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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冰点特稿《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是否真实反映了教育现状?网课直播是教育普及的出路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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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很多讨论,一个始终关键问题却始终盘亘在我的脑海里:这种网课直播模式和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在线公开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9月份发布的一份关于MOOCs的报告也许能提供一个解答思路:课程完成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因为它折射出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这份报告指出:

The critics are right that most people who start a MOOC don’t finish: just 4% of Coursera users who watch at least one course lecture go on to complete the course and receive a credential.
批评者是对的,大多数开始MOOC 的人没有完成课程: 只有4% 的 Coursera 用户在观看了至少一门课程的讲座后,完成了课程并获得了证书。

另一方面,在完成课程的几百万人的反馈却非常积极:

Our latest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among learners who complete courses, MOOCs do have a real impact: 72% of survey respondents reported career benefits and 61% reported educational benefits.
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完成课程的学习者中,MOOCs 确实有真正的影响: 72% 的受访者报告了职业福利,61% 报告了教育福利。

上述数据凸显出一个显著的对比:只有4%的人能完成课程,但完成课程带来的福利却让他们中大多数人获得了福利。这也许可以导一个结论:MOOCs课程真正的障碍在于如何去完成它们,而一旦完成就会带来显著的福利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者中中的“教育寻求者”(education seeker)。报告对“教育寻求者”的定义是主要是为了实现学业目标而注册的课程的用户,占所有完成课程用户比例的28%。其中:

Less-advantaged groups a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educational benefits. Eighty-seven percent of non-student education seekers from non-OECD countries report educational benefits compared to 80% from OECD countries; 91%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report educational benefits, compared to 86% with high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92% without a post-secondary degree report educational benefits, compared to 86% with a post-secondary degree.
优势较弱的群体更有可能报告教育福利。87%的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非学生教育寻求者报告了教育福利,而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为80%;91%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报告了教育福利,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这一比例为86%;92%的没有中学后学位的人报告了教育福利,而有86%的人报告了中等教育后的教育福利。

上述数据呼应了问题中特稿中的结论,即通过学习MOOCs,处在弱势群体地位上的学生相比非弱势群体的学生来说可能会收获更多的教育福利。

上述两个结论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这篇特稿中的网课直播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拥有MOOCs的特点,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能够收获到更多的教育福利,另一方面却通过和当地学校和老师的紧密对接(即高赞答案 @三新青年 老师提到的六同:同教材、同课表、同备课、同考核、同作息、同教学管理),强迫性地克服了MOOCs模式中最大的障碍——课程完成率低,于是在最大程度上释放出了网课的效果。换言之,这种模式相比MOOCs最大区别就是线下老师紧密对接,他们努力和作用才让网课直播拥有了能够和真实课堂媲美的教育水准。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很快就能发现网课直播模式蕴藏的两个争议:

1、线下老师的对接和老师身份是否存在潜在的冲突?韩愈在《师说》中提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发挥对接功能的线下老师可能只负责了解惑,那么是否能够让他们树立起身为“师者”的自觉?也许正因为丧失了这样身为“师者”的自觉,才会导致一些老师“撕书抗议”和“消极应对”。当然,根据 @三新青年 老师的观察,网课直播实际上也构成了对于老师的再教育和再培训模式,让有自尊的老师能够更加投入到自己业务的锤炼中,并加强了青年老师的流动性和竞争力。但假设这种网课直播模式进一步铺开,这些流动到新的高校的青年老师们还会愿意再被视频“培训”一轮吗?倘若不,那么这是否说明网课直播模式的适用频率和范围应该受到一定控制呢?

2、网课直播模式是否助长了对“灌输”教育的依赖?事实上,课程完成率背后也许是一种对教育解读的窄化,因为这个概念暗示这样一个道理:完成课程的灌输就是一个课堂存在的全部意义。这种线上线下结合而突破了课程完成率障碍的网客直播模式的确是一种极其高效的“灌输”模式,但“灌输”是否能够因为其显著的效果就能压倒课堂中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和思辨?“灌输”模式是一种极端工具属性的教育观,其最大的弊端是对学生精神的塑造——它鼓励沉默,服从和顺应,拒绝发声,质疑和反对,可以说。这种教育观下塑造出的学生是“功能化”而不是“人格化”的。当然,我深深知道,在我国广大教育欠发达地区,谈论课堂上的互动和思辨也许仅仅是“何不食肉糜”的奢侈,但这种因为奢侈所以抛弃的做法,也许会进一步助长我们教育系统对于“灌输”模式的依赖和信仰,甚至可以设想,当网课模式证明了其在高考中大杀四方的显著优越性后,其他学校争相效仿下,我们的广大课堂渐渐就变成了极个别精英学校极个别精英老师们的“一言堂”。 @三新青年 老师的观察中提到:

我去提问的时候,他们会去想,会去积极思考,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想不出来,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但事实上,这种想和积极思考的体验能否在网课直播模式中被体现出来呢?

综上,我提出了网课模式相比传统的MOOCs模式而言最大的特点:通过紧密对接线下老师而克服了课程完成率低的障碍,充分发挥出MOOCs模式的优势,但同时也指出了网课模式存在“师者”自觉丧失和“灌输教育”依赖两个弊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Who’s Benefiting from MOOCs, and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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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春秋笔法太多,就是一篇商业软文。(说软文没关系的请了解下中青冰点,不是冰点特稿根本不会有那么多人盲目相信。)

我只想说最坏的情况。

这件事情不是理想主义能带动的。以目前浮躁的商业现状来看,在相关评测、监管制度成熟之前凭借一腔理念与舆论造势所带来的恐怕只会是资本泡沫。

如果一项产业:

1、有政府背书

2、短期内看不到目标

3、行业门槛低

4、有情怀

无一例外,最后都会演化为资本泡沫,在线教育恰恰满足上面几点。这几年资本也一直在热炒在线教育。

禄劝一中的情况并不是贫困地区学校的典型代表,数据准确性也有待商榷。但政府扶持+资本运作下,很多情况各不相同的学校都会牵扯进去。这种跨行业、跨地区的教育模式,其教学的质量、效果是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但财政投入的钱却是真金白银。

教育是一个长远的综合工程,“一块屏幕”改变命运的说法还是太理想了。并不是反对这种做法,而是这种资本跃跃欲试的姿态任你初衷如何都不得不警惕。

我希望他们的命运被改变,但更害怕他们的希望被玩弄。因为在一个本来就因为资本而分化的时代,很难指望资本再来拯救你。

毕竟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流失本来就是社会基础面失衡的结果。

分析下文本:

200多所引入直播课学校的那么多老师、校长成为了没有前因后果的负面背景人物。他们的声音呢?一个具体的人名都没有,这么重要的群体消声了。此举甚至有点站住道德高点打压反对者的意图,一篇真正有责任心的报道是不会这么做的。

“有的、有的”这种非常感性的写作手法不得不让人警惕。200多所学校应该有足够的统计数据吧。其中又有多少是因为这个而改变,有多少是其他因素呢?况且直播课的具体模式与技术手段都模糊不清,文章情怀远大于事实论证。

全文普遍采用春秋笔法,却没有一个关于直播班效果真实可信的例子,关键是有些例子本身很值得推敲。

上图高考状元曾楷徽来自白色平果县平果高级中学。平果县平果高级中学,创办于1940年,是所县重点。之前就出现过百色地方状元。让他来说直播课程的好处,响应开篇的改变两条平行线,这跟高考状元代言益智口服液有什么区别。

既然这么有效,为什么不写学校老师的看法呢?关键是还不写他的学校“平果高级中学”。

因为一写,全文洋溢的情怀就破功了。

再看下面文章开头这番话,冒功的嫌疑是不是太大了。这248所真的全都是没有直播课就完全无力的学校吗?还有多少“高级中学”在里面被说成统一模棱两可的贫困地区学校呢?“曾有学校”这种最低可以到1/248的概率除了煽情没有半分现实参考意义。

尖子生免费,后面的学生收费,明摆着就是制造资源差异,让你不得不去交钱。

一个人2500/学期,高中三年就是1.5w/人,这还不算高价的教材费。这些钱如果学校家长出不起(大部分当然交不起)那就需要财政补贴。

当然草案里每个年级收费学生最多20个,三年一共30万。也就是按草案的模式如果顺利,一所学校最多每年收入30万(共有有248所)。如果政府提供补贴,那么这个草案的收费范围扩大至更多学生是完全可行的。

还记得文章说老师抗议么?为什么?

现在明白为什么远端学校老师、校长被消声了吧?!还被文章挂起来倒打一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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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资本详情看下面的成都七中校友的文章:

《这块屏幕可能无法改变命运,但却能造就亿万富豪夫妻》

原文:

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个东方闻道公司的受益人全是个人。想到这里,小编先去回复了一个朋友看到今天刷屏文章后的疑问“这是商业还是公益的?”,成都七中的的确确是做公益的,收钱公司的股份一点都不沾。
此时,小编的微信又响起了,点开一看是母校的校长回复我了。他说“效果不好,我们已经没和这个合作好多年了。”他接着又回了一句“都是出钱合作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最后,朋友圈又传出截图“网校去年出事负责人就被抓了”,“屏幕两边的师生皆贫,中间的人……富了。”
还记得《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结尾网校负责人,东方闻道大股东王文接怎么说的吗?
“所有人都很开心。”


文章的隐形主角——王红接

@vczh

就在中青冰点文章发布的同时,王红接个人的事迹宣传稿也紧接着发布造势,明显是同一批的公关软文。

王红接的名字在中青冰点文章里只是闪现一下,不敢当做叙述主角。原因嘛……王红接等相关几个人负责人在17年涉嫌挪用资金,还是窝案,再往前16年上市前突击分红。

记者梳理三爱富重组公告时发现,三爱富收购的标的公司奥威亚、东方闻道均存在上市前突击分红的现象,金额大幅超过前五个月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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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怎么相信这篇文章的提到的成果,因为它根本不符合客观规律,本质上就是传统的利用优质电子教育资源,只是视频在线会增加少量互动。

有太多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表明电子教学效果不是很好,这条报道只会让教育投资方向走偏。

首先,教育特别强调因材施教,需要老师依据学生课堂的课堂表现、家庭作业完成状况和考试成绩等相关反馈信息,对孩子的弱项和误区进行专项提高。这是好老师、差老师的区别,是精益学习的基础,而这是荧幕无法提供的。

其次,教育需要一定的社交元素,好老师的作用还体现在他们能塑造好的班级、学校氛围。美国通过电子产品共享教学资源的尝试很多了,但现实情况与预期相差甚远。原因就是相关教育资源根本无法改变学校的学习氛围,比如垃圾学习普遍存在吸毒、欺凌、过早性行为等现象。中国的相关问题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固化,但差学校的氛围不适合学习的氛围则没有本质区别,比如逃课、欺凌、课题纪律差,这是电子教学根本无法改变的。

最后,这篇关于视频直播教学的报道,完全违背教育学、经济学对班级规模的相关研究成果。因为视频在线即便可以互动,名校老师即便认真阅卷,帮差校学生提高,可这本质上级是通过视频过大班级规模,和建更大的教室、放更大的桌椅一样。然而稍微了解过大班教育的人都知道,教师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有限的,班级存在规模问题。

总之,这篇文章更像是软广,因为报道成果违背太多相关研究了,视频教育根本无法解决学生是和低水平老师互动以及糟糕的学习氛围问题。

其实如果你是个负责任的家长,读过育儿方面的书,一定知道语言类电子产品教学对孩子影响很小,还有些产品甚至是有害的。很多育儿书中一定提到人和人现实互动会改变激素分泌,促进孩子学习,这是电子产品根本无法提供的,所以有育儿经验的高素质父母一定会对这篇文章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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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全知乎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因为我现在正好是报道中的卫星联校中班级的班主任,我们班所有课程同步直播,中间大概会有0.5S延迟。我也刚刚去一个学校看了直播班级的学生,感触良多。

先来说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我们学校是中部省会的老牌名校,2018年高考一本达线率大概在95%,本科达线率100%。清北8人,70个C9,260个985,700个211,文科最高分全省第2,理科全省第3。这和材料中的成都七中当然没法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同样的,我们学校和成都七中上百所学校的规模也没法比。一年前,我们学校开始接入卫星联校建设,那时候只有一个学校接入。到今年,接入的学校是五个学校。

我们班级(一般称之为母班)和接入班级(子班)之间是六同(同教材、同课表、同备课、同考核、同作息、同教学管理)。基本上每个学校的卫星班都是学校特殊的存在,因为作息时间不一致。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课程都要直播,目前直播的只有高考九科。除了班级所有课程同步直播之外,我们任课老师要每周提前上报下周教学进度,还需要和接入班级老师进行一节课的电子备课沟通交流,提前告知下周教学内容和教学注意事项。所有的考试也是同步的,他们的考试试卷是和我们一样的。


