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学识高，但是人品差的人？ 第1页

我不太赞同一些对郭沫若的指责，虽然他德行有亏，但也不能因为对他的不喜欢，就把缺点无限放大，甚至造谣扭曲。

这里面事情有挺多是真实的，但是结论太主观臆测了。

1、郭沫若在公开反蒋前，有着国军的中将军衔，位高权重，生活优渥

1926年3月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不久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蒋介石加封郭沫若为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如此背景下，他放弃这一切，依然公开反蒋，这怎么能说郭沫若没有文人傲骨呢？

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就郭沫若个人来说，这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革命的黑暗时代公开讨伐蒋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更代表了郭“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之后郭沫若几乎失去了他拥有的一切地位，被国民政府通缉十年（1927-1937）。

至于《蒋委员长会见记》是人格分裂，我也不能赞同。当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中日矛盾大于国共内部矛盾，郭沫若为了顾全大局，跟随TG，选择和国民党合作有什么问题呢？难道一定要学“攘外必先安内”，跟日本人一起，把蒋介石骂个狗血淋头才对吗？
而且根据夏衍回忆，郭沫若本人不愿意见蒋介石，后经周总理做思想工作方改变看法。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

至于这位答主说《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不见踪影，但其实此文网上随便都可以搜到，链接见后。其中有原文：

“目系而道存”，储蓄在脑子里所想说的话顿时感觉着丝毫也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我感觉着蒋的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只要有这一决心就好，就能保证抗战的持久性。抗战既坚决而能持久，民（和谐）族的幸福还能有超过这一点的吗？

蒋又说，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
我自己也感觉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为最适宜的。我因为耳朵聋，没有可能参加任何的机构。别人的议论我既不能听取，自己的意见也就无从交流。我把这个情形直率地说出了，我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我不敢接受。

蒋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我没有再多说话了。

我推荐大家读一下，就知道这篇文章并没有太多好指责的，夸个眼神明亮，抗日有决心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如果郭沫若那个时间，在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还公然写文称国家领袖“眼神黯淡，抗日没决心”，这才是卖国。

我认为不同的时间（1927和1937年），不同的境遇（内战和抗战），对同一人物有不同评价，根本没什么可被责备的。

举例来说，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里面，对蒋介石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1938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在延安，在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报告说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就是蒋介石。所以1938年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伟大领袖，是最高统帅。但是到了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称蒋介石是人民公敌。

我举一份毛主席在1940年（民国29年）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亦是如此，其他还提及当时周总理也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先生盛德，钦佩无余）。这种话有的时候是客套，有的时候是政治需要。大人物如此，“小”人物郭沫若也是如此。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敬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以及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意。
致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至于建国后，尤其是1966之后的表现，我并无异议。我不接受，不赞同郭沫若的这些表现，但是考虑到那个时代背景，钱学森这种大科学家都能写出亩产万斤是可能的社论。我对他表示一定程度上的谅解。不是每个人都有为义殉道的风骨。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强求他冒着死亡的风险去批评当时的政府做法，要求可能过高。

郭沫若《蒋委员长会见记》原文
https:// zh.wikipedia.org/wiki/% E9%83%AD%E6%B2%AB%E8%8B%A5#.E6.B5.81.E4.BA.A1.E6.97.A5.E6.9C.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