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古埃及的莎草纸是怎么来的，有没有考古发掘，发掘出了多少张？第1页

sertorius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今天写了一天博论，准备继续水知乎。这一篇，我想写一下纸莎草这种罗马帝国最常见的材料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众所周知，纸莎草是整个罗马帝国通用的纸质书写材料，非常广泛。直到中世纪才逐渐被羊皮和其他兽皮取代。那今天就聊一聊我的老本行吧。

首先，会想到答这个题主要是因为前两天在地铁上刷到了 @TeeTee 回答的纸草的问题，TA说得好全好好，而且还引用了纸草之神Roger Bagnall的观点。我只是就一些新近况做个补充。我当然也没这个胆和Roger叫板，对他真得除了敬仰还是敬仰。

另外，以下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好友Valérie Schram的研究。并且打一个广告，很多这一部分都是导师展览的一部分：Le papyrus dans tous ses États, de Cléopâtre à Clovis

原料

纸莎草或者“纸草”（papyrus）是埃及的特产。即便是普及到了整个帝国，产地依旧只有埃及。纸草的产量也并不高，因为其原材料Cyperus papyrus是生长在埃及沼泽地中的纯野生植物，埃及人从来没有尝试种植过（当然在刚果、肯尼亚也有，长相如图）。

公元2世纪，Strabo在游历到亚历山大里亚周围的沼泽时就说过（《地理志》17.1.15）：

ἡ δὲ βύβλος ἐνταῦθα μὲν οὐ πολλὴ φύεται （οὐ γὰρ ἀσκεῖται）, ἐν δὲ τοῖς κάτω μέρεσι τοῦ Δέλτα πολλή, ἡ μὲν χείρων, ἡ δὲ βελτίων ἡ ἱερατική: … οὐ γὰρ ἐῶσι πολλαχοῦ φύεσθαι, τῇ δὲ σπάνει τιμὴν ἐπιτιθέντες τὴν πρόσοδον οὕτως αὔξουσι.

“纸草植物在这里（指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生长不多（因为没人种植它）。但是在三角洲的南部有很多。有一类较差，而较好的则是hieratica这一品种……在大多数地区禁止种植这一作物，因为这一稀缺，他们也制定了更高的价格”

随着埃及不断被开发，沼泽变少，野生的纸草也越来越少了，19世纪以后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过。阿斯旺水坝建立之后，沼泽进一步减少，野生纸草一度被认为灭绝了。直到2000年，Mamdouh Serag才重新在三角洲某地发现了野生纸草，而2016年，Rooney也在Sharimsha附近发现了野生纸草植物。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真正的Cyperus papyrus了。。现在在花店就能买到。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的只是埃及为了骗旅游团，由Hassan Ragab在1962年的所谓“现代纸草”（modern papyrus）

II. 纸怎么做

其实从中世纪到现在，大家尝试复原纸草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纸草的制作过程，古代文本只有老普利尼《自然史》13.74-82里的一段。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埃及，也没有亲眼见过纸草制作过程。和《自然史》里很多其他故事一样，老普利尼的解释也只是二道贩子。段落比较长，概述来说，普利尼把纸草制作分成以下几步：

1. 首先把和纸草剪开，然后摊成尽量大的长条

2. 之后，把这些纸片铺开在一块浸湿的木板上，然后一层一层交织起来。普利尼强调在每个长条削掉尖之后要尽量保持最长的长度（不修剪太多）

3. 一层一层织好以后，把这么多层的纸草压紧、晒干就成了一张纸。而一个卷轴就是把一张张纸粘贴起来。（普利尼说一般一个卷轴不会超过20张纸）。

4. 但是纸草本身还是有很多纤维粗糙凸起的地方，这些地方会被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

5. 最后把这些纸草粘成卷轴，一般用面粉调糊来粘贴（类似于我们的浆糊），而且最后粘出来的边缝也会很丝滑（普利尼说和羊毛一样丝滑）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学者在第一步就犯了难：怎么才能把纸草裁开又让表面积最大呢？普利尼的原话是diviso acu，“用尖端裁开”。于是就诞生了英语学术界最有名Hendriks 1980年的纸草复原实验（Hendriks 1980 “Pliny, Historia Naturalis XIII, 74-82 and the manufacture of papyrus”）。他照着Pyramids Papyrus Institute的做法，用的是现代种植的纸草，而为了让表面积最大，他把纸草层层剥皮削开，和削苹果一样，把皮都延展了开来，变得最大。当然，他的结果，就和TeeTee说的，不尽如人意，质感粗糙，而且厚度不均匀，和古代纸草完全不一样。