说完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再来说说我最近走访交流的子班学校情况。子班是所在市最差的普高,学校只能选择让学生去学艺术,就这样学生能够达一本线的学生还是只有三分之一不到,艺体分数线有多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985、211几乎全军覆灭。我对这种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也是丝毫不吃惊的,因为我在这个回答中很早就提到过这种情况。


可能是刚接触,子班学校对卫星课堂的教学模式也是心存疑虑的,他们在听了两个月后,期中考试没有再用我们的试卷,而是他们自己考了一次。结果是卫星班几乎每门课都领先学校其他班级10多分,子班并不是该校入学成绩最好的班。这种差距事实上会越拉越大,到最后会有几百分之大。


和他们交流过后,我发现卫星班成绩上不去是不可能的。

报道中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子班的学生在一开始基本上听不懂理科,听得一脸懵;差距最大的是英语,几乎完全听不懂。文科还好,可能难度没那么大,一开始还能勉强跟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子班学生加上了三节晚自习,周六补课一天。理科老师再讲一遍,学生听不懂的点慢慢也就搞懂了。也就是,卫星班的学生投入的学习时长是远远多于普通班级的。

还有一点,卫星班孩子几乎不需要再在外面找老师补课,所以的直播课程都要录像,事后有不明白的,反复看回放,再问问自己老师基本上可以解决。和一般意义上的网络课程资源不同,卫星班是完整的,没有任何剪辑的,最真实的课程内容录像,并且是成体系的,网络上很多资源都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教师的教学水平是有差距的。对新教师来说,完整地听一年别的老师的课,尤其是名校老师的课,真的成长很快。很多人听我课,说我不像一个新教师,太成熟。事实上,我入职的第一年听了有300节课,网上各个名师的录像课大概也和这个量差不多。我真的从这些课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有个子班的老师,在听了一年课之后,素养迅速提高,一年流失了八个,搞得校长很恼火,认为卫星课堂害人,扰乱教学秩序。

此前教师交流可能有蹲点学习,支教等等形式,但这些都是虚的。直播课堂是完整的把名校老师所有的课程都原生态地展现了出来,是网上任何录像课都代替不了的。我们应该清楚,很多录像课都是花架子,华而不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块屏幕不仅能改变学生的命运,也能改变教师的命运。

我在前面看到一个答案说,学生成绩能提高是因为当地老师肯干。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每一个老师都是肯干的,因为每一个老师都是有尊严的,都是要面子的。如果引导的好,每一个老师都是可以苦干、死干的。但一切干你要让人看到希望,不能让人毫无希望。


来子班上了一节课,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真的很好,虽然他们考试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在他们的眼里可以看到光。我去提问的时候,他们会去想,会去积极思考,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想不出来,但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从他们的身上看不到混混气,看不到痞气,看到的是读书好进之心。报道中说,高一的孩子每次考试都会痛哭流涕,我也看过我们子班的成绩,我想也许他们也会痛哭流涕吧。但是他们已经有学生可以追上我们的学生,这样的人无疑越来越多。

离开的时候,我甚至不敢回头,因为我知道孩子们眼中都憋着泪水,成绩最好的班长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就像我看这篇报道,会冲动得想哭,真的感同身受。

我不知道我的这块屏幕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至少我曾在他们的生命中驻足。

我说我喜欢做有趣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有趣,还很酷,不是吗?


最后有彩蛋:

我爱我的孩子们

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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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评论,有知友对我的原答案不满意。ok,fine。

为了更好的回答题主的问题,追逐真相,财新四位记者在短时间内采访了大量教育专家、直播课堂行业的从业者、成都七中的毕业生、直播课堂的受益者等,力图勾勒出直播课堂最真实的生态和景观。

1.在“网班"上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财新记者从多名毕业于成都七中的学生处了解到,成都七中分为网班、重点班、普通班三种类型。

2015届理科网班毕业生林茜表示,高一是全年级选出一个网班,高二分完文理科之后,文科重点班变成网班,理科网班则是从普通班中挑选后确定的。师资力量基本是重点班的配置。

“最大的区别是要求老师普通话说得很好,节奏、时间把控更严格,该上完的内容就得上完,不能突发奇想唠嗑”。林茜说,网班跟我们的互动没有别的班级那么多,如果没时间了,就不会让我们问问题,不能拖堂。教学计划可能还要依靠远端老师反馈进行调整,所以有时候不太针对我们班级情况进行教学,会觉得我们班比较受冷落,基本靠自学。

林茜坦言,刚开始直播班的同学挺不喜欢这种模式的,因为“感觉我们的老师不止属于我们,不能随意交流”。“好的地方在于我们的老师也不太骂我们,一般老师气急了才会关了话筒骂我们。网班带来很多不同的体验,有利有弊。”

除了教学内容、进度相对不灵活之外,直播对于成都七中的网班学生而言,意味着要将自己的课堂状态毫无保留的暴露在镜头下,这对刚开始接触的学生多少存在不适。

2015届文科网班毕业生苏文回忆,当时下课的时候摄像头也开着,打闹、睡觉,远程班也都看得到。“上课发言也是直播出去的,发言的时候需要使用话筒,导播也会将镜头切换到我们身上,所以大家发言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后面也就适应了,厚脸皮呗。”

曾楷徽是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平果高级中学的学生,目前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一新生。今年高考中,他考出了709分,轰动全县,成为了省理科状元。而更让公众关注的是,曾楷徽是平果高级中学第一届“直播班”的学生。

曾楷徽认为,直播模式对他个人帮助很大。对于这种学习方式,他回忆当时“觉得比较新鲜,感觉像在看电影”。“除了晚自习,白天作息时间和七中保持一致。他们怎么上课,我们就怎么上课。45分钟课堂中,直播40分钟,剩下5分钟老师负责讲解。” 他介绍说。

直播教育中,两个学生群体的地位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众多远程校的学生将成都七中的学生当作难以超越的存在。在林茜眼里,成都七中是四川最好的高中,但是真正优秀的地方不在成绩本身,而是强调素质教育,学生很自由,而这可能是远端同学可能没办法接触到的。

曾楷徽坦言,自己去过成都七中三次,他形容这种体会,“像被打开了一扇新窗户”。除了学习成绩外,更令他感叹的是成都七中学生的谈吐、视野和阅历。“他们当中经常有人出过国。真的不是局限于学习,音乐、美术、课外活动都很丰富。”

成都七中的直播也给“远端”学生带来了压力。苏文常常听到远端班级的学生在抱怨,“他们其实是很累的,我们晚上可能学习到九点、十点,他们都要到十一点、十二点才能睡觉。他们会发现我们并没有特别刻苦的学习,但是差距还是挺大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落差吧。“苏文说。

而在“有幸”进入这场技术赋能教育模式的学生当中,传统应试模式被加以固化。学生们每天通过黑板幕布,观看远在1200公里外成都七中的视频,然后通过疯狂练习、做题、测试,努力跟上七中的教学进度。“为了赶上进度,远程校学生需要完成双份作业、测试,即成都七中和本校的,压力很大。有些同学课上看不懂的,还会回看视频,一晃40分钟就过了。”曾楷徽说。

2.网班到底对谁开放?

