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日常称呼中，大家都习惯将东北（三省五盟）说成一个整体的东北呢？ 第1页

谢邀！多图预警！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2015年8月17日已经更新完毕！有知友说答案太长，那么请只看前一、二、三点即可！

这篇答案修改后发表在澎湃新闻，欢迎阅

读：“我是东北人”：辽吉黑三省超越省籍的身份认同

写在前面！“东北人”这个名词，自称和他称都很常见，这种超越省级行政区划的高度认同，在我国境内的确绝无仅有。我国的确没有“东南人”、“西南人”、“华东人”、“华南人”、“华北人”、“华中人”等习惯叫法，不过会有“客家人”、“山陕人”等少数跨省的民系泛称。另外，西北地区以外的人可能会把西北五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人称为“西北人”，但是西北五省内部互相之间认同度并不高，他们也很少会自称“西北人”。当然，所谓汉民族内部的“民系”或“族群”的划分，以及族群内部认同度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识。所以，各位读者对我这条答案中部分看法有异议，也纯属正常，请不必较真。

另外这个答案的第四部分也是我的省级区划边界形成系列之一（介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其他几部分在此顺便做广告：

（1）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 香港、澳门、 台湾 ：各个省份是如何形成现在的形状的？ - 杰落清东的回答

（2）甘肃、宁夏：省与省的界线是怎么划分的？ - 杰落清东的回答

（3）河南、湖北、湖南、贵州：湖北省河南省的分界线历史形成？ - 杰落清东的回答

话归正题！我这里所说的“东北”，主要指黑吉辽三省，也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通辽、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等地。东北之所以内部高度认同，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东北民系形成较晚；（2）东北大区级政区历史上较为统一，而东北内部政区变动频繁，现东北省级格局形成很晚；（3）东北地理上具有一定封闭性。

一、东北民系的形成

今天的我们所说的“东北人”或“东北民系”形成于“闯关东”之后，“闯关东”的历史大家可以在维基或百度上查询到：

。在清朝统治中国的前中期，满族统治者通过修筑柳条边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因而禁止关内民人在柳条边以北开垦，到乾隆年间这一政策的贯彻达到巅峰，以致东北大部形成无人区。在多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大量内地移民偷偷涌入东北垦殖，清政府随后于光绪年间放开禁令，“闯关东”随之形成风气，一直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两省，部分来自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地。下图为柳条边示意图

今天，除了辽东半岛等东北南部地区操“胶东方言”之外，东北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北部个别方言岛除外）均操东北官话。东北官话，其实就是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混杂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简单的“普通话”，且越往北越接近今天的普通话发音，说明这些移民越远离祖籍地，混合的程度就越高。原热河省（承德、赤峰、朝阳等地）境内主要是河北移民，使用“北京方言”。北京方言被认为是广义上的东北方言，但比东北方言更接近普通话，因而原热河省并不符合“越往北越接近普通话”规律。下图黄色部分显示的是1870-1880年间关东垦殖人口密集的地区（本土出自Historical Atlas of Northeast Asia 1590-2010 ）

东北南部的移民则大多是山东半岛渡海而来的，和中北部的移民突破“柳条边”闯关东的路径不太一样，于是这些移民在聚居地相对较好地保留了祖籍地的方言。由于东北南部胶东方言人口数量、所占面积，以及文化影响力都明显不如东北官话区域，所以我国其他地区的人常常将“东北官话人”等同于“东北人”。胶东方言的大城市——大连，其市民对外自称“大连人”偏多，但通常也认可“东北人”的叫法。以下为东北官话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到东北官话内所谓的“分片”与省级行政区的划分大相径庭。（该图出自《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

东北（官话）民系的形成也就一百年时间，且在“九一八”之后人口结构相对稳定，延续至今。相对国内其他民系而言，东北民系是最晚形成的民系之一。东北官话“入派四声”很紊乱，而且东北人大部分都知道自己祖籍地所在（甚至乡、村级别都能搞清楚），就是民系形成较晚的两大表征。

短短一百年的光景，大东北地区想要像中国其他大区那样，在其内部孕育出按照行政区划或其他因素划分的“亚区”，难度是比较大的。后面我要介绍的两个原因，也阻拦了东北内部“亚区”的形成。另外，东北民俗文化及方言内部差异较小，及文化上较为强势的对外影响力，也加速了东北（官话）区内部认同。这就是东北官话区的人至今仍非常认同东北这个“大区”的第一个原因。

