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群众对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第1页

声明：

1、我回答的是：“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2、我摘录资料只为分析“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请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或者至少看完本文。文章不看完就瞎扯的喷子请出门右转找卫生间。

一、

河北省晋州市有一个号称全国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同时挂周家庄乡的牌子）。这里依然在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上工，按劳统一分配收入……当地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工分”，这个历史上吃大锅饭的标志，如今依然在周家庄发挥“余热”。在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周家庄生产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 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乡办阀门厂的去年纯收入达到2549万元，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5元多，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就分到了2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雷跃清是乡政府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1万多块钱。”张顺说，“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我们严格执行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原则，分配基本体现了多劳多得。”王月双介绍说，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8年，周家庄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了5.03亿元，公共积累余额2.9亿元。“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下次就会分配分值高的活。记者了解到，2008年全年，该队社员全年累计出工数，主要集中在230个到250个之间。冯平均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

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是其第一任书记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此后经多次调整、细化形成了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由于能够较好地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到1982年因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但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的大政策之下，当时河北省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给县委书记的一大任务就是把周家庄公社解散，把土地分掉。拖不下去了，雷金河开始四处奔波向上反映情况。据传雷金河在抗战时期就是威震敌胆的民兵队长，作战英勇，与当时驻扎冀中的彭真、吕正操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有生死之交，这也成了他能顶住巨大压力的资本。后来，还是雷金河向当时的河北省领导保证：“不分包到户，社员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户的农民。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雷金河也确实做到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体制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82年实行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社员看病“小病不出生产队、中病不出公社、大病不误诊”，公社卫生院被石家庄市卫生局授予“标准化医院”。……逐步实现了12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多年来周家庄乡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晋州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晋州市农民纯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庄乡人均分红5609元。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成了4000亩红地球葡萄、3000亩鸭梨出口、1000亩高档苗木和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

事实上，如果不带任何偏见来认真阅读来源不同的这几段文字，就能得出本问以至关于人民公社很多问题的答案。

二、

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我重点关注的：“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所得工分一目了然”，“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

这实质上就回答了“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农业在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内，除大规模机械化的粮食生产外，其生产活动大都是分散的、非标准化的，农业工业化程度越低情况越严重。在高度智能化农机和工厂化农业普及以前，这个情况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变。这就意味着：在未工业化或中、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有效地监督、管理和合理的绩效考核，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对管理人员素质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所以，目前世界上发展比较好的集体农业主要有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荷兰农业合作社，丹麦农（牧、草）业合作社，等。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组织方式不同、严密程度不同、发展基础和方向不同：有的比人民公社更左但正在改革，有的较为松散却在进一步紧密化。但其共同点是：国家工业化程度高，成员受教育程度高，农业科技水平高。而且这些集体农业除基布兹外大多采用上合下分的形式，即在整体生产的组织上是集体合作甚至是集中统一的，但下面具体生产的组织上是分散的，仍是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周家庄人民公社是如何制定出了这么一整套“数字化”管理方案，如何执行下来，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的，相关资料太少，我也很好奇。

但是，以中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盲之众，交通通讯之难，工农业之落后的情况，这套“数字化”管理方案对绝大多数公社都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以曾有人不相信的“公社时期隐瞒耕地”的情况为例。其原因除主观之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建国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社千多社员中一个识字的也没有，造成了当年的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极低，他们也许能密切联系群众，能鼓动群众，但要组织管理却没个章法，只能“一窝蜂大呼隆”，这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况要到60年代后期，知青下乡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普及，大量高小生和初中生进入社队管理层后，才开始缓解。

所以，当年土改和公社确定面积划分耕地时，因为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市石（市担）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2亩田，那面坡常年产70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35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包产到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12页。）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这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农经报表耕地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真正全部完成后才会统一。

连农业生产的根本——耕地的管理都只能如此，其生产组织的粗放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就执行不了“数字化”管理方案，做到有效地监督、管理，合理的绩效考核。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对当年的中国农村而言，是必要的，但也是超前的。

必要性论证：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三、

“逐步实现了12项福利，主要有：六十岁老人津贴制、“干部”退休制、五保户残疾人供给制、军烈属优抚制、社员水电医疗优惠制，基本食物配给制等”

“超前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超前消费”。1980年以前绝大多数公社的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等肯定远远不及周家庄，但是，即使只是那些最初级的体系：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农村初级保障体系（五保户、福利院等），相对当年的生产力都或多或少存在“超前发展”、“超前消费”。公社社员生活水平较同时期的市民和工人肯定更为困苦，但是相对解放前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提高很大。所以，在《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对新中国颇有微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却在《以自由看待发展》、《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如喀拉拉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整体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来阐述论证其“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观。如：

