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民政府后期相比，为何同一时期的解放区的通货膨胀不明显？ 第1页

评论里新竹扎得准，光是怼人不答题确实不太好。简单的说一下看法。先总结一下：我认为关键是因为——实际上，大部分时期，大部分解放区的通胀实际确实就不大。

其实，其他知友已经有提到了，解放区不是没有通胀，而且单看指数也是极高的。比如有人提到冀钞（晋冀鲁豫边区发行）七年里贬值377倍，虽然比法币还低几倍，但这个绝对率也足够摧毁任何人对此种货币的信心了。而冀钞其实还不算解放区里贬值狠的。

那为什么解放区的通胀对TG的声誉影响不大呢。除了因为相对国统区要轻，人民有比较之外，关键我认为并不在军事胜利。要知道一个事实，直到47年末，国府统治进入不是后期而是末期，战争主要还是在老解放区及其周边进行，从对社会动员潜力的消耗来说，本来是应该是中共更耗不起，反映在经济和财政上，应该是更高更猛烈的全社会通胀。

我认为关键是因为——实际上，大部分时期，大部分解放区的通胀实际确实就不大。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真正在中共控制下，整体的通胀已经半失控即将全面失控的时间段，也就是49年末到51年初席卷全国，接管国统区烂摊子的这个特殊时期。而这段时间虽然短，但其实仍然是深深刻入了中国两代人以上的集体记忆，只不过它和国府末期超级通胀一体，所以是作为国府制造的大通胀的收尾期被记住的，标签不在中共脑门上。

解放区的通胀实际不大，其主要原因说穿了也不复杂。读史多一点都知道，近代欧美国家在执行金本位制期间，经济衰退、萧条、危机、混乱那是毫不稀奇，唯独严重通胀极其罕见（实际上我都想不起案例）。较抗通胀是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制特性决定的优势。解放区当然不是也没有资格搞贵金属本位制，但与国统区已经以信用货币为主的背景完全不同，是以物物交换、实物货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一定程度上也天然具有较抗通胀的特性。

从解放战争开始中共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和财政衡量单位都是"斤小米"，其次是棉布匹，二者合计就是中共在经济上在财税上的基本动员力，其它各类包括著名的北海黄金都只是添头（北海银行币就是人民币的直系前身）。甚至到已经建国，修筑成渝铁路时，堂堂中央政府也是明令：“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而当时人民币早已发行，人民银行总部都迁入北京一年了。要直到经过恢复时期，全国经济重新走入正轨后，人民币元才具有了真正全国核心通货的作用。

所以，你让小米（其实是折算各种粮食乃至经济作物的）、棉布怎么通胀？除非吸水，它一斤不吃掉就是一斤啊。当然陈粮、陈布还是有折旧损耗的问题，但请记住当年的中国情况太特殊，特殊之一就是极其普遍的极端贫困，大半年的“陈粮“一两年的“陈布”的质量损失对中下层平民来说根本不在意，用很少量的数量差就能弥补，甚至无需弥补。

而解放区用兵、用工、赈济，收税支出主要都是用这种实物计，纸币其实只起辅助的作用。很多时候其实是起税收的作用（采购公粮以外的商品粮和其它物资时），但由于中共的土改，大规模的重新分配资产，足以完全对冲解放区农民（主要承受这种再税收的群体）的受损感。

所以，解放区的通胀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以半自然经济为主，以实物货币为主要衡量、交换和征发手段，加上一个极其清廉高效的政权组织的中间损耗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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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些人不是有组织串联的，真不信，ID@netsys流和去年也在知乎上玩心战的某些ID，造谣不说路数了，连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

简单按时序说

@ding yi 说抗战时期通胀爆发没错，但所谓第三次通胀的核心原因是为美国航空队修机场，则是标准的夸张失实，以成都机场为代表的这批工程，国府最大的投入是征用民工。大致是43年末到44年6月为高峰，先后征用了约50万人，包吃住但亲历者并没有说曾收到其它薪酬。而当时光国军正规军就有400万以上，另外还有数百万各级财政供养人员。傻子都看得出，把抗战晚期大通胀的主因推给“给美国人造机场”多么胡扯。

为何抗战时期成都周边机场众多？_文化_腾讯网

另外，国府应对第二、三次通胀失败的责任，他也是乱踢皮球。平准基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控制通胀，它的任务是保证进出口不因为缺乏外汇的经济因素而崩溃，这从它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实际驻地在香港和上海（租界）就可以明了。谁蹭到光无所谓，某种角度上说，日伪挤进来只要程度可控，反而是战略上的成功。不过,TG被和国府内部、日伪并列是什么鬼？就抗战时TG的穷逼样，在这里放毒牙不嫌自己眼睛太小咩。

