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托马斯·哈代？ 第1页

小说家

最伟大的悲剧大师

哈代望向倒塌的村庄，背对人群离开。

世人惋惜短寿的诗人，但哈代活到近九十岁，经历世纪更迭，在那个年代是高寿，可他的痛苦也源于此。他亲眼目睹了两次工业革命、二月革命、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生横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他是英国乡村的守夜人，却在晚年成为落后作家的象征，哈代命定要看到先辈信念与遗产的灰飞烟灭，而他无论多么努力，也终究赶不上历史的车轮。

身处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哈代却把一半的生命留给乡村。六十年代，他曾闯荡伦敦，但五年过后，他又回到故乡，并在那里开始自己的长篇创作，于1871年写出第一部长篇《计出无奈》。哈代笔耕不辍，在小说领域大步向前，直到1896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转型——从小说家到诗人。他书写着宗法制社会的失落、农村田园的悲歌，却把自己留在落寞之地，这种矛盾贯穿他的人生，也映照他的写作。而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从多塞特郡寻觅。

多塞特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海岸，该郡是农业郡，毗邻大荒原。哈代出生于这里的多切斯特县博克汉普顿村一个石匠家庭，他的父亲是石匠，母亲则是颇有涵养的家庭主妇。如今，在坐落于多切斯特市中心高街的博物馆里，还存放着许多哈代的文学手稿和生活用品。多塞特郡是哈代的写作素材来源，故乡的一草一木被他铭记于心、刻在小说，于是才有了《德伯家的苔丝》这段清新洁净的文字：“在他身后，重山莽莽，阳光灿烂地照射在广阔的田野上，使整个景物毫无遮掩的呈现在眼前，一条条小路白晃晃的，一排排树篱低矮地盘结着，大气清澈无色。”

哈代的诗歌在英国文坛颇有赞誉，但助他扬名于世的还是小说。哈代认为自己的小说有三大类：“传奇和幻想作品”、“机巧和实验小说”、“性格和环境小说”，他最拿手的是第三类，出的杰作也最多，如《绿林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

潜意识中，哈代感到“性格即命运”，他笔下的人物追随这个设定来行动。《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的悲剧源于其性格的坦诚与殉难式的热忱；《卡斯特桥市长》里，迈克尔·亨察尔倔强偏执、好狠好斗，最终一无所有、葬身荒原；而《远离尘嚣》的特罗与加布里埃尔，他们一个是信奉利己主义的资本家，一个是抱定小农思想的农村守护者，他们的命运也由此而成。

在一桩桩悲剧中，资本与机器的闯入成为导火索，旧的宗法制社会模式土崩瓦解，英国乡村出现了一批“夹在时代裂口”的人，他们往往是悲剧的承担者。而在哈代看来，那些种下悲剧的人，表面上都源于道德败坏，但如果追问这普遍的道德败坏的起源，便与英国迅速变化的社会风尚有关。

活在维多利亚时代（1851年-1901年），如同中国的开元盛世，哈代感受着一个帝国的光荣与隐忧。经历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维多利亚人信兴高涨，浪漫华丽的乐章奏响科学进步的颂歌。当英国的领土达到了3600万平方公里，经济占全球的70%，贸易出口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和，哈代却看到了大工业时期农村社会的瓦解、阶层的贫富分化和社会道德观的松动与裂痕。

作为一位写实派作家，他的小说不遗余力地反映工业文明对乡村体制的冲击。《还乡》中，爱敦荒原是农村宗法制社会的象征，而新兴的工业文明却吸引了那里的“叛逆男女”，结果，每一个逃离它的人都落入悲剧；《卡斯特桥市长》中，富有古罗马气息的卡斯特桥市被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道德因此变化；《德伯家的苔丝》，苔丝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爱情，盼望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最后却死于人民的嘘声。哈代不仅将时代写入小说，还让时代成为改变人物命运的符号。