“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1979年，印度的人均寿命大概只有54岁，也就是说比中国的68岁少了14岁。……1979年，喀拉拉邦的人均寿命是67岁，中国是68岁，但是现在它已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均寿命大概是75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民医疗保险在喀拉拉邦被保留了下来，中国某些保留了同样做法的地区也取得了类似的良好成就（甚至比一些大城市的情况还好），但整个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1979年，中国与喀拉拉邦的婴儿死亡率都差不多，大概是3.7%左右，但是现在，在喀拉拉邦农村与城市加起来的全部人口中，婴儿死亡率只有大约1.2%，大大低于中国的数字……在印度中央邦，婴儿死亡率竟达到7.6%，奥立沙邦、印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数字与此非常接近。事实上，印度的婴儿平均死亡率是5.8%，比中国的2.5%高得多”……“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成人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差别不大”……“印度的营养不良的程度，要远甚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非洲各地有20%到40%的儿童营养不良，而印度各地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则为极高的40%到60%”。其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消除贫困情况等等数据均有类似情况：1980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公社时期的这个“超前消费”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远远不及北欧福利社会，部分公社甚至只能守住不饿死人的底线，但这在饱经战乱饥荒的农民眼中已经是不错的保障了。“怎么懒也不会饿死”+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催生出了“懒要懒到住（方言，到极致的意思），政府有照顾”的“名言”。

四、

“周家庄公共福利体系，主要是靠着乡里的11家集体企业支撑着”

这是有集体企业（社队企业）支撑的公社，如果是没有社队企业的公社，农业生产效率本就远低于工业，在承担“以农补工”之余还有“超前消费”，不堪重负也就成了当然。

王丹莉《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税费制度演进-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引用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数据并分析后认为，1949年以来农民税费负担（农业各税+集体提留，但不含农产品统购统销之类的剪刀差隐性税收）变化可以粗略地被划分为几个时段：1957年以前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大致维持在10%—20%之间。1958年成为建国后农民税费负担的第一个拐点，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先陡升后陡降，1960年到1979年税费负担与农民所得之比基本维持在20%—30%之间。1980年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直呈下降趋势。其间1985到1989年税费负担/农民所得大概在10%左右。

其中，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各税/农民所得比例实际在逐年下降，在正常运作时期最高为1964年的9.61%，最低为1980年的4.05%，平均为6.83%，23年合计657.17亿元。但与此同时，为维持赤脚医生、民办中小学、农田水利、四级农科网等的运转，集体提留却在此期间大幅增长，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提留/农民所得平均为16.87%，是农业各税两倍多；在66~69年四年数据欠缺的情况下达到了1293.3亿元，是农业各税近两倍。这使得公社时期税费总和与农民所得之比达到25.84%，远高于之前的13.93%和之后1981~2000年的8.01%（农税1.94%提留6.07%）。

综上所述，在公社后期，除“剪刀差”等隐形税收外，农民为工业化直接提供的资金粮食等已经大为减少，所负担的主要是“超前消费”的各体系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对农村有大量补贴补助，单以当年公社农业生产的正常收益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即使只是最初级的体系。这也是公社解体后对工业体系运行影响很小，反而是农村自身的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纷纷趋于崩溃的原因。

通过农业税粮、剪刀差各种方式为工业贡献了8000亿（人大荣誉教授袁瑞珍观点）之后，“超前消费”的沉重压力挤占了农业各税减轻后让出的空间、压缩了公社积余。尤其是缺少社队企业的公社，或人员学历较低，或管理不善，或自然条件较恶劣，或基础设施改造维护难度、投入大的公社；可能经多年努力发展但因集体提留也随之迅速增长，导致公社积余不增反减，这本身就是对积极性的挫伤。而没有足够的积余，就更无力在保障“底线”的同时，拉开各层次技术人员、积极分子的收入差距，建立物质激励机制。仅仅纯粹的精神激励机制是没有办法长期地维持积极性。

五、

无力拉开收入差距，也就是：最好也就吃饱干饭，最差则“怎么懒也不会饿死”，而且都是同样的最基本的医疗教育保障等的“均贫社会”；再加上最关键一环：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煮成了人人诟病的大锅饭。

