党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第一种是赶脚，组织灾民或外来灾民协助边区政府运送粮食——

42年10月太行区一五六专区为根据地自西向东的运粮出口，所以在此地组织灾民参加运输工作，灾民获得脚价。参加运输之灾民共赚的71万1710斤小米脚价。初时非灾民组成运输队（牲口多），脚价一元（每斗）；后来规定灾民运输四次，牲口运输一次，这样让灾民获得利益更多。

第二种是组织纺织，由42年秋天开始，43年冬季初春大规模展开。五专区组织各县妇女23960人，纺布16万多斤，得工资38万6255斤小米，22万5698元。总计五六专区，仅以纺织工资数，可解决8138人半年生活问题。

第三种其他工作，如兴修水利，磨面等。共付工资24万2129斤小米，能养活3668人半年。（注24）

其余各地也组织了相应的兴修水利工作，如太岳区开渠1150里，变旱田为水田1000顷。（注25）

其他的赈灾手段包括——生产自救、抢种补种、募捐互济、调粮借粮、勤俭节约、采集野菜等等。

以太行区为例，在43年大旱两个半月后，7月28才下雨，于是党政军组织抢种补种，蔬菜和快熟作物，甚至彭德怀也亲自开荒，八路军总部种萝卜三百亩。根据地总结的经验是，通过蔬菜的种植可以减缓粮荒，渡过最危急的时刻。另外根据地的气候特点是43年冬春雨雪足，于是动员原来灾民种冬小麦，结果全区几乎所有灾民都种了小麦，收成160万石。（注26）

根据地军民经过三年奋斗，直到43年秋杂粮蔬菜丰收，太行区的灾情得到缓解，44年秋天秋麦丰收，根据地内军需民食才基本有了保证。（注27）

安置逃荒灾民

大灾当前，吸引了大量敌占区和国统区的灾民来到根据地。仅在1943年1月份内，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0000以上；仅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6000余人。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注28）

自顾不暇，爱莫能助，是当时根据地对逃荒而来的灾民的态度，虽然想对灾民进行救助，但全部接纳根据地能力有限。根据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已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注29）

于是部分区域对于多余的灾民只能“礼送”处境——

太行区于43年春雪降后，拨3万元，300石粮食，组织外来灾民还乡春耕。“与资送灾民出境相并进行的工作还有劝阻灾民入境，在边沿地区大都抓紧做了。”（注30）

络绎于途赶往太岳豫晋分区的难民截至1月底，已有5万人以上，阳城一县即达4万人之多，平均两个根据地人中即有一个饥民。这些饥民一路弃儿丢女，卖衣充饥，或者沿村乞讨不得一饱，仍免不了面黄肌瘦，疾病呻吟，甚至饥寒交迫倒毙中途。

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为了恐怕救人不成反被累死，联办决定除抗属、决心在根据地安家者外，一律动员处境，劝其回去与敌斗争。

要把刚刚逃出虎口的饥民送回灾区，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反正就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

大多数县区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故对这个指示执行的并不积极，以致难民强索或我们不得已时而加以救济。这样零零碎碎的消耗就使根据地的困难更趋严重了。

这是单指粮一项而言，其实像他们成批流动，对根据地的秩序也都值得注意的。因为这种流动很便利坏人之活动，做出破坏根据地的事情。只有从大处着眼，考虑全局，这个工作才能做出成绩。

像今天县区干部的单纯慈悲观点，是应该教育纠正的。（注31）

解放日报称逃往太岳区20万，逃往太行区5万灾民，都找到了自己的新家。（注32）根据以上资料显然是不确实的。根据边区救灾总结，43年春天在春荒严重时期就遣返灾民1万人。（注33）

根据地导致重大损失的原因

1、负担太重

农民负担问题无论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存在，而在旱灾的42年，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大灾已露苗头的42年4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下发了“关于超额完成财政任务的奖励办法”里面提出——

因之，我们必须以百倍努力保证完成今年任务，争取超过计划，否则不只困难难以克服，且连日常开支都将无法应付。

对于征收粮款，个别地区还组织了尾欠征收队，抽调各部门干部，聘请不脱产干部、在乡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等编为小组或队，到尾欠多难以征收的地区、敌占区、游击区去专门作征收工作。他们的经费不另外开支，但在征收的尾欠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奖金，按全部完成数百分之二至三奖励之。（注34）

对于田赋，计划从五月份由各县组织临时征收外，由军政各单位，抽人突击征收。而且特别提出对各县游击区敌占区的积欠，在特殊困难情况下，要洗手不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和热心人士组织临时征收队，突击收清。另外强调故意不完成今年任务拖到明年的恶劣意识必须防止。

