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群众对人民公社为什么积极性不高？ 第2页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
安徽省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并说是“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
安排去种地的是当地农民，很多农民是一边哭着一边种的，而另一部分人明知道种了也不会长，自然是吊儿郎当的玩闹一样，这种情况下，你能说是农民自身的原因吗？
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通通都是空话。

——————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

巧了，之前谈过这个问题。

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 - 风大　可稍息否的回答 - 知乎

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对比的是之前的分田到户和之后的包产到户。

分田到户又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土改前和土改后。

土改前，大部分时段都是灾荒频仍的民国时代。基本情况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人不断饿死。

土改后，情形迅速好转，人们涌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支持解放军。更早的苏区，则是支持红军。

不久就开始了合作社。在当政者的推动下，随后迅速进入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时代，酿成了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教员经过调查，又把这个过头的大公社拉了回来，取消了“大锅饭”，保持在“队为基础”的层次。但是大锅饭这个词儿是保持下来了。之前鼓励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也在当政者的纠正下，几乎毁灭。后来教员又发现了，赶紧说社队企业还是要发展的。社队企业才恢复发展，成为后来私有化转型为乡镇企业的经济基础。

这种一刀切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呢？直接目的是发展工业。其他网友也说了，主要目的是通过公社将农业资源集中到优先发展工业上来。因此，公社建立以后，最大的改变是分配方式的改变。

人民公社和集体农庄有相似之处。二者都以统筹农业为基本功能，以支持工业为主要目的。在二者建立之初，都出现了过度抽取农村资源、以至于人为扩大灾荒的问题。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当时的主政者后来都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仍旧和这时是一样的一刀切，比较粗暴。这大概是办事习惯。

吃过一次亏以后，继续搞公社，就比较谨慎，没有再出现那种天灾人祸合并的情况。

这是人民公社的基本背景。

那么，要问人民公社积极性高不高，这就要对比。

比如说，对比土改前，肯定是积极性要高得多。对比土改后，积极性不好说。不过我们可以参照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基本恢复了公社建立前的状态，尽管有“联产”的要求，农村组织性要高一些^[1]，但是总体差不多。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小岗村是著名的例子。包产到户期间，他们持续四十年都是贫困村。还是乘着全国脱贫的东风，才赶上了脱贫的末班车。

就这，我看他们的积极性也不比人民公社强。

至于说现在，农民离开土地，将土地撂荒，自己出去打工的就更多了，也没看见种地的积极性提升了。

从对比来说，积极性对比不明显。

而且，最关键的是，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有意义的是农村产业发展是否更加繁荣了。

公社时代，农村承担着两个任务。一个是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并且逐渐农场化。一个是发展农村工业，建设社队企业，实现农村的就地工业化和就地城镇化。

分地以后，这两个任务基本上都结束了。良种推广有一些经典案例。比如说杂交稻。袁隆平的杂交稻很有名。1971年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专门研究杂交稻，1973年成功研制出了三系稻、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历史性突破，如果你在网上看，接着就是“1984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那么中间呢？中间就是：

1974 年育成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 2 号”；1975 年研究出一整套生产杂交种子的制种技术；1976 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杂交稻，它是什么时期推广的？

然后还有个对比案例。有人研究了玉米良种。时间大概是90年代初（很早以前看到的资料，不太记得名目了，有知道的可以提醒下）。然后一直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大概，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太强，以至于良种推广这样的科技进步都无法替代积极性了？

现实中，公社既有利于抽取农业资源发展工业，也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推进农业发展。只看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正确。

到底应该怎么用，自然应该着眼于主要任务。

当然，有些人会说，为了主要任务，其他就不可以不管了。这样的“二极管”思路是不对的。做事情，要统筹兼顾。

经过对比，觉得公社的益处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80年代盛极一时的乡镇企业，它们就是公社大队举办的社队企业私有化的产物。现在乡镇里面买个拖拉机都得几个人合伙，创业难度实际上增大了。很多人一想着做生意，就是开饭店这样低投资、低门槛的生意。就这，很多人也开不起来。

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农民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在农村直接变成工人。我们所担心的空巢老人、空心村、留守儿童，这些问题都不会普遍出现。

但是乡镇企业后来很多都亡于吃拿卡要。当然，也有的是亡于经营不善、产业升级。农民就被迫流出到城市以及东南沿海打工去了。有了充足劳动力供应，东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倒是发展很迅猛。很多人说东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多好多好，学习学习，东南沿海的人头脑精明，其实主要还是地利。当然，到了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已经巩固了他们创业发展的思想认识，与内地一再受挫因此畏惧投资的情绪不同了。

现在我们讲合村并居，新农村，弄到最后还是要建大社区，要归并土地。从经营角度说，实际上还是在逐步恢复公社时代的大农田。因为大社区距离农田遥远得多，耕种的通勤压力变得更大了。现在农民都不愿意种地了，积极性已经没有了。你再加点距离，他们就更不愿意去了。然后再禁止一下电动车，让他们开汽车去，说实在的，都不值那个油钱。因此搞到最后，还是要走大农场的路子。只不过这一回，就是股份制合作社了，建立的是现代农业企业，不再是生产生活行政三位一体的公社了。