所以，人民公社作为一种临时措施，其强大、迅速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是“盘剥”农村，兴建农田水利和农技、农机、良种推广，建立规模化工业原料基地等所必须的。但是“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是人民公社的两大弊端。“政社合一”目的就是“以农补工”，这就使人民公社非但不能象基布兹和荷兰、丹麦农业合作社一样得到补贴和扶持，反而要被“盘剥”，更加重了因“超前发展”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所造成的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这就是“当初的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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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本文就应该结束了，但为免误会，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

1、“超前发展”并不是“拔苗助长”，当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可以在新机制下较在旧机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长，“超前发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维新。

2、“工业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包括对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所以我赞同“比起单单经济发展本身所能提供的前景来，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观。

3、在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中，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的建设相对当时的生产力，是超前的，但也是非常必要的，对生产力和人员素质具有极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4、就以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为例。通过社队大力兴建民办中小学校，中国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109.3万所，是1949年（34.7万所）的3倍；1977年中学数量达到历史峰值20.1万所，是1949年（4.0万所）的5倍；1979年高中毕业生达到历史峰值726.5万人，是1949年（6.1万人）的120倍；小学毕业峰值年人数达到1949年40倍+各种“扫盲班”，文盲率从80%降到了20%。然后……在包产到户后最辉煌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4亿吨的1984年，因家长短视+“积极性高涨”纷纷要求学生缀学回家务农，高中毕业生居然暴跌到189.8万人！高中和小学毕业生分别比峰值锐减73.9%和22.5%！此后再加上因农村提留征收困难导致民办中小学无力维持而大量关闭，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大倒退的局面，从1983年始，整个80、90年代高中毕业生人数徘徊在190~260万上下，仅有1972年以前的水平；直到重新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加借宿制和各类补贴后，2006年高中毕业生人数才恢复到727.07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中最大的败笔。数据来源：

5、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超前发展”的农村基础教育体系（民办中小学校），上世纪的中国农村，每年数十万高中毕业生才是正常状态，而不是数百万！如果没有“政社合一”的行政指令，我绝不相信当年的合作社能有如此长远眼光，自觉自愿地勒紧裤带地“超前发展”并供养这么一大批“小农”眼中的“闲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

能“超前发展”建设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这就是人民公社不可替代的优势。“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既是人民公社的最大弊端，也是最大优势。

现代战争中白刃搏杀始终是落后的，当我们飞机大炮都有了的时候，当然是必须被改革掉的；但是，你不能以此认定当年白刃搏杀是错误的。同理，“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始终是弊端，在1980年是必须改革的要素；但是，你不能以此认定当年的“政社合一”和“超前发展”是绝对错误，完全不应存在的。

《以自由看待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所例举的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情况等数据均有类似情况：1980年以前，中国超越印度和扩大优势，1980年以后至成书前，印度缩小差距。所以，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在书中将公社时期中国和印度个别邦作为正面事例，印度整体及之后的中国作为反面事例。事实上，中国农村的这些窘境要一直到2003年“以工补农”政策确立后，有钱重建、提升农村基础医疗、基础教育等各体系后才开始改善。

6、“包产到户后积极性高涨”在短时期内以户为单位的子系统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对整体和长期而言则未必。在“前景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的社会发展上，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农村基础医疗体系、农村初级保障体系毫无疑问是全面倒退；在经济发展上，农田水利体系、农技推广体系逐步瓦解、余辉散尽之后，农业农村尚未走出80年代就失去了光彩，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共识。

所有一听到“人民公社”就高潮，认为“包产到户”是必然和完美的人，不知是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或是认可“人有多积极地有多高产”？

7、周家庄人民公社仅是特例，当初的人民公社大多积极性不高，不如包产到户后，这我承认；人民公社问题多，问题严重，管理者文化素质差，政企不分，制度不完善，管理僵化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这些我都承认。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永远也不可能有的——就是利于农技推广，利于产业化。只要它有这个优点，即使有再多的问题，在完成历史使命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之后，在参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进退自由、自主经营、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制度改革之后，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的前景。

而无论包产到户有多么美好，只要它不利于农技推广，不利于产业化，它就是没有前途的绝路。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 知乎