至于“第三次”

第三次干预方法，是利用美国五亿美元信用放款，挪出两亿购买美国的库存黄金，运到中国卖市场上的人，收回大量法币，遏制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信用破产，可以说就出在这一次上。
……
但是到了要兑现的45年上半年的时候，由于美国的黄金并没有运入国内，国民党政府自己的黄金储备不足，宋子文只能打折兑现当初的承诺，法币的信用一下崩盘了。

就纯粹是嫌美爹不够二十四孝了，不肯给国府背黑锅 了。

我就给大家贴一条：

（1945年）12月27日，四联总处第299次理事会更以各地金价不一为借口，决定按官价以法币支付到期的法币折合黄金存款本息。——杨雨清 《美援为何无效》P163

是的，声称是美国运金不力才导致国府信用破产，都很聪明的把时间限定在1945年6月或上半年以前，因为美国大举运华黄金就是1945年6月开始的，到1945年末时，南京政府手上有约9亿美元外汇存底，另有约600万两黄金，还接收了大约价值10亿美元的敌伪资产。然则国府撕毁承诺，用贬值已极的法币”归还欠爱国民众的黄金和美元（主要是”黄金存款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办法公告“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其实正式决定就是在1945年末。

至于 @netsys，此ID不是拿钱上班的，那可真是先总统空一格的隔代忠臣啊

盖因发行金圆券的前后经过，史料上记载是非常明白的。史学界早就对此达成了基本共识。例如李金铮《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张秀莉《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都明确指出，发行金圆券的币制改革，发起与主导人是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时任行政院长的翁文灏赞同并附议，共呈蒋介石。蒋又指定俞鸿钧、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共同参加审计，少量修改后确定了最后方案。

1948年8月19日下午三点，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下午6时， 行政院会议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 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截止现在为止此人回复是245赞，单以赞数排列本问题第一。

嘿嘿，知乎历史类下的风气……

咦，那么多大V不是最恨公然捏造完全凭空想象的历史发明家了吗，可是，……人呢，都？

原

“一党固肥，国家瘦矣！”

孔家的心腹许性初转告《香港日报》的一则密电中也说：“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

首先必须要重点说中国法币，中储币，金圆券，银圆券，曾经孔祥熙嘀咕道：发行公债又要计算利息和时间，不如直接印钞票方便。

孔祥熙接任宋子文之后，于1933年度（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短绌8600万元，1934年度增加到14700万元。为弥补财政赤字，就不顾债信地发行公债和要求银行垫款，1933年度两项共计10200万元，1934年度增加到2亿元。

公债成为国民政府解决财政赤字和“四大家族”发展官僚资本的重要来源。公债的偿还大多是以租税收入作担保，也就是用增加税收的方式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进行第五次“围剿”，军费频频告急，加上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购银法案。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竟然对中国、交通两银行实行强夺。

“四大家族”从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起，就一直从发行公债中大捞油水。1942年与美国达成5亿美元的借款后，孔祥熙除以2亿美元在美国购买黄金外，指定用1亿美元作为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的基金，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基金，发行这两种债券，都按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的比率用法币购买。

1944年1月送呈孔祥熙审批。这正合孔的心意，便大笔一挥，批了个“可”字，但不签名，仅盖上一颗“中央银行总裁”的小官章。吕咸取得批示，便照20∶1的官价购买美券3504260美元，折合法币70085200元，尽先送给孔祥熙一人独吞。接着又购买7995740美元，折合法币159914800元，由财政部、中央银行职员瓜分。孔祥熙得的那350多万元美券，还是用中南等银行的三张本票换取的。
根据重庆《国民公报》经济栏刊载的1944年1月份美金公债的市场价格表
孔祥熙本人得的350多万元美券，能得到8亿多元的利益。

抗战胜利后，据1947年3月20日《文汇报》刊载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工作报告称，仅苏浙皖区所接收的物资就值6000多亿元。

国民政府宣布1比200的比率，用法币兑换中储券，1945年11月中储券被宣布禁止流通。如果1941年持有100元法币，被迫兑换50元中储券，到1945年50元中储券只能换回0.25元法币。沦陷区小户人家，大部分因此而破产。

财委会委员长陈果夫向四联总处借了360亿元，以200亿元向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购得日寇在青岛的青岛啤酒厂，青岛橡胶工业株式会社，东亚面粉一、二、三厂，青岛硝子工厂及济南的一个制粉厂、一个制冰厂，济宁一个制粉厂，以此为基础于1947年6月建立齐鲁企业公司。由于陈氏在负责敌伪产业处理的中央信托局有一定势力，在这批敌伪产业的估价上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只要生产的第一批产品出售，就可以偿清全部借款。建立这个公司实际上并不花什么本钱，所以有人感叹地说：“一党固肥，国家瘦矣！”