这样想，其实当初公社改革，也可以直接走企业化的路子。

说到底，公社可以说是行政化的农业企业，也可以说是企业化的农村政府。

这一组织形式是建立在俄罗斯、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发达、缺乏充足的企业组织理念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其不合理性。

但是，也有合理性。

一味讲公社积极性不高，就相当于说：

为什么公司员工积极性不高。

大多数公司的员工积极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高的。

除非物质激励十分到位的少数公司企业，积极性还会高一些。

那么对于公社来说，他们存在的大部分时期，主要任务都是将农村的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工业，加速实现工业化，那么用于激励的资源显而易见是较少的，积极性自然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便他们不去支持工业，将资源全部留在农村，他们的积极性也不会特别高，因为大部分农村相比其他农村都不显著优势，所以积极性高的永远是少数，积极性不高的永远是多数。这并不是公社独有的问题。一味加在公社头上，其实不合适。

现在农村改革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所以，农村原有的承包制也快走到尽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实在的，谁也没有资格嘲讽公社。

毕竟，公社有的优势你也没有，公社没有的毛病你有一堆。公社的毛病可以通过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建设解决，你的毛病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公社……

五十步笑百步是很可笑的。何况也许你们都是五十步。有的人甚至可能认为你才是那个百步。大家都掉井里了，就收起取笑的心思，还是想想怎么从井里出去吧。

参考

1. ^ 在公社建立前农村甚至没有进行户口登记，一个乡镇一个大户口，上面只有人口数字。学者调查时也发现，这是导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统计数字减少的极其重大的原因。因为1959年之前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估算的，然后浮夸风那年因为粮食产量虚高，看起来似乎可以多养很多人，所以大规模抽调农村人口进城工作，直接从农村核减了一千多万人。但是随后问题爆发出来，这些人又被要求回农村，于是在城市里又把他们核减了。但是农村并没有把他们重新计入户口，因为计不计算他们都照样回公社吃饭，没人多此一举给他们统计。结果就这一下几千万人就多出来了。后来户口统计越来越严格，这些人慢慢又进入户口了，导致后来我国统计的人口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年龄段的人越来越多的情况。正常来说应该是随着死亡减少。这就是因为很多人重新报上了户口

人民公社的“积极性不高”主要存在于那些评工计分的场合，如果是定额包工的话，农民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勤奋”。然而定额包工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常会出现农民干活只顾数量不顾质量，“抢工分”的现象。尽管从生产队的管理来讲,定额包工强调“四定一验收”(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 、定工分 、验收合格), 但由于定额包工多以户为单位,过高的监督成本 ,使得质量监督实际难以到位。因此定额工的质量低劣现象在此一时期极为普遍。

实际上农业生产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和外部监督困难古今中外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的生产单位。

实当时合作社的计分模式也有过多次变动，一开始是死分死记，即根据劳动力的底分（通常根据社员的年龄、性别、技能）和出勤情况记录工分，社员劳动只要达到相应的出工时间，就可以获得与自己等级相符的工分。但这非常容易造成劳动效率低下，社员“出工不出力”。

后来计分模式又改为死分活评，将底分与社员的劳动质量相结合，每天的白天进行劳动，晚上则对每个社员当天的劳动成果进行评价，确定其应得的工分制。这种做法虽然是对死分死记的一种改进，但评分的过程非常复杂，且难以避免地会掺杂入主观因素，成本很高。

文革时期又出现了大寨式工分。这种评分办法首先树立一个榜样，然后社员根据自己一定时期内的出勤情况、完成任务量以及政治思想水平，以榜样作为参照，自报工分，效率吗也就呵呵，你懂的。

实际上从激励的角度讲定额包工最好，但是由于成本过高，因此人民公社普遍采取死分死记和大寨式工分

如果各位对于当时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有兴趣，我推荐高王凌的那本《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谈到改革开放，离不开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一声炮响，一言蔽之，集体还是承包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前30年的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绩。

一、合作化运动是矛盾运动的必然

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将合作化运动看做是某些高层主观意识的推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则重新将农民的土地收归为集体所有，从而破坏了中国农业的顺利发展。事实情况是否如此？实际上，由于一些农户土地贫瘠且狭小、由于一些农户生产工具欠缺、由于个体农民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病亡，也由于随着农民私人借贷与土地买卖的情况逐渐增加引起的农民受雇情况增多，新中国建立未几年，农民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开。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由情况发展，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则土地逐渐集中，农村加速两级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推动农业合作化，将分散的农民集中起来，共享生产资料，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带动广大中下农共同富裕。虽然经过摩擦，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很快取得了一致：走合作化的道路。

合作化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几个农户之间小规模交换工具和劳动力的互助组，然后是依据每户土地、工具和劳动力来分配产出的初级合作社，再后是由合作社购买农户私有农具从而实现完全的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这中间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步推进的。