8、坦白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前景，我并不乐观；对中国现在大力提倡的各型合作社的前景，我也不乐观。一是类似荷兰的《授权合作社法》等那样，明确合作社架构和运作规则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法律政策制度体系依然难言健全；难以维持和加强成员对合作社的控制，实现对成员有效管理，为创新制度提供空间。二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发展，无一不依赖于政府补贴和扶持，而在这方面中国力度远远不够，方式也有问题。三是周家庄人民公社的一些制度明显存在问题，需要改革完善。再加上近年工业的不景气及前述因素，一旦“11家集体企业”出现问题，对其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真正在运行的生产型合作社，同质性、较松散的如蔬菜合作社等也许有几个发展较顺利的，但如荷兰、丹麦、以色列类型的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又发展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国内是一个也没见识过；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虽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写入文件，但系统探讨在社员异质性情境下能强力协调整合生产的农民合作社的管理问题论文仍然极为鲜见，更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就连周家庄、南街村、华西村等已经具有相当基础的农民合作社实体，其已经在新形势下暴露出的监管、财务、任免等制度问题，似乎极少相关部门和院校有兴趣针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协助改革，放任这些最佳的合作社建设改革的“试验田”自生自灭……

9、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产值，更多更高质量地安置人口。单位面积生产率远比规模化农业更高的集约化农业，如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国的合作社（集体）农业模式，才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理想之路。

只有以“法规明确、制度规范、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技术援助、政府补贴、保险保障”的原则组建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合作社（包括对周家庄人民公社进行改造），才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更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利于农产品安全和农村生态改善；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生产水平。

“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平稳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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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道个歉，原回答是手机随手作答，没有引用数据，孤立的例子用来证明积极性问题也确实不太妥当。最近有闲暇时间，现在来吧这个回答完善一下。

积极性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个定性的描述，我看来到目前的回答也基本没有进行定量的分析。对一个问题没有定量分析就下结论盖棺定论实在是太可惜了，这里我简单做一个定量的分析，权当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我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选择农业的粮食亩产作为因变量，然后我们选取一个或者几个对粮食单产有影响的指标——比如化肥的施用量、农业受灾情况等，再对粮食单产进行回归。如果确实有积极性这个影响，那么积极性肯定是对粮食单产有正的影响。如果我们再假设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那么进行回归后就会出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而人民公社解除以后回归趋势线明显偏低（残差为正）的情况。

使用中国统计年鉴1984、1989的数据进行分析

下是粮食单产与化肥施用量的情况：

下 图是粮食单产与化肥施用量的情况：化情况

然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122+12.65×化肥施用量-119.34×成灾比

（0.71） （47.16） R2=0.9755

这里说明下，括号里的数字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误差相对回归系数越小，说明回归系数的可信度越高。R2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越高说明回归方程刻画的程度越好。

方程里的数字的含义：

122说明在1970-1980年的技术条件下，不施肥，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全国平均亩产是122公斤，基本在我们的认知范围内。

12.65说明在1970-1980年代，每施用1公斤的折纯化肥，粮食单产能提高12.65公斤。从化肥施用量的回归系数标准误差仅0.71来看，这个数据是相当可信的。此外，这个数字相比农业部在2000年前后进行的化肥施用效率田间调查得出的9.5公斤要大一点，考虑到2000年前后已经有相当的过施肥情况，因此7-80年代的数据比2000年前后要大一些也符合实际情况。

-119.34表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自然灾害最终成灾后粮食单产将下降119.34公斤。这个数据的标准误差比较大（47.16），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成灾情况下粮食减产的幅度跨度比较大，二是统计范围内粮食单产的变化幅度比较大，线性拟合的精度不高。

考虑到最终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75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影响农业生产的种子、农药、化肥等均属于技术发展的产物，他们在1970-1980年的发展趋势是相似的，具有共线性的特征。因此化肥的12.65这个系数里同样包含良种、农药等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因素——好肥还得良种配，才能发挥化肥的最大功效。

最后我们看看最终拟合的残差：

年份 残差

1970 -7.93

1971 -3.04

1972 -3.42

1973 -5.41

1974 1.53

1975 6.82

1976 5.84

1977 3.87

1978 5.99

1979 5.01

1980 -6.60

1981 -8.86

1982 -4.01

1983 3.86

1984 11.22

1985 7.09

1986 0.17

1987 -1.86

1988 -10.27

从残差来看，我们很难得到人民公社时期回归趋势线明显偏高（残差为负），积极性不高的结论。事实上我们统计人民公社时期的残差和为9.27，而人民公社开始解体的1980年-1988年则为-9.27。

考虑到题目的设定，一般认为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将提高积极性，以HRS的施行比率作为一个自变量

再次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粮食单产=123.9+11.74×化肥施用量-103.06×成灾比+5.8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比率

（1.96） （58.34） （11.65） R2=0.9759

引入HRS后拟合系数R2几乎不变，从HRS的回归系数的标准误来看，11.65比系数5.81还大，这意味着我们引入HRS这个变量，HRS能提高积极性增加粮食单产的假设并不成立。

