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共内战时，外国没有集体干涉中国？ 第1页

美国人：贪污的事我们先放放，我只想问问青岛那些连防水布都没扯下来的斯图亚特和灰狗是谁送给中共的？

他还在1 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加上一段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一

第一次柏林危机，西方大国无暇他顾

二

斯大林向美国释放——反对军事干涉中国内战强烈信号！

三

美国相当一部分高层希望与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由于中国东北在苏联远东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斯大林对华政策虽然整体上消极冷漠，但对东北问题有 “局部之策略”。1945 年 8 月后，苏军不仅给予进入东北发展的中共以 “伟大之同情”，还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与物资援助。1946 年3 月前后，苏军开始授意中共占领东北大城市。苏军撤出东北后，有关这一地区局势的情报仍被不断提交给斯大林。7 月25 日，联共 ( 布) 中央决议向中共提供5 万美元援。1947 年 6 月，斯大林收到了联共( 布) 中央转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共在东北的部署，转达了中共东北局的援助请求根据这份电报，他于7 月14 日指示国防部用军用交通工具向 “东北民主政府”提供糖、棉花、汽车、炸药、军用电缆、电台等物资其间，莫斯科还通过苏军控制下的旅大和朝鲜向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援助

1948 年初，中共完全控制东北的前景日益明朗，推动了莫斯科相关部门对这一地区形势的关注。这些部门对中国内战局势尤其是东北形势进行了深入评估，并在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共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使斯大林在1948年1 月10 日会见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代表时，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可能犯了错误。但这并不代表斯大林相信中共党人已经具备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能力。4 月2 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发回报告，称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内尚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根据这一时期收到的诸多报告，斯大林不难判断出，中共虽然正在不断取得军事胜利并逐步控制了中国东北，但在全国范围内仍未奠定根本动摇“蒋之下的和平”的基础。

一些报告还让斯大林意识到，美国军事干涉风险与日俱增。

1948 年1 月23 日联共 ( 布)中央的报告以详细的例证，揭露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奴化”中国的阴谋，称美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武装侵略中国。报告还指出，蒋介石已将赌注押在其 “美国主子”的援助上正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抹黑为受莫斯科鼓动的运动，目的是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

1 月7 日，时任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指出，美国已全面 “侵入中国”。同时期远东苏军的报告则指出，国民政府正遵照美英的 “直接指示”，散布美国将进攻苏联的谎言，称已经感受到了威胁。1948 年 1 月远东边防军总局的报告强调，国民政府正在驻华美军协助下，在东北反共反苏，而美国则加紧在远东的部署以进攻苏联。为降低美国军事干涉的风险，确保苏联在华利益，1948 年春，莫斯科有意释放出调停信号。据蒋介石描述，罗申一面 “再三试探调解共匪问题”，一面 “在外散布谣言，谓俄国正从中调解国共问题”。王世杰的记载是， “近日，苏联使馆人员每每暗示，中国政府应与中共妥协以求统一彼等并暗示，愿促中共妥协”。2 月22 日，合众社报道，“据最可靠方面消息:苏联顷以间接但能到达南京官方的方式，提出一种建议，认为可作调停中国内战的基础”，建议的要点是: 一是 “中共须控制政府”; 二是国民党在政府中占少数党地位，但 “不受压制”;三是中共完全负责中国军队的改编。报道称，蒋介石已指派高级官员同意恢复和谈。这篇报道一经发表，即遭到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坚决否认。

笔者尚未看到这一时期直接涉及苏联调停的档案，但似可断定苏联是确有调停意向的。早在1947 年9 月，宋子文曾派私人代表接触苏联驻华大使馆，表达了重启国共谈判的愿望，希望苏联方面提出建议，并将这一计划传达给中共中央。宋子文还告诉苏联代表，蒋介石不仅 “了解并赞许”这一计划，还将会为此作出政治让步。对此，苏联驻华大使馆一面声称，“苏联权威人士们认为宋子文的计划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主团结，但并不希望破坏中苏条约，不能承担起在中国党派之间的调停义务”，表示不会向中共传达这一消息; 另一面却立即派 “苏联权威人士”将此事转告毛泽东，并建议 “不应拒绝同宋子文的代表谈判”。