他与发达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背道而驰，怀揣着勇气追问弄潮儿的道德与社会责任。但他不是一个保守的道德分子，恰恰相反，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颇有微词。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道德保守的时代，法官何帆在《淫书、黄片和法院》中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连自慰都可以成为犯罪，性话题更是成为普遍禁忌。公然讲出“胸脯”、“大腿”等字眼，也被视为猥亵。如果你在英国人家里做客，主人用一整只鸡待客。主人分菜时，绝对不能像今人说话那么直接：“请问你要吃鸡胸肉，还是鸡腿呢？”而是要婉转地问：“你要吃白肉呢，还是黑肉？” 这里，白肉指的是鸡胸，黑肉则是鸡腿。”谈话中不能公开说胸和大腿，甚至女性在公众场合露出脚踝被视为不雅，可见时人的保守程度。

哈代的道德感在于对弱势者的同情与伪善的揭露，以及对父权社会的自觉反省。由此，他获得劳伦斯与伍尔夫的赞颂。劳伦斯是典型的“文学浪荡儿”，《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就是他的作品，而伍尔夫不仅仅是意识流的大家，也是著名的女权运动捍卫者，眼光十分前卫。劳伦斯认为“（哈代的小说）将人类的意识所把握和构建的小道德体系置于大自然或生活本身那庞大、难以理解并且是不可理喻的道德体系之中，它超越了人的意识”，而伍尔夫说：“托马斯·哈代是“英国小说中最伟大的悲剧大师”。”这绝对是很高的评价。哈代具有思想上的自觉，他不但反叛了自己青年时期信奉的“上帝”，也在为追求自由的女性施以援手。

守夜人

绝不单纯唱挽歌

支撑哈代的是进化论。青年时代，他就关心进化学说，成为《物种起源》的热情拥趸。休闲时间，他积极阅读达尔文、赫胥黎、休莫、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著作。分别在1911年和1924年，哈代列出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人物，其中就有上述几人。他曾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安排苔丝吸收赫胥黎的思想，也曾在《列王》里引用斯宾塞的“第一原则”问题，在1922年《新旧抒情诗集》的序言中，他再一次承认自己对进化论的欣赏，他引用《在黑暗中》的一句诗:“假如有路通往善，就急需要考察恶。”进而表达自己的“进化的社会向善论”。

然而，哈代不认为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这必然中还有偶然的成分。勃朗宁说：“只少了一点点，就有无穷的不同。”哈代曾在小说中引用了这首诗，在他眼里，人的命运乃至宇宙的活动都由千千万万的偶然织成，这些偶然统摄于一个大的必然关系里，又在其中影响着事物的微妙联系，哈代小说的悲剧是由大的必然与小的偶然融合的结果，但小的偶然却在一瞬间产生关键作用，如《德伯家的苔丝》中克莱的回归。

也是进化论，左右哈代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判断。生于那个时代，大都市的巨大震颤令哈代印象深刻，与伦敦、曼彻斯特相比，多塞特郡仿佛一个“失落的世界”，哈代不无忧虑地感到——生产力落后的农业文明注定被工业文明所取代，似多塞特郡这般乡村世界正走向消亡。他当然意识到乡村世界里观念保守、封闭的一面，但他对故乡清新洁净的风光和自然所浸润的淳朴生灵念念不忘，一些神圣的东西正在巨变中消亡，而哈代只能是河流的旁观者，他不会也不能改变河的流向。

他绝不是一个单纯唱挽歌的人，他对古朴乡村怀着一份复杂的感情，那里不只有善，还潜藏着人性深深的恶。童年时期，哈代就感受到了乡村的贫穷与狭隘，那里多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亲戚，教育的缺席让当地人文化素养堪忧，而普遍的低收入折磨着辛勤的劳动群体，一些人为求生计，早已离家出走。谢天谢地，哈代的母亲开明大度，早早为自己的儿子争取珍贵的受教育机会，新创办的乡村小学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知识的曙光。