但是，在他之后，纸草还原又有了新动向，大家普遍都觉得Hendriks做错了：

野生纸草发现，现代实验可以真得和古代一样，用野生原材料了（如果来巴黎，去Collège de France接待处，会看到好几棵蔫吧的植物。。。就是我导师引进的野生纸草，苦了这些小生命了，法国的穷山恶水压根不适合它们）
有了新的文本发现，公元10世纪，Ibn Al-Baytar就引用他植物学老师的说法，给出了更具体的制作方法
人们放弃了Hendriks的制作方式。因为他这么层层削皮的方法，很明显非常麻烦，而且不适合规模化生产。Daniel Delattre老爷子（研究意大利Herculaneaum纸草的专家）回归原来把纸草只是切成瓣的做法，而且强调一定要湿法操作，不能风干（Hendriks没这么做）。因为现代考古发现，必须有水，否则纸草很容易氧化，做出来的纸不白。而且纸草会大规模收缩
普利尼说的胶可能不是粘合不同纸张的，而是粘合纸草不同层的。因为虽然在潮湿环境下，纸草每一层之间都有粘合力，但是一旦风干，就会减弱。而普利尼说的20张，也不是用20张纸做一个卷轴，而是用20层纸草做厚实的纸张。

按照这种方法，索邦大学UFR des sciences de la vie就做过很成功的实验（如图）

而且和我们的纸张不一样，纸草的一面是横向的，所以和文字方向一致，也就更好写，一般文字只写在这一面上。另一面则比较粗糙，是反面，一般只有信件和文件的署名才写在这一面上。

III. 罗马人为什么不用纸草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埃及在公元642年之后就被阿拉伯人占领了，原产地没了，罗马人接触纸草就难了。我们有很多阿拉伯语的纸草，只不过是阿拉伯人统治就换阿拉伯帝国用纸了而已。

说因为卷轴被翻页的书（codices）取代的理由其实不一定站得住脚。首先，毕竟后世羊皮卷是兽皮，纸草再怎么着也比它便宜很多。而且其实纸草制成翻页纸质书的情况非常非常多，而且随着公元前二世纪之后，翻页书因为便利逐渐取代卷轴，我们也明显发现纸草做成翻页书的情况多了很多很多。所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罗马帝国（或者是拜占庭帝国）丧失了这个原产地。

bai-kai-shui-49-76 网友的相关建议:

境界的回答 - 知乎不就是拿着人家的文章进行各种脑补的天涯键盘考古学家么，典型的现有结论再找“证据”，我都数不清这文里有多少句“白皮”了，煽动情绪断章取义稻草人论证做得好，收割智商税多少人上钩呢，呵呵。

该网址可参考，所谓埃及俄城的莎草书垃圾堆是个什么货色。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在白皮自己1903年拍摄的现场发掘照片上，一个阿拉伯谢赫（就是酋长）的圆顶墓地周围居然是成堆的露天垃圾堆，周边便是沙漠。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地标。
--俺的问题是，先有阿拉伯酋长墓地，还是先有露天莎草书垃圾堆？哪位选墓地找垃圾堆中央的好风水？

中世纪的谢赫墓叠压在了土堆顶上这是在正常不过的现象，如果先有墓葬，那么意味着一个阿拉伯教长建陵墓要去平地堆出十二米高巨大的土堆，蛋疼。1920年代意大利考古队为了发掘土堆剩余部分出钱迁走了上面的谢赫墓，底下又发现了不少纸草。参考Excavating the Oxyrhynchus Philo Codex

　--一张碎成了很多片？按照这个样子，哪来那么多作品和文件？层层紧紧挤压着、混合了泥沙的纸莎草纸！最长的莎草书一张就是一卷，长达40米！太伟大了！
--照片上看漫天灰土，大把阿拉伯劳工顺利挖开露天垃圾堆，最后便是成捆成卷带标签的所谓2000年前的莎草席子，还据说连续抛弃近千年之久！从材质、地点、气候、保存状况到文字解读、内容与题材的分布，参见俺以前的多个帖子，俺只有一个结论，伪造。

