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朱厚照玩了这么多年明还没亡，而秦玩了几年就亡了？ 第1页

破乎装逼犯们的常用起手式不是“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吗？这个问题也得来这样一句，因为我萌武宗毅皇帝本就遭到了权贵的丑化和污蔑。

以下内容节选自李晓鹏博士《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

第三章 正德皇帝

一、《问刑条例》：官僚集团的胜利

这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应该是从明孝宗朱佑樘时期开始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正好是公元16世纪的第一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惊天大事：经皇帝批准，《问刑条例》正式颁布。

这个《问刑条例》实际上是对明王朝刑法典《大明律》的重大修订。因为朱元璋下过死命令，要求后世子孙“勿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所以一百多年来，《大明律》从未没有正式修改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时常遇到《大明律》里面没有规定清楚的案件，朝廷就会颁布一些法令作为判案依据。上百年积累下来，各种法令数量太多太杂。文官们就以此为理由，要求统一编订一部新的法令集，作为《大明律》的附件。实际上就是修订《大明律》。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问刑条例》共有两百多条，在很多方面改进了《大明律》，特别是对雇佣工人、商业债务等方面做了新的规定，更加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但文官们也没少在里面夹带私货，在其中加进去了两条极为关键的规定：

首先，《问刑条例》废除了贪污罪的死刑。

《大明律》规定贪污八十贯就是死刑。虽然朱元璋死后这条法律实际上已经很少被执行，但它始终是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一把刀。偶尔有清官主政，严格执行一下的情况也是有的。《问刑条例》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贪赃之罪，明确规定最高刑罚是“发附近卫所充军（弘治《问刑条例》单刻本239条）”。

其次，《问刑条例》把花钱赎罪的范围扩大到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步。

《问刑条例》规定：

不管什么人，除了犯谋反、谋逆等少数重罪（也就是所谓的‘真犯死罪’，相对于‘杂犯死罪’而言）必须处死的以外，其余罪行，不分笞、杖、徒、流、死罪，全都可以通过缴纳规定数量的炭、砖、米等财物来赎罪。

这一规定几乎就是对朱元璋《大明律》的彻底颠覆。《大明律》对用钱物赎罪的范围规定得很窄，只有少数几种：

首先是“存留养亲”，就是独子犯了罪，为了让他可以照料父母，允许用财物赎罪。

其次是“老少废疾”，也就是老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可以赎罪。

第三是过失犯罪。

最后是妇女——作为底层出身的伟大人物，朱元璋比较重视保护女性权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女性以赎罪的特权，避免女性遭受鞭笞和刑杖等羞辱性的处罚。“明朝普遍允许妇女以钱赎罪，其做法十分宽松和纵容”。

此外就是比较轻的罪行，只被判处鞭笞的罪可以花钱免打。其它的一概不许赎罪。

《问刑条例》这样一搞，就等于宣布大明朝成为了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天堂：只要你不造反，不杀父杀母，其它不管犯什么罪，都可以用钱来搞定。不管贪多少钱，最高刑罚就是充军，而且还可以用钱来赎，贪得越多越划算。

《问刑条例》是对朱元璋立国精神的背叛，是官商利益集团的巨大胜利。把悬在头上的“恶法”巧妙地废除之后，他们就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所以，为什么明孝宗朱佑樘会被文官们吹捧为旷古圣君？因为朱佑樘对他们实在是很不错。

在明孝宗的英明领导下，户部尚书叶淇改革开中法，把食盐专营的好处输送给徽商利益集团，而导致了严重的边防废弛。文官们不断地进谏，请求皇帝减免江南地区的钱粮，以宽民力，朱佑樘总是一再批准。他本人也带头勤俭节约，从不大修宫室，也不广招后妃宫女，专宠张皇后一人。但不管他怎么节约，国家财政却越来越紧张，老是入不敷出。

明朝中央政府开始出现长期的财政紧张，就是从明孝宗开始的，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朱佑樘对此大惑不解。在他执政的后期，专门找了他最信任的大臣刘大夏来问：“古人常说，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则在民。太宗皇帝的时候，又迁都又修长城，又下西洋、打越南，也没见匮乏。如今我们百般节俭，但军民却穷困不堪，钱财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故事我们在第一卷里面都讲过了。对于朱佑樘这个问题，刘大夏毫不客气的把它归结于太监贪污，鼓动皇帝把各地的镇守太监撤回来。这个回答是相当胡扯的，太监们根本没有那么大本事把国家淘空。其实答案很简单，天下财富当时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普通老百姓手里，大都落到这个“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手里去了。

嘉靖年间的大臣霍韬在写给皇帝的《天戒疏》里面对此点评的很清楚：

《大明律》规定贪赃八十贯为绞刑，文官因此不敢随便贪污。但是后来官员们认为这样的规定过于严厉，遂让皇帝颁布《问刑条例》，把贪赃从真犯死罪的名目中去掉，改为杂犯，而且允许赎罪。结果就是贪得越多越容易花钱赎罪。这样，贪赃枉法之事就越来越泛滥，贪官污吏越来越肆无忌惮。收税的时候，十分里面只有一二分上交朝廷，剩下的八九分则据为己有了。

当时江南地区的工商业阶层已经十分富有，但是却很少交税，而且通过其在朝廷的政治代言人一再请求皇帝减税。但是在中原地区不断爆发黄河洪灾，在西北地区连续出现旱灾，国家财政被大量的用来救灾，入不敷出。税负被大量的加之以农业之上，主要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头上，老百姓苦不堪言，一场大的动乱已经迫在眉睫。

二、得寸进尺：文官与皇权的交锋

与此同时，军队也非常穷困。武将勋贵的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他们大量的把军屯土地据为自有，贪污国家军费，奴役军士给自己家的生意干私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军队战斗力迅速溃散。明孝宗在位的十多年，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丢失了明宪宗朱见深苦心经营多年才夺回来的河套地区，长城沿线不断被蒙古入寇侵掠，军队一看见蒙古军队来了就龟缩到城里，等他们抢够了、撤退了，再上去抓几个走得慢的老弱病残邀功，甚至杀掉当地的老百姓，用他们的人头来记功。

等到朱佑樘去世的时候，蒙古小王子巴克蒙图趁机入寇大同。大同守军惨败，阵亡六七千人，创造了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对蒙古作战最惨重的失利，史称“虞台岭之败”。

在这个时候上台的新皇帝朱厚照才十六岁，但是他很有一番决心，要扭转他父亲治下国防软弱的被动局面。

刚一上台，他就想要抓军事，首先是把他父亲晚年搞的一个案子给翻过来。

这个案子的缘由是有人弹劾辽东军区指挥佥事张天祥，说他竟然袭击其它明军营寨，杀掉38人，然后宣称是对海西女真的作战成果。吴一贯奉命调查，张天祥被下狱审问，随后自杀于狱中。张天祥的亲戚等人，走东厂太监刘瑾的门路，声称吴一贯在诬陷张天祥。孝宗相信了刘瑾的话，反而将吴一贯下狱，将其贬为云南嵩明州同知。

这个案例到底真相如何，谁对谁错，从现在的史料来看，没有办法作出判断。但朱厚照亲自过问他父亲定下来的案子，而且给吴一贯翻了案，让他升官。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心思。

但案子刚刚办完，大臣们的奏章就上来了，内容是这样的：

陛下前段时间亲自招见吴一贯，了解边防情况。这个事情关系到刑狱，应该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理，不必您自己裁决。因为陛下日理万机，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万一有一些细节没有搞清楚，就可能被小人利用做出错误的判决。这是一定要坚决纠正的。

请陛下把政务都委托给六部九卿，这样谁犯了错误就找谁负责，事情就不用烦劳陛下，却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了。这方面你应该向你爹（先帝）学习，他老人家执政十八年，除了吴一贯这个案子以外，有关刑狱的事情从来都是交给大臣们处理的。

……请从今往后，刑狱之事都责成相关部门堪问，秉公论断，谁犯了错误陛下再去追究谁的责任。这样，大臣们在下面努力工作，陛下就不会那么辛苦，国家大事也不至于荒废了。

这个奏章的意思很清楚：你翻了这个案子，虽然结果对文官是有利的。但皇帝直接过问军事事务总是不合适，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应该把它交给文官集团来处理。这才合乎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