据财新记者了解,远在城市中“高大上”的教学内容并非对所有“远端”学生都有效果。

曾楷徽告诉财新记者,直播教育对他帮助非常大,但实际上学习效果也因人而异,学习基础差的同学不适用这种教育模式。“我们班也有一些人听不下去,就转班了,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帮助都挺大。”

“从初中开始,我就是全校前几名,经常拿第一名。”曾楷徽坦言,这所小县城中学一本率常年维持在20%左右,一个年级1300人,能考上一本的不到300个,其中能升入直播班的约为30人,而曾楷徽是这场直播试验中的佼佼者。

情况类似的还有成都七中的另一所远端学校,云南禄劝第一中学。“能进入网课班的学生,通常需要按照中考成绩进行筛选,中考成绩靠前的才有机会进入。”一位毕业于禄劝一中网课班的学生对财新记者说。

3.网班是公益项目吗?

今年9月,成都七中校长易国栋曾公开表示,教育精准扶贫在“网校”中开花。到目前为止,成都七中的直播教育模式需要向“远端”学生收费维持运营。据财新记者了解,免学费的优待仅对尖子生开放。

对接一个直播班,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每学期的收费标准是7万元。“我们当时是头一年,网校那边折后价是一年3万,平摊到30个人头上,每个人也就交一千块钱。”曾楷徽说,这笔钱大致可以和一年的学费相抵扣,直播班享受免学费的特殊待遇。

“据我所知,七中直播班在有的学校收费很高,所以感觉挺微妙的。我知道在有的高中,七中远端班一年的学费1-2万,是最贵的班级。”林茜说。

4.技术扮演何种角色?

业内人士认为,技术本身并不能弥补农村学生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的教育资源短缺困境,而要让技术更好发挥作用,也需要从师资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

线下互动缺乏也是远程教育模式的一大诟病。解放了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远程教育,仍然隔着一层屏幕,该如何实现和线下同等的效果,一直是业内学者困扰和研究的方向。“互动性和群体性是两个老大难,尤其是群体性。现阶段只能通过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难点,并不断逼近面授课程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实践性课程,在线课可以解决对技能的基本掌握,但要真正精通某门课程,面授模式永远无法被真正取代。”国家开放大学唐应山教授对财新记者说。

而对于“远端”大部分学生而言,面授的师资缺乏恰是提升成绩的瓶颈。

“师资始终是困扰当地教育质量水平的问题。农村中学师资流失严重,县城中学师资青黄不接,年龄结构畸形,新教师与老教师在观念上差异较大。有些交通不便的县城中学师资招募也成为问题。”公益机构PEER毅恒挚友秘书长刘泓谈到。

自述是国内最早做“远程教育”公益项目者之一的汤敏表示,早在2013年,他所在的友成基金会就推动利用网络技术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下称人大附中)的初一数学课程同步直播到广西、重庆、内蒙古、河北等地区200多所农村试点推广学校。双师教学项目运用MOOC教学模式,由人大附中教师远程主讲,当地教师根据本班情况进行针对性辅助教学实践。

“我们做的20个省200多所学校的实验都很成功,平均成绩提高了20分。“但汤敏也不讳言,几千年下来,学生都是看一个活的老师在前头讲课,大家首先就怀疑这种像看电视一样的教学怎么能够学好。“在推广过程中,当地教育部门很怀疑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像天方夜谭。”

汤敏指出,要进一步推动技术的落地,需要政府的激励机制和地方教育部门的支持。汤敏表示,很多地方教育部门,一开始听到这个首先都是怀疑,把学校里最差的班拿来给我们试验,只有真正看到学生成绩提高了,才进行下一步推广。

或与此有关,在业内人士看来,乡村双师直播课堂并没有如报道(《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中所描述的那样效果明显。

李进国在《直播教育的成功,难道只有技术因素?》一文中提出,从禄劝县例子来看,直播班经历了12年的苦心经营,这并非一句“技术改变教育”就能概括的。他告诉财新记者,要准确评估直播教育的成果,也“需要针对这些远端学校的大规模跟踪调查,总结经验,向成功个案学习”。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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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写了篇名为《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不能夸大在线教育的公平促进作用》的文章,并首发于财新网。核心观点摘要如下。

1.“互联网+教育”可以一定程度促进教育公平,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但绝不能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

报道提到“16年来,共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令不少网友点赞,并得到在线教育可以促进教育公平的结论。

熊丙奇表示,16年,88人考清北,大部分考取本科,这究竟有多少与推进在线教育有关?还是国家实施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以及本科录取率本就提高的结果?

针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生上重点大学比例逐渐下降的问题,我国于2012年启动了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这让很多贫困县有了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另外,200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而201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熊丙奇说,很显然,把贫困地区学校学生上北大清华,全部归于在线教育的成功,是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功劳是国家的扶贫定向招生政策。

因此,要分析在线教育的成效,应该看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之前上网课的贫困地区学校与没有上网课的学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情况,否则,难以得到理性的判断。

在熊丙奇看来,让贫困地区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首先必须解决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只有基于师资队伍建设,引入在线教育,才能让在线教育发挥作用;其次,还必须转变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如果就以升学率来评价贫困地区学校的办学质量,那贫困地区的办学很难走出困境。

2. 在线教育需要学校教师的配合和支撑,如果没有学校的教师配合和支撑,就让学生跟着网课学,是很难起到效果的。甚至可以说,本校教师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在线教育只是辅助。

报道描述: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而且,这篇报道还在表扬学校时,呈现另一个现实,该校教师长期加班加点,而学校的自习安排到晚上23点。这是不顾教师和学生的身体健康,追求升学政绩。

熊丙奇表示,被媒体作为典型的这所中学,起作用的不是在线教育,而是狠抓应试教育。比如,报道称: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而报道评价一所学校,始终围绕升学率——北清率、一本率、本科率。