哪来的40米纸草成捆成卷带标签地出土？你们民科用脑补立个靶子打好玩么？目前长达40米的纸草唯有一件就是出土于底比斯墓葬的哈里斯大纸草，根本不是Oxyrhynchus出的东西。事实上Oxyrhynchus大部分的纸草样子出土时是这样的——成千上万脏兮兮皱巴巴满是虫蛀残碎不堪的碎片，出土了大块的都要感谢上帝：

现在还有很多等待整理的碎片在博物馆仓库盒子里，跟一百年多前的状态一样。纸草的出土数量为什么几十万那多，因为小碎片多哇。

--所谓莎草书和羊皮书稿（不是鞣制的皮革，仅仅是石灰水泡去油脂后用刀刮平张紧后切边，也是容易受潮皱缩，还容易虫蛀霉变。）都可以历经千年保留下来，而且边角纤维整齐，字迹清晰如上周文物，还有包鱼或擦屁股的痕迹，居然还保留至今。

包鱼的纸草没有找到，但是的确找到了那张拿来擦屁股的纸草，上面的秽物依然清晰可见哦。

　--我国甘肃墓葬汉武帝时期的，干燥气候下的密闭墓室，出来的西汉早期麻纸地图缩成一小块手掌大的残片，像是一块土渣。这埃及倒好，50万张以上！还是在一个垃圾堆，还是露天倾倒的垃圾堆，天长日久才被风沙掩埋的垃圾堆！神迹！

如果这算神迹那中国的神迹更多，斯坦因在西北烽燧也找到一大堆在烽燧T.XII.a发现的纸质粟特文书。放马滩地图是墓葬进过水的，那么多平平整整的汉纸例子看不见，找个被水泡皱的。再说连文里都有引用不论纸张还是纸草出土后要经过回潮压平处理。垃圾堆至少从公元一世纪开始600年间一直在倾倒，平均下来这个数目奇怪么。

　--这个运河岸边的古代城市，其居民在千年跨度里不厌其烦、不遗余力、不亦乐乎地把古代宝贵的手抄本成卷成捆还带标签地运送到沙漠里倾倒，有的还有包鱼的痕迹，俺不提有机质文物在沙漠露天垃圾堆里由于温差变化和湿度变化而必然产生的碳化归宿，就是有个问题，那条鱼呢？

Oxyrhynchus干燥不雨湿度极低，纸草发现于埋藏土堆6英尺以下的深度，温差影响也十分有限，也不知道哪来的必然产生的碳化归宿，中国西北烽燧出土的两千年的芦苇席草鞋汉纸也必然地碳化了么？

--作为对比，不要说甲骨文，即使是金石文，乃至战国秦汉的简牍文书，那也不是随便什么孺子都可以众筹释读的。不信，请看四种古文老子，最长的已历40年释读。欧美天才就是多！

拿辨认希腊字母跟释读战国古文字比难度不是搞笑？人家只要求志愿者辨认纸草上的一个个希腊字母，类比于辨认中国字的笔画单位，难度并不算高。专家进行缀合和释读又是另一回事。

4 --俄城的垃圾堆里不仅有希腊经典古籍，而且所扔纸草量之巨大，50万张（纸草卷）呢，一个非古埃及一线城市的生活垃圾堆，竟然不比亚历山大图书馆逊色呢！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怎么就没有想到上这个古埃及三线城市的生活垃圾堆里淘出希腊经典古籍呢？何必再煞费苦心地从希腊人那里骗取手抄本呢！

也是神逻辑。亚历山大图书馆创立于托勒密时代远早于俄城出土的典籍，俄城的古籍版本源头说不定还是来自亚历山大图书馆。如何得出这少许数量的古典典籍和大量世俗文件的Oxyrhynchus纸草可以跟亚历山大图书馆匹敌的奇葩结论？

--文明的传承靠的就是书籍，在古代，抄写一本书籍是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更何况纸莎草纸造价不低廉且比现代纸厚多了，抄写一本书籍是要花很多的钱买很多张纸草纸，并且，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手工抄写，靠手工抄写多不容易啊，这样的辛苦付出得到的昂贵书籍，谁会舍得拼命地往垃圾堆里扔？为何不传给后代、或捐给图书馆？

