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人被宣扬成正面人物，实际上却有不为人知的险恶一面？ 第1页

“四一五”政变

1927年3月，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攻占南京，上海工人发动起义占领上海。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立即得到西方列强、大买办、大地主以及青红帮的支持，各路恐惧国民革命、仇视工农运动的政客云集于蒋氏门下。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等在上海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密谋“分共”。蒋介石首先发言： （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李济深则讲述了广东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白崇禧则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吴稚晖则发表了“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言论。 同日，为了使“清党”取得“法理”支持，国民党坚决反共的右派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到会的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议决定由吴稚晖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做“非常紧急处置”。该呈文称： 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接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 蒋介石则复函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由此，蒋介石等军事首领正式非法获得武力“清党”的授权。

“四一二”政变之前两三天，广州已经实行秘密戒严。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于上海发动政变时，李济深、古应芬等赶回广州。4月14日，李济深、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广州公安局长邓彦华、第四军第二十师师长徐景唐等国民党驻穗军警举行联合会议，研究广州“清党”事宜。会议决定钱大钧为广州戒严司令，统筹各方；徐景唐负责石围塘、芳村、花地一带的警备。邓彦华负责市内搜索；第五军军李福林负责河南警备；海军负责珠江水面警备；广州新军阀的军事机器已经启动，在军事上完成了对共产党员和左派工农群众屠杀的准备。

1927年4月14日晚，广州市内各重要路口和繁华地段都设立了岗哨，军队占领了市电话局、市电报局和《广州民国日报》等重要新闻信息部门。15日凌晨，军警开始在整个广州市内搜捕共产党员和左派工农群众。中共广东区委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200多个共产党和左派工农群众重要组织纷纷遭到查和封闭。至20日，有2 0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左派工农群众被逮捕，刘尔崧、熊雄、肖楚女、邓培、李森、谭其镜、何耀全、李亦愚、张瑞成、毕磊、杨其纲等100多名当时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共产党员遇害。

亲身经历过这一恐怖过程的革命者赖先声回忆说： 反动军队上着刺刀，押送一大批约数百工友向中山东路而过，他们个个昂头，雄视，健步，愤慨异常，举手高呼：“反抗国民党屠杀工人、摧残工会！”“打倒反革命军阀！”“拥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拥护共产党！”“工人阶级自由解放万岁！”前呼后应，鼓噪异常，观者莫不为之动容。……十五、十六、十七日均大戒严，反动军警、反动国民党队伍、反动工贼队伍等，大肆活动，四处搜捕，并派叛徒协同反动岗警站立在十字马路交通警察岗位上，了（瞭）望往来行人和人力车乘客，随时喝令检查，逮捕。

共产党方面，也对新军阀的屠杀政策有一定防备。1927年4月13日晨，广东区委领导人从报纸上得知上海“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后，当晚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停止公开工作，迅速隐蔽；尚未暴露的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广东区委决定对广州新军阀的屠杀政策进行反击。杨殷召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的党员开会，决定捣毁机车锅炉，拆毁跌路，阻止敌人运兵，并准备武装自卫；刘尔崧召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会干部开会，决定发动罢工，实行武装自卫。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但是广州部分工人武装仍然进行了军事抵抗。 1927年4月15日凌晨2时多，第四军3个步兵连及机关枪兵1个小队，联合几百名黄色工会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武装人员对粤汉铁路总工会发动进攻，遭到粤汉铁路工人武装的断反击，附近及其他工人武装、南海农民自卫军赶来增援，参战工农武装共1 000多人，“施放手枪、抛掷炸弹、手榴弹，与军警激战”，敌人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广州戒严司令部被迫增兵，调来第五军步兵1个营、机关枪兵1个连；广东机器工会“体育队”派出汽舰两艘，运载“体育队员”迂回到工人武装侧后发动攻击。激战至16日上午10时，工农武装才撤退，后被兵力占优势的敌人截击而溃散。广三铁路工人也进行了反抗，“彼此激战颇烈”；省港大罢工工人与敌人激战，“双方发生枪声数百发，全城轰动”。工人还破坏广州外铁路路轨，粤汉铁路黄沙车站机车有4个被工人拖走，3个被毁坏，广州对外交通陷于瘫痪。 然而实力上存在巨大悬殊，局部反抗不能改变整体上广州共产党和左派工农群众被动的局面。广州“四一五”政变，标志着广州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彻底破裂。广州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左派工农群众运动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广州毕竟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北伐前也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因而共产党的活动虽然转入地下，但依靠其雄厚的群众基础，对于国民党新军阀仍然是严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