每天只睡四五小时,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励志”,而另一方面,则是以牺牲学生的健康为代价,追求升学成绩。对于贫困地区学校来说,这种办学模式,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要促进教育公平,不是服务于贫困地区的升学教育,而是怎样能给所有乡村孩子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现实看,在线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加强乡村教师队伍投入和建设,改革乡村教育内容,才是关键。这是我国在发展乡村教育时,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

阅读原文可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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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主利益相关,是2018届的成都七中网校毕业生之一。在我看来,成都七中网校能给我们“兄弟学校”最好的东西就是成都七中自编的内部教辅资料,以及较为优质的联考与试卷讲评环节。

但是,我也发现了这种网络直播课可能会存在着的软肋。

一.两头课堂教学存在脱节情况。

有人觉得成都七中的师资力量强大,能对网校同学产生重要的作用。可事实上,我们和这些优质教师接触的时长仅仅限于课堂的四十分钟。而且,这四十分钟也并不都是高效率的。答主亲身经历:在讲评作业的过程中,成都七中那边的同学和老师在争论一个我们已经清晰的问题,而最后争论结束,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所以说,成都七中的课堂,尤其是在讲题解疑的课堂上,与我们的课堂存在着脱节的状况。直播课也不尽然都是高效率,高质量的。

二.两头的学生学习能力存在差距。

答主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普通的省重点。平时老师的要求很严,我们基本是在满负荷的情况下运转。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即使到了高三,提分空间,尤其是顶尖同学的提分空间不大,基本上都遇到了“瓶颈状态”并一直延续。而我曾经作为留学生,曾在七中本部上过一段时间的课。我发现成都七中本部的同学高一高二时候老师管理不严格,很多同学存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心理。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班和七中本部班联考平均分差距也不大。而到了高三冲刺时候,同学们都认真起来了,我们之间的分数差距被迅速甩开。他们上课要讲的题,是我们不懂的,他们上课不讲的题,也有很多我们不懂的。似乎我们的三年的努力还比不上他们一年冲刺的后劲。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有两个:

1.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无论是师资力量,资金还是教学方法,教育理念,我们都不是和七中在一个台阶上的。

2.生源水平的差异。我们吸引的是本市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而七中聚集的是全四川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生源。就高中生学习的起点而言,无形之中我们已经落后了一大截。

这两点带来的后果就是两地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跟不上七中老师的节奏,感觉听不懂,更别说应用了。

基于此,我们老师经常会关掉直播,自己拿起试题和粉笔,与我们交流我们多关心的问题。而到了高三总复习时候,关掉直播课,老师自己讲课已经成为常态。

三.直播课教学可能不符合网校其他学校的目标与要求。

大多数网校教学水平有限,它们更在意的是改善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一二本率,至于培养清北名校学生的要求是和这些要求并列的。反观七中,它要追求的不限于一本率,可以说它已经在这方面做到极致了。它更在意的是清北人数,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加。就算是七中最普通的一个班,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所以网络直播课的水平不可避免地被拔高,整节课的课堂节奏快,听课思维需要迅速切换,这对反应能力与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至于网校同学能不能有效接受,及时消化,这就是网校老师,同学自己需要去解决的了。

这样看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母校又在我们直播课学习过程中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我不否认网校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但请记住:是我们自己的母校搭建了这优质资源和千千万万人中间的桥梁,使改变命运成为可能。

在享受成都七中的网络直播课时,我们应该想想是谁带来了这缕春风。我们所在的学校,为了给高中三级的六个直播班(也就是实验班)引进这个资源,每年都要付出六位数的高昂费用。

再说说我们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由于直播班这块牌子,承担了比普通班更大的压力。学校在每次考试时都给我们班制订了更高的分数要求,并且拟出一本线分数,规定我们全班所有人都要上一本线。隔壁理科直播班的数学老师,经常连饭都吃不上,中午就在办公室里睡一会,下午继续上课,批改作业。周而复始,一晃三年就过去了。

我感谢成都七中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和它这样的顶尖中学的差距,也能清晰地感受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落差感。不过这同时鞭策着我们用加倍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更大的舞台。

可我也不会忘记:是我的母校与师长们辛勤付出,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不掉队,才能跟上成都七中的脚步。

在我面对学习中不懂的难题时,在那个不允许带手机的时候,我不可能去找成都七中老师去解决它们,我只有缠着我们隔壁办公室的老师来解决。如果没有他们,即使是再好的资源,我们也不可能有效利用。

网校能改变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可是那也要建立在同学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老师及时将七中教学内容与我们现实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上。

毕竟,通往成功的彼岸不只是需要一只坚固的小船,也需要坚实的桨,与控制方向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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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直播让亿万青少年看到了球星打球,无论是动作还是战术都有了很好的模板。

但是改变命运了吗?

日本AV让亿万青少年看到了真人肉搏,无论是动作还是战术都有了很好的模板。

但是改变命运了吗?

当然改变了。

但是改变了多少,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之处了。

事实上“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相当于废话,但是你就是挑不出毛病。


你问我支不支持网校,我说我支持,直播学习也是学习,我为什么不支持?

尤其是让偏远地区学子看到一二线城市学生长什么样,这就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朋友圈刷屏的网文。带着辩证思考看,不要带着情绪。

“此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屏幕。”

首先把贫困地区的老师贬低三成。

套用一下王朔说过的话:“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

“我也上过学,接触过中学老师,都是最好的人,都比互联网忽悠师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

夸张了,但是把贫困地区的基层教学工作者贬低为“直播时代下的loser”,这种互联网忽悠师的语言套路令人生厌。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乍一看,我以为是2016年来,两百所贫困地区高中有88人考试清北。

王红接简直是“教育界的袁隆平”!

但是。。。其实是2002年来,十六年。

十六年来。。。奥运会都开了四届了,房价都翻了几倍了。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查了一下禄劝房价,来源安居客。禄劝是昆明下属县,房价跟西安差不多?

好吧这是安居客的bug,禄劝房价没这么高。

百度百科:

“禄劝一中始建于1928年,近八十年来,在这方圣土上,学校始终兴旺发达,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是禄劝教育教学研究的中心和两个文明建设的窗口,为禄劝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北方交大、华东师大等全国著名高校和社会各界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难道我查的禄劝县和禄劝一中不是微信文章里说的那个?求知友指正。


最后,真心祝直播教育越办越好。

祝互联网忽悠师、微信营销专家。。。早日发财,提高社会阶级,成为井里人看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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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类似那种“这个XX解决全国/全省/全球/全知乎问题”的句式,背后一般都是那种街头卖大力丸的咋呼,也藏不住甩出烫手山芋的焦虑。

据说这个模式的推手已经资不抵债了,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而是想说,这是严重违反教学规律的。

高中时期,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基本前面9年就养成了,这决定了大部分学生即使送进重点高中学习,一样考不上大学,更何况是这种几乎没有互动的教育。

拿我带的学生来说,大部分都是300多分的料子,我只有给出对付考试的模板,并且不断激励打鸡血,才能让他们练习。

好学生与差学生的差距跟我这个老师是没有关系的。有的学生在我这里半个月可以考进全省前十,有的学了三年还是做不到文从字顺,最后只能勉强上个本科,怪我咯?