这与我们的常识认知不符，其实我也是认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但是于此同时：一、HRS的施行使农村田间土地碎片化，增加了农民往返田间的时间成本；二、HRS施行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停滞甚至毁坏，单一农户家庭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成灾率竟然比70年代高出近2成；三、HRS施行后农机销售陷入停滞，以联合收割机的拥有量为例：1965年为6704台，到了1978年达到18987台，增长近3倍，1983年HRS基本在全国推行时达到35728台，结果到了5年后的1988年只有35004台了，同时农业机械的总动力虽然在HRS之后仍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却比之前有所下降。总之，人的劳动积极性被各种客观因素抵消了，对农业单产的增加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

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鼓励积极性因素提高产量是有意义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生产力面前，人的积极性因素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工业化时代前农民拼死拼命收集几千斤农家肥，肥效甚至没有一小袋化肥高；在田间地头拼命拔草期望杂草少和稻子争水肥，抵不过一袋除草剂；一百个壮劳动力割麦子也比不过一台联合收割机。

大人，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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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旧答案

我老家在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肥东县在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将店埠河重新开挖成河面宽40米，底面宽30米顶面宽80米，河道总深20米的人工河，总土方量2000多万方，全人力开挖。

为了开挖这条河，全县1976年农闲动员全县壮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远离开挖干道地区，也就算说开挖这条河所带来的旱涝保收没有影响到他们。

上面是县里修的，我老家村子在河边，当时生产队动员全村力量，还开挖了3公里长的灌溉干渠，修建了泵站。

省里则是修了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全工程土方量大概在62000万方，肥东县作为收益县每年也需要动员上万的劳动力开展人力开挖作业。

后来到了90年代，80年代前村集体修的小水利因为失去养护大部分失去作用，灌溉干渠因垃圾淤塞严重，最终导致灌溉效率大幅下降，每年都会出现抢夺水源而发生的斗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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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ng-zhu-27-30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还是那句话，某些人要键政最好提高一下知识水平，提高不了知识水平，提高常识水平也行。

比如下面这位显然就是没听过华西村和大寨的名字，也不知道自由壬们推崇的某村在极大力度的扶持之下什么时候才脱贫的——没有扶持的话那村里人早都跑光了。

积极性这种主观“参数”没办法论证，但是你要把问题都推给“结构”，那就是典型的非【哔】即【哔】，要么是不知道后来随着外部条件（机械化和化工）的改善农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要么就是闭着眼睛敲键盘。

套用我乎网友常用的一个梗，几千年来都吃不饱饭的自耕农们求你们别瞎说了。

脸和脑子总得有一个在线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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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bu-ying-wo-zi-lai-ye-s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李德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李德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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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ie-de-yang-gu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吃大锅饭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因。上面收的份额太高了。

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收缴6到7成。

历朝历代执政者或者地主老财也没这么干的。特别是地主老财，因为宗族乡绅关系，往往收的地租低于2成。

其实在公社时期，农民种私田的事情就没断过。后来的凤阳事件只是大规模的爆发盖不住了而已，后来把故事改编为包产到户试点典型。

为什么积极性不高？干多干少差不多，干出成果都是所谓国家的。干不干都挨饿。那为什么要干？

农民只是无知，他又不傻。

人除了是感性的外，也有理性因素。

看似一些你理解不了的东西，实质上必然有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比如这里说的农民偷懒，其实对他来说是最优解。

现在很多单位，公司，也套用得上。

当一个社会人们怎么干都白搭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磨洋工或者他们所说的不思进取的人。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磨洋工才是最优解。比如你们理解不了的三和大神和偷车哥。

不是他们病了，是XX病了。

脑X僵尸实在太多，干脆关评论了。

竟然有人不相信民清时期普遍地主实收地租只占收成的两成左右。

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有些地方你如果种有些作物，是被当成副产品不收租的。比如你小麦水稻都种，小麦在有些地方就不用交。

更有意思的是做黄世仁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民赖租是普遍现象，你还拿他没办法。

这很难吗？自己去查呀，资料那么多，还能难到你？

我告诉你，不仅普遍实收两成，而且地主所占土地从来都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多，大部分都是自耕农。

还有脑X僵尸给我扣为地主翻案的帽子。干XX。

多读点书会死？自己不会查资料？

至少一百多个人私信我说查不到资料……

贴一个比较易懂的吧。

https:// zhuanlan.zhihu.com/p/24 443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