1948 年春，国民政府决策者已 “无人能信苏方有此善意”，他们一面指责苏联违反 1945年中苏条约，援助中共以及侵占东北等，另一面努力争取美国援助。王世杰认为，苏联有意调停的目的是 “离间中美关系”，建议蒋介石“决不可与之商谈”。蒋介石认同了这一看法。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努力争取美国援助。2 月7 日，王世杰向司徒雷登表达了这一愿望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被要求“竭尽全力”争取援助。国民政府还为此向美国派出技术代表团。美国人也将调停视为苏联“抵消美国在国民党中国的影响力”的信号。但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即将垮台或降格为 “地方性政权”，最坏的情形是倒向苏联，

因此 “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并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情形与处理中共的政策不满，拒绝扩大援助。2 月20 日，马歇尔发表声明称，美政府既不能 “担负整个中国经济之责任”，也 不 应“担负中国政府行政经费及军事之直接责任”。他强调，美国在 “应付欧洲与远东共产党 ‘挑战’”时，将采取不同的方法。经过长时间的争论，4 月 2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总数为4．63亿元的援华法案 ( 其中 3．38 亿元为经济援助，1．25 亿元为军事援助)

4 月2 日当天，新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发回的报告中作出了国民政府未遭毁灭性打击与美国将继续援蒋的判断，称 “亲美反苏”的国民政府正试图将内战的失败归咎于苏联，美国政府则试图挽救国民政府的统治，以 “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将中国变为 “反苏的军事基地”。基于这份报告，莫斯科指示罗申: 一是声明对华友好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将评估国民政府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现状与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二是关注美国对华援助、经济渗透、将中国变作反苏基地等问题，以及美蒋联合起来限制苏联在华利益的情况; 三是重视同民主人士的会晤并保持谨慎。报告还指示罗申认真研究提出废除1945 年中苏条约以及要求归还旅大地区的个人或团体，并向莫斯科详细汇报。

4 月20 日，斯大林就毛泽东1947 年 11 月与1948 年3 月发来的两封关于中共未来政权问题的电报作出答复。他首先解释了迟迟未复电的原因，即 “我们研究了一些对作出回答所必需的资料”，称 “现在，研究完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对上述两封信作出回复”。他表示 “不能同意”毛泽东1947 年 11 月电报中关于未来政权形式的论述，称中国的民主党派 “还将长期存在”，“需要团结他们”。斯大林称，中国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政权有可能“是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政权，而非共产主义政权”，指出毛泽东关于南斯拉夫的认识是不对的，称南斯拉夫 “除了共产党之外，还吸收了其他许多党派进入统一战线”

由苏南冲突与柏林危机引发的内外交困极大地占用了斯大林的精力。一方面，苏南关系趋于恶化。5 月 4 日，斯大林以联共 ( 布) 中央的名义向南斯拉夫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南共领导人错误地坚持了反苏立场后，忙于处理南共问题的斯大林，很可能无力同时处理复杂的对华政策问题。

另一方面，柏林危机爆发。针对苏联发动的柏林封锁，4 月30 日，马歇尔公开宣布将留在柏林，称不惜以武力对抗武力。具有阵营对抗性质的柏林危机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斯大林的精力与意愿。就在5 月10 日发出谢绝毛泽东访苏电报的当天，联共 ( 布) 中央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处理对华事务应非常谨慎; 对敏感问题要强调1945 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 面对恶意攻击应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并在媒体上发表声明等; 对待民主党派应非常谨慎。

这份指示要求苏联驻华大使馆系统研究中国局势与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揭露美国直接参与国共内战以及与国民政府一起损害苏联在华以及远东其他地区的安全与利益的事实。指示还要求驻华苏联官员们不回避同西方国家驻华官员交往，但这些交往应限于“官方层面”，驻华官员们还要公开宣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

中共在苏南冲突中站到了苏联一边。6 月28 日，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谴责南共 “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