二陈的民营事业，则是将国家资本企业转换为所谓“民营”，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中华水产公司的攫夺。1947年1月11日《评论报》刊载一篇题为《水产公司改组经纬》的署名文章，披露了陈氏抢夺中华水产公司的经过和手段。

二陈看准了这一大笔资产和丰厚的利润，便迫不及待地想攫取到手。在该公司营业还不到一年时，就以所谓“官不与民争利”为幌子，通过农林部中华水产公司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新之几度向农林部要求改民营，农林部只好同意。陈氏为了不花什么本钱，而又要使利益不落他人手中，采取了两条妙计。

一是把中华水产公司的重要设备如渔船、冷藏厂、修船厂、网厂等约合当时市价100亿元的资产，只估价20亿元，由新的民营公司收买。将余下用处不大的资产估价16亿元交还国家。

二是将民营公司资本金定为20亿元，每股1000元，预先找一批发起人认购10亿元股金，余下公开招股。而所谓“公开招股”，则是将其中80%的股份即8亿元由农林部暂时保存，先垫付出来作为“优先股”，然后等新股认足12亿元后再定。其实就是由农林部先拿出8亿元作为垫款，以免陈氏等发起人凑不足20亿时，使股权落入他人之手。

“四大家族”运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力，对他们所掌管的公私企业给予经营上的各种便利和特权。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发放粮食贷款10亿元，由孔祥熙的亲信徐堪经办，孔令侃的长江企业公司就得到6000万元，用来囤积粮食，引起粮价暴涨。扬子公司从建立到1946年8月，仅官方外汇就结购美金182万元，英镑2.1万镑，以及4.5万元瑞士法郎。

从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来看，“四大家族”掌管的公私企业同样享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不仅独享战后廉价的美援物资，而且凭借特权肆意压价收购原料并垄断销售市场。

按当时（1947年初）市场价格，国棉每担9万元，上海美棉仅7万元，30万包折合100万市担，就可得200亿元的利益。中纺1947年全年共购进棉花近400万担，羊毛近4万担，麻9.5万担，大部分为进口。

北平《经世日报》1948年1月17日一篇社论说：“如果将它（中纺）得自政府用官价外汇购的美棉，农行低利购得的国棉折算一下，那么，中纺单从官价外汇与黑市外汇的差额，以及国行低利与市场一般利息的差额方面，其获利之丰厚，可想像得知了。

“四大家族”极力发展与维护官僚资本企业，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凭借手中特权，摧残民营工商业，加上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及美国商品的倾销，使得国统区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至1947年，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号就达207万多家。天津原有工厂5000多家，1946年底关门的就有1500多家。1947年又有95%的工厂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1948年，青岛700多家民营工厂几乎全部歇业。广东400余家工厂倒闭300余家。国统区原有工业体系的80%已经瓦解。到1948年，全国轻工业产量比战前减少30%，重工业产量减少了80%。

广大农村在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压榨下，加上自然灾害的破坏，到处都是凋零凄惨的景象，田园荒芜，饿殍载道，有5000万人民流离失所。

据天津《益世报》1946年8月11日报道，河南荒地达30%，湖南、广东荒地达40%，三省荒地合计达5800万亩。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估计，国统区1946年农业产量较战前减少8%～12%，1947年减少33%～40%。

张弩在《国营纱厂的危机》一文中说，中纺公司接收了4个月，仅仅开工纱锭40%，日产20支纱700件，不到应有生产量的1/5。上海《文汇报》

1946年5月20日载文说：“以接收最新式设备并拥有2000余万万元资产的中纺公司开工素质如此之低，说明官僚资本不能发展中国产业。因为官僚资本的本质不仅具有顽固的投机性、买办性，而且具有顽固的封建落后性。”

《新民晚报》1947年1月7日刊载的一篇题为《中纺职员谈中纺》的文章：

我们的国营和人家的国营有一点不同的是，人家的国营，在求民族工业的扩展，而我们的国营，则是在与民争利，赚了钱来充打内战的资本。

《中央日报》1948年12月28日刊载该公司公布的数据，11月份较10月份，上海减少棉纺锭39.2%，青岛减少25.8%，天津则减少39.9%。其他麻、绢、毛纺锭及织机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天津《大公报》1948年8月18日还刊载李嘉熙的文章——《中纺半身不遂》