韩丁在《深翻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粪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车，有车却没犁，在这样的村庄，互助是很有优越性的，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并且相对容易组织。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有犁的和有车的形成互助组后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因此对于只有犁或只有车的，尤其是没有犁也没有车的广大贫下中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互助组的优越性一旦提高实践体现出来，就自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

互助组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韩丁继续写道：

各家各户一旦开始在一起劳动，在决定上就发生困难。譬如说，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锄，我们该先锄谁家的地呢？庄稼干旱，又该先浇谁家的地呢？你的骡子拉了我的车，我们该用什么比率来交换？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粮食，但我的粮食有点发霉，我又该打多少折扣呢？要决定这些事就需要开许多次会，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解散互助组来避免这些问题，或通过合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合作起来种地，分享收成来绕开这些问题。

侯永禄

在中央的引导下，当时的农民几乎全部选择了继续合作，成立处级合作社。陕西合阳县的一名普通农民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写道：

1955年12月

初级社成立大会上，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常！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眼地讨论社里的工作。

……由于1955年建社后的劳力、畜力能集中使用，不误农时，社员劳动热情高，加上雨水适时，所以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往年高。又由于分配比例也是地和劳力各占一半，对土地多、劳力少或者土地少、劳力多的农户都能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收入上差别不明显。大多数社员都对分配感觉到比较满意，所以从内心来说，对建立农业社是用户的。因此在号召扩社时，西北村未入社的农户也就积极响应。[①]

这段日记朴实地记录了初级社成立之初的热闹非凡、成立之后农民的冲天干劲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生产关系一旦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新的矛盾又开始出现，韩丁继续写道：

积累和投资主要地应归功于组里那些强壮的、正在成长的青年社员的劳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对那么多的粮食和钱分给那些靠财产分红、不劳而获的人感到不满。为了公平合理，小组就必须降低靠财产分红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劳动工资的百分比。到后来，由活劳动所创造的新的财富越来越多，社员们就会要求全部废除财产投入的比例，这样，就在较低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较高级的合作社。这并非任何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现实形势的必然结果，是村里劳动与资本之间比例产生变化的结果。当劳动创造的新财富超过了合作开始时所依赖的旧财富时，如果还根据旧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会把财富从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的人身上转移到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甚至这些人已经不再劳动了）身上。这样，就成了剥削。

反对新剥削的社员们会站在耕畜集体化的一边。土改以后，互助组中的一员借给另一个农民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在张庄，李胖子有一头驴、一头骡子，农忙季节把他们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最后，村委会按公道的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贫下中农的现实需要推动了高级社的建立，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给当时的农民极大的震惊。侯永禄在《农民日记》中如实记录了当时的震惊：

1957年1月

高级社时全部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真的兑了现，在群众中震动很大。一些地少劳力多的社员，一下子就有钱了。有的职工家属，原以为自己有人在外面挣钱，不稀罕农业社里挣的那几个工分，但决分后，他们态度就变了，也要参加社里的劳动了。

只有那些原来地多、人口也多，劳力却少并对劳动抓得不紧的人，收入就显得比别人少得多了。（作者家是中农，收入减少，作者）就想办法把队里的牲口也接过来自家里喂养，增加工分。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每一步都是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也都极大地激发了依靠劳动获得工分的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广大农民中孕育了越来越激动人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央敏锐地抓住了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侯永禄写道当时的情况：

1958年2月

今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人人都在大跃进，个个都在破常规。社里的工作随着大跃进的形势越来越紧，任务越来越多，对我来说，真是快马还要加鞭，响鼓还要重捶敲，白天急急忙忙回来吃个饭，什么家务活也顾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20年的活儿。

财会工作也应大跃进，以适应生产的需要。要实行“以产定工”，推行“一年早知道”，实行“财权下放”。

鼓起革命干劲，打垮暮气沉沉；苦干再苦干，半年工作一月半。

这些文字中的热情豪迈，是激发了强烈主人翁意识的中国农民的真实内心写照。高级社的进一步就是人民公社，大寨陈永贵对韩丁说道：

一旦实行了公社核算，我们就可以重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可以在应该植树的地方植树，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种庄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块地上，充分利用农业机械。这样，一切事情就就绪了。

光靠我们大队管理不了我们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们得和别的大队携手，过渡到公社所有，一起来管好所有的事情。

经过建国初期的艰难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既鼓励合作，又照顾各地实际。三级体系中，人民公社负责建造并拥有大规模的灌溉和排水系统、道路、医院诊所和学校、工厂，以及其它大型农业机械，生产大队则建造并拥有工厂、大型农机、磨坊、动物/家畜养殖场以及其它设备，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扣除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缴给国家的税赋（以粮食形式支付）、给队员的配给口粮与来年用的种籽后，剩下的产品卖给国家换取现金，公积金、公益金及工分分配。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农业制度一直是稳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

与生产领域的合作化相配套的，是流通领域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包括粮食、棉花、油籽及其它许多农产品，国家将买进的农产品（如粮食与油）进行加工，之后以补贴价格卖给城镇居民，从而一方面反哺工业化，一方面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

与后来的主流评价不同，实际上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

注释

[①] 侯永禄. 《农民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