文官们迫切希望趁着皇帝年幼，抓紧给他“立规矩”：以后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天天坐在宝座上讲讲圣贤话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文官集团来做。

朱厚照刚刚登基，毕竟还有他父亲临终嘱咐的话在，要听那几个辅政大臣的话。而且他也跟明朝所有太子一样，从小接受标准的儒家教育，被告知听从贤臣的话是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收到了这份奏章以后，朱厚照批示同意，暂时也就不再过问具体的军政事务了。

应该说在一开始，新皇帝和孝宗留下来的老臣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在《武宗实录》里面，在朱厚照登基的第一年，几乎所有的奏章都跟着两个字：“从之”。也就是一律批准。

上台以后，朱厚照也想厉行节约一下，本来该给皇室宗亲的奖赏也给减免了，但惟独给三位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的奖赏还是很丰厚。又给刘健加封了左柱国、太子太保，给李东阳加封了太子少保，以示尊崇。兵部尚书刘大夏因为年老想要辞职，也下诏挽留。

御史李廷光弹劾刘大夏当兵部尚书期间，用人不当、管理不严，导致边防废弛，才有了先帝去世时候的虞台岭之败，应该追究其责任，并且提出了一些整顿边防的措施，恳请皇上派御史前往边镇巡视，纠正边防弊病。

这个奏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孝宗时期的军事失败和内阁的错误决策就是有很大的关系。虞台岭之败，兵部尚书刘大夏当然难辞其咎。但朱厚照毫不犹豫的给驳了回去，并且下旨责备李廷光，并温旨安慰刘大夏，说你有功于国家，这种风言风语我是不会听的，以表示自己对父亲留下来的老臣的绝对信任。

但这种温情脉脉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臣们发现小皇帝相当听话，便打算更进一步，提出要取消“皇庄”。

皇庄，顾名思义，就是皇帝家的庄园。由太监直接收租交给皇帝花费，不用经过户部。它的起源是明英宗朱祁镇的时候，太监曹吉祥造反被抄家，曹家的土地全部没收入官。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后就下令把这部分土地改为皇庄，作为皇帝的直接经济来源。

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全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搞什么私房钱呢？问题在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以后，皇帝想伸手向户部要钱就很困难了。一旦遇到皇帝要钱，户部的第一反应基本都会给顶回去，来回折腾讨价还价几次，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再支付。

朱厚照十六岁大婚，这属于国家大典，照理该户部出钱。典礼总共花费了60万两，但户部讨价还价只给30万两，剩下的请皇帝陛下自己再想别的办法解决，还顺便教育了皇帝一顿要注意节约，向你父亲学习云云。朱厚照心里未必高兴，但还是接受了。

对皇庄问题，照例先是由言官向皇帝提出建议。皇帝批示让内阁讨论。内阁讨论之后说：当初宪宗皇帝设立皇庄的时候，打算用皇庄收入来孝敬两宫太后。但是现在看来，皇庄“琐琐之利恐不足以孝养两宫”，建议“请革皇庄之名，通给小民领种”。

这个建议逻辑有点混乱：既然皇庄的收入很少，不足以给两宫太后尽孝，那应该增加才是，为什么反而要革除呢？

朱厚照这一次没有简单听从了，而是下令再议，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内阁再次讨论，发现了自己的逻辑错误。于是改了一下口风，说如果要给皇太后尽孝道，那么可以由户部来收钱，按照实际需要支付给皇太后，剩下的钱归入国家财政，可以用来救灾和支付军费等等。

这一次内阁的意见道出问题的关键：关键不是谁花钱，关键是谁收钱。

文官们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皇庄的弊病：让太监去直接管理和收租，会出现太监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严重问题。所以不应该由太监来收钱，而应该由文官来收钱。

要说太监管理皇庄有贪污腐败的问题，难道让文官集团去管理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文官们在一口咬定太监很坏的同时，其实还需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文官一定比太监更不贪婪、更不欺压百姓，才能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

文官们声称全天下的钱财都是皇帝的，皇帝不应该有私财，而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管理。这种说法当然很漂亮、正义凛然。但真的全部纳入财政以后，皇帝想要钱就很困难了。所以文官们要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还需要再证明一点：文官们花钱一定比皇帝花钱更加注意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

以上两点，其实都不一定总是成立的。文官不一定比太监清廉，也不一定总是比皇帝更关心国家利益。在王朝的早期，官僚集团比较清廉，那么上面两个命题就可以成立，财权掌握在文官集团手里就没问题；反之，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官僚集团日益腐朽，有可能以上两个命题就都不成立，财政税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文官手里，就可能是国家的灾难。后来明朝的灭亡也证明了这一点。

归根到底，皇庄的存废并不是皇帝该不该花钱的问题，而是财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天下的权力，无非是那么几种：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如果这三种权力都被文官集团掌握，那么皇帝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宋朝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革除皇庄，核心是文官集团削弱皇权和打击太监势力的一种斗争策略。

朱厚照虽然未必能像我们上面分析的那么清楚，但他还是拒绝了内阁的意见。这些大臣们各自家里都有自己的土地田庄，几乎没有人是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允许皇帝有自己的庄田呢？小皇帝批示说：“你们检举揭发太监们的非法行为值得表扬，但是皇庄是祖宗旧制，又是用来孝敬太后、彰显孝道的，不好突然革除。我决定把管理皇庄的太监数量削减一半。如果再发现太监有非法行为，请你们及时弹劾，我一定严肃处理。”

碰了个软钉子以后，文官们又换了一种策略进攻：讲迷信。

因为过去三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几十天的小雨，这种天气情况在干旱的北京比较罕见。给事中周玺、御史耿明上奏上：天象异常，必有妖孽。妖孽就是太监，上次我们上奏弹劾太监苗逵、田忠等人的不法行为，皇帝竟然没有批准。老天爷对此表示不满，所以连续下雨。

大理寺少卿吴昊又上奏说：您还在居丧期间（你爹刚死了不到一年），竟然老是跟太监们一起游玩，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悼。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不断的下雨。

这些无厘头攻击太监、顺带骂一下皇帝的奏章让朱厚照很不舒服。他忍住怒火说：“天气异常，确实是不好。我有不足之处一定认真反省，诸位大臣有不足之处也需要勤加改正，军国大事有决策不对的地方要据实及时上奏，不要尽说空话（毋事虚文）。”

小皇帝用了“毋事虚文”这个词，显然是对这种赤裸裸的、毫无根据的排挤打击太监的行为相当不满了。

但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此后又连续不断地向太监发动攻击，有借口星象异常要求杀掉某些他们不满的太监的，有要求减少太监数量的，有要求降低太监的福利待遇，没完没了。小皇帝表现得明显的不听话了，有时候会同意，有时候就直接批示不准。

弘治十八年年底，太监刘琅要皂隶五十名。这本是件小事，但大臣们要求减为二十名，皇帝答应了。接着，大臣又说二十个也太多了，应该一个不给，皇帝又答应了。

正德元年一月，文官们列一个名单，要求连太监和锦衣卫一共裁员七千五百七十人。皇帝拒绝了。因为孝宗皇帝刚去世的时候，文官们就替新皇帝写了即位诏书，把太监和锦衣卫裁员了上万人，剩下的人已经不够办事了。

正德元年二月，御用监因为需要建造龙床等物品，人手不足——被文官们裁的太厉害，要求增加六个人手。文官们坚决不同意，说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御用监裁员了七百多人，这次新增的六个人都是那七百多人里面的，此例一开，那些被裁掉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又回来。朱厚照批示同意了文官们的意见。

总之，文官们对于负有监察职权的太监和锦衣卫是恨之入骨的，一逮着机会就要尽可能地削减他们的势力，恨不得全部裁光了才好。

理学官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在严格要求裁剪太监锦衣卫数量的同时，他们自己在增加政府雇员方面则一点也不客气。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就说：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嚇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就是说，据顾炎武所知，在县里面（县级政府没有太监、也没有锦衣卫），一个正式编制的岗位，往往会有六七个超编人员，他们吃财政饭，为正式编制人员干活，并欺压百姓、勒索财物。