随后，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这一决议。11 月 7 日，刘少奇发表长文，系统批判了南共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强调 “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还在给共产党情报局的文章中表示，中共党的创立与发展都以苏联党为榜样。他根据斯大林 4 月 20 日的电报指示全党，称新政权将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要全党不再讲“毛泽东主义”与 “马恩列斯毛”。但这些举动并未完全打消斯大林的猜忌。直到1948 年12 月，斯大林仍向科瓦廖夫询问中共在苏南冲突中的立场。

1948 年11 月，中共完全控制了东北，并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这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共产党情报局就中共在东北的胜利刊发了专门报道，称这一胜利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同 “被恰当地称为美国务院军队的蒋介石军队一齐被击败了”。然而，初掌对华政策的斯大林，既不了解中共，也不理解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首先关注的是维护满足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他在1 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在占领北平后立即组建新政权，称这样做可以加速国民政府的崩溃，打乱美蒋重建联合政府的阴谋

如此一来，中国将出现中共新政权与国民政府并存的局面，不仅能部分确保 “蒋之下的和平”及以此为支柱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还能降低美国干涉的风险。在中国革命战争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显然不会再接受这种建议。他在收到斯大林电报后告诉捷列宾，应在占领包括南京、武汉、上海在内的一些大城市后组建新政权，届时国民政府已经被彻底击溃，整个中国只有中共的新政权，更方便苏联予以承认。

他在1月10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想法，强调 “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事实上已经丧失主动权。他在这封电报中，再次表达了访苏的愿望，希望就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获得指示，称此行已 “刻不容缓”。在革命即将胜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希望斯大林能直接、真实地了解中国

东北局同时也寻求苏联的援助。

1948 年起，《东北日报》陆续刊载苏联、东欧及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关报道，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张闻天在就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后，专门组织人员系统翻译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关资料。东北局还不断向苏联提出派专家到东北援建以及派人到苏联进修等要求。5 月 17 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向东北派出铁路专家组的决议，以 “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该专家组包括50 名铁路工人，50 名教员与220 名技术熟练工。加上在中长铁路的苏联职工，在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已逾千人。

苏联还向东北地区援助了大量钢轨、木桩、金属构架等修复铁路必需的物资。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目的，据负责专家协调工作的科瓦廖夫回忆，1948 年5 月启程之前，斯大林曾告诉他，“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对于长期担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而言，固然期待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也愿意为新中国提供援助，但这并不是他在1948 年年中向中国东北提供援助的主要目的。

一种解释是，根据斯拉特科夫斯基报告反映出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斯大林部分满足了东北局的要求，派出了铁路专家，目的是保障苏联在中长铁路乃至在整个东北的现实利益。中长铁路的运营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对控制铁路南段联结的旅大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个侧面的印证是，斯大林在决定派出苏联专家的同时，谢绝了毛泽东的访苏请求。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也否决了东北局关于派人到苏联学习技术经验的请求。

派到中国东北的苏联专家组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客观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据当时负责翻译工作的李越然回忆，苏联专家抵达东北后，在铁路工程总局与铁道纵队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发动辽沈战役的铁路修复工作和锦州城下集结”，此后 “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共在东北的最终胜利。

除了修复铁路系统，苏联专家还帮助组建了铁道部队，仅1948 年夏天就培养出4600 名各种类型的专家

随着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中共东北局向苏联提出的援助请求越来越多

9 月，陈云提出增派56 名苏联专家协助拟订东北经济发展规划并希望获得苏联经济材料的请求

9 月 8日，林彪致电斯大林，高度评价了苏联援助及专家的工作，同时也希望苏联再派至少 100 名专家，帮助研究经济问题以及协助主要工业部门制定恢复计划，加强中长铁路工业学院的工作，帮助扩充教师队伍等

10 月5 日，莫斯科决策层讨论了林彪9 月8 日的来电。次日，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称莫斯科决策层成员一致认为，苏联政府不应再向中国东北派出大批专家，而只应向 “同林彪协商一致的部门”派出 10 名专家。这些专家必须以 “专 家 ( Специалист) ”而 非 “顾 问( Советник) ”的名义开展工作。他还建议由驻哈尔滨总领事委任一名 “有丰富党政与经济经验的同志”，负责在华专家同林彪的联络工作。至于增派专家问题，他建议同即将访苏的毛泽东直接讨论。

