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毁的文物与圆明园被毁的文物有可比性？哪个价值更高？ 第1页

文x：你少来，这黑锅我不背

• 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注：谢辰生，中国文物界泰斗，国家文物局顾问，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起草人）

• 难道（改开）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文革大量破坏文物）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

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注：例如当时的县级保护单位大禹陵内的大禹泥塑像被捣毁），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

注：1966年5月文革开始，而1966-1967年中共中央就先后发布《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而各地造反派也响应中央号召，出台各地方红卫兵的《关于保护革命文物与古代文物的倡议书》，较为成功地制止个别派别（Royalist）的“黑”卫兵（如大院子弟、干部子弟组成的“联动”“西纠” ^[1] ）冲击毁坏文物的恶劣行径。

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而“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

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

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 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

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好了，虽然题主的问题来者不善，但在这里还是可以回答一下：无论如何文x都没有出现圆明园式的大规模大面积将国家级博物馆彻底毁灭，抢劫其内国家级珍贵文物运往海外发财致富的情况（这条反倒和改开很像），因而没有可比性。

英法联军的将领军官们纵容和鼓励自己与麾下士兵抢劫中国文物珍宝致富，为了毁灭罪证更是亲自焚毁圆明园，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犯罪行为（更不要说时至今日英法国家及侵占文物者仍拒绝归还圆明园文物）。

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三令五申要求麾下各派红卫兵保护各地文物，以实际命令与行动阻止破坏行为，并在文革期间花费大笔资金人力修缮文物古建，与帝国主义侵略军火烧圆明园形成了性质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个人倒是完全支持某年代中砸毁贞节牌坊、烈女祠这些玩意儿之行动的。

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
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
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
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
最后传到康，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
康x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
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王力与文物》）

《公安部门扫黑，意外牵扯出盗墓集团，缴获的文物可以建一个博物馆》

最近，山西博物院举行的一场特殊文物展震撼了许多人。

参展的4000多件文物中，等级文物300多件，不少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青铜“国宝重器”。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被盗文物。

它们都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由警方费尽心力、辗转多地从犯罪分子手中夺回的，有的甚至是从国外追回。

山西省委有领导感慨：“山西‘扫黑’这一战，扫出个博物馆！”

• 盗墓贼“发现”保护区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北墓地，2017年入围了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座面积24万平方米，从西周、东周之交延续到战国时期的贵族墓地，却是盗墓贼多年疯狂盗掘后的“残留物”。

“因为被盗严重，我们2014年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陶寺北墓地考古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京燕说，保守估计有一万座墓葬的陶寺北墓地，目前共发掘了大小墓葬250余座，大中型墓葬19座，其中一半被盗，被盗时间集中在2013年左右。

半月谈记者在陶寺北墓地看到，盗墓贼探墓时用扎杆扎出的密密麻麻的洞，布满整个墓地。王京燕痛心地说，这座墓地本可为研究当时社会层级结构、婚姻状况、家族形态等提供珍贵线索，但因盗扰，一些棺椁只剩下痕迹，环环相扣、衔接紧密的历史资料都被破坏了。

陶寺北墓地专属于某座墓葬的玉石器、动物祭祀遗存在全国东周考古中是首次发现。但因墓葬被盗扰、破坏，有关墓主人的重要信息丧失殆尽，对相关丧葬制度的研究是重大损失。“一处墓地就是一部静默的区域社会史，就这样被盗墓分子毁掉了。”说到此，王京燕几欲落泪。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地下文物丰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利益刺激下，地下文物盗掘犯罪逐渐猖獗，一批能佐证历史、填补历史空白的文物被破坏或流失海外。

除陶寺北墓地外，解决夏商周断代的晋侯墓地、首次在晋南发现的晚商贵族墓地的酒务头墓群等均被盗掘破坏。

参考

1. ^ “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老子英雄儿好汉“），盛气凌人，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