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是归浙江布政使节制吗？ 第1页

两浙是浙江的一种别称，查熹宗实录，洪承畴天启二年就已经从浙江按察司佥事升浙江布政使司右参议了，后来天启五年才从浙江去了陕西。因为宋代两浙路就是明代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故而另称也正常。

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了？

“两浙”只不过是“浙江”的另一种称呼罢了，作为行政区，在唐朝有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在宋朝有两浙路，南宋时期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其实也并非仅仅是后来的浙江省，还包括今苏南苏州、常州等地），元朝时有江浙行省，范围更大。

到明朝设浙江行省（后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两浙”（浙东、浙西）的说法仍然常常被作为“浙江”的别称而使用，甚至官方也常使用“两浙”这个名词，何况题主所说的所谓“洪承畴小记”（这个我没看过，看起来应该是私人所著）。

譬如明朝设有“两浙都转运盐使司”，为从三品衙门，总辖两浙、江南等处盐政。

不过题主说“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是归浙江布政使节制”，这种说法恐怕有些问题。

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有左、右布政使（从二品）、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等官，按现代的说法，这些官员的确是布政司的编制，而且左右布政使也的确官品最高，在明初洪武年间初设布政使时，确实是掌一省之政。

但到永乐时向各省派出总兵镇守，宣德以后“镇守中官”、“镇守文臣”、“镇守总兵”并立，“三堂”形成，“镇守中官”成为实际上的一省之长，再以后巡抚成为一省军政首脑，所谓的掌一省之政的左右布政使早就沦为了巡抚的属官，何况是明末天启年间，再说左右参政、左右参议归浙江布政使节制，恐怕是很成问题的。

实际上，左右布政使早就成了闲职，但布政司的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官员，却是有实际权职的，他们常常被下放到各“道”，如“分守道”、“督粮道”、“督册道”等分区性的道和业务性的道，分道理事。同样这么干的还有各提刑按察司，譬如浙江按察司派出副使、佥事等官员，分巡浙东道、浙西道，抑或是整饬兵备的杭严兵备道、宁绍兵备道等。

所以，左右参政、左右参议虽然编制在布政司，是布政司的“堂上官”，却大多长驻地方，虽然是布政司的派出单位，却主要对巡抚负责，而不是对左右布政使负责，按题主的说法，他们更应该说是受浙江巡抚节制。

而对于洪承畴而言，按照《熹宗实录》在天启二年的记载：

浙江按察司佥事洪承畴为本省布政使司右参议，宁绍兵备道。

很显然，他这个浙江右参议，实际管的是宁绍兵备道，驻地在浙江宁波府。

一般情况下，兵备道官员应该是从按察司派出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而洪承畴之前确实就是浙江按察司佥事，看这意思是要给洪承畴升官，因为右参议是从四品，所以改寄衔布政司了，但他仍旧是归浙江巡抚节制，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关于明朝的“兵备道”：

明朝各省按察司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本就有分道巡察之责，既巡察民政、财政、学政，也巡察军政。

至于明朝地方上的各种“道”，比如“兵备道”、“分巡道”、“分守道”等等，和中央的十三道监察御史的“道”并非一个概念，地方上的“道”一般包括一个或几个府县、卫所；

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一个省太大，“省政府”为了更好地行使职能，就派出了一些临时机构，离开省府到各府县去管理各项具体事务，比如征收赋税、管理地方治安等等，说白了就是“分片”管理。

而具体到明朝，就是从省的布政司、按察司两个衙门派出一些属官，去地方上行使职能，布政司除了左右布政使以外，还有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按察司除了按察使以外还有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

明廷在一些要冲之地，或者加强分巡道的军事职能，或者增设整饬兵备副使或佥事，当地及附近的卫所官军听其节制，从而导致了“兵备道”的设置。

兵备道设置之初，皆称“整饬兵备”，而无“道”之说，也就是说，兵备道的设置与内阁、巡抚一样，都有一个由临时性的权宜到永久性的定制的过渡。

对于明代省之下，府县之上的“道”而言，成化以前主要是“分巡道”、“分守道”，同时负担着地方治安、边境防御及催征田粮赋役的职责，但军事职能逐渐明显。

成化至嘉靖年间，由于内地的社会骚乱、北部边境的蒙古内侵，以及东南沿海的倭变，兵备道大量出现。其主要职能是整饬兵备，统领地区的军事力量，或镇压内乱，或抗御外侮。

隆庆、万历及此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兵备道已遍布各地，成了巡抚之下的地方主要军政机关，它们统领军队、管辖府县，听命于督抚，同时取代了当地的分巡道、分守道，成为“道”的主体。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虽然兵备道的官员表面上是从按察司派出的，但实际上是受各督抚直接节制的，并不听命于按察使，所谓的“副使”、“佥事”，基本就相当于一个确定官位品级的“加衔”。

明后期地方治安问题上升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各巡抚通过提督军务强化了军事功能，兵备道则通过兼分巡、分守道强化了行政及监察功能。

明后期国家地方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同属关系：

在北部边境地区，形成了总督——巡抚——兵备道（含分巡、分守、兵粮等道）——府县、卫所的统属关系；

在内地，没有总督这一层，为巡抚——兵备道——府县、卫所的统属关系。

但是，与作为中央都察院派出的权力机关巡抚一样，作为省按察司派出权力机关的兵备道与法定的府县权力机关相比，也表现出其“权宜”性。

首先，明廷始终将兵备道视为权宜机构，地方发生动荡时增设，一旦动荡平息即予撤除。

其次，兵备道虽然在后期也管理地方民政事务，但它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军事职能，即“整饬兵备”，所以虽然属于按察司系统，但其设置及革除均由兵部负责，故《明会典》将其纳入“兵部”的统属之下。

除此之外，各兵备道并不像府县官那样，有历代相承因而约定俗成并通过“诸司职掌”确认的职掌，而是根据各地情况的不一样，通过“敕书”的方式，增加其行政、财政监察及其他方面的职掌，成为同一级别的军政首脑。

我贴几张万历十年前后明代兵备道及其统属表，应该可以看得更清楚：

至于“还有感觉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很少有当过知府的”

如果研究明朝内阁大学士在入阁前的仕宦履历，会发现的确如此，有地方任职经历的内阁大学士很少。

据统计的162位内阁阁臣，任过地方官职的人太少，只有21人，占阁臣总数的近13%，而其余人入阁前一直是任京职，占阁臣总数的87%多。

用今天的任官标准评判，就是没有经过基层锻炼，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不习世务。

明代进士是非常注重在京受职和任职的，因为身处天子脚下，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十分丰富，升迁机遇非常多，这对他们的仕途影响至关重要，一旦外任，则有终生不复有京任的可能。

所以明代有不少进士要千方百计逃避外任，宁可等待数年，阁臣们的入仕经历也恰好说明了明代进士喜欢留京任职是普遍现象。这一方面主要归因于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实行及“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之制的引导和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