高中课程,随便一个稍微有追求的老师,都可以用三五天时间把所有的知识点讲穿,难度在于实际解决考试时的技巧。

这才是重点老师和普高老师最大的能力区别。

但是这恰恰不是远程能搞定的,且不说节奏跟不跟得上,不同的环境里,注意力的集中,师生的情感交流等等都不是网课能够解决的。

当然,网课对于师资过差的学校确实帮助很大,但是很明显,这不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大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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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网校学生,14年高考,现已就业。

分享一下个人经历吧~




北京早已进入零下,每天上班半小时后,朝阳会穿透大楼的玻璃幕墙,缓缓上升。

这种温暖的时刻,我喜欢抱着电脑去公司窗边的吧台办公,抬头就能看见车水马龙的中关村。窗外是巨大的微软logo,新东方总部大楼是不远处的教育工厂。

距离我加入成都七中网校,过去近八年。

冰点周刊一篇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记忆随着阅读涌现。


2011-2014

我,全家土生土长四川人,活动范围很小,就在四川威远。

连界是个威远的钢铁小镇,经济全靠钢铁厂拉动,全镇最大的学校是竞力学校,幼儿园到高中全部都有。

出个门一定能遇上认识的人,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一直做同学也是常事儿,你在街上晃一圈,家家户户晾的衣服里,你总能瞅到红白或蓝白相间的竞力校服。

我的父亲周德权同志是个老古板,极其热爱自己的事业。

他在竞力学校做老师,教语文。



2010年,我那快四十的老爹接了一个班,网络班,这个班的部分课程不是本校老师讲,是成都七中的老师。

七中老师在屏幕上讲课。

对竞力学校而言,开天辟地头一遭。

七中,那不是宣称不努力只能上隔壁川大的神奇学校么。




我爹是个热血的爹,竞力是个热血的竞力。

别的学校窗边诡谲身影都是:班主任

竞力学校窗边诡谲身影是:班主任,年级主任,教导主任,校长。

没等第一批网校学子高考,2011年,竞力一次性增加了两个网络直播班,语数外理化生都直播。


砸钱!学!学就完事儿了


我老爹乐呵呵的把我丢了进去。




我是个什么水平?县里高中过了普通线,往竞力一扔,居然还是个二十来名。

哦,我这个竞力学校年级二十来名,摸底考成绩连三本都悬。


就这水平,你问我以后想干嘛?有没有什么梦想?有什么打算?

我一定觉得放学后买个五毛的小布丁更重要。



高一化学入学测试,满分100 ,我考了57,全班只有一个及格。

我觉得还行。


高一数学月考,满分150,我考了50,老师叫我到办公室愁眉苦脸问我:咋回事儿啊?

我有点难受。


英语考试,满分150,我考了70+,七中英语老师spring在屏幕上发试卷:“咱们班有几个同学没有上110,要加油啊。”

我心态崩了。


化学学晶体的时候,七中化学老师掏出一块儿手帕,手帕里一颗巨型硫酸铜,说是班里同学最近析出的。我连真实的硫酸铜溶液都没见过。

我自闭了。


我爹:要不我给你买一瓶?




所有科目,最喜欢语文,当然这跟我爸没关系。

语文课有课前三分钟,七中学生会分享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有个讲写字的,那字儿真好看,我去买了字帖

有讲林夕的,那词儿真好听,我抠压岁钱买了个50块的MP3

有讲鬼片的,吓得我再也不敢看鬼片

有讲陶渊明怎么装逼的,我叹为观止还有这种操作?


后来拿诺贝尔奖的牛人去七中演讲了,全程直播,我们这些小豆丁坐在教室里看,小豆丁的老师们黑压压坐在教室后面看。

牛人讲英语。

七中的娃们用英语大声喊:“牛人没事儿你就说英语吧我们听得懂!”

我哭了,黑压压的老师们也哭了。

那会儿我英语刚刚能上110。




我是一只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咸鱼。

但是吧。


天天上课看到一堆变态优秀的人,跟你同龄,跟你学同样的东西,还说“哎呀我们是普通班啦“

就不会受什么刺激么?

就不会有点啥小想法么?


高二开始,三本都上不了的粥饼鱼,开始觉得自己能够做到一些事。

剩下无他,跟不上进度熬夜学习跟上。

听不懂的部分下课多跑几趟问懂。

我第一次想要了解这个世界。

我第一次觉得,我或许可以过上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






后来高考超出一本线40分,能选一个不错的学校,我跑到北京去了。

粥饼鱼第一次离开了四川。

我爹喜极而泣,喜滋滋跑去俩母山还愿。

我爸:“真灵!”





有梦想肯坚持啥都能干,我知道

但是网校给了我别的


人生追求、喜好、想实现的价值

不能放弃的意义



我应该有

我也能够有


禁止转载,知乎私信看的不多

可以关注我码字的公众号

【没有色彩的粥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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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块“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有人认为批评者太苛刻了,“虽然没有治本,却治了很多标,不也是很好的吗?”我们奉劝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要因为一点甜头就点赞。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根源认识清楚,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南辕北辙。详见文章如下:

近日,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各大媒体平台刷屏,文章描述了,位于云南偏僻一隅的禄劝县第一中学的学生,借助四川名校成都七中与东方闻道公司合作的实时课堂直播,成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的故事。在足以让人潸然泪下的字里行间,课堂直播这款“新科技”瞬间变得“可歌可泣”,被当成了教育落后地区学生跃入名校龙门的金钥匙,许多人说“科技让他们真的看到了希望”。


也有人质疑:“毕竟是网络直播,连弹幕都没有,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直播课无法解决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根本问题”等等。


但质疑声很快就被怼了回去,中青报评论员曹林带起节奏,认为直播班不仅不会加剧校内学生的不平等,还会形成良性的示范效应,比如《屏幕》一文中其他班同学的“偷录”就可以证明,但前提是“不上进的本来就扶不起来,而有上进心的,会受到直播的感染和激励”。而他整体的中心意思就是“有总比没有好。”


那么,我们真的用“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态度评价直播课就足够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直播课程与重点班制度


