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纽约中餐馆锤杀3名华人事件？ 第1页

翻了一下，这个案件当年没有太多的报道，如今案子判了，依然没什么人关心，不需要两个星期，估计就无人问津了。

一把锤子，几个华人，生命如尘埃般消逝在时间中，只有在他们曾经的故乡，还存留着一丝的关心，无论他们曾经为何离开这里（尽管是马华），我们的历史都会铭记海外华人的苦难，以为后人警示。

北美反华远早于反共，傅满洲出版的时候，十月革命都还没有发生，那时他们就已经借着“黄祸”的风潮塑造出一个对立于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的可怖形象，更别提现实中对于华工的屠杀，以及排华法案了。

针对华人的仇恨“历久弥新”，而罪恶从未得到应有的清算，反而在新时代又裹着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再次抬头。

这场罪案的凶手，Arthur Martunovich，一位来自前苏联的新移民，由于一部描写旧社会华人虐待妇女的电影而心生杀机，这背后的文化动机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在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错乱驱使下，他手刃了三个无辜的华人，可在他的眼中，或许他只是消灭了西方文明对立面下的三个“邪恶”符号，那一刻抽象的概念代替了具体的人，满足了作为拯救者的臆想。

不知道这位来自前苏联的凶手，有当时没有将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也一并附加在他那“正义”的铁锤之上呢？

假如没有西方文明经年累月地塑造华人的负面形象，Arthur Martunovich是否会将仇恨如此剧烈地投射进现实呢？

随着中美脱钩的继续，好莱坞以及文化资本或许将不再顾及中国市场的感受，而政客们不断煽动地反华宣传或许很快就要渗透进文化领域中去了，“红色小黄人”也许有望取代俄罗斯占据西方流行文化中反派的生态位了。

那些政客与高华嘴中的“反共不反华”从来是一句谎话，苏联带来的红色恐惧早已移情于中国之上，不要纠结严肃政治学中的概念辨析，一般公众的意识里，华就是共，共就是华，成了西方文化中“邪恶”与“恐怖”的符号了，二十一世纪谈所谓“反共”，不过是反华的“狗哨”罢了。

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中，那么那些身居北美的华人或许不会被送进集中营，但他们会遭受更多的歧视，被人掌掴，抢劫，虐杀，又或推入纽约地铁肮脏的轨道，葬身于种族仇恨的深渊。

而那些被西方文明光鲜的上层建筑所同化的华人与华裔，或许永远也不会也不愿意相信这些国家繁荣背后的底层逻辑，只能在种族主义藩篱的禁锢下，作为所谓“模范公民”被“畜养”。

牧者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安心吃草，老实挤奶，安然待宰的羔羊。但他们永远不会尊重羊群；他们只会敬畏豺狼、亲近牧犬：那些长着尖牙的生物。

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正是长久的奴役与不公使其看破了那一道道耀眼夺目的障眼法，跳出了这个国家为他们画出的安全边界，用最血腥的手段进行最危险的斗争，用最离谱的信仰团结最多数的群众，绝对不向统治阶级的疾风骤雨与糖衣炮弹妥协。

尽管两位领袖最终双双殒命，尽管统治阶级用出了散布病毒，输出毒品与经济歧视种种下三滥手段逐渐瓦解了黑人社区的组织，但是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所塑造的反抗精神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得统治阶级再也不敢肆无忌惮。

而华人只学会了皮毛，真心相信举个牌子的和平集会可以改变自身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真的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而掌握权力。

参加总统竞选的杨安泽，面对竞选期间的种种不公，也只能在抖音发发牢骚，一笑了之，而更多的华裔则在《尚气》中体验虚幻的荣耀，在另一套文化把戏中忘记现实中历历在目的苦难。

杨安泽的遭遇无疑是华裔美国人在北美社会中的缩影，他们的存在稀薄如空气，却又无处不在，针对华人的仇恨被视若无物，却又不可或缺。

杀人犯Arthur Martunovich最终逃脱了罪责，一切仿佛寓言，正如一百多年来西方文明来针对华人犯下的罪行，从来没有过一次公义的审判。

美国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又跟我们这有关系了？

到了资本主义的地方，就要照资本主义的规矩。

到了警察不保护人民的地方，就要自己保护自己。

但是，咱也别嘲笑人家，人家正经开门做生意，被个疯子敲死了，那是个悲剧。

国内不也发生过饭店工作人员头颅搬家。

要说是种族矛盾引起的，那咱也不缺听了歪经上街砍人求升天的货。

经济一旦不好，精神病就多。

大家平时走路小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