这种事情早在朱元璋时代就非常严重了。对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白员的胜局》里面作了详细的分析，抄录如下：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

从吴思先生的考证可以看出，早在朱元璋时代，一个松江府就能查出一千多编外人员，这些人可都不是太监或者锦衣卫搞出来的。而朱元璋死后，文官们每逢皇帝去世就大力裁减太监、锦衣卫、以及宫廷工匠的数量，却从来没有借机裁减过文官政府中的编外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文官们都会养着一大群奴仆和书吏，为自己生活和办公服务。但对于皇帝的奴仆和秘书——太监，他们则认为必须坚决裁减，裁得越多越好。吏部尚书马文升，他是要求朱厚照裁减太监编制最起劲的官员之一，自己却在不断地违规把自家亲戚和兄弟塞进国家公务员的队伍，还私自在吏部增设了六个主事的职位，用来安排自己人。这个事情被御史弹劾，马文升被迫请求退休，朱厚照批准。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给事中安奎上奏说：“中外冗员奔竞成风、贿赂未已”。朱厚照下令内阁讨论。内阁说经研究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安奎在胡说八道污蔑大臣。诸司会审，要求安奎点名说出谁在跑官、谁在行贿受贿？安奎不敢指名道姓，只能认罪受罚——也就是说，文官们认为用天象异常来弹劾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其正义性毋庸置疑；而若是要弹劾大臣，则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要严加惩罚。

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说太监不该裁减、太监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该被弹劾并惩罚。实际上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互相斗争、互相检举揭发是好事，有利于国家政治清明。但也需要看到：文官们裁减弹劾太监，并不全是出于大公无私的道义考虑，权力斗争的考虑仍然占了很重的分量。

朱厚照虽然不再像刚登基的前几个月那样，对内阁言听计从，但总的来说，经过斗争，他还是不断地妥协退让，大臣们的大部分奏议最终都被批准了。这就给了大臣们一个假象，认为只要他们坚决斗争，可以逼迫皇帝同意他们的任何意见。

经过酝酿，大臣们决定发起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击：弹劾“八虎”。

“八虎”，就是和小皇帝最亲近的八个太监。按照文官们的说法，他们那都是在引诱着皇帝去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荒废朝政。但既然文官们不想让皇帝管具体的事儿，皇帝也很听话的真的不怎么管事，内阁的各种施政建议总是得到批准，难道多出来的空闲时间休闲娱乐一下都不行？

文官的回答是：绝对不行。皇帝如果有时间，也应该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由专业的儒家学者来给皇帝讲课，保证皇帝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儒家规范；或者跟大臣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当然讨论的结果必须是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因为从谏如流是皇帝的美德，不听的就是昏君，坚持正义的大臣们会一起跪在地上请求皇帝同意，或者连续不断的上奏，一直到皇帝同意为止。

虽然“八虎”当时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坏事，但文官们已经看到了不好的苗头。皇帝整天和太监们厮混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会被教坏，远离理学正统而去搞一些旁门左道。因此必须趁着皇帝还没有被完全教坏，彻底消除这方面的隐患，把“八虎”杀掉。

为了解决“八虎”，文官们轮流上阵弹劾。但小皇帝这一次并不怎么愿意听，关键是文官们确实没有抓到“八虎”的把柄，弹劾的内容大多空洞无物，无非是说因为信任太监导致朝政混乱的历史教训很多这种空话。而且，小皇帝跟太监们混在一起，并不是沉溺于各种荒唐的游乐。从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皇帝很有可能是在跟那些年轻的太监们在一起练习骑射，为振兴国家军事力量做准备。

朱厚照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十分喜欢骑射。文官们曾经向孝宗进谏，说太子应该多花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练这些骑马射箭的功夫没有用。皇帝并不需要亲自去上战场，学好如何治理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孝宗一向非常听文官的话。但这一次，他说：国家需要居安思危，皇帝也应该文武兼备，太子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儒学了，花一点时间练习骑射也是很好的。

孝宗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皇帝过分儒家化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虽然他生性比较软弱，对武功之类的事情也来不及弥补了。但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够比他做的更好。出于父子至情，他十分罕见地坚决驳回了大臣们的意见——既然儿子喜欢，那就让他去练习吧。

事实证明，朱厚照骑马打仗的功夫练得还可以，是明朝历史上除了朱棣之外，唯一一个能够亲自骑马上阵跟蒙古骑兵对砍的皇帝——宣宗和英宗都带兵出征过，但是没有亲自上阵，亲自上阵的只有朱棣和朱厚照。五年后的应州战役，八虎中的张永、谷大用等人都各自统帅一支队伍，与朱厚照一起，击退了蒙古骑兵的攻击。这说明朱厚照和八虎都系统的练习过骑射。要达到能跟蒙古骑兵对砍的水平，所花的时间也一定不少。不相信的自己去蒙古找匹马来骑一下，再带上一根几十斤重的大铁棍，体验一下骑着马去跟那些从小骑马的蒙古壮汉对抗是什么感觉。苦练十年，也未必能够跟蒙古骑兵单挑。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和张永、谷大用等人学习骑射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文官们所说的，皇帝跟着八虎一起斗鸡走狗、荒废朝政的时间。如果他们在一起就是吃喝玩乐，专干荒唐事，哪里来的时间去练习骑马打仗呢？

不管怎么说，文官们是认定了“八虎”正在把皇帝引诱得越来越疏远大臣，这是必须干掉的。正德元年十月，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八虎”。这封奏章说：

自古以来，皇帝就需要辨明忠奸，而敢于犯言直谏的人才是忠臣。

现在，有一群奸佞小人在陛下身边，影响到了天下的安危。过去一年朝政问题丛生，国家号令失当。特别是今年秋天以来，陛下上朝的时间越来越晚，面容憔悴。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八人每天哄着皇帝游玩所致：击球走马，放鹰逐犬，听歌看戏等等。还引导着陛下跑到皇宫外面去玩，有失体统。白天没玩够，晚上还要接着玩，耗费精力，破坏陛下的圣德。天地之间的正气，因此紊乱，所以最近天上打雷的声音都变了、星相也很不正常，京城桃树和李树竟然违反节气在秋天开花。根据研究，这些都是不祥之兆。

这八个人都是小人，只知道蛊惑君王，谋取自己的私利，没有一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皇帝血脉的传承，都要依赖于陛下。虽然您已经完婚，但还没有生儿子。万一天天这样玩耍，起居失节（这四个字是原文，就是荒淫无度的委婉说法），劳损了精力，生不出孩子怎么办？那就算是把这八个人剐了，也于事无补啊！

想当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身经百战，才取得天下。经过历代皇帝的传承，才传到了陛下。先帝临终的时候说的话，陛下应该还记得（也就是要对顾命大臣言听计从之类的）。怎么能让这一群奸邪小人成天在您左右，破坏了圣德呢？历史上宦官误国的先例那是层出不穷啊，比如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甘露之变等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今这八个人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予以惩治，将来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危害国家社稷。

请陛下以天下为重，忍痛割爱，将这八个人处以极刑，明正邢典，以挽回天地的正气、平息上天和人民的愤怒，消除潜在的祸患，永保国家安宁。

以上内容是对奏章原文的全文翻译，没有删节。这封告状信比宪宗时期内阁弹劾西厂太监汪直的奏章还要空洞。当年好歹列举了西厂滥用酷刑的罪证，而这一次则什么都没有。从奏章的内容来看，“八虎”真没干什么坏事，也就是陪着着皇帝玩而已。文官们稍微靠谱一点的把柄都没有抓住，胡扯一通天地正气、历史教训之类的，就要把这八个人杀掉，可谓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十六岁的朱厚照看了这封奏疏，被吓坏了，首先是对天象异常这种说法感到害怕，还有就是感到事情严重：大臣们逼着他要杀掉跟自己从小长到大、一直形影不离的小伙伴。这些人天天与他朝夕相处，多少年下来不可能没有感情。现在就算是中学生家里养条狗，家长说怕耽误学习要把狗杀掉，估计他也会哭得不得了。更何况是八个大活人？换了谁也会觉得难受。《明史》上说他“惊泣不食”，也就是说被吓哭了，饭都吃不下。把皇帝吓唬到这个程度，也真是够可以的。