“教育扶贫”嫁接技术神话,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表面上应试成绩的“奇迹”,实际建立在:高校扩招、政策帮扶、高校专项计划、优秀生源回流,以及十多年被迫做“小白鼠”的青年学生的痛与泪之上。人们被故事感动,好像这场技术的应用使消弭资源分配不公成为可能,但在精英化游戏规则的挑拣下,被选中的永远是少部分人,他们更有希望考“清北”,他们能给母校带来声望,能带来“良性循环”:学校得到更多财政投入,教师获得丰硕的奖金、更多优秀初中生报考,周边的房价租金上涨,甚至复刻另一个“毛坦厂神话”。

然而,话说回来,这些学生成绩的进步,究竟有几成应该归功于这已经诞生了16年的直播课堂呢?恐怕这项所谓的“新科技”只是另一个巨大工程——重点班制度——中的一小部分。

在文章所提到的禄劝县,县政府和教育局对教育极为重视,将投资教育视作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最佳手段,文章中,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

“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


而在全国,恐怕没有几个贫困县能把如此大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教育事业上,相比像基建这样立竿见影的投资,投资教育的回报周期极长,而且风险也更大。禄劝县如此不遗余力地投资,无疑为文章中学校高考成绩提升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

同时,禄劝一中的生源质量也在提升,文章中提到,心向昆明重点学校的优秀学生,开始主动申请转回禄劝中学。但是,吸引他们从生活以及各项资源都更占优势的大城市转回贫困的禄劝县的,真的仅仅是因为直播班的存在吗?这样的表象背后,暗藏着玄机。2013,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区县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简称国家专项计划,当年定向增加一万个本科名额定向给国务院确定的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而这个专项计划的名额也在逐年增加,若想符合条件,必须最终在自己户籍所在的贫困县完成高中学业。


笔者在读高中时,也曾亲眼见过约20位户籍在同一贫困县的同学,在高三上学期刚开始的某一天,悄声无息地收拾好了行装坐上小巴被送去另一所学校,只为了能够享受更好的高考政策。这样的借读行为,已经成为了这些贫困县学生的“常规操作”。他们的存在无疑能让他们家乡县中红彤彤的高考光荣榜更加耀眼——尽管他们可能从初中起就已经离开这片土地去追求更优质的教育了。在同样采用“新科技”课堂直播的广西平果中学,县里的有关部门和学校会想尽各种办法把好学生留在县里,比如通过签协议限制优秀的初中生外流,又比如对中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展开重重阻挠,让他们难以拿着各种文件去大城市的重点高中报名。最终,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在层层约束下留在了县里,为升学率作着贡献。优质生源因为种种原因开始回流,同样也是像禄劝一中这样的县中取得更好成绩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文章中,远端学生取得的成绩被夸大,东方闻道公司的大股东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远端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仔细一想,这个数字其实难言光鲜。


收费不低的直播班也只是远端学校中一小部分学生得以享用的资源。归根结底,直播班还是一套教育竞争体制下的一套彻彻底底精英化的设计。它只是让绝少数精英学生能够在贫困县中学里享用城市精英、资本、校方和教育部门为他们打造的精美课堂。对于直播班外的学生,资源分配的鸿沟,依然横亘在他们面前。无论直播班效果如何,即使直播班只让一小部分学生受益,直播班仍为学校带来了噱头。集中式的精英培养,也为学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光鲜数据、名声以及更优质的生源。


当然,精致的直播班不是免费的午餐,政府部门或是学校每年需要为承载着全县希望,堆积着全县教育资源的直播班,支付7万元,这笔钱最终流向的并不是为直播班提供教育资源的成都七中,而是东方闻道公司股东的腰包。


数据显示,自2010年禄退一中开设直播班以来,禄退一中的一本率,从5.3%涨到了接近12%,但整个禄退县的一本率仍停留在5%左右,禄退一中依靠直播班打响了名头,吸引了更多的县里的优秀学生,政府也因为这愈发漂亮的一本率脸上沾光,但广大普通学生的成绩几乎没有改变。这八年里,直播班只是一场专供精英的资本游戏,有少数人因此得利,盆装钵满或是洋洋得意,但真正的大多数依然沉沦。这样的所谓“希望”,意义究竟有几何?他真的治了很多标吗?它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精英与资本的自嗨而已。


两条平行线之间,距离到底有多远?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把直播课堂这项技术描述为消除教育不平等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手段。但那些县城学校直播班的孩子想要获得教育公平,只靠在学校获得和好学校同等的知识就足够了吗?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前提:不平等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知识课堂。


我们暂且避开课堂直播技术,将“成都七中”和“禄劝中学”这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再拉开一点。


俊麟在广州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高中读书。“读国际学校是我个人的选择,主要原因是我觉得一般高中的应试教育不适合我。我爸妈很尊重我的选择。”最近,他说服父母允许他报考英国K学院的哲学系,而不是他父母希望的金融专业。


他对于哲学社科的兴趣来自于他的高中的社团。在那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经常组织讨论西方社科经典的读书会,谈天说地。学校的课外活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学生的视野。除了丰富的社团活动,学校还会动用资源,邀请大陆、港台甚至国外的知名媒体人、学者到学校来做讲座。此外,俊麟还参加了学校的国际辩论队,辩论队的教练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师,打辩论全用英文。


俊麟所在的国际学校每个月学费2万,而这并不是俊麟父母在他身上花的唯一“一大笔钱”。“我父母的理念是,只要是对我发展有益的钱,都是该花的钱。”俊霖是个二次元少年,他会花不少课余时间画漫画,他从欧洲革命的历史中选材,设计跌宕起伏的剧情,绘画笔触相当成熟——这得益于他父母多年来给他安排的课外美术培训。


另一条平行线。


小芸家在湖南岳阳农村,明年六月,小芸就要高考了。每周六晚上回到农村的家,周日下午就要回到县里的学校。小芸的爸爸在长沙开公交车,妈妈在长沙当售货员,周末回到家,写一会儿作业,小芸就帮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生火、切菜、做顿饭,和年幼的弟弟玩一玩——这么多年,小芸不在学校里的时间都是这么过的——没有补习班,也没有爸爸妈妈。

小芸从小到大,每年过年都会听到来自长辈的祝福:“学习进步,考上大学!”因此,她对大学十分向往,又觉得遥不可及——她的大表哥没考上大学当了兵,她的二表姐复读了3年才终于考上了医护大专,她的三表哥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五表哥去了一个民办三本学模具,只有她四表姐考上了北京的本科——她是这辈里唯一一个在长沙城里长大的。而小芸自己,科科都在及格线上下。