接收之初，政府就始终不曾以发展工业的心来滋润中纺，中纺在政府的眼中好比是一棵摇钱树，每次利润均解交国库，不过是一种游资的吸收，帮助政府稳定一下物价金融而已……今日中纺的血正一滴滴的被吸吮着，等到血吮干了，供血的机体也跟着完了。

1947年秋孔祥熙离开上海去纽约，几乎将财产全部转移到了海外。1949年他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51年《纽约晚报》编辑布朗著文，估算孔、宋两家在美国的存款达8.5亿美元之巨。这样的富有当时可称世界级的富翁，这些钱基本上是由官位转化而来的，可以说孔祥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贪官。

参考1948年，美国一年军费98亿美元，接近12%的占比，按照今年美国军费的10%来计算，这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1946年6月起，大幅度提高原有货物税的征收率。10月1日起，又开征麦粉、水泥、茶叶等七项商品的税收。盐税也从以前最低级税率每担纳税1000元提高到3000元。这样连同关税、直接税等四项税收额大为增加。1946年度预算收入为6255亿元，而实际达到了12521亿元，超过原预算的一倍多，这就使得面临外货倾销和官僚资本企业排挤的民族工商业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同时也促使物价上涨的势头日益失控，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府预算支出的最大项目是军费，1945年度军费支出高达总支出的70%。宋子文虽然也想压缩军费支出，但蒋介石执意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使得该年度预算的军费10950亿元不到半年就用光了，便照以往的办法由中央银行垫款。

蒋介石让戴笠与杜月笙一起，由官办银行供给资金，公然与敌伪勾结走私货物。1943年1月，重庆实施限价政策后，

纱布价格大幅度上涨，杜月笙驻沪代表徐采丞向杜提出可从上海采购到数千件棉纱，如运往内地销售，可赚一笔大钱。徐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总干事，与日军头目多有勾结，为驻沪日军“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的顾问，是日寇与重庆间暗通款曲的桥梁。杜鉴于如此大宗货物，从资金、运输到销售都有困难，一时难以定夺。戴笠得知后，建议杜以私人资本的名义出面，由官方提供资金、运输，由官方企业统一收购货物。在得到杜月笙的同意后，戴笠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于是蒋介石指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出资，在重庆设立一个通济公司，由杜月笙任董事长。

年9月，国民政府开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金价由财政部通知中央银行挂牌。1945年3月29日，决定由每两2万元上调至3.5万元，财政部通知尚未发出，消息已是不胫而走，财政部总务司长王治斋、中央信托局储蓄处长王华等多人挪用公款抢购黄金。许多商人也串通官办银行用本票抢购，成为轰动重庆的黄金舞弊案。

据《财政年鉴》记载，这项存款从开办到结束，共收存法币624亿余元，折合黄金219万余两。当这项存款到期时，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以打击投机者之名，规定预买黄金的客户和这项存款的存户，一律扣减四成作为捐献。据同书记载，至1946年底，捐献总数计黄金82万余两。这是“四大家族”公开向民间勒索的一种手法，而黄金买卖的最大投机者“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们，是早已黄金到手，无须捐献了。

关于四大家族掠夺的财富

其实，美国官方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连杜鲁门总统也搞不清楚。杜鲁门根据自己得到的一些材料，曾对他的助手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他是把孔宋等官僚权贵们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全看做美国对华贷款了。不久，他的助手对他说，10亿美元的估计数太保守了。美国银行界的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为了弄清“四大家族”在美国财产的确切数字，便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秘密调查。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调查时，了解到宋子文在这两家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霭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
接着，联邦调查局发现孔宋在美国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分别存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和旧金山的广东银行里。这两家银行分别由孔宋所控制，联邦调查局也毫无办法从中了解到真实情况。另外他们还发现孔祥熙等人有几笔巨款存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银行里，孔宋家族的一些成员，包括宋美龄在内，拥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城市里的许多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当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西雅图、波士顿调查时，银行担心吓跑大储户，以“无可奉告”拒绝提供任何情况。联邦调查局只好从财政部档案中查看一种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填写的TFR-300表。这份表格要求如实填写在美国的财产数。当联邦调查局间接得到TFR-300表的副本后却失望了，里面根本没有填写财产数。联邦调查局最终也未能查清楚。

据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资料说：“40年代末，中国在美国的私人资金约有20亿美元，其中80%属于四大家族。

蒋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7月4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许涤新著《官僚资本论》

《中国豪门》中外出版社

周永林等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

〔美〕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

寿充一等编《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

姚崧龄著《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8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李豫生等译，新华出版社

吴景平著《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徐咏平著《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