皇帝于是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去跟内阁讨价还价，表示愿意把八虎贬到南京去赋闲，但不要把他们抓起来论罪。但文官集团感觉胜券在握，拒绝妥协，仍然要求皇帝处死八人。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和六部九卿就要集体总辞职。

经过讨价还价，皇帝同意先逮捕八人，审问一下看到底有什么罪行。文官集团遂和太监王岳等人达成同谋：把八人逮捕以后立即打死，然后逼迫皇帝承认既成事实。但是因为当天时间已晚，遂决定第二天再执行。

听到消息，“八虎”相拥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八虎”中排名第七，平时不怎么显山露水的刘瑾想到了解决方案。

刘瑾此时已经五十六岁。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在带着年轻的朱厚照游乐方面，肯定不如比他年轻得多的谷大用、张永等人得宠，因此排名靠后。但他年纪比较大，而且经历过政治风波。他是那个号称能白日飞升、收“黄米白米”的太监李广给推荐到东宫伺候太子朱厚照的。李广死后，受贿的名册被朱佑樘发现，文官们一方面托英国公张懋去跟皇帝说情，请求皇帝以宽大为怀不要追究行贿者的责任，一方面又趁机牵连收拾了一批太监。刘瑾就被贬到了南京去充军，但没过多久他就又找关系重新回到了北京，继续伺候朱厚照。

有了这样一番经历，刘瑾的心理素质起码就比另外几个年轻太监要强得多，临危不乱。而且平时就爱与朝廷中的文官们结交，以免再次遭遇李广这种事件。这份弹劾奏章在入奏之前，刘瑾就已经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吏部尚书焦芳等多个渠道了解到了弹劾的内容，并且开始想办法应对。

经过分析，刘瑾认为目前皇帝对几位顾命大臣还是非常敬重的，要说他们的坏话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太监内部挑拨离间。于是他带领另外“七虎”找到朱厚照号啕大哭，说：“这都是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想要陷害我们。”

朱厚照一听就来了精神，问他有何证据。

刘瑾就说：“王岳之前掌管东厂的时候，御史言官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次内阁弹劾我们八人，王岳奉陛下的命令去和内阁讨价还价，不仅没有效果，回禀的时候竟然为内阁说好话。可见他一直就跟文官大臣们是一伙的。在进献鹰犬、陪皇帝游玩方面，王岳干的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但文官们竟然和王岳合谋，要杀掉我们八人。这说明文官们并不是真心反对皇帝游玩，王岳也不是真心主持正义。文官们与王岳合谋的目的就是想要架空皇帝；而王岳与文官合谋则是嫉妒我们八人得宠，杀掉我们以后就可以独享大权。”

刘瑾这笔账替皇帝算的很清楚：内阁负责拟定意见，司礼监负责盖章批准。如果司礼监和内阁穿一条裤子，那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没皇帝什么事儿了。司礼监和内阁合谋是对皇帝的权力的严重威胁。杀掉“八虎”，就是杀一儆百，警告皇帝身边的人：如果只知道讨皇帝喜欢，而不跟文官集团亲近，那就必死无疑；只有站到文官集团这边，权势富贵才能长久。

经刘瑾这么一分析，朱厚照恍然大悟，立即改变主意，下令把王岳及其党羽贬往南京充军，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夜之间局势大变。内阁重臣刘健、谢迁被迫辞职。

经过这样一番风波，小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与他父亲留下来的旧臣决裂。他接受了刘瑾的观点，决定用铁腕整顿文官集团、重振国家武备，以洗刷“虞台岭之败”给大明王朝带来的耻辱。

在皇帝的支持下，太监刘瑾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刘瑾变法：被历史遗忘的改革

关于刘瑾掌权，《明史》上活灵活现的讲了一个故事：小皇帝很贪玩，刘瑾等人就专门挑他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抱着一大堆奏章来让他批阅。小皇帝很不耐烦地说：“我拿你们来干什么的？别来烦我。”于是刘瑾就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开始代理皇帝批阅奏折，成为“影子皇帝”。

以上的故事不太可能是真的。因为刘瑾掌权以后，自己天天要处理各种政务，没工夫陪朱厚照。真正天天陪着皇帝的太监，是谷大用、张永等八虎中几个年轻、体力好的。

但刘瑾在政务上偏偏喜欢跟他信任的文官商量，包括首辅李东阳、文士焦芳、刘宇、张彩等，并不怎么卖太监的帐。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都对刘瑾很不满。当时张永是东厂太监、谷大用是西厂太监，刘瑾都指挥不动，就干脆自己新设了一个内厂来监察百官，顺便还要对东厂、西厂进行监督，一幅要把其它太监得罪到底的样子。

张永有一次还跑到朱厚照面前去告刘瑾的状。朱厚照把刘瑾叫过来对质，结果张永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跟刘瑾打了起来，可见二人矛盾之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后来刘瑾倒台，就是张永密告刘瑾谋反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刘瑾是靠皇帝贪玩、不理朝政而独揽大权，可能性不大。因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不仅不是刘瑾的心腹，还跟他有矛盾，随时会在皇帝跟前给刘瑾下药。更可能符合事实的是朱厚照对“八虎”进行了分工，他发现了刘瑾的行政才能，把政务交给他处理，放手让他对官僚集团进行整顿，而自己则带着另外几个继续练习骑射、处理军队事务。

刘瑾推行的变法措施，主要有以下那么几条：

首先，对国家各种财政收支进行全面的审计，这在当时被称为“查盘”，组织科道官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等进行审计。

以边关的年例银为例。它是朝廷每年发往各边的银两，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被刘瑾驳了回来，他在批示中说：

“各个边镇既然有自己的屯田，政府还每年从内地往边镇输送粮草，应该够用了。天顺（明英宗朱祁镇）之前并没有户部往边镇送银子的事，是从成化（明宪宗朱见深）二年，因为边镇有紧急军情，又说有旱灾等因素，临时拨付了一些银子，原本是权宜之计，后来竟然成为惯例。而且年年增长，年年说不够用，这里面难道没有贪污浪费的问题吗？”

对边饷边银屡告缺乏的原因，刘瑾认为：“主要是因为主管官员失职。这些人治边无方，导致粮草损失数百万，等到追究起来，却把罪责全部推卸到普通士兵和仓库管理员身上。”

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镇年例银的使用情况：“过去六年，中央发往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的年例银、奏讨银共五百多万两，请派遣给事中、御史分头去核查这些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贪污浪费问题的，从实参奏。”朱厚照批准执行。

最后确实查出来了很多问题。正德三年(1508年)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食草料烂掉的有三万六千余石，布匹等烂掉的有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粮仓，被私吞或者烂掉的有万余石。

还有就是审计国家食盐专营的收入。因为管理食盐专卖的官员经常会私自出卖盐引而中饱私囊。刘瑾派遣御史乔岱等前往浙江核查盐务，查出来的缺额，让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责任小的赔偿数百两银子、责任大的赔偿有数千两，被追责的有数百人。

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刘瑾还别出心裁的搞了一个“罚米输边”的制度，让那些侵吞边关钱粮的官员，自己把被罚的大米运到边关去。有些人直接就累死在路上了。

刘瑾变法的第二项重大举措，就是清丈军屯土地。

清丈土地这个事情，明朝有三次大规模的行动。第一次是朱元璋主持的，第三次是张居正主持的，而二者中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刘瑾主持的。