二、东北行政区划频繁的变化

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政治、经济相对独立，而内部行政区划混乱、多变，也使得东北人的省籍认同不如大东北地区认同。我们从第一部分里面晒出的东北方言示意图，也能看出东北方言内部分片几乎与省级区划无关。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对省籍认同的成型有很大帮助。如福建省，自古就是一个相对于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即便今天内部方言仍大相径庭（闽方言内部差异很大的说），但福建各地居民都十分认同“福建人”的称呼，也会把自己和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区别得很清楚。（有福建知友指出他们并不认同“福建人”的称呼，但是我倒是没怎么遇到过这种情况；另外，福建这个例子的确不如浙江、山东、四川这些内部更抱团的省份要好，但是后三者内部文化差异没有福建那么大，不够极端）而潮汕地区虽然多是福建移民后裔，但由于自古属于广州为中心的岭南行政区，所以潮汕人也相对更亲近、认同广府文化主导的广东。在“闯关东”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东北省级行政区划变更非常频繁，几乎一二十年，甚至一两年就会有一个变化，大大削弱了东北人的省籍认同。

与内部纷繁复杂的行政区变化不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自清朝起在政治、行政、经济上就与中国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不管是清朝前中期封禁的“关东地区”，还是1907年后的东三省总督辖区，还是北洋时期的奉系军阀控制区，再到后来“伪满洲国”、“东北九省”、东北行政区、新中国在东北的产业布局、“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等，东北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或经济体。这些政治实体、高级行政区、经济区及有关的统一规划规划有助于东北人形成跨越省际的认同。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今年四十岁，你家自闯关东以来，世居牡丹江，你的曾祖应该是吉林省人，祖父变成了滨江省/牡丹江省人，你父辈出生时是松江省人，你自己则是黑龙江省人，请问你家到底算是世居在哪一省？所以，你也就只能说：“我是东北人”。

当然，如果现有的东北省级区划保持不变，那么各省居民的省籍认同会进一步加强，相信未来也会有省籍认同压倒东北整体认同的一天。私以为就东北目前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状况，东北目前的省级行政区划没有什么调整的可能性。

三、东北的地理

东北在地形上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主体是被大兴安岭、黑龙江、长白山包围着的纵贯南北的大平原（当然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以西的地区是一个例外，这块土地还能留在中国也是不容易），只有西南面有一个小开口连着华北平原。

虽说如此，东北南部的辽宁一带自先秦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版图，此后一直享受着中央政权的郡县待遇。到了明朝，由于明长城走向和山海关城楼的修筑，辽东与关内的自然隔绝的特点被人为强化了，军事上互相驰援难度较大，明末“关宁锦防线”就是应对这种“青黄不接”问题的产物。进入清朝后，清政府起初禁止内地汉人前往东北定居，再度人为强化了这种地理隔绝。如果没有19世纪开始“闯关东”运动，东北现在属于哪国还尚不可知。下图形象展示了明代辽东都司和北直隶仅靠一条狭窄的通道相连的情况（本图著作权人为方舆论坛“hqq”，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营利性行为）

民国初期，外蒙古从中国实际独立出去，是中国地缘政治巨大损失。北部领土的缺失，使东北在地缘上进一步被隔绝。北洋旧军阀中，为什么奉系军阀最后“倒台”（东北易帜）？为什么日本会在全面侵华前会先选择控制东北？为什么新中国的重工业项目大量安排在东北？这都与东北相对封闭的特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另外，东北经过几代人的垦殖，在农林牧副渔方面都能自给自足；东北自然资源丰富，再加上伪满洲国的工业化，使其具有了傲视全国的资本。因此，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东北在工农业方面对关内的依赖都不强。这样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限制了东北人与外界的交流，而有利于区域内部交流，为统一的“东北民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以下从清朝开始介绍东北的行政区划变更