其间，驻东北的苏联机构紧随战线推移，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势力。10 月22日，长春解放，随中共部队一同入城的，有一个由苏联驻长春与哈尔滨总领馆人员、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远东银行、秋林公司、远东对外运输公司等机构的代表组成的14 人委员会。该委员会进入长春后立即设立了一系列公司、商店、银行等，并沿中长铁路长春段开设了营业区。

10 月30 日，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赫鲁廖夫写信给莫洛托夫，建议核查旅大地区的日本不动产，拟订这一地区属于苏联公民的财产清单，以及日本攫取的那些原属苏联公民的财产清单。苏联外交部门虽然认为赫鲁廖夫的建议无实质性意义，但同意核查这一地区原沙俄让予日本的资产，并据此要求日本归这部分财产

东北全境解放后，中长铁路开始整顿运营

11 月6 日，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林科维奇应科瓦廖夫的请求，建议副外长佐林向中长铁路增派200 名苏联职工

11 月19 日，中长铁路苏方副理事长卡尔金中将在给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的电报中称，中共在控制东北后经营了整条铁路，苏联代表则尚未进入此前由国民党军控制的路段，无法监管那些 “中苏共同拥有的中长铁路财产”。他指出，铁路南段集中了大批工矿企业、医院、学校等，较北段重要，建议依照双方在北段 “相互关系的原则和经验”保障南段地区的财产不被瓜分或损坏，并请求尽快向东北派出至少 500 名铁路职工，以领导中苏共有的企业与工厂，“防止苏方份额遭受重大损失”，为铁路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外，中共在攻占东北大城市期间，开始遇到处理这些城市外国领事人员的问题，并同苏联地方机构进行了密切互动与合作。以1948年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最为典型。虽然中共中央的整体策略是为未来新政权的外交 “留有回旋余地”，但是东北局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指示下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致使事态一度恶化

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苏联对中共东北地方机构拥有的重大影响。到1948 年底，苏联与中共在东北的互动领域越来越广，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等各层面，互动程度越来越深，急需最高层的统筹。12 月 15 日，联共 ( 布) 中央专门审议了中共问题。次日，苏联部长会议就林彪、高岗在 9、10 月间分别提出的援助请求作出决议。根据决议内容可见:

一是东北局对苏沟通机制是混乱的。东北局的请求有直接发给斯大林的，也有向中长铁路苏方代表茹拉夫列夫、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驻沈阳代表雷斯科夫、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分别提出的，还有经科瓦廖夫转达给莫洛托夫的。

二是莫斯科对东北局请求的处理机制是混乱的。收到上述请求的外贸部、交通部、外交部，以及联共 ( 布)中央等机构经常缺乏必要沟通，亟须最高层统一处理

三是由于缺乏经验，东北局的许多请求存在随意性，很多时候弄不清楚究竟需要什么专家

11 月27 日，马利宁建议莫洛托夫派出高级专家展开调查，为决策层提供必要的信息

12 月27 日，费德林建议葛罗米柯尽快恢复驻东北的领事馆，称局势的变化将促使中共就重大问题寻求苏联指示，而由于当地缺乏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莫斯科不能及时作出决策

1949 年1 月 5 日，科瓦廖夫在将东北局请求转交斯大林时指出，这些请求缺乏现实依据，建议先派苏联专家具体核查

斯大林在 1949 年初开始掌握对华政策时所面对的: 一方是与苏联订有同盟条约的国民政府，维系着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间苏联现实利益的合法性即将覆灭;另一方是高举苏联旗帜并强烈要求密切对苏关系的中共，即将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并必将对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所表征的美苏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均势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对斯大林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确保苏联在华利益的同时，降低中国革命对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冲击。面对迅速变化的形势，斯大林处理对华事务的态度非常谨慎，主要原因:

一是柏林危机的影响

柏林危机在 1948 年底 1949 年初达到顶峰。不断联合的西方彻底突破了苏联的封锁，使斯大林认清了苏联与西方的实力差距，不会贸然在远东挑起同美国的对抗。

二是维护苏联远东安全与利益的考虑。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推翻国民政府的统治，彻底打碎 “蒋之下的和平”，对远东雅尔塔体系及其所维系的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与利益造成革命性冲击。加上1949 年初迅速变化的国际与中国局势，斯大林在重新关注中国问题之初，无疑更关注自身在远东那些得到体系确认的既得利益，而不会贸然支持自己尚不信任的共产党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军事干预的风险虽然不断降低，但政治干预的风险日益增长。美国虽然没有停止援助国民政府，但为维护自身利益，保持了 “政策的灵活性”，等待有利时机

在美国人看来，新中国将是一个 “虚弱的盟友”或 “无足轻重的敌人”，不可能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也不可能在同西方隔绝的条件下发展经济。1948 年12 月间，即有美国记者在香港释放出在新政权内 “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的声音。无独有偶，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中，中共中央试图为未来 “整个外交方针及策略”保留空间。11 月底，中共公开宣称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

苏联驻华领事机构的报告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的担忧

11 月25 日，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向莫洛托夫汇报，称由于缺乏中高级的专业干部与大型机械设备，中共仅靠自身力量无法 “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他指出，亲美的民主党派将加入新政府，“将会利用提供专家、供给机械装备和建立各种股份实业公司等渠道”，遵照 “他们 ‘主子’的指示”，首先在中国东北扩大美国的影响。

12 月27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报告则直接指出，美国政府将停止援助国民政府，而“决心同共产党接触”

在此前后，驻华大使罗申同英国、印度等外交官举行会谈时，表达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 。

为排除美国政治干涉的可能，莫斯科一面断然否定那些关于苏联违反1945 年中苏条约的指责，否认与中共有过任何关系;另一面否认涉及苏联的任何调停声音。然而，为了控制中国革命进程，斯大林在接到国民政府邀请后，却立即表达了要单独调停的意向

他立即致电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苏联希望参加调停，但在 “同意调停之前” 希望了解中共是否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 二是苏联不希望美国参加调停。他在擅自替中共草拟的给国民政府的答复案中指出，中共 “主张同国民党谈判”以及 “在没有任何外部调停的条件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他还推迟了毛泽东访苏的行程，理由是，担心被用来 “损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或指责中共是 “非自主的依附于莫斯科的力量”。

考虑到中共中央此前一再表达出的反对调停的立场，斯大林在1949 年1 月11 日又补发了一封续电。他在这封电报中称国民政府不会在没有任何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参与下同意和谈。或许为显示诚意，斯大林还将国民政府嘱咐 “不宜公开”的调停文件发给了毛泽东

1 月12 日，毛泽东针对此封电报作出回复。他在复电开首即代斯大林草拟了苏联对国民政府照会的文本: “苏联政府应这样答复……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与中国内战双方之间调停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战争形势已经明朗，不再需要“迂回的政治手段了”，但若按照斯大林的提议答复国民政府，就会给美英法造成 “应当参与调停”的印象。

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袖的生涯中，斯大林绝少收到来自一个外国共产党人言辞如此强硬的电报。紧接着，捷列宾还汇报了于1 月11 日同毛泽东私下谈话的情形，称毛泽东强硬地表达了反对任何形式的调停与参加任何谈判的立场。鉴于此，斯大林于 1 月 14 日再次致电毛泽东，称国民政府的 “和平建议”与美国的 “和平手腕” “显然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但 “必须应对”，他强调中共可以不接受苏联的建议，并表示，苏联将依中共的意愿答复国民政府。

收到这份电报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冷静下来，他只是回复了斯大林1 月11日电报，称 “非常高兴”双方在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 “完全的一致”。斯大林次日复电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毛泽东于 1 月 14、15 日接连发出两份指示，强调 “战争必须打到底”