刘瑾主持的清丈主要是针对军屯土地，而较少涉及到民田。这跟朱厚照比较重视军事而不太关心内政有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瑾变法并不全是刘瑾自己的想法，朱厚照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清丈土地的原因也很简单：有很多军官私自侵吞军屯土地，而不缴纳军屯子粒粮。军官们把缴纳军粮的负担压到普通军户身上，或者就隐瞒这些土地的存在，谎报说这些土地上的军户已经逃亡了，土地被抛荒了、不产粮食了。军户逃亡是真实的，但抛荒却是假的。因为军户不能承担繁重的军粮缴纳，或者老是被军官拉过去从事无偿劳动，无法生存才被迫逃亡的。逃亡之后这些土地并没有抛荒，而是被军官侵占了，雇人耕种，却以军户逃亡为理由逃避军粮缴纳的义务。

刘瑾掌权以后，就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07年）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投献的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结果查出来，徐保投献的土地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很多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这些土地被返还给原来的田主，正常收税（《武宗实录》卷31）。

正德二年十二月，派御史赵斌清丈大同军屯土地，查出来不交军粮的五十九万多亩；又清理宣府，查出来被隐藏不交军粮的土地二十多万亩，照数登记造册（《武宗实录》卷33）。

同月，又派司礼监太监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去丈量泾王府的土地，查出来合法赐给泾王的土地只有两万多亩，其余各类土地十多万亩不符合赐田的规定，被政府收回。锦衣卫逮捕有关人员回京审问（《武宗实录》卷33）。

正德三年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前往山东，清丈当地官员声称不能产粮食的盐碱地。查出来可以产粮食的土地十二万亩，按照下等田的标准交税；不产粮食但能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的盐碱地六万多亩，可缴纳少量布钞以摊低本地区其它土地的税负（《武宗实录》卷35）。

正德三年四月，派御史张彧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十四万亩（《武宗实录》卷37）。

正德三年五月，派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屯田，查出来隐瞒的上等田三十多万亩（《武宗实录》卷38）。

正德三年六月，派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新查出来一百八十多万亩（《武宗实录》卷39）。

正德四年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清查徽王府的土地，查出来非法隐藏不纳税的有六十多万亩，一次性补交粮食两万多石。其中两千石给了徽王，剩下的收归国家财政（《武宗实录》卷47）。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还有就是有新开垦的土地没有交税的，也要交税。这样就可以平摊原来土地承担的赋税。因为明朝实行的是定额税收制，土地基数大了以后，平摊到每亩土地上的税赋就会降低。实际上就是降低了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税负，而提高了有权有势的权贵之家的税负。因为能够隐藏土地不交税的都是有背景有权势的。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开始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土地清丈运动。

从这场清丈运动的数据来看，军屯土地被侵占的比例超过了70%，不交军粮的军队土地是正常缴纳军粮土地的两倍还多。军事系统的腐败可见一斑，孝宗时期跟蒙古打仗老是打不过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除了审计财政收入和清丈土地以外，刘瑾还做了一些改革，诸如，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此外，调整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如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录取人数。

还有两条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但这两条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又一点也不奇怪。比如“令寡妇尽嫁”，实际上明朝并没有寡妇不能嫁人的法律或者政令，但是由于理学思想的兴起，搞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把守寡当成了女性的行为规范。大量寡妇被迫守寡，形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刘瑾这条规定简直就是超越了他的时代，搞起了妇女解放运动。

还有所谓的“丧而不葬”，也是当时有权有势的人搞出来的奇怪风俗。就是从宋朝开始兴起的，人死了以后要“看风水”，挑一块儿风水宝地才能下葬。说好听点是尽孝道，其实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人性，希望把祖宗的风水搞好一点有利于自己升官发财。这个东西先是权贵人家讲究，讲究过来讲究过去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家里有老人死了，不能马上埋，而是停棺在家，到处找风水师去看地方、找好风水宝地，如果风水有欠缺的还要改造山行河流，既花钱又花时间。结果就有很多人家，父亲母亲死了，棺材在家放上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尸骨烂在棺材里臭不可闻，也不下葬。到最后就是家里死了人，如果很快就下葬了，反而会被周边的亲戚朋友说这个人不孝。有钱人家等得起，穷人家也受到影响，不管能不能找到风水宝地，起码也得把棺材放家里几个月再下葬。这个东西又费钱又耽误时间，就是权贵们生活糜烂、道德沦丧搞出来的副产品。为了找个好风水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亲爹亲妈尸骨腐烂发臭了都不肯下葬，简直是罪恶。

后来到了清朝这股风气还是很重，政府还多次下令，父母死了停棺不葬的，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官员不得升官。所以刘瑾命令“丧不葬者焚之”，就是要废除这种愚昧落后的风俗。跟让寡妇嫁人一样，都是在保护弱势群体、改良社会风气。

刘瑾之所以这么做，跟他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有关。虽然因为机缘巧合身居高位，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改革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还顺带想要消灭这两个道学家们搞出来害人的奇怪风俗。这也让“刘瑾变法”比后来张璁、张居正搞的变法多了一分光彩：不仅是改革政治经济制度，还试图对社会进行某些改良。因为刘瑾的家庭出身，让他能够体验到读圣贤书长大的文官们体验不到的东西。尽管只有两条，而且几乎没有得到执行，但这里面闪耀着的人性光辉却值得我们对刘瑾表示敬意。

四、刘瑾惨死：官僚集团的报复

除了清丈田地和审计财政收支以外，刘瑾还加强了对官僚体系的管理。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奏请皇帝下令：凡是在京官员休假超期及生病满一年的全部强制退休。

这又是试图纠正中国官僚体系下的一个老毛病。反正做官是铁饭碗，有些人混了个一官半职，领着国家的工资就长期请假不来上班，然后利用关系在外面做自己的生意。现在这种事情在各个政府机关里面都还多得很。刘瑾这么一搞，就是断了这些人的饭碗。

然后刘瑾又改革官员考核制度，不再采取每三年考核一次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地方官的方式，而是随时抽查，轮换着来。增加了官员的考核压力。

这些措施也激怒了官僚集团，再加上清丈田地让他们要补交多年隐瞒的税收、查盘钱粮搞得他们不好侵吞国家财政。权贵们无比愤怒，团结起来要置刘瑾于死地。

首先是安化王叛乱。因为刘瑾对军屯土地的清查，激起了边关军事将领的愤怒，大家怨气冲天，说刘瑾是个混蛋。这个安化王的王府在甘肃，靠近边镇，听闻这些消息，认为朱厚照和刘瑾的改革已经犯了众怒，想要学习朱棣，趁机起兵篡位，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也就是清理掉皇帝身边的奸臣——刘瑾。

朝廷派出文官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前往平乱。但是朝廷大军还在路上，安化王叛乱就已经被附近的将领给扑灭了。但是张永抓住这个机会，和文官们合谋，把安化王的造反公告和文官们写的告发刘瑾罪状的奏章进献给朱厚照，然后添油加醋地告了刘瑾一状。

刘瑾自己确实也有很严重的问题，主要就是贪污。虽然他大力打击贪污腐败，但却似乎认为自己贪污一点没什么关系。他一方面替皇帝敛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没有少干贪污受贿的事情。这成为了刘瑾变法最大的污点。贪污的数量，根据刑部档案，抄家抄出来的有数百万两。这个数量没有后来各种野史吹的那么多，什么五千万两白银之类的，还被《华尔街日报》评为千年十大富豪之一，都是过分夸大的。还有就是这些钱不全是受贿所得，也包括了他们全家人经商的收入。虽然家人经商也会利用刘瑾的权势，比如可以在京城黄金地段开店、打击同行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可以算为合法收入。权贵之家经商在明朝是普遍现象，在当时并不被视为违法行为，皇帝、勋贵、太监、文官，家家都这么干。刘瑾当了几十年太监，积累数百万家产，算是大贪污犯，但也绝没有后来的野史吹得那么玄乎。而且我们对照后来严嵩的抄家数据，抄出来上报皇帝的钱比最后真正进入国库的多了几十倍，所以刑部档案记录的数百万两也可能是过分夸大的，因为里面有官僚集团对刘瑾栽赃陷害的部分。

朱厚照看了安化王的造反告示、听了张永的密告以后，说：“刘瑾辜负了我。”于是下令把刘瑾逮捕审问。第二天又下令把刘瑾罚往南京闲住，降为六品奉御。这个处罚跟当年朱见深处罚汪直一样，相当于强制退休，是很轻的。