（1）东北三将军辖区

清朝定鼎中原后，一开始只有驻防盛京的“昂邦章京”负责整个东北的防御。清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决定将盛京昂邦章京所辖柳条边以外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划为单独的行政区，设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初驻旧宁古塔城。康熙元年（1662年），盛京昂邦章京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四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二十二年增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管辖宁古塔将军辖区的西北部，初驻瑷珲。至此，清朝在东北军事政区基本定型。乾隆年间，奉天将军改称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将军。下图为三将军辖区（该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由于仍有一部分民人在柳条边以南开垦，因此清朝在盛京将军辖区设了奉天府，管辖东北诸县衙署。于是，东北形成了将军与府尹分管旗民的行政管理格局。至雍正末年，奉天将军辖区共有盛京、盖州、广宁、义州、锦州、开原、金州、辽阳、复州、岫岩、兴京、牛庄、凤凰城、熊岳14 个驻防城，其中前9处设有同城设治的州县衙署。乾隆年间又出现了“厅”这一地方政权处理兼理旗民之间的事务。总体而言，闯关东以前，由于垦殖民人极其，东北的地方建制发展也很缓慢，大多县、州、厅设置在盛京将军辖区，柳条边以外的吉林很少，黑龙江则完全没有。下图为1850年前东北的行政设治情况，出自东北师范大学姜艳的硕士毕业论文《清末东三省行政设治与社会变迁》。

（2）东北省制的萌发

从1850年到1910年，东北人口由290万人增长为2100多万人，60年间净增人口1800多万人。清政府出于适应变化，筹措粮饷，加强边防的需要，逐步放开了封禁，并在民人聚集之地大批量设置府、厅、州、县，构成了东北设省了基层建制基础。在设治过程中，三将军辖区也发生了略微的变化，盛京将军辖区扩展到柳条边外，如昌图厅早在嘉庆年间就已经设置，管辖范围已经到了哲里木盟科尔沁牧区；再如同治年间开始的宋三好起义，清廷为稳住盛京东境于光绪初年先后设凤凰城、兴京两个直隶厅后，设通化、桓仁等县隶之，通化、桓仁均在柳条边以外；20世纪初开放“蒙禁”后，柳条边以西的哲里木盟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开发，这部分地区设治（洮南府）后也划入了盛京将军辖区。吉林、黑龙江的设治明显慢了一拍。州县设置较早，是日后奉天省管辖区域明显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1907年，在徐世昌的推动下，东三省设省，废除旗民分治制度，采用一元化的民政统治手段。三省各设一名巡抚，徐世昌为三省总督。下图为1908年的东三省（该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3）“关东州”与“满铁附属地”

1898 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旅大地区设立租借地的特权，租期为 25 年。旅大地区在俄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叫“关东州”。州是沙俄边疆地区的行政建置，与省同级。下图为旅大租借地的沙俄统治时期地图（该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日俄战争后的1905 年，双方在完全没有清政府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在旅大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后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国政府承认日俄和约中俄国让给日本的各种特权，为期 25 年。日本在1915年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将“关东州”租期延长 99 年。1932年“满洲国”的成立使日本通过伪“满洲国”之手将“关东州”的主权交给日本政府，使中国脱离了对“关东州”的所有权。旅大成为了“日本本土”。下图为1906年关东州地图，出处不明

日俄战争后，日本还控制了俄国拥有的长春至旅顺口之间的“南满铁路”和附属煤矿。日本随后在铁路沿线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称之为“满铁附属地”。1907 年满铁“附属地”面积为 149.7平方公里，经过不断扩张，至“九·一八”事变前，面积大约 482.9 平方公里，“九·一八”事变后的1936年增到 524.34 平方公里。此时的满铁附属地也由最初铁道用地的扩张转向长春、安东、抚顺、鞍山、奉天、营口、公主岭等城市铁路附属地的新设和扩大上。附属地的宽窄不等，从大连到长春的南满线最宽处近 427 米，最窄处近 43 米；安奉线最宽处有 36.1 米，最窄处有 16.8 米。由于设立铁路附属地并非为了满足铁路用地，所以附属地的面积不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为市街用地，甚至是农田、矿区和练兵场。今天沈阳、长春等很多“南满铁路”沿线城市都能看到满铁附属地的建筑、规划痕迹。日本在铁路附属地内建立一整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司法制度之外的殖民制度，使其成为实际上的殖民地。聪明的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日本能在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了吧！因为铁路沿线本来就有关东军驻扎的。下图为满铁附属地占地在一平方以上的地区，单位为平方公里（参考自《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册）