又是奇谈怪论，古代纸草书在使用和保管过程中开裂了、污损了、被虫蛀了就找人抄写一本新的把旧的扔掉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料子再贵的鞋子穿烂了没法用就只能扔，纸草又没法修复。更何况大多数都是一些没啥长期保留价值的私人信札、商业契约、家庭记事、学童作业等等。埃及本地纸草并不太贵相当于工人几天工钱就买一卷，抄工也没有贵到有藏书的贵族人家请不起的地步。

俄城，发现的基本都是所谓古希腊文字著作片段，换句话说罗马人来了以后也不用拉丁文的，呵呵。

罗马帝国东部埃及叙利亚等地区希腊语和希腊语方言是民间和官方最主要的通用语，这是常识。拉丁语在埃及纸草中比较少见，最常用在与罗马公民身份或军队有关的文件中。发现的纸草的文本写作语言包括了希腊语、古埃及语、科普特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叙利亚语和巴列维语。出土中有大量阿拉伯语纸草并不受重视，整理出版也不包括它们。

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这使其难以承受陆路转运的长途颠簸，只能通过水路运输。

又是脑补。莎草纸是经不起陆运一颠簸就碎的东西吗？有请埃及导游小姐向我们展示用力抻一张莎草纸看会不会一碰就碎：

直到1962年，埃及工程师哈桑拉贾（Hassan Ragab）利用1872年从法国引种回埃及的纸莎草，重新发明制作莎草纸的技术。

这是错的，纸莎草只生长在热带至亚热带的环境中，法国的气候完全不适合生长纸莎草。事实是Hassan Ragab在1962年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引种纸莎草，先经历种子引种失败后采用根茎移植终于在开罗附近的尼罗河岸建立了四个大型种植园。1966年7月，他才成功制作出了第一张纸莎草纸。1968年，开设了纸莎草纸研究所。1979年，发表博士学位论文《Papyrus and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by the ancient Egyptians》公开制作方法。

参考：

意大利第二大海港、第三大城市那不勒斯的拿波里博物馆收藏的纸草文卷，发生自燃后已经碳化变黑，只能在借助红外线摄影技术对其进行照相处理后才能辨认。其余一些状况较差的纸草纸文卷也需采用专门的修复技术进行修缮。
--这可是地中海气候的西北意大利，也自燃了？呵呵。

这个也是谣言。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了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别墅出土的大量碳化的纸草卷子，这些纸草卷子并非自燃造成，而是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高温火山碎屑流所碳化后被考古学家发现，如果不是碳化了也不可能在地中海气候下保存得下来那么多。

Oxyrhynchus干燥不雨湿度极低，扔垃圾的居民住在哪里呢？如果3000年前也是这样干燥的气候，谁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周围有绿洲吗？有河流吗？埃及人干嘛穿过上百公里的沙漠把50万张莎草纸扔在这里？如果当时这里适合人类居住，湿润的气候不可能把莎草纸保持下来，还连续扔了1000年

埃及什么时候需要看天吃饭？埃及农业什么时候需要湿润的气候？

我们来看地图：Oxyrhynchus距离尼罗河大约十英里，坐落于干燥少雨的西部沙漠边缘，东毗尼罗河的分支尤赛夫河（Bahr Yussuf），曾经是上埃及第19个诺姆的首府。古城现在几乎被埋在沙子里，还有一部分被今天的Bahnasa镇占据。当地年降雨量不足五毫米，可以说离开尼罗河河谷一只脚就踏进沙漠，谁告诉你当地居民去倒垃圾得穿越上百公里沙漠？

Oxyrhynchus在Bahnasa镇西北方向

Oxyrhynchus北部墓葬区的鸟瞰图可以更清楚展示这种沙漠和河谷交界地形，图片来自25 anys de treballs a Oxirrinc (El Bahnasa, Egipte)

teetee-40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目前还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虽然有老普林尼的记载（HN 13.74–82），但我们尚无法完整还原莎草纸的制作过程。

目前还原度最高的是Hendriks和H.Ragab两人做的草纸，但也就是勉强可以用于书写的程度，无论在质感还是厚度上都和实物都有不小的差距。

（咱们感受不到，就用灯箱上拍的照片比较一下。）

这两份是Hendriks和H.Ragab的草纸

这是考古发掘的实物

（图片引自Bagnall, 2011）

按Roger S. Bagnall的话说，“任何人只要一碰这些草纸就会知道某些地方出了差错”