文官集团和张永等人决心置刘瑾于死地。《问刑条例》已经明确废除了贪污的死刑，而诸如专权、迫害官员、伪造圣旨等罪名，看起来皇帝并不认可，只对刘瑾作了免职的处罚。文官们于是组织人连夜查封了刘瑾的家，往他家里塞进去了很多武器、盔甲、伪造的玉玺等等，制造刘瑾要谋反的假象，最牛的还是把刘瑾常带的一把扇子里面装了一把隐藏的匕首，说这是刘瑾随时带在身边准备刺杀皇帝的。然后当成大新闻跑去报告朱厚照，请皇帝亲自前去查看。

朱厚照看到这些东西以后，果然勃然大怒。同意以谋反的罪名处置刘瑾。诸法司会审的结果，判处刘瑾凌迟处死，获得了朱厚照的批准。

正德五年八月，刘瑾被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

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刘瑾的惨死昭告世人：触动权贵利益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而且，改革者在对权贵集团的利益动刀的时候，一定要首先管好自己、管好家人，不要给利益集团以把柄，不然一旦遭到反扑，下场必然极为悲惨。

随后，刘瑾当政期间的所有改革立刻被全部废除，清丈活动停止，连已经清丈出来的田地也不算了。

这场斗争最大的失败者除了刘瑾和他的支持者以外，就是皇帝朱厚照了。他一时冲动听信了文官们的诬告，同意残酷处死刘瑾，也就意味着他所想要推动的改革被终止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忠于皇帝而得罪官僚集团是不行的。皇帝可能一时宠信你，给你很大的权力，但官僚集团总会想办法反扑，把你置于死地，到最后算总账肯定得不偿失。

刘瑾一死，也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替皇帝去干得罪官僚集团的事情了。而朱厚照自己，也因为刘瑾的贪污和谋反等罪行，以及变法活动激起了郡王叛乱这样严重的后果，不敢再授予其他人这样大的权力去推动改革变法了。

这场疾风骤雨一般的变法，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五、应州之战：对蒙古的军事反击

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终止，朱厚照还是没有放弃振兴国家军事力量的努力。他再也没有刘瑾能帮忙镇住文官集团了，所以只能选择逃避。他在皇宫的旁边营造了一个“豹房”，花了大概24万两白银，跑到里面去处理政务。这样就可以避开宫中的各种繁文缛节，也可以不跟大臣们见面。

朱厚照在豹房里面仍然每天大量地批阅奏章。《明史》里面说他在里面纯粹就是玩乐、荒废朝政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他把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武将江彬视为心腹，在豹房里面跟江彬一起练习武艺、并商量整顿军备的策略。江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将，曾经头上中了一箭还坚持冲锋杀敌，在皇帝面前也无拘无束，想到什么说什么。朱厚照就喜欢这种人，而讨厌成天引经据典对他进行说教的文官士大夫。

根据江彬的建议，朱厚照作了一个重大的军事调整，就是把京城的军队和边防部队进行了对调。这样做是因为京城部队长期不习战阵，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中表现很糟糕。这种轮换制度就是把内地的军队送到边关去锻炼，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实际上京城的军队都算是精锐，按照高标准来招募的，花大价钱养着这么废掉肯定是不好的。

除了这个重大部署以外，朱厚照的其它措施都没有被官方史料记录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朱元璋为明朝制定了两套相互独立的管理系统——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军事系统是走的“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军事卫所”的指挥体系。这个体系的运转是可以不经过文官行政系统的，武将们的报告和皇帝的命令也不会像文官的奏章一样公开刊发，属于军事机密，所以文官们整理的历史里面找不到这些材料。

文官们参与军事决策的方式主要就是跟皇帝讨论，还有就是出征的时候要搞文官统兵。朱厚照进入豹房，拒绝跟文臣们见面，当然就更没有兴趣跟内阁讨论军事问题，也不再让文官统兵，那么这方面的信息文官们就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就他们发挥想象力，硬说朱厚照在豹房里面就是天天淫乐妇女、玩各种珍禽走兽等等，什么正事儿也不干。

要说好色、玩乐这些事，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皇帝应该是有的。但能不能就说皇帝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就不干正事了呢？

我们有证据证明，朱厚照在豹房是干了很多正事的。首先是《武宗实录》里面显示他每天都在不断地批阅大臣的奏章，做出各种决定。第二就是他在豹房期间，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孝宗时期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得到了扭转。

在《孝宗实录》中，对蒙古骑兵作战取得斩首一百级以上的战斗，只有王越偷袭贺兰山那一次。除此之外，斩首超过一百的战斗都是镇压农民起义或者在云南、两广或者在辽东对女真取得的——那个时候女真还比较弱。

但是到了朱厚照时期，特别是刘瑾变法之后，边关对蒙古作战斩首一百级以上的战斗则开始频繁出现：

正德五年四月，蒙古骑兵进犯甘肃庄浪，各路明军联合进击，取得胜利，斩首一百五十三级，取得自从王越贺兰山大捷之后对蒙古最大胜利（《武宗实录》，卷62）。

正德六年十月，陕西山丹境守备都指挥张鹏在独峯山湖斩首六十五级，西北副总兵白琮在甘州黑柴沟斩首一百六十三级，并各获马驼牛驴及器械甚众（《武宗实录》，卷80）。

正德六年十一月，总兵官王勋在甘肃观音山斩首二百六十六级；都指挥张鹏、傅德在甘肃新河北山坡斩首一百八十六级；副总兵苏泰，游击将军吴英等在凉州姚家寨斩首二百四十七级（《武宗实录》，卷81）。

正德六年十二月，副总兵苏泰等在甘肃大沙窝斩首一百零七级，指挥同知吕桧在陆坝湖斩首七十三级（《武宗实录》，卷82）。

正德七年一月，都指挥董杰在肃州斩首一百零九级；总兵官王勋在甘肃赤斤番城斩首九十九级（《武宗实录》，卷83）。

正德九年六月，蒙古鞑靼部落小王子率兵进攻宣府。明军初战不利，后来使用前后夹击的战术，迫使蒙古退兵。这一场战争虽然明军没有占到便宜。但跟之前的的胜利一样，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孝宗时期那种被动挨打、龟缩不出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军队敢于出城和蒙古骑兵硬碰硬地打野战了，而且给对方的杀伤有时还比较大。

此外，在《武宗实录》里面还有两次边将探听到蒙古骑兵在某处驻扎，在晚上长途偷袭取胜的记录，更是英勇不凡。

如果说朱厚照就像文官们描写的那样，天天淫乐游玩、不务正业，那边关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呢？

正德十二年八月，朱厚照得到消息，蒙古骑兵可能有一次大规模的进犯。他偷偷换上便服，带上江彬等少数几个心腹，瞒着文官，溜出了北京德胜门，直奔昌平。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居庸关巡关御史张钦竟然拒绝开关，并写奏疏劝皇帝返回。朱厚照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在关外傻等了一晚上，只好于次日返回了北京城。

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就被大臣催促着上朝，还有他出去这几天积压的奏折，需要他去处理，搞得他不胜其烦。半个月之后，朱厚照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打探到了张钦出巡，不在居庸关，再次半夜偷偷跑出北京城，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关。为了防止那些大臣们又跑来把自己拉回去，朱厚照留下谷大用镇守居庸关，不准任何官员出关。

朱厚照最终如愿以偿来到了边关重镇宣府。江彬和朱厚照俩人经常穿着便装，和平民一样在宣府游玩。这里没有宫廷的拘束，没有文官们的絮絮叨叨，朱厚照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参加这里各种娱乐活动和集市，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称宣府为他的“家里”。

正德十二年九月，也就是朱厚照刚到宣府的那个月，蒙古五万骑兵开始在玉林卫周围进行集结，意图大规模的进犯明朝边境，统帅是蒙古小王子。朱厚照闻讯大喜，集结明军边境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准备与蒙古骑兵进行一场大战。