（4）热河特别区与热河省

热河地区（今承德、赤峰、朝阳一带）的“闯关东”移民主要来自河北省，口音更接近于北京（从学理上说北京和东北均属于东北方言，两者除了听感略有不同，其实质差距不大）。为抑制蒙古王公分裂势力，1914年北洋政府在清末原拟建省的热河地区设置相当于省一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域，辖卓索图盟7旗、昭乌达盟12旗及原直隶省热河都统所辖14县，当年辖14县、1设治局（经棚）、2盟19旗。下图为1925年热河特别区（本图著作权人为方舆论坛“周釜俊”，仅供学习交流，不得用于营利性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为抑制愈演愈烈的蒙古分裂势力，加强中央对热河的控制，于1928年将热河行政区改为省。虽然热河成功建省，但是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在热河省省长的人选上也不能不受东北军影响，只能把省主席的位置交给属于东北军的原热河都统汤玉麟。考虑到热河地区民系上、行政上与东北的联系，通常热河省也被视为东北地区。1933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热河战役，将占领后的热河省并入伪满洲国。下图为1933年时的热河省（本图取自1939年出版的《本国分省精图》）

（5）东省特别区的设立。北洋政府时期，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省界变化不大。除了“满铁附属区”的扩张之外，主要就是东省特别区的设置。中东铁路原来和南满铁路一样都是被沙俄所控制。从1917年起，北洋政府逐渐收回对中东铁路附属地的管辖权，但沙俄残余势力仍控制着中东铁路。1924年中苏签订《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同时北洋政府批准设立东省特别区独立于吉林、黑龙江两省区域之外，成为与省并行的特别行政区，管辖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以及哈尔滨至长春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地方（不含哈尔滨市），总面积1017.3 平方公里。1929年，张学良想改变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局面，收回路权，引发“中东路事件”，结果以失败告终。事件中，苏联侵占了黑瞎子岛。东省（北满）特别区一直延续到1935年，时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签订了协议，购买了中东路的路权。下图为东省特别区管辖范围，摘自郝赫的硕士论文《近现代东北政区沿革述论1907-1955》

下图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格局，取自1939年的《本国分省精图》

（6）伪满洲国1931-1937年行政区划变更

伪满洲国成立后，以省、特别区、特别市为第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在成立早期，满洲国并未对过去沿袭的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只是在西部蒙古族聚居地区设立兴安省，下设兴安北分省、兴安南分省和兴安东分省。当时伪满洲国的省级地方行政政权包括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兴安省、北满特别行政区和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后，又增设了热河省

下图为1933年5月的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地图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藏）。

（7）这一阶段东北迎来了行政区划的大手术。中东铁路由苏联完全交给了伪满洲国，因而东省特别区（北满特别区）被撤销。原有的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北四省改划为十个省，兴安省后来又划分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伪满洲国形成2个特别市、14省格局。1935年1月-1937年7月的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地图为东北沦陷史陈列馆藏）。

（8）1937年7月-1939年6月伪满洲国行政区划。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撤销，满洲国政府新设通化省和牡丹江省。伪满洲国为1个特别市、16省格局。

（9）1941年7月-1943年10月伪满洲国。伪满洲国自1939以来先后新设北安、东安、四平三省，省份数量达到最多时的19个。新京仍为特别市。满洲国末期仍有不少省级区划调整，不再详细讨论。

（10）中国收复东北后，曾一度设置经典的“东北九省”格局，加上热河一共是十个省，另外设有大连、沈阳、哈尔滨三个行政院院辖市。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控制“东北九省”；1947年，中共领导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已经率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11）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共主导下的东北整合为六省，设有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旅大行署区（后改为“旅大市”）、长春市（1953年升格）、哈尔滨市（1953年升格）等直辖市，这些省市隶属东北行政区。另外单设有不属于任一大行政区的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格局从1949年维持到1954年。

（12）1954年到1955年，新中国经历了一次省级行政区划大调整。东北行政区撤销，其所属的六个省先后整合为黑吉辽三省，与现在的黑吉辽三省管辖范围几乎一致。另外，东北所有的直辖市撤销，并入临近省份。

（13）文革时期，受“内人党”事件影响，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被拆分，东部的昭乌达盟划入划归辽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南部两县划入吉林，呼伦贝尔盟大部划入黑龙江。这一局面维持到1978年，原属内蒙古的地区回归该自治区。可见，1978年至今，是东北省级行政区在这一百年中最稳定的时期。