42年春季旱情已经出现，但四五月份，边区政府还在下发对财政田赋征收奖励办法，强调防止拖欠，显然当局对对旱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结果这一年根据地政府的征收却是创纪录的——

（太行区）三十一年（1942年）实际收入，比原概算超过24.31%，实际尾欠比三十年超过17.4%，计20万8885元。

在屯粮方面，从42年11月起到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万3569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注35）等于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

但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0.9%。这点减少无异于杯水车薪。（注36）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三十一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比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记录。”

在旱灾开始之初，如果说重视不够还情有可原，但灾情已经十分严重的43年秋收，某些灾区的负担依然没减少。太行区的林县在9月20日收到五专署的征粮命令，征收数6000石。而且要求“克服干部因灾荒消极抵抗之片面认识。并特别认真检查，要真实屯起。”但该区受灾严重，困难很大，到了10月10日县里才接到免粮的命令，减免数额只有100石，占征收额的1/60。（注37）

在冀鲁豫区，负担问题同样存在，这点在《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有明确指出——

从主观上检查，我们过去一个较长时间内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工作做得不够……根据地经济和人力的过度消耗必然导致人民生活贫困，无力支持战争……边区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使基本群众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又由于在经济工作上存在片面的索取观点，没有能大力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也是造成根据地人民抗灾能力脆弱的一个原因。（注38）

2、救灾存在问题

虽然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采取了许多抗灾措施，但救灾过程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救灾缺乏长久认识，对严重性认识不够；还有的犯了平均主义，没有突出重点，人人有份，导致真正重灾户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而且还有存在不少干部贪污，流氓懒汉得到救济，贫农却嗷嗷待哺等等现象。

边区政府于1943年7月24日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的文件，总结了过去一年救灾情况存在的问题——

一、树立救灾的长期观点。去年有地区只是一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死人的现象逼来，才做紧急措置，这样吃了不少亏，误了不少事，今年绝不应该再重复。

二、树立整体观点，重视根据地整体性，发扬高度的民族友爱及互助互济精神……

三、强调自救观点，……等待的结果，即使外援来了，放账、贷款，因缺乏自救观点，在发放者就必然犯平均主义，在被救者就必然浪费挥霍，不久依然灾情严重，继续“呼吁”；如果外援不能继续再来，剩下的只有埋怨和苦闷，最后真的陷入“灾情十分严重”之中。

四、今年救灾，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饭唤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注39）

至于一些地区则因为对灾荒危险没有足够警惕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如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情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注40）冀南区因而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最多，逃荒人数最多的区域。

旱灾是天灾，但在旱灾前后，根据地的税收政策以及救灾措施都存在问题，某种程度上便是人祸。三年大灾，天灾人祸给根据地及其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创伤。

注1：《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注2：太行区

一专区：和东、昔东、平东、内邱、临城、赞皇、元获、井陉、高赞元。

四专区：黎城、潞城、平顺、壶关、长治

五专区：涉县、林北、磁武、安阳

六专区：武安、武北、邢西、邢台、沙河、偏城。

七专区：林县、辉县、辉嘉、新乡、汲淇、安阳、修获武。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773-774

注3：《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著P404、405，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4：“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

注5：《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P420，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6：《冀南军区战史》P191

注7：《1944年上半年生产救灾工作总结报告》河北省档案馆38-1-7-1，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8：《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P420，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9：《冀南革命斗争史》P347、348

注10：《平原晨曦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五》P327，《难忘岁月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一》P200

注11：《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0

注11：《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P37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12：《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

注13：“太行区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1944年8月11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38

注14：“旱灾救济贷款暂行办法”1942年10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189

注15：“太行区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1944年8月11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38

注16：《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

注17：《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P356

注18：《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P213，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19：《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三卷P356

注20：《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P366，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21：《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著P412

注22：《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P213，转引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注23：《晋冀鲁豫边区史》齐武著P411

注24：“一年来太行区救灾工作”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10

注25：《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一辑，P395

注26：“太行区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59-166

注27：《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8

注28：“太行区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注29：“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1943年1月30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215

注30：“太行区一年来救灾工作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108

注31：“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1943年 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

注32：解放日报1944年9月29日

注33：“太行区一年来救灾工作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14

注34：“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超额完成财政任务的奖励办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167

注3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

注36：《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注37：《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62、P64

注38：《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第348—349页

注39：“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注40：《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70

看看KMT自己写的和外国人写的，省得有人说是TG故意给KMT抹黑。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的最后两段，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裏，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又敌在行政下级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命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军民配合之原则耶？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11章第8节

“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该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第446页〕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