朱厚照召集大同一带的守军，开始做出军事部署，大致的部署结果是：以大同为防守的核心，命令总兵官王勋驻守。同时，在大同的四周布下重兵，大同外围的聚落城由辽东参将萧滓驻守，大同东北的天成卫由宣府游击时春驻守，大同北边的阳和卫由副总兵陶杰驻守，镇虏卫由副总兵朱銮驻守，威远卫由游击周政驻守。朱厚照集结了六万明军，严阵以待五万蒙古骑兵的到来。

十月，朱厚照亲自率军来到顺圣川，这里在宣府和大同之间，可以遥相呼应，便于他指挥。但是十月十五日，蒙古骑兵并未进攻大同，而是分道南下。朱厚照考虑到镇虏卫和威远卫的兵力薄弱，立即命令驻扎在大同周围的时春和萧滓带兵驰援。同时，要求大同参将麻循等人带兵尾随到蒙古骑兵背后，牵制其南下，并调集宣府各处的军队来到战场，准备迎战。

十月十八日，在应州城西北的绣女村，明军王勋部和蒙古骑兵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第二天，明军其他部队和王勋会合，在应州城北的五里寨再次和蒙古军队激战到黄昏，蒙古骑兵无法取得优势，只好暂时退却。王勋率军退入应州城休整，准备明日再战，明军朱銮部等人也在当天晚上赶到会合。

十月二十日，王勋带兵出城主动攻击蒙古骑兵，双方在应州城附近的涧子村遭遇，展开激战。蒙古方面人数略占优势，朱厚照立即派萧滓，时春、周政等人前往援助，但是小王子派人对援兵进行阻截，使得两边的明军不能会合，情况十分危急。

在后方指挥的朱厚照得到消息，和江彬、张永等人亲自率军从阳和赶到战场支援。正在作战的明军见援兵赶到，而带兵来到阵前的居然是皇帝陛下，都受到强烈鼓舞，士气大盛，无不拼死作战，将蒙古人逼退。朱厚照命令明军就地扎营，等待明日的决战。

十月二十一日，蒙古人主动进攻明军，昨天已经上过战阵的朱厚照带着内心的激动，亲自率军冲向战场。六万明军士气高昂，奋勇杀敌，甚至连朱厚照都在阵前亲斩一名敌人。双方战斗激烈，规模空前，都是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冲击对方阵地，来回拉锯。这场战斗从早上的七点多，一直打到晚上六点多。

到了夜里，蒙古人不得不撤退。到了第二天，基本全部西去。朱厚照试图集结大军准备对蒙古人再进行追击，但是不幸遇到天气问题，黑沙风暴对作战不利，只好也就此作罢。

应州战役是明朝中后期对蒙古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比宪宗时期王越和汪直偷袭蒙古王庭更重要，因为那一次是趁其不备进行的偷袭，威慑作用大于对敌军的杀伤。而这一次是两军主力的正面野战，最终以明军胜利而告终。蒙古军队退兵以后，在此后十年间再也没有发起过较大规模的入侵。其原因是蒙古内部发生了分裂。但这并不是朱厚照的幸运，而是应州之战取得胜利的结果。

根据蒙古方面的史料记载，小王子巴克蒙图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如果应州之战发生了他去世之前，此时距离年底也就两个月，巴克蒙图之死就有可能是受应州之战失败的打击或者受伤造成的；如果巴克蒙图在这之前就去世了，那么新继位的就是他年轻的儿子。这个新的小王子刚刚继位就带大军南下，就是为了树立威望，但想不到被朱厚照亲自带兵迎头痛击，无功而返，这对他的威望必然是很大的打击，这在促成蒙古鞑靼部落的再次分裂上必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应州之战的过程来看，朱厚照表现出了很好的军事素养。

首先，情报工作很到位，他偷偷跑出居庸关之后一个月，蒙古骑兵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其次，刚开始策划以大同为中心，守城待援，拖住蒙古骑兵寻求决战，发现蒙古骑兵进军方向有变之后，又及时调整策略，派遣先头部队火速拖住蒙古军队主力，再逐步派遣援军，最后亲自带兵与之决战。这个过程军队调度有方。

最后，他自己也勇于上阵厮杀，亲手斩杀蒙古骑兵一名。

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我们还能相信文官们记录的历史里面所说的：朱厚照从小就光知道飞鹰走狗、宠信奸佞、不务正业吗？

按照文官们的说法，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是千古明君，每天都在勤政，使用的人全都是贤臣，又没有太监乱政，什么都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军队战斗力越来越糟糕，屡战屡败。而朱厚照是古今罕见的荒唐皇帝，特别是重用太监刘瑾，更是祸国殃民、颠倒乾坤，但明军却在皇帝长期不务正业和刘瑾不断贪污腐败、陷害忠臣的情况下，突然就变勇敢了，敢主动出城和蒙古骑兵野战了，还能打得赢。朱厚照远离贤臣，每天都在宠信奸佞，但这些奸佞却跟朱厚照一起带兵上阵跟蒙古骑兵对砍。

这样的历史记录，我们能够相信吗？

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是不能相信的。历史是文官们记录的，关于内政事务他们怎么编都可以，但是对外战争，他们编不出来，或者说至少编不了太离谱。这就给了我们一面比较客观的镜子，可以从中看出哪些是真正的奸邪、那些是真正的英雄。

根据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史料，我认为以下的解释才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

朱厚照是一个从被儒家理学思想教育长大的皇帝，原本很尊重文官士大夫。但他也看到了他父亲执政时期国力衰落，屡屡被蒙古欺凌的现实，下定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他一上台，文官们就千方百计架空他的权力，阻止他任何想要改革现状的努力。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和他父亲留下来的文官集团决裂，重用太监刘瑾进行大力的整顿，严格吏治、清理财政、丈量军屯土地等等。但是太监刘瑾贪污腐败严重，令他十分失望，加上文官们的诬告，刘瑾被凌迟处死。他的改革期望落空了。

此后，朱厚照不再寻求全面改革，但他对文官集团还是没有任何好感，拒绝他们试图给他订立的任何规矩。于是，他选择了抛弃文官集团，躲进豹房，任用江彬等行伍出身的武将，利用朱元璋设计的军事指挥系统来对军队进行改革。同时自己带着太监们努力练习骑射，为亲自上阵作战做准备。而这些都被文官们视为荒唐、不务正业的行动。

这种努力的成果，就是明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得到了提高，对蒙古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应州之战中更是击败了蒙古五万骑兵，并间接促成了蒙古鞑靼部落的分裂，使得在朱厚照执政的后期，中国北方边境相对安宁。这不是朱厚照运气好，而是他拼命努力工作干出来的成果。

六、武宗南巡：正德是一个荒唐的皇帝吗？

正德十三年七月九日黎明，朱厚照又故伎重演，穿上便服，带着几十个随从，偷偷地溜出了居庸关。这一次，朱厚照带着一万七千人的军队，从宣府出发向西而行，开始巡视各个边镇。这次巡视持续了五个月，朱厚照走了一千多公里，全程骑马，从河北一直走到甘肃。顶风冒雪，备历艰险。有当地官员为他准备了舒适的车，朱厚照从来不乘坐，而是一直和士兵们走在一起。

这种皇帝亲自骑马巡视边关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不晓得文官们是怎么开的脑洞，把这么能吃苦耐劳、关心国防的皇帝描写成荒淫无耻、古今罕见的大昏君。对于朱厚照在宣府下了哪些军令、巡视到了哪些地方等等，文官们绝口不提，表示皇帝不准我们出居庸关，我们没法记录。而对于朱厚照在宣府抢了几个民女、什么时间、在哪里抢的、姓甚明谁、有没有带着江彬一块去等等，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好像他们当时就在身边亲自看见一样。