小芸的成绩是从初中开始滑落的。因为乡镇撤点并校,离家近的中学没了,小芸到县里的中学去读书,开始住校。青春期的她没有了管束,天天和全班同学一起在课堂上玩手机、打哈哈,对上课吹牛皮的老师起哄,嬉戏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注意。“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学习,作业写完了,就和同学玩。”

直到上了这所二流高中里,她才明白了大人说的“考大学”的真正含义。重压忽如其来,玩乐的时间像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跟不上”的感觉时刻萦绕,小芸开始和身边埋头苦干的学生一样,把时间都投入学习,试图离那个看起来很美的大学梦再近一点。


剥离掉了“直播”这个因素,“名校学生”与“乡镇学生”这两条平行线,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相遇”。他们的选择空间天差地别——当优质学校的学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挑选自己的大学与专业时,许多县乡高中生唯一的选择却是在高考大潮中随波逐流;他们的思维方式差距巨大——当县乡的孩子还迷恋着“考上大学”的神话并以高分为荣时,那些处在教育资源中心的孩子或许已经可以对“应试教育”评头论足,用知识课堂里学不到的“素质和情商”暗中较劲(这可能才是一个人进入精英社会的通行证)。


我们可以想见,直播班的孩子好不容易用直播这条“井绳”爬到地面,却极有可能看到被直播班的孩子根本就站在山上——城乡孩子之间迥异的能力与视野、出路与成就,其实是被过去无数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成长细节所决定的。


那么要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到底需要做到什么程度?


当高考制度遇见贫富分化的中国


中青报评论员曹林认为,人们对那些“东方闻道网校”这类所谓的改变社会的行动派缺少包容,另一方面,他又指责那些说“课堂直播不能根治教育城乡不公”的批评者,认为他们空谈、脱离实际,在他看来,“虽然没有治本,却治了很多标,不也是很好的吗?”


我们奉劝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要因为一点甜头就点赞。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根源认识清楚,任何行动都有可能南辕北辙。那么我们要改变的“教育不公”,从何而来?


《屏幕》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高考制度的背景下。高考制度与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类似,都具备选拔社会精英的功能。对于寒门子弟来说,通过这项制度的考验,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也就是阶级的向上流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高考制度就被许多人笃信为一项公平而有效的上升渠道。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亚洲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国家为了刺激居民的教育消费、缓解国企缩编造成的就业压力,国家取消了高校免学费,开始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从90年代末到今天,重点学校敞开了校门,民办本专学校遍地开花,中国高校本专科生数量从不足百万增长到600余万,中国高等教育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大众化阶段。短期内,不少农村的学子经由高考得以落脚迅速发展的大城市,高考扩招因而广受欢迎,并被寄予了增加教育机会、促进社会流动的厚望。


但很快,高考的公平性开始遭到质疑。李春玲比较了扩招前高考生(生于1975-1979)和扩招后高考生(生于1980-1985)这两个群体,发现相比扩招前,扩招后父亲的户口对是否升读高等教育的影响更大,对升读大学或大专的影响也更大。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晋军指导学生对清华大学生源状况进行抽样调查:2010级清华大学农村生源占总人数17%。而当年的高考全国农村考生比例是62%。他还通过多年的课堂随机调查描绘出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当浩浩荡荡的学子涌向大学之门,横亘在重点大学和考生之间的仍然是一座独木桥,对于农村的孩子尤其如此。


根本的问题不在于高考制度,而在城乡差距的扩大。过去的三十年,城市作为资本聚集的核心,抽空了农村的劳动力,得到了繁荣发展,而曾在毛时代得到发展的农村乡镇教育体系全面溃败。如今,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方面被吸入高考的大潮,渴望以此落脚城市,另一方面却面对着乡镇基础教育资源的衰落以及亲子关系的消失。当乡村变得凋敝又无聊,年轻的打工者不再反哺农村,城市成为农村孩子唯一的选择,而高考真正成了他们去往城市的唯一的理想道路——如果不是通往大学,就是进入城市低端行业打工。


在此基础上,教育市场化加剧了高考不平等。经过国内的教育产业市场化,家庭对于教育资源的购买力与文化资本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优秀与否,以名校为目标的教育军备竞赛也从校内转向了校外。这显然对家境殷实的城市学子更有利,更甚,如果有条件、有兴趣,他们甚至可以像俊麟一样,在高考之外做选择。而农村家庭的父母生存已经艰难,谈何额外的教育投资?


因此,如果说课堂直播真的产生了局部的效果,也只是像任何一个试图加强个体竞争力的辅导班一样,用技术手段增加整体的竞争压力罢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直面中国贫富分化的历史与现实来,才能讨论如何消除教育不平等。


重新想象教育


市场开放后,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仍然聚集在金字塔顶端,并且愈加无所顾忌地向精英倾斜。在这样的背景下,禄劝中学的直播资源也难不落窠臼。可以说,除了作为尖子生冲击升学率的小灶,禄劝中学购买的直播课并不能为促进教育平等的作出什么贡献,反而是借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对于科技的崇拜,逃避教育不平等的历史与现实,屏蔽了公有资源的作用,美化了一个成功学式的个例,也神化了那块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屏幕。


要打破城乡教育的不公,不能只是在那套现有的、不断生产不公的系统内部做一些技术性的修修补补。怎么办?


首先,教育公平性的保障应当由公共部门主导。公益性、公平性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要保证资源导流服务于教育公平,而非少部分的精英,应当保证资源的配置与方案的设计是普世的、由政府倡导的,而非由天然逐利、青睐精英化教育设计的某些资本集团来主导。


其次,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导流,需要国家全面统合。我们不排斥技术引入,但只有将配套的师资培养起来,将适用于农村学生的教育方案落到实处,把农村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体系重建起来,因地制宜的扶贫、财政以及人才政策均需纳入教育改革的统筹范围,保证城乡参与高考的学生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均等的教育资源,才有可能缩小高考制度底下城乡生源水平的差异。


另外,将扩大基层人才的出路作为变革的方向。一方面改善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复兴农村教育。当以知识水平为基础的高考变得更加城市中心、去劳动化,我们需要在重提劳动价值的前提下,在高等教育之外大力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助推人才的分流,各尽所长。在目前城乡阶级已经分化的基础之上,在农村教育更需要培养全面的、有力量的、健全的人,不论是在国家投入还是教育理念的重塑方面,农村教育的复兴需要提上日程。


最后,如果不在贫富分化的病根上动刀子,千万个屏幕,或许都只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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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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