五、为什么没有“东南人”、“西南人”、“华北人”

（1）为什么没有“东南人”：1、首先，历史上汉人南下批次不一样，不同批次南下的汉人构成了吴越、客家、闽南、广府、琼雷等不同民系的祖源；2、这些不同批次抵达东南沿海的族群，因东南沿海地理上多有山川隔绝，互相之间的沟通交流有限，因而保持了民系各自的特色。

（2）为什么没有“西南人”。很奇妙的是，西南地区有中国最庞大方言区，不仅覆盖面积最大，而且使用人口也最多，方言覆盖的连续性也比较好，内部差异也不算大，但就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民系认同。一方面，西南官话成型较早。虽然“湖广填四川”与西南官话形成的关联在学术界仍有不少争议，但西南官话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是广为认可的事实。清中期以后，西南地区没有再遭遇人口结构的剧烈改变，有助于西南地区“亚文化区”的形成。另一方面，西南地区省级行政区定型较早。四川自元代以来就一直是占据独立地理单元的省份，其盆地核心区的向心力、排外性一直较强。云南自元代设省以来边界体量大致也比较固定；贵州比较特殊，明代设省，清代雍正又大调了北界，但此后政区一直比较稳定。前面提到，长时间稳定的政区是有助于省籍认同的产生和发展的。最后，西南地区的地形也非常不利于大西南内部互相的认同，这点不用多说。

虽然没有“西南人”这一习惯称呼，但川滇黔渝居民互相之间仍很亲近、友好，特别是文化更为接近的川（渝）黔两省。虽然如今有成渝民间的龃龉，但这些毛刺不会影响西南友好的大局~

（3）为什么没有“华北人”。燕山、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直到长江下游所包围的区域也是一块大平原，地理上与东北有相似性，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民系认同。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很不容易的，我这里总结几点，全当抛砖引玉：1、历史上开发较早，有助于人口在历史长河中进行文化亚区的分化；2、长江、淮河、黄河形成一道道天堑，阻挡人口交流，且黄淮还经常泛滥、改道；3、淮河和长江，包括黄河多次作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分界线，限制了南北人口流动，强化了各自政权所在区域的独特性。

六、其他民系简介

（1）江浙人

本答案回复里面出现了“包邮国”一词，这是对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合而共有的“昵称”。不知道在某宝包邮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昵称会维持多久。其实“江浙”这个概念形成很早，一般认为“江浙”意指长江和浙江（钱塘江）合围的中间地带，这个名词在宋代、元代大量出现，用于正式行政区划始于元代，时“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包括今天的苏皖两省江南地区、江西东部，以及上海、浙江、福建全部。明清时候，“江浙”为一个文化上、经济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地理范围突破了江南（南直隶）、浙江的省界，尤指苏、松、常、湖、嘉五府，这五府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社会结构等都比较一致；这时期“江浙人”概念也已经出现，不过是非官方的称呼。

“江苏”作为行政区的概念虽然在康熙年间出现，但起初“江南”作为政区的存在感仍强于“江苏”，报籍贯的时候仍习惯说“江南XX县”，这与苏皖两省科举始终不分闱有关。但是江苏作为行政区的概念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强化，由于省级行政建制的统一化，江苏民间的“江苏省籍”的概念陡然上升。后来“江浙”中的“江”也慢慢讹用在江苏身上，“江浙”遂成为江苏、浙江两省的民间俗称，也有不妨有些人继续以江浙人自居。甚至有些比较官方的场合，也开始使用“江浙”指代两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新中国建国后，对“江浙”和“江浙人”的看法延续了民国人的观点，现在不少两省网民仍喜欢在网络上使用，但据我观察还是苏南、浙江人用得多。由于江苏的简称后来确定为“苏”，所以官方场合习惯使用“苏浙”代指两省。

（2）山陕人

“山陕人”概念的形成归功于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的经营存在着诸多的交集，比如有盐、茶、布等共同的经营项目、共同的商品来源地、共同的商品销售市场、共同的经商路线这些交集，再加上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亲近，使山陕商人在远离家乡于异地经商时，出于集聚效益而可能相互联合。在山陕商人活跃的商业城市、商运要道、手工业城镇几乎都有会馆，他们或联手共建，或独自兴建，根据需要，有分有合。到清代山陕会馆已经遍布全国，其中在河南、湖广、山东、江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山陕商人联合得较多。而这些省的居民就将这些山陕商人及其定居者称为“山陕人”。近代以来，随着山陕商帮的衰落，“山陕人”这个名词也就逐渐消失了。