在外巡视期间，朱厚照仍然在不停地批阅大臣们不远千里送来的奏章，只不过数量比较少，专门挑选重要的批示，朝政事务则委托给首辅杨廷和处理。这个杨廷和倒真是一个很干练的行政人才，在朱厚照离京期间，把行政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明史·杨廷和传》里面说：“当廷和柄政，帝恒不视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政”。而杨廷和“灾赈蠲贷犹如故事，百司多守法”，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明末文人陈子龙指出：“武皇穆骏西驰，而天下晏然者，以任相得人也。”可见朱厚照用人得当，并没有因为自己跑到边关去亲自督查国防，就把内政给荒废了，国防力量加强、蒙古不敢再来侵扰的同时，国内也没有出大乱子。这是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干出来的事儿吗？

从宣府回来以后，朱厚照又想去巡视江南地区。这一次文官们下定决心，坚决不让他南下。因为皇帝管军队还勉强能说得过去，而经济社会问题如果也跳过文官系统皇帝去直接抓，那就完全不可接受了。

文官集团认为皇帝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关在紫禁城里面，所有信息都要以文官系统提供的奏章为准，文官们说国家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明朝的皇帝也大部分都很听话，一辈子窝在皇宫里面哪里也不去。

实际上，明朝也是唯一一个皇帝从来不在京城以外给自己修建行宫、离宫、避暑山庄、皇家围场的大一统朝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面明确的告诫后世儿孙：“凡诸王宫室，并不许有离宮、别殿及台榭游玩去处。虽是朝廷嗣君掌管天下事务者，其离宫、别殿、台榭游玩去处，更不许造。”后来的皇帝一直遵守了这条祖训。

到了朱厚照，花24万两银子把皇宫旁边的“豹房”——也就是皇室饲养珍稀动物的地方，严格来说也属于皇宫的范围——改成办公居住的场所，有两百个房间，占的土地也还是皇室的土地，就被文官们骂死。

最搞笑的是，就这样什么离宫行宫都没有，后来清朝编写的明朝历史还非说明朝皇帝所用的太监宫女有十多万人。而明朝紫禁城总占地面积也就75万平方米，房间面积15万平方米。如果真有十多万人，人均使用面积就只有1平方米，大家全都得站着睡觉，皇帝的金銮殿上都得站人才站得下。就这么荒谬的数据，还在研究明史的各种书籍文献中被反复引用，作为明朝皇帝挥霍无度的重要证据。

朱厚照要南巡的消息一传出来，文官们就接连不断地上奏反对。在所有反对无效之后，他们就集体跪在皇宫门口，要求皇帝保证绝不南下，否则就不起来。

对这种耍无赖的做法，朱厚照是真生气了，下令锦衣卫把这帮家伙抓起来打板子。有几个身体不好的挨打之后，回家几天就死掉了。这又成为朱厚照是暴君昏君的一大罪状。

问题是谁叫你们跑人家门口堵着不让出门的？如果有人跑我家门口来堵着不让我出门，怎么劝也劝不走，我也会生气想要动手打人。直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驱散游行示威的队伍，用高压水枪、催泪弹还有致人死亡的呢。

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对帝国兴衰人民疾苦负最终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去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这种行动要花一些钱，耗费一些人力物力，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劳民伤财。今天美国总统出行也得带着一大队警卫，出远门还有空军一号专机。这专机价值十几亿美元，使用年限也就二十年，连保养费用足够一千户美国普通家庭二十年里吃喝不愁了，为什么不省下来呢？还有他的专用防弹车和警卫随行人员的费用也是一笔庞大开支。是不是为了省这些钱，总统就应该天天窝在白宫批阅文件就可以了？

朱厚照出巡边关并没有耗费巨资。他要去巡游江南也没像隋炀帝那样修大运河、修离宫别殿，只不过带着卫队去视察一趟，为什么文官集团拼了命都要拦着呢？这里面有一些人是装糊涂，但还有一些人是真糊涂，真的认为皇帝出游会危害国家、劳民伤财。但他们所认为的是错误的——把皇帝关在皇宫里面，不让他接触真实的中国社会，再由文官集团垄断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国家人民是不利的，会使官僚们欺下瞒上、贪污腐败的情况得不到有力的监督。

明朝的文官没有宋朝的文官权力那么大，但是他们在团结起来跟皇帝斗争方面，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理学思想在明朝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有这么一个完善的意识形态来作为思想支撑，就教育出来了一大批真不怕死的激进分子，为了维护“道统”非要跟皇帝死磕到底。而文官集团也需要利用这种激进分子，把他们捧为英雄、树为典型。谁要是上书把皇帝骂得狗血淋头、猪狗不如，那么谁就是正直之士；谁要是激怒了皇帝、挨了廷杖，那就更是无上的光荣。这种人只要没被打死，很快就会被提拔重用；就算被免官回家，也是名震一方，不管经商办学都有人来资助帮忙；万一真被打死了，也会有人照顾你的父母妻儿。

廷杖完了之后，大臣们还是没完。朱厚照一看真没办法，之好宣布取消视察江南的计划。

不过朱厚照运气很好，没过多久江西的宁王就造反。他宣布以皇帝亲征的名义南下，这下大臣们就找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拦住他了。虽然宁王叛乱很快就被南赣巡抚王守仁平定了，但朱厚照仍然继续南下，在南京呆了六七个月才返回北京。关于他在南京这大半年做了些什么，历史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这期间葡萄人已经到了广州，他们派了一个懂中文的代表到南京来朝觐中国皇帝。朱厚照很高兴，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接见了他，又把这个使者留在身边问长问短，还带回了北京，详细地了解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

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朱厚照不小心在一次游玩中掉入湖中，虽然很快就救了起来，但是从此一病不起。看起来有可能是呛水引发的肺炎。回京之后不久，朱厚照就去世了。

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十六年，是明王朝历史上国防力量振兴和社会比较安定的十六年。正德年间确实爆发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正德四年十月，“河北响马”刘六、刘七起义，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波及北直隶、山东、湖广、南直隶等地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平定。但刘六、刘七等人当“响马”打家劫舍是从孝宗年间就开始干的，当时河北就已经很乱了。当地负责给朝廷养马的农户，时常因为无法缴纳足够数量的马匹而破产逃亡，很多人选择了去当强盗，小规模的暴动时有发生。

刘瑾当政以后，采取铁腕镇压，派御史宁杲为“捕盗御史”到河北搜捕响马。宁杲“奏立什伍连坐法，盗贼捕获无虚日”。这些响马头目以前就被官府逮捕过，但每次都通过行贿被放了出来。这次被逮捕以后，他们还想行贿逃脱，被刘瑾拒绝了（正史里面的说法是刘瑾的家人要价太高，刘六等人交不起）。这才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

在平叛初期，朱厚照发现京城的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老是打不过农民起义军。他亲自召见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一线将士江彬，了解了其中的内情，并接受江彬的建议，下令边军和京军对调，起义才被平定。

起义被镇压以后，朝廷随即下令减免京畿、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并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又裁撤冗官，清查皇庄、官庄，退还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从此一直到嘉靖初年，是一段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局面安定的好时光。朱厚照采用先铁腕镇压叛乱，再对暴乱地区轻徭薄赋的方式，化解了矛盾、恢复了社会秩序。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成功的。

不管从国防还是内政上看，朱厚照都跟昏君沾不上边。如果真要说他是昏君，那最昏的事情就是听信奸臣诬告，把忠心耿耿为他推动变法改革的太监刘瑾给凌迟处死了。这让他的改革不再可能深入，而只能做一些整顿军务这样的表面功夫。

没有深刻的内政改革，军事力量的强大注定只能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这使得朱厚照没有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皇帝，实现明王朝的再次中兴，只不过在军事上暂时的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维持了一个表面上安定团结的局面而已。

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一个非常努力为国家工作的皇帝。但跟他的祖父明宪宗比起来还是要差一大截，最后的庙号也很合适——“武宗”，也就是主要在军事上成绩比较大，与全面中兴的“宪宗”不在一个档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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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博导称赞《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本书作者通过他独特的思考，带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明朝，乃至重新考察整个中国的历史。作者的一些结论极具颠覆性，足以震聋发聩，但细细读来又觉其无不有理有据，顺理成章。”南大历史系博导许苏民教授也说：“李晓鹏博士此书乃当今学术界百不一见之好书……读之，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此书之学术价值，可与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瞿同祖《中国法律与古代社会》等史学经典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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