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方宗族文化很深，而北方却相差很远哪？江南钱氏？ 第1页

这个举的例子就错了，所谓的江南钱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明清江南核心也就是太湖平原上也是没有那种传统宗族的，典型的江南宗族代表是皖南山地的徽州宗族。

标准的宗族应该出现在农村，常见形式是一村一姓一族，围绕供奉共同祖先的祠堂，构成严密的，等级的，全员的，父系主轴的，血缘，地缘重叠的乡民共同体，同时也成为村庄的自治共同体。

这种宗族只有在血缘认同单位为大家族，且为聚居的单姓村才可以比较好实现。在双姓村，多姓村，每个姓的家族的确也可以凝聚成宗族，但是其力量显然要衰微不少，更无法单独形成村庄的自治共同体；在散居的单姓村，血缘认同通常无法覆盖全村，宗族力量依然较弱；在聚居的单姓村，如果血缘认同单位较小，不能覆盖全村，则宗族力量也不大。

我国这类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南（大概包括福建两广全部）、江右（江西省全部）、湖广部分（湖北东部、湖南东北，湖南南部），下江部分（皖南，皖中西部，浙江中南部），这些也是传统上宗族比较强盛的地区，确实都在南方，但不是全部的南方。

长江流域的太湖平原，江淮平原、长江上游，两湖平原等，多为散居杂姓村，也有散居单姓村。这里不仅存在杂姓，而且一姓之间也不能形成整块的血缘认同单位，而是相当小家庭化的，宗族最为衰落。

西南云贵高原，湘鄂西部交界山区，有散居杂姓村，也有聚居杂姓村，但也都是小家庭化，也没有宗族。

北方的西北、华北基本是聚居杂姓村，也有部分聚居单姓村，前者华北较多，后者西北较多。这里血缘认同单位通常不能覆盖一姓，以小亲族为单位，其宗族色彩大致可以认为在前面提到的两类南方地区之间。

那么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宗族，“江南钱氏”这种大家族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南方这些传统宗族最为深厚的乡村来说，其一般都有祠堂、族谱、族产乃至族学，其中族产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也就是族田，这形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土地关系，即乡民同时共有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实质控制在族长及其他长老手中，形成了“团体地主”的模式。这也反过来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使之不仅成为血缘、地缘，也成为业缘的共同体。

“江南钱氏”所在的江南乡村则是不一样的。

江南乡村也是租佃模式，但主要是大地主私人的田地，形成了“私田佃农—个人地主”的模式，而大地主则往往不在乡村，而是居住在城镇，乡村只有小家庭化的各姓村民，十分涣散。各个大地主之间，各个佃农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紧密联系。甚至因为地主和佃农在居住上是分离的，就连大地主和佃农之间也相对疏远。

特别是江南实行“永佃制”+一田二主制，也就是田地分田底权、田面权，分别为地主，佃农所有，可以独立出让买卖，互相不影响，而不是像一般的租佃，地主可以随意更换佃农（类似于今天的北上广苦逼租房户，房东可以随便赶人）。这样一来，大地主和佃农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关系就变得更远了。

大地主大量城居，原因自然是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往往在城里兼营产业，同时，这些大地主往往也参与科举，拥有帝国的功名，形成了士绅阶层，天然与国家政权更加亲近。因此，为了实现与帝国官僚系统更加紧密的联系，他们当然是居住在城镇比较方便，因为官僚系统的末端只是到县城而已，住在乡村，活动半径就太小了，人际交往、信息获取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士绅家族虽然经营产业，但最重要的还是帝国的功名，以及入仕后官场的爵位，后者才实质支撑着家族的荣光，决定着家族的兴衰。不过，帝国的功名，官场的爵位均不能天然绵延子孙，这是科举制度创造的初衷决定的，因此，这些家族必然天然趋向于抱团相助，互相荫庇，以保障子孙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教育资源，也便于子孙入仕后，能获得长辈有力的协助，在仕途上快速进步。

这样一来，城镇士绅家族之间的就地联姻，就不可避免了，一种双头父系主轴的，十分严密的“士绅联合体”形成了。这显然和乡村传统的宗族不同，后者始终是单方的父系主轴结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联合体称为“乡党”。

科举不可能总是成功，所以这些家族也可能因为子孙能力庸常而走向衰败，所以，家族内部的支脉之间，各已经联姻的家族之间，其实又是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如果一家，一支衰败，则他们就会被默认踢出这个“士绅联合体”，不再来往，这是非常冷酷无情的。

这与乡村宗族也不同，后者单纯只是基于血缘决定，覆盖一村本姓的全体乡民，甚至本身宗族就有扶助弱小的功能。但“士绅联合体”却只是服务于强者的，会根据功名、地位来决定你有没有资格进入，其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利益的共同体。它又严密又松散。说他严密，是因为成员之间必将紧密协助；说他松散，是因为成员随时可能变动。

城镇士绅家族也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他们通常只是乡村一个大姓的支脉，但他们迁居城镇后，与乡村的庶民亲戚，其实关联也不密切，因为后者地位太过低下，是没有资格进入这种“士绅联合体”的，这也和我上段所写的一致。

在这些士绅家族崛起后，他们通常也会回到乡村寻根，修订族谱，建造祠堂，供奉祖先，定期进行祭祀，但那基本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符号意义，并且带有表演性质，喜欢攀附名人，以证明自家的荣光是一脉相承，一直就有“精英血统”的。

这与乡村宗族也不同，后者因为是血缘联结，关注更多的还是祖先作为血脉之根的意义，相对更带有某种神圣性，同时，传统宗族的村庄，祠堂还具备乡村政治符号的意义，族长会在这里召集村民，商议村庄事务，调解村民矛盾，甚至可以对村民进行审判，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合一的“自治衙门”。

因此，江南乡村的祠堂也有不稳定性。一般来说，如果本村没有出士绅家族的姓氏，则就很难在村里建造祠堂；而如果此姓的士绅家族逐渐衰败，则乡村的祠堂就趋于破落，很难再去打理了。说穿了，江南乡村的祠堂始终是服务于城居的士绅家族，而不是乡民本身的。与此相比，传统宗族的祠堂，则可以长久延绵，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供奉与修缮。

传统宗族是直接控制乡村的，或者说，其很大程度就是村庄本身，而江南的城镇士绅家族，则显然只是间接的控制乡村，其直接控制的实际是市镇（如果这个家族居住在市镇上的话），以及部分控制城内（即如果居住在县城、府城这些存在帝国官僚机构的地方），与国家的官僚力量共同支配这里。

而对于传统宗族，则有可能反过来越出乡村的界限，自上而下将权力触角延伸到市镇、县城一级，这在华南的珠三角最为典型。但与士绅家族是就地联姻形成“士绅联合体”不同，乡村宗族则是热衷于“同姓联宗”乃至“异姓联宗”，也就是说，其在扩展过程中，依然不突破单方父系主轴的界限，形成的实际是一种“宗族想象体”。

近代北方社会绝大部分村落只能追述到明代，而且还经过明清时期的战乱，土地所有制关系不如南方稳定，所以无法生长出如江南一般的宗族社会。

但是并不代表北方社会就失去了基层组织形式，在这一维度上，发挥类似作用的是北方的会社。