（3）西北人

“西北人”这个概念虽不如“东北人“一般内外部认同度那么高，但是相对“华北人”、”西南人“这样的伪概念而言，还是有一定市场和存在感的。究其原因，与西北地区在近古时期同属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历史渊源有关。明代在今天的西北范围内，只存在一个陕西布政使司，属于“南七北六十三省”之一，包括今天的陕西、宁夏、甘肃大部和青海一部。到了清代，虽然甘肃布政使司（含宁夏和青海一部）从陕西布政使司分离出来，但是陕西和甘肃很长时间被被当作“大陕西”的范畴。所以在清代的官方文件中，甘肃长期仍被视为“北五省”中陕西省的一部分。加上新疆、青海、宁夏的省建制脱胎于甘肃，其汉族人口也大多迁居自陕甘（当然新疆的河南、山东、江苏移民也很多，这是后话），风俗相近。西北地区省级区划的变化详见：

因此，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们看来，西北地区的居民从体貌特征到生活习惯上有一定的“统一性”，于是也就有了“西北人”这样的叫法。

（4）客家人

客家的认同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经过数百年播迁，无论走到哪里，离祖籍地有多远，所处环境有多么恶劣或孤立，天南海北的客家人总能强烈地认同自身客家身份。从江西到广西，从四川到台湾，从唐山到南洋，客家人形成了可怕的跨区域民系认同，在中华文化圈可谓绝无仅有。客家人超强族群认同，与其较晚抵达南方有关。

在与较早抵达的相邻广府人、潮汕人、闽南人等的历史互动中，各类资源的激烈争夺强化了客家的内部的自我认同。19世纪开始，随着客家人不断南下西进，广东一带的土客械斗之风不可遏止，在许多发生土客械斗地区的非客家地区的地方志文献中，客家人都被当作“匪贼”。日益边缘的地位促使客家人意识到阐明族群历史和渊源对于族群地位的重要性。20世纪初，这种客家人自我论证、自我认可的风气达到了高潮，客家学应运而生，而这一学说根基之一就是“客家人系中原正统”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学步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客家人的身份认同的构建，存在民间与政府两个推动力，其中政府的推动力尤为重要。虽然一开始的客家联谊是以民间组织的形态出现，但政府处于经济发展、文化搭台的考量，很快从一开始的默许态度转为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鼓励。为了调动海内外客家籍人士的族群认同意识，吸引海外客家人回乡投资，客家人分布区域纷纷打出“客家牌”，各种具有客家特色的文化遗产经过政府的精心包装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梅州的“世界客都”的称号、赣州的客家恳亲大会、福建客家土楼申遗等都是这一波浪潮的重要表现。龙岩本身是闽南语，三明是普通话城市，赣州是西南官话城市，如今都已“客家摇篮”的姿态自居，可见客家文化对这些城市有着巨大政治、经济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客家人内部认同进一步强化就不足为奇了。

（5）上江人、下江人

1891年，重庆开埠之际，就已经有了“下江”的叫法，用来指代重庆下游的地区；“下江人”的叫法在20世纪20年代在四川开始出现，到了抗战时期，发展成为指代一类特殊族群的名词。“上江人”是重庆本地及周边地区本土居民的自称，而“下江人”则是重庆一带居民对跟随国民政府迁居四川的外省居民的统称；由于逆江而上的移民居多，因而才以“下江人”这个名词指代；并可以特指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域的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移民。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下江人”本身并不这么自称，反而会认为这是四川人强加给他们的侮辱性称呼，而重庆警察局曾为此特别通令查禁呼喊“下江人”的称谓。下江人往往具有较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在大后方自恃高人一等，有意地将自己和本地人区别开来，并以下江的生活习惯来改造上江城市。上江人和下江人的族群隔阂反映出抗战初，沿海发达文化和内陆保守文化的冲突。随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批下江人亦跟随重返故土，上下江人的这种区分也就慢慢被人淡忘。然而，即便今日抗战胜利已有70载，但重庆仍有不少上年纪人的人仍常常使用“下江”或”下江人“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