于是在哈代的笔下，既有小桥流水人家式的自然风光（《苔丝》），也有保守落后、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爱敦荒原（《还乡》）。生活于此的人渴望拥抱现代生活，从乡村到城市成为他们奋斗的路径。比如《还乡》里的游苔莎，她“想享受到所谓的人生——音乐、诗歌、热情、战争和世界的大动脉里一切的搏动和跳跃”，她恨爱敦荒原，“这片荒原就是我的苦难，就是我的冤孽，将来还要是我的追命鬼。”为此她必须逃离到爱敦荒原外的世界。无独有偶，《还乡》的另一主人公克林不满于爱敦荒原的封闭落后，也有意通过建立学校、发展教育改变它。

但是，哈代对这种改变却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游苔莎被毁灭了，克林失败了，古老的爱敦荒原依然古老，和谁都不争的文恩反而收获幸福。哈代看到了个体面对大环境的无力，却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路径，而那些渴望冲破环境的青年男女，最后不是走向幻灭，就是皈依宗教。

宗教是拯救小说人物的重要方式，这与哈代的经历有关。多切斯特县有一处教区教堂，由于父亲和祖父皆为教堂里唱诗班的成员，哈代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的宗教知识和对耶稣基督的虔诚，那处教堂也成为了他的内心“最神圣的地方”。

但哈代对基督教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青年时期，他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早期作品《绿荫下》中，他以故乡的教堂为蓝本展现出教堂优美恬静的氛围，他还曾对朋友说:“在乡村，假如没有教堂，就没有一切生活。”这时候，哈代赞颂基督徒的博爱、真诚和牺牲精神。从六十年代开始，他对上帝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进化论对基督神学的直接挑战更让他左右为难、无法回避。于是，在《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淡化了自己对基督神学的尊崇，转而讴歌人文精神，为争取自由、追求个性甚至反叛基督教道德观的女性唱赞歌。到后来，哈代说:“我对上帝的寻找已经有五十年了。如果他存在，我早该找到他了。”他对上帝已经怀疑。但是，晚年的哈代又在追忆基督教的神圣传统，也为自己失去旧日信仰而彷徨。1908年，他写了一首《上帝的葬礼》，流露出自己对信仰失去的伤感与落寞。哈代试图寻找一个新上帝，到头来，他的答案是“造物主”，但这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诗人

伤痕穿透我的心

哈代渴望了解未知事物，包括古老的东方世界。但对于中国，他知之甚少。他很少谈到中国，当徐志摩于1925年7月访问他时，他问徐志摩:“你们的诗用韵不？......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哈代曾被教士莫尔德邀请来华，但他感到不便，没有前去，终其后半生，他都留在自己的母国。不过，哈代对东方的宗教颇有敬畏，他认为:“在宗教方面，东方的民族似乎比我们西方要古老得多。他们对待我们的说教，定是怀着一种欣悦的诧异，犹如大人对待孩童的新闻和说理。”

徐志摩对哈代在中国的推广功不可没。在1923年11月10日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上，他翻译了哈代的诗歌《她的名字》和《窥镜》，“哈代”这个译名就出自他的手笔。同年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他又翻译了《伤痕》和《分离》。徐志摩对哈代推崇倍至，甚至认为“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他，将哈代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相提并论。

在中国，哈代最有名的小说是《德伯家的苔丝》，这还要感谢一位译者——英国古典文学专家张谷若先生，他是哈代和狄更斯的“东方知音”。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所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销售一空。八十年过去了，这个译本依然鲜活，即便是对哈代一无所知的读者，也会被它深邃的美感所折服。