他还在1 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加上一段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1 月26 日，林彪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宣称，中共所要的“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

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1 月 15 日，美英法先于苏联表明了拒绝参与调停的立场。

他由此断定，这些国家事先获悉了苏联与中共都不愿调停的意向，并由此怀疑中共高层中出现了间谍。米高扬在秘密访问西柏坡时，曾就此向毛泽东提出质疑，称美国人正是通过中共高层中 “一些多嘴多舌的人”获得了中共与苏联关于调停立场的情报，才放弃了调停。毛泽东没有断然否认这一质疑。结合他曾于1 月 7 日告诉捷列宾 “甚至美国人也试图跟我们建立联系”

与 1 月 14 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 “几天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态度”的表述，不排除是毛泽东有意透露了关于苏联与中共拒绝调停的信息。中共中央对调停一事的激烈反应与这场风波的最终结果反映出，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即将取得最终胜利的前夜，任何外部大国，包括美国和苏联这些曾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已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了。

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与中国革命运动即将迎来最终胜利的事实，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开始将中共作为独立与相对平等的政治力量。这是20 年代以来斯大林首次如此对待一个外国共产党。1949 年初的调停风波 “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政府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

“调停风波”同时意味着斯大林控制中国革命进程没有成功，促使他开始认真关注与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从地区秩序层面重新审视苏联在远东利益的得失。1949 年 1 月底，斯大林派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高扬秘密访华，实现了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沟通。访华期间，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就他们当时认为重要的几乎所有历史、内政、外交问题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注意的是，米高扬在谈话中不仅扮演了斯大林的“耳朵”，更充当了斯大林的 “嘴巴”。

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不仅自己反复斟酌那些可能将谈到的问题，还就这些问题反复征求斯大林的看法。访华期间，他同斯大林保持了密切的电报联系。

因此，可将米高扬此次秘密访华视为苏联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次直接对话

米高扬秘密访华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联方面体现为，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与中国革命的了解与信任;在中共方面体现为，毛泽东基本确认了同苏联结盟的方针，中共 “一边倒”方针由此得以最终确立。米高扬秘密访华还反映出，斯大林已经开始从国家层面思考同中共的关系问题，将苏联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完全转向了中共，以重新为中苏关系奠定基础，并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

引自

《中苏两党互动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 1948—1949）》

郝 江 东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博士后

第一：老牌帝国二战已经耗尽了他们在东亚的力量，英法，英国试图干涉，在长江被解放军大炮把紫石英打残废了，跑了，估计自己掂量了下没力量了，不来了，法国自己内部一堆问题要解决，要到五十年代初才初步恢复，更没力量了。

第二：美国，有力量，但重点放在欧洲，防范苏联。当时整个欧洲社会都在红色革命的火山口上，美国急于扑灭欧洲社会的怒火，马歇尔计划等一系列对欧洲的援助这时候才刚开始。美国无暇全力对付中国，何况中国后面还有苏联撑着。如果陷入中国泥潭，欧洲就可能陷落到苏联手里，这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第三，蒋介石太矬了，倒的太快，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他就没了。解放战争真正起点是46年中，蒋介石对中原解放区突然袭击开始的。46年半年，47年全年蒋介石总体上是进攻态势的，到了48年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短短几个月几百万大军，十几个省就没了。美国即便那时候想干预中国，也没有时间集结部队，物资了。蒋介石简直就是闪崩。

解放战争时不大规模武力干涉中国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严重误判，是西方文明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柏林危机。

1948年中之前美苏确实看不出武力干涉的急迫性和必要性。1948年6月柏林危机开始，接下来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苏联）的最大博弈焦点即在于此。1949年5月12日危机结束。

柏林危机期间中国打完了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基本胜利（攻下南京杭州）。虽然接下来美国也采取了武力干预措施（台湾朝鲜），但已经晚了。

在美苏欧的天下观里面争夺德国就是“中原逐鹿”，而中国不过是蛮夷，而且还是战五渣那种。百年后回首，人们才清楚：在美苏于“洛阳”王对王之际，“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

西方使中国遇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又何尝不是给西方带去五百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