所以各位其实没必要担心出土草纸的真实性。

草纸还原领域目前有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便是老普林尼的记载本身未必正确。制作莎草纸必须使用新鲜的莎草茎杆，工厂为了取材便利大多位于下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但根据他本人的自述，老普林尼从未去过埃及。因此，他的记载很可能是摘录自其他已经失佚的作品，其可靠性和完整性自然也就无从考证。

另一个因素则是文本本身存在的歧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3.74的第二句：principatus medio, atque inde scissurae ordine.（“中间的部分最好，然后从中间依次递减”）。这句话既可以理解成“材料的品质从茎的中心向表皮的方向依次递减”，也可以理解成“从茎杆的中间部分向两端依次递减”。单纯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是前一种更接近原意，因此《博物志》几乎所有的翻译版本都采用了前一种理解（比如04年出版的Natural history, a selection里的翻译是“The quality of the papyrus is best at the centre of the plant and decreases progressively towards the outsides.”；1945年H.Rackham的翻译版本是“The quality of the papyrus is best at the centre of the plant and decreases progressively towards the outsides.”；1855年John Bostock的翻译版本是“ That of the first quality is taken from the centre of the plant, and so in regular succession,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division. ”）。但现代考古学家的实际测量却发现茎杆的下部汁液最多，也最容易切成薄片，位置越高汁液含量越少，而在水平方向几乎没有差别（Bülow-Jacobsen, 1976），因此草纸研究领域的学者往往都采纳后一种理解。另一批考古学家分析了埃及的芦苇毛笔和希腊的芦苇笔(κάλαμος) 在不同纸张上的书写效果，发现茎杆中段做成的纸更适合芦苇毛笔 (Tait, 1988; Delange, 1990)。老普林尼的记载或许是参考了某份埃及法老统治时期的文献，并不能反映写作时的真实情况 (Thompson, 1965)。这一处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这一处外还有很多很多歧义（见Hendriks, 1980; Lukaszewicz, 1997. 也可以自行比对文末来自H.Rackham和Bagnall的两种翻译版本），而且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歧义尚未被identify出来。

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有没有考古发掘&发掘出了多少？

答案当然是有，到2011年为止发现的希腊语以及拉丁语草纸大约有4万3000份。目前有很多的草纸合辑（比如DDBDP，HGV。。），不过基本都是各个大学、研究机构自己在做，还没有类似CIL或者IG那样把所有草纸整合在一起的合辑。

我不是做papyrology的，了解有限。这里贴两个我平时会用的在线资源，抛砖引玉：

papyri.info: resources

Advanced Papyrolog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PIS UM)

纸质文献方面可以看一下这份checklist：

Checklist of Editions

看到有其他回答提到，我就多说一句。莎草在埃及的野外消失其实并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军事失利，而是因为帝国晚期莎草纸卷轴逐渐被另一种文字载体——抄本（codex），所取代了。

上图为现存的古代作品中莎草纸卷轴（roll）和抄本（codex）的数量，可见抄本取代卷轴是一种早在二、三世纪就已经开始的趋势。来源：Leuven Database of Ancient Books，https://www.trismegistos.org/ldab/graphs.php

虽然抄本也有一部分是由莎草纸制成，但相比于羊皮，草纸的边角更容易磨损。因此以草纸制成的抄本往往需要加木框或者皮框保护，不仅不易携带，而且反倒提高了成本。

用于制作草纸的莎草（Cyperus papyrus L.）是一种源自赤道非洲的植物，而且必须生长在沼泽或者“不超过两腕尺（约合90cm）深的水池中”（HN 13.71）。随着人们对草纸的需求消失，当地人也没必要再费心筑堤养殖莎草，这种植物自然很快就从周期性泛滥的尼罗河流域消失了（Bagnall, 2011）。

有生之年，我竟然能在知乎上遇见papyrology大佬！！！

各位读完本文请一定要读一下 @石晨叶的回答，看看隔壁法语学圈的最新成果

这真是破乎史版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不止能给大众科普，也能让我们这些大洋彼岸搞其他领域的了解到papyrology领域的最新成果（各位不做ancient studies真的很难想象各个语言学圈、领域之间的barrier有多深）