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里塑造了经典的女性人物苔丝，这也是其“性格小说”中的典型女性。和游苔莎一样，苔丝出身于一个与世无争的乡村，却又对外面的世界心向往之。她渴望一份真挚的爱情，敢于挑战陈规陋俗，命运却一次次辜负和玩弄她的勇气。先是被纨绔子弟亚历克·德伯强奸，又是在工业社会中受挫，好不容易拥抱爱人克莱，可在新婚之夜，自己的坦诚却让克莱蒙羞，二人从此分居，克莱远赴巴西，苔丝陷入困窘，面对亚历克·德伯的二度纠缠，她选择寄居篱下，但是，当克莱怀揣着忏悔归来，他却又面临了新的思想斗争。最终，崩溃的苔丝杀死亚力克，自己被处以绞刑。在这篇小说中，哈代用一个副标题表现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苔丝是“一个纯洁的女性”，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很激进的事，因为苔丝不但失去了贞洁，还犯下了杀人大罪，可哈代却公然为其辩论，她的肉身被污浊，道德却比大多光鲜男子更纯洁。

哈代守护着一个失落的过去，却又积极拥抱新锐思想，这种观念上的矛盾直接影响他对角色的处置。无论是苔丝还是游苔莎，追求自由、反抗旧俗的女性都被哈代赋予光泽，从她们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可等待她们的却都是悲剧收尾，哈代激赏他们的勇气，却不看好他们的反抗。“反抗而无用”熔炼出哈代小说的悲剧底色。这就难怪女权主义者伍尔夫肯定哈代，却不欣赏他对反抗的女性的“处死”。

伍尔夫也不欣赏哈代的性别观念。尽管哈代表面上讴歌新女性，但他仍无法摆脱传统的男女性别气质的建构，他对女性的看法仍有典型的父权社会色彩。所以“不论芭斯希芭多么妩媚动人，她还是个弱者，不论亨察尔如何顽固不化，误入歧途，他仍是个强者。”

小说引起的真大争议一度让哈代疲惫，《无名的裘德》后，他转投诗歌。20世纪前，哈代是一位小说家。20世纪后，哈代是一位诗人。他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诗歌，发表了《威塞克斯诗集》《今昔诗篇》等8个诗集，在诗歌上，哈代的诗结构工整、格律讲究，融建筑美学于诗，每节起句与末句高度呼应，形成一种回旋式的音乐美。哈代的诗歌中，短诗《伤痕》尤为知名：

I climbed to the crest,

我爬上了山顶，

And, fog-festooned,

回望西天的光影，

The sun lay west

夕阳在云彩里，

Like a crimson wound:

如一个血红的伤痕

Like that wound of mine

好似我自己的伤痕

Of which none knew,

无人知晓，

For I’d given no sign

因为我不曾袒露

That it pierced me through.

谁知这伤痕伤透我的心。

这首诗工整质朴、融情于景，意象新奇而凝重，既是哈代面对夕阳的一时心境，也如同他这一生的写照。他总是在卖力地跟上时代又眷恋地回头，亲眼目睹向往的东西被打破，也感受着激情退却后的落寞。他是一位小说巨匠，却也是一位矛盾的诗人，咏叹着自己的无助与悲伤。

此时，哈代还创作了英语文学史上最宏伟、最浩瀚的史诗剧《列王》。诗剧共分3部、19章、133场，分别发表于1903年、1906年和1908年，运用了散文、无韵诗和有韵诗。哈代在史实基础上诉说威塞克斯人对战争的态度，并借助神明的启示，传达自己的价值理念。哈代认为：宇宙被一种不知善恶、冷酷无情、没有知觉的“内在意志”所支配，它随时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而个人在它面前如此渺小。显然，《列王》再一次体现了哈代的宿命论。

哈代的史诗令他达到又一个顶峰，但新潮诗人决定数落他。在那个现代派崛起的年代，哈代被艾略特等人列为过时的象征。时间给予公正的评判，到如今，哈代的诗歌仍煜煜生光，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唱时代的反调，倔强如斯。当维多利亚时代落幕，哈代在反思；当一战的炮火打响，哈代在反思；当帝国沉浸在胜利的歌声，哈代仍在反思。但他终有停止思考的一天，一如伟大的的帝国终会倒塌。1928年1月11日，哈代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市去世。按照遗嘱，他的骨灰留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心脏则安葬于故乡的斯廷斯福德教堂墓地。葬礼过后，历史的车轮继续转动，只是少了一位背道而驰的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