呼～～平复一下心情

最后说一下两文的些许分歧

（1）莎草的产地

按照老普林尼的说法，莎草的产地不止限于埃及，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也有生长。

“莎草也生长在叙利亚的边境地区……最近人们发现巴比伦幼发拉底河附近的莎草也可以被用于造纸。“（HN 13.73）

（2）codexfication（抄本化）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还是蛮清楚的，虽然5世纪之后作品（指圣经、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等等这类能出书的，上面贴的柱状图也只反映这些体裁的情况）大多变成了早期抄本的形式，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大量书写在草纸上的政府公文和私人信件，草纸的公文和信件完全消失要等到9世纪前后。所以其实欧洲人是能买到莎草纸的（在那么早的年代搞禁运其实也不大现实，将近一千年以后的拿破仑都没能做到）。

（3）横向草纸放在上层的原因

Bagnall说他在亲手测试后觉得横向草纸和竖向草纸在书写方面差异不大，而且很多出土的草纸也是正反两面都用，所以他的理论是：草纸的正面会被卷在卷轴内侧，竖向草纸比起横向草纸被卷在内侧更容易损坏。

当然这个和codexfication（抄本化）的原因都是延续了很久的学术分歧，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这里单纯就是列举一下不同的观点。

参考文献：

Bagnall, R. S. (2011).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ülow-Jacobsen, A. (1976). Principatus medio. Pliny NH XIII, 72 sqq. ZPE 20: 113–116.

Delange, É., Grange, M., Kusko, B.H., & Menei, E. (1990). Apparition de l'encre métallogallique en Egypte à partir de la collection de papyrus du Louvre. Revue d'Égyptologie, 41, 213-217.

Hendriks, I. H. M. (1980). Pliny, Historia Naturalis XIII, 74-82 and the Manufacture of Papyrus. Zeitschrift Fü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37, 121–136.

Lukaszewicz, A. (1997). Diviso acu. Was a Needle Used in Papyrus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Juristic Papyrology 27: 61–67.

Ragab, H. (1980).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papyrus (cyperus papyrus. l) et À sa transformation en support de l'écriture (papyrus des anciens). Cairo: Dr. Ragab Papyrus Institute.

Thompson, E. M.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y. New York: Thompson, E. M.

Tait, W. J. (1988). Rush and reed: The pens of Egyptian and Greek scribes. Athens: Greek Papyrological Society.

H.Rackham版本的翻译：

Bagnall (Oxford Handbook of Papyrology)提供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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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政府的水平害死了多少人。

相比之前的两次，这次事件里医院可以说是毫无责任，责任完全在西安政府。有人认为医生应该受到道德谴责，这实在是过分了。在院内出现疫情后停诊、封院清查，或者是改造、调整医院功能是非常负责任的，也是对抗疫情积累的经验。如果院感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这位先生是由于主动脉夹层去世的，这需要手术治疗，而且不是小手术。

交大一附院、陕西省人民医院由于疫情封院，友谊医院院感威胁且水平较低无法处理。第九医院直接接诊，体温都没测完，然后不幸发生。

这四家医院都没有什么责任，那么责任在谁呢？救护车为什么会不知道交大一附院和陕西省人民医院封院？

连急救人员都不清楚，你难道指望人民群众能自己搞清楚？

刚刚看到有答主认为不应该投入如此多的资源用于新冠，特别是轻症新冠的治疗，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治疗”新冠本身并不消耗很多医疗资源，真正消耗医疗资源的是隔离患者占用的床位和相应配置的医护人员。

除此之外，并非所有医院都能做到完善的隔离，为了控制院感，大部分的基层医院根本不能在疫情期间开放。这次西安疫情中，陕西省人民医院已经被确定为新冠定点医院。这基本意味着这个医院就对普通患者离线了。无论是西安还是武汉，“绿色通道”喊得震天响，也变不出更多三甲医院来。

压制新冠必须有充足的床位和基层医护人员，一旦医疗体系被击穿，院感和社会面的大规模爆发将不可避免。这一点武汉的初期和现在的欧美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清零不绝对，等于绝对不清零。什么“轻症居家隔离”都是废话，没卵用。

西安政府的错误在于极端拉胯的应急预案、信息互通水平和调度能力，并不在于清零政策。如果我们想过正常的日子，清零就必须执行下去，直到新冠真的成了“流感”。

顺便再劝一下西安政府，不要再砍公立教育和医疗了。偌大一个雁塔区，居然要靠兵器工业集团的三乙医院死撑接诊。喊得震天响的高新区，一家公立三甲都没有。吸取教训吧，这次有他们，你们再折腾，下次靠谁？

